生存权 环境权与社会排斥的底线

——环境正义经验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王书明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青岛 266100）

摘要：本文通过三类案例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即主要表现为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济社群城市和企业主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的农民。

关键词：生存权、环境权 社会排斥 环境正义 社会学视角

环境正义是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环境正义是1980年代以来环境社会学中发展最迅速、运用范围最广的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正义论起源于关怀少数族群与弱势群体的土地与资源被侵占以及他们被迫承受主流社会的各种废弃物毒害之问题。环境正义论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团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权利——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以及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它自然环境有平等享用权的权利。[㈠]在程序上，环境正义主张充分的信息、公开听证、民主参与、赔偿以及生态复原的权利。但在不同的国度，环境不公正的表现有所不同，因此环境正义的主张也有所不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环境不公正是有国别差异的，在美国往往与种族相关。在巴西环境问题总是与森林采伐有关，印度的环境运动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与西方主流环境运动的不同。首先，在印度，忍受环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最严重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是生活质量的高低问题。其次，印度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平等问题以及经济和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印度的环境保护运动所要求的，是从国家和工业部门那里夺回对自然的使用权，把它交回到真正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却正在日益被排挤在自然之外的农村社区。[㈡]环境正义论虽然反对弱势群体的家园被当成社会中的垃圾场，它的终极目标却不是将这些社会不可欲的垃圾及有毒废物送回原生产者，而是从根本上防止不当的资源剥削行为的发生，以及危害环境的废弃物的生产与扩散。[㈢]中国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即主要表现为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主要是强势的经济社群城市和企业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高增长的奇迹。胡鞍钢、[㈣] 世界银行、[㈤]成思危[㈥]等学者和机构均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历史经验表明，现代经济繁荣往往是以高污染为代价的，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也不例外，近年来密集爆发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就是这种发展代价的集中表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显眼的公共麻烦或社会公害。然而环境麻烦的分配既不是人均的也不是与污染者的贡献直接相关，而是与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及其流动的无序相关。污染者并不直接承受污染，某些社会底层的群体往往成为环境麻烦的无辜承受者，这种麻烦压得他们很难出头，在局部地区严重的环境麻烦到了剥夺生命权的地步，在受害者社群那里生存权、生命权与环境权已经是三位一体了，成为急需解决的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环境分配的不公正造成了社会的断裂，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不同社群却没有共同的未来。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学家给予关注。本研究选择了三类案例：一、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渔村，海洋环境不公正致使他们由污返贫；二、受河流污染而形成的癌症高发村，村民由污致死，丧失生命权；三、走进城市的农民工仍然无法摆脱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噩运。

一、海水污染：剥夺生路的社会排斥

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然而发展成果的分享却是不公正的。由于环境污染，一部分沿海渔民在沿海高速的发展和高度繁荣中不但没有提高生活品质和水平，反而生存状况越来越糟，甚至还丧失了生活的来源，遭到社会排斥，形成了下向流动。

随着沿海地区以及入海河流地区经济发展，我国近岸海域污染程度日益加剧，整体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其中以东海、渤海海域最为严重。我国陆源污染物占入海污染物总量的80%以上，1990年代初每年排海污水为80亿吨，以年均3亿吨递增，近年来，通过直排、混排和市政下水等途径的入海污水超过100亿吨，各种有害污染物达180余万吨，使近岸海域海水超四类水质和四类水质占46.5%，达到一类海水水质的仅占14.7%。[㈦]海洋污染破坏生态以及滥捕严重致使近海无鱼可捕。由于污染和过度捕捞，2000年以来的珠江口已经无鱼可捕了。一位渔民说，二十多年前，他一网打下去，少则可以捞上几担鱼，多则可以捞上几十担、上百担，现在一网下去，只能捞上来几十斤甚至是几斤鱼，而且都是小鱼。他说因为海洋污染太厉害了，如今珠江入海口的海水浑浊不堪，海面上飘满了油污和塑料泡沫等污染物，有时拖上来的都是些玻璃瓶等杂物。[㈧]广东省渔政局的麦副局长证实了珠海渔民的说法。他说，在破坏南海生态资源的各类因素中，污染应该排在首位。[㈨]而这些污染，又以陆源污染为主。据了解，每年经珠江口排放入海的污水高达几十亿吨，这些污水绝大部分都是未经过处理的。他承认，目前政府处理海洋污染尚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当我国的渔业资源因海洋污染而日渐枯竭之时，渔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塘沽双向变化的图景最典型：城区拥有气势宏伟的楼群，车水马龙的宽阔马路，盘旋在路网上的高架桥等不逊于我国任何大城市的现代化景观。然而来到离繁华街区不远的北塘渔村，海边那片简陋破败的民房却仿佛是一幅褪色的老照片。北塘村原来有1000多条船，因为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海产资源越来越少，人们纷纷卖船，现在已经仅剩400条渔船了。[㈩]卖了船的渔民都改了行。有做生意的，有到开发区打工的，有到别的渔船上当雇工的，总之，干什么的都有。更多的人是失业。渔民大都是十几岁上船，没有文化，也只有打鱼这一技之长，所以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北塘渔村生活困难的人家很多。据北塘渔业协会统计，目前这儿的渔民至少有40%生活非常困难，有30至50户人家的孩子交不上学费，有的孩子因为学费无着不得不退学；还有的渔民为养船还债困难把房子都卖了。有实在无以为生的人家每月拿100多元的低保，还有许多人家拿不到。[11]天津市水产局的官员说，国家正在让渔民逐渐转向其它行业，但这很难。越来越重的海洋污染，让渔民雪上加霜，夺去许多渔民最后的饭碗。

