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1999～2002年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The P.R.C.and American China Studies ：Fifty Years ）是作者1999年在"观察中国50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于2003年9月18日在网上发表（http ://www.gwu.edu/～sigur/asiapaper.htm.）。本译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难指出那些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的缺陷，这些缺陷既源于研究者无法进行实地调查，也源于他们在对十分贫乏的数据进行解释时佩戴的透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从苏联研究中引进的极权主义模式蒙住了学者们的双眼，使他们只注意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却看不到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后来，由于"文化革命"的爆发，学者们又矫枉过正，用反映美国官方意愿的多元论模式去研究社会利益集团的威力。1989年众多的前共产党国家发生革命之后，从欧洲传统吸取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流行起来。市民社会和市场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但这条研究路线似乎也越来越不适用于中国的背景。①「Kuhn，Philip A.，1990，