因为污染和过度捕捞，一个曾经昌盛一时的小康渔村在过去的10年里一步步走向败落：除了渔船，山东省无棣县水沟村没有其他的生产资料，家里有多大马力的渔船，是村民们衡量财富的标准。七八年前，水沟村盛极一时，当时只有1200多人的小渔村，仅100马力以上的大船就有98艘。而在过去的三四年时间里，这一数字迅速缩小，目前仍在坚持捕捞的渔船只有30余艘。断了生路的一部分渔民被迫迁居，村里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屋空置，村里的常住人口缩减到了800多人。[12]渔民们因没有耕地，弃船上岸后生活更加无着落。当地渔民称，村里的渔船会在两三年内消失殆尽。没鱼可打的渔村，不知还能支撑多久。[13]　　

海水污染导致刚刚进入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等中产底层的渔民破产：在水沟村由于捕鱼破产“卖房还债”并不是戏言。曾经总资产在村里名列前茅的王玉强在2005年卖掉了房子还贷款。王玉强老家在河北，1992年，他听说在水沟村打鱼收入比在家种地多好几倍，于是就来到这里学习捕鱼技术，不到三四年渤海湾就回报给他了一艘价值三十多万的第一条船。1999年他又花了三十多万买了第二条船。谁知翌年水产资源便急遽下降，支撑了不到一年后宣告破产。为了还贷，王玉强卖掉了自己的新房，搬进村里临时搭起的简易棚，这是他们花几千元钱买下来的。王玉强的破产引发了村里养船户破产的多米诺骨牌。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大约十艘船退出，其中绝大部分船主是破产退出的。“渔民的财产，都在船上，而船又太贵，所以尽管一度号称小康村，但是一旦打不到鱼，绝大部分村民便不名一文，并且还要欠银行贷款。”[14]水沟村村支书信连海解释道。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殃及了相关产业链—加油站、饭店等。1999年，孟繁强在码头旁开了一个加油站，刚开始生意非常好。渔船加油都是先赊账，渔货卖钱后再还油钱。但从2000年开始，大批渔船破产，他的油钱收不回来，欠了银行20多万的债。到2004年，便只能破产，并把自己的房子卖了还债。村里的4个加油站，3个都破产了。 以前村里开饭店的有15家，现在都只剩下3家了。

水沟村灾难的源头来自漳卫新河的污染。是漳卫新河给了水沟村一切，“20年前，站在河边扔一块石头，都能砸到鱼。”但是从1997年开始，漳卫新河开始变脸：有时赤色，有时黑色。据无棣县环境监测站的数据显示，2000年9月至2001年4月，共有来自上游的三亿立方超标排放的废水，通过漳卫新河，排入了渤海，造成无棣县境内及近海区域鱼、虾、蟹和幼鱼苗的大量死亡，50%以上的渔船无法正常作业。[15]当时村里臭得没法住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近海的渔业资源开始减少。渔民弃船后无事可干，又无耕地可种，除了外出打工，没有别的出路。 

海洋污染尤其是陆源污染不公正分配的后果是渔村衰落、渔业破产、渔民失业。政府只能消极引导渔民转产转业。

二、癌症村：污染剥夺生命

　  卫生部的统计显示，2006年恶性肿瘤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16]我国恶性肿瘤高发的首要原因就是环境恶化。许多地方为追求GDP增长，对污染造成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把化工、印染企业都建在水边以便排污，城镇的垃圾和工业废料大量倾倒入水。这些做法使得水中的苯、烯等致癌物增多。恶性肿瘤上升为农村的第一死因与地下水的污染密切相关，由于水污染，我国在不同地区陆续发现了多个癌症村。近年来，有关癌症高发村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浙江、江苏、广东……部分村庄癌症高发的现象几乎遍及全国。癌症高发已成为流域污染地区农村无法回避的现实。仅在在淮河支流沙颍河流域就发现了20余个癌症村。[17]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上坝村，3000多村民，从1987年至今已有250余人因癌症而丧生。河南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2400多人的村子，14年来已有114名村民因患癌症去世。[18]湖北襄樊市翟湾村，3000多村民近两三年来已有100多人死于癌症。江苏无锡市广丰村，200来户村民，几年来因癌症去世的有近20人，目前已查出患癌症者也已近30人，占了全镇癌症病人总数的60%以上。江西乐安河沿岸悄然出现了10多个“癌症村”，从1980年代开始，有多人死于癌症。周边8个乡镇的数十万亩良田荒芜，颗粒无收。[19]这些案例表明水污染的社会危害已经突破了受害者的生存底线，已经侵害了农民的生存权与生命权。

河南省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是一个典型的由于水污染导致的癌症村。[20]

　　河南省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坐落于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畔。截至2004年8月9日，这个村庄有2471人、726户，人均耕地还不到一亩，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距离沈丘县城15公里。[21]在沈丘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黄孟营村也算得上一个贫困村。黄孟营村近二十年来第一例癌症死亡病例出现在1986年，此后村里患消化道癌症死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黄孟营村，有两个以上癌症患者的家庭有20多个，其中有两户已经人烟绝迹，王自财一家四口相继死于癌症。根据村委会对1990年到2004年全村死亡情况的统计，14年中共死亡204人，年平均死亡率达到了8.2‰，而以往该村的自然死亡率在5‰左右，死亡率明显偏高。在死亡的人中，癌症105人，占死亡总人数的51.5％，正常死亡77人，占37.7％，不明死因的22人，占10.8％，癌症的患病率也明显偏高。癌症死亡年龄大多为5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岁。黄孟营村的残疾及其他疑难病症也很多，据统计，村里失明、聋哑、四肢残疾的有41人。

　黄孟营村有很多的坑塘、沟渠。靠坑塘、靠沟渠，靠这坑边居住的村民发病率比较高，离坑塘远的人发病率低。黄孟营村有大小16个坑塘，300多亩水域，占全村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各个坑塘之间又有四通八达的沟渠相连，村外还有三条大的干渠环绕整个村庄。100多名癌症患者基本都居住在坑塘和沟渠的附近，而坑塘和沟渠周围几百米内的人家几乎都有消化道类的疾病。流入黄孟营村的水就是来自于沙颖河，沙颖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也是历年来污染最严重的一段水域，表面上看沙颖河是黑色的。阜阳市环保监测站提供的水质化验结果表明，沙河沈丘段、黄孟营村水塘、干渠等三种水的化学需氧量以及氨氮等五项指标已经超过五类水的标准，应当属于劣五类水。劣五类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既不能用于工业，也不能用于农业灌溉，更不能作为公共给水的水源。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报告表明，黄孟营村8米、10米、30米三种压水井的水质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国家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的标准，水井越浅，超标的项目越多，污染物的含量也越高。

根据科学的检测和专家的分析，黄孟营村十几年来发生的癌症、残疾、甚至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都与水污染有着密切的关联。沙颍河的河水究竟是怎样被污染的呢？沙颍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全长619公里，占淮河来水量的60%以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上游的郑州、开封、漯河、许昌、周口等地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全都被排放到沙颍河支流，在周口汇入沙颖河。工业污染源有化工行业、酿造行业、造纸行业等其他行业。沙颍河的污染物几乎占到淮河干流污染物的一半，历年来沙颖河也一直是淮河治污的重中之重。1996年、1997年和2000年，《新闻调查》为了调查淮河污染曾经数次来到沈丘，那时也是沙颍河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在淮河两岸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叫做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拉稀生癌。沙颍河成了一条公共的排污沟，它流到哪里就把死亡带到哪里。槐店大闸曾经使沈丘县成为全国有名的粮食高产县，但是自从清水变成了污水，四通八达的干渠水网把上亿立方米的污水送到了全县每一个村庄，给沈丘的百万人民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灾难。全县21个乡镇全部都被污染。据沈丘环保局初步调查，50米以上的浅层地下水不能饮用。

长期严重的水污染严重剥夺了人的生命尊严，导致受害人群对于生命、死亡已经麻木了。黄孟营村村民已经对污水、癌症、死亡习惯了！村党支部书记王林生说“这三条都习惯了。得癌症，吃污水和每天起来要洗脸的，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埋死人，办丧事，这个都习惯了，不再讲了，讲也没办法，不讲也没办法，现在咋说呢，要钱没有，打井打不成，只有过一天少一天。”[22]

 三、社会排斥：农民工的生存与环境安全

农民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对本地衰落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的生活方式投了反对票，走上了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走进城市的农民没有无成本地成为“市民”和“工人”，而是成了承担社会代价的“农民工，”农民工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同时在城市却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排斥。“农民工”的社会标签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身上，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使他们沦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23]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常常是污染严重的或有危险废物威胁的，居住环境往往是最差的，为节省费用，很多民工租住简陋的小平房。据本文作者的调查：在某些沿海城市的建筑工地建筑工人拖家带口住在没有完工的大楼框架内，没有遮风挡雨的门窗。北京市统计局（2003）的数据表明，2002年北京市有387万外来人口，其中296万人是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各种服务人员、工业劳动者和建筑业劳动者数量又占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85.6%，这253万外来人口中的大部分是农民工。大约50%的外来人口租房居住，其户均月租费用为383.9元，其他人则住工棚或雇主提供的其他场所。另据北京市统计局（2002）的数据表明，近70%外来人口居住的是平房，平均每户住房间数为1.4间，人均住房面积10.7平方米，仅是城市户籍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同时，兼作生产经营用房的占11.7%，住房内无厨房的占59.4%，炊事燃料使用煤炭的占38.1%，无洗澡设备的占82.3%，无厕所的占66.8%。这种居住环境使得他们更多地暴露于水污染、大气污染和病菌之中。[24]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工作中常接触有毒有害污染物，职业健康风险大。[25]

典型案例：广东安加鞋厂女工中毒事件。[26]

2002年6月25日，20岁的田朵娜躺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六楼的病床上。从河南辗转而来的她形容委顿，头发蓬乱。由于正己烷中毒，她的四肢已不能灵活运转，手指无法抓紧筷子。同田朵娜一样的还有来自贵州、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27名打工妹。她们由于曾在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的台资企业安加鞋厂打过工而有可能正己烷中毒，有的已经面临瘫痪的危险。安加鞋厂使用的胶水罐上并没有按《职业病防治法》规定标明胶水成分及成分危害性和急救处理的方法。根据规定，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安加鞋厂一厂2楼车间没有通风渠和抽风机，加温隔层处也没有排气管道，有毒、无毒作业场所混在同一车间内。员工所戴的胶手套和棉手套都不符合要求。厂方负责人辩解说，他并不知道2002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也不知道胶水里含有有毒物质以及16～18岁的未成年人不能从事有毒有害作业。不能想像一个有10年历史、通过了ISO9001认证、产品销售到欧美地区的鞋厂负责人会对“职业病”一无所知。这种职业病事故完全是“人祸”，是企业主的漠视、冷淡造成了对工人的伤害。事实上，安加鞋厂的生产环境还不是行业中最恶劣的，也不只有制鞋业的生产环境会对工人造成伤害。2000年，广东省政府曾组织有关部门对江门、佛山、南海、深圳和惠州等地的职业病危害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情况非常严重。当时仅南海平洲一个地方就有大大小小的鞋厂500多家，其中大部分没有合法证照。一些“黑心”的企业主经常是一年半载就换一批工人，主要是避免工作时有工人职业病发作，有些则在工人稍有职业病症状时就予以解雇。广东省卫生厅的调查表明，佛山、深圳、江门和惠州等外来工比较集中的地市，普遍存在有章不循、地方领导对职业危害认识不足、化学品使用管理混乱等问题。有的企业使用的化学品不标明化学成分、毒性和防护等说明，只用代号来代替。本来就没有劳动保护意识的外来工，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受损乃至中毒，有的人甚至中毒身亡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题随着广东的经济转型而变得愈加严重。1990年代以前，广东的职业病70％为重金属中毒，1989年时有机溶剂中毒占职业病的比例只有2.5％，2001年上升到80％，整体情况与发达国家相似。伴随着工业生产高速发展，新职业病种类也在迅速增加，2001年新发现了11种，2002年又发现了13种。中毒行业也在扩展，电子、五金电镀、制鞋、印刷、宝石加工等行业都发现了职业病的发生，连以前较少发生职业病的制衣业也因为化学品的使用而发现了职业病。

四、社会学解释：为什么受害的总是农民？

经常会有人很频繁地说“人类造成的环境问题反过来伤害人类”。但是社会学却不这样笼统地谈论环境问题。在社会学看来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所谓社会问题就是公共麻烦，而公共麻烦既不是平均分配的也不总是麻烦问题的制造者，奇怪的是麻烦的制造者与受害者经常是分离的。因此社会学研究环境问题一定与社群联系起来，社会学假定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相对于所有人的一般的环境问题，环境麻烦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不是同一的，而是划分为不同社群的，即环境麻烦存在于不同地区和人群，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生活和生存的人所面对的具体环境问题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同意王韬洋的主张：必须突破被抽象的“人类”概念遮蔽的视线，认识到现实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避免在高呼保护环境的同时却忽视发生在身边的由于“环境不公正”所造成的某些人群的生活和生存危机[27]。从理论上说，发展的社会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而有区别地承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受到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承受力最低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为什么社会弱势群体承担着更多的社会代价呢？郑杭生教授做过很好的解释。[28] 本文进一步关心的是为什么环境受害者总是农民？甚至在环境领域到了被剥夺生存权、生命权的地步？本文试图用分层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

“分层”原为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时使用的名词，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存在着不平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因而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迄今为止，主流社会学没有把环境因素纳入对分层的研究，本文试图把环境与分层联系起来以充实环境社会学的内容。

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并据此自上而下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见表-1）。[29]我们就根据这一划分来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社会分层的联系。

表-1：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本表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绘制）

从此表可以出，中国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有关，即主要表现为处于中上层的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济社群城市和企业主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的农民，从而形成了环境分配的马太效应：强势群体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和越来越好的环境，弱势群体得到的是越来越少的经济利益和越来越遭的环境。

农业劳动者阶层目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全国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9%。是支撑整个中国社会塔形结构的基础，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处在社会分层结构底层的农民大多数缺乏向上流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组织资源，即使向上流动到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极不稳定，富裕起来的渔民由污返贫是极好的例子。转型期社会是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因此也是一个缺乏统一规则有效约束的社会，很容易产生弱肉强食的现象。由于缺乏各种经济、政治、法律、知识文化等资源，所以他们既没有能力用手投票也没有能力用脚投票。他们不会像欧美传统下的人们那样走上街头集会、结社、抗议、游行、示威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有这样的权利。在传统文化延续的社会忍耐是他们最初的选择，因此中国尽管有污染问题，但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的环境运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在中国污染不会带来社会风险。恰恰相反，欧美的公民环境运动是西方风险社会的减压阀。中国缺乏环境问题疏解通道会积累结构性社会怨恨，最终导致爆发不可预知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自救经常是最后的无奈的选择，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远远大于合法的环境运动。目前有些地区的环境麻烦所造成的社会排斥已经突破了社会底线，把社会带入了高风险社会，因此必须从底层开始梳理社会关系、整治环境，为和谐社会减压。

中国正在向中产社会演进。中产阶层作为现代社会的主流群体，它对于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从理论上论述了中产阶层在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唯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30]中产阶层的扩张不是通过本阶层的人口繁殖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来完成的。农民和工人尤其是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产化的主要的后备军。因此农民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完成无粮不稳的稳定社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农民是最主要的富民对象，即中产阶层的培育对象，1980年代联产承包初期的农民社会地位上升很快，对于整个中国社会阶层中产化的贡献是巨大的。1990年之后高速的城市化、工业化一方面对农村、农业产生了社会排斥，另一方面抽血作用吸走了农村的资金和青壮劳动力。不仅如此，环境污染转移使得农村雪上加霜，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生路、甚至生命。这就从根基上掏空了中产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的建设要从基层建起。农村贫弱群体的污染问题因此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中共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了治本的良方：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中国扶贫新策略等等，在经济手段的基础上，辅之以政治、法律与社会手段，实现环境正义的目标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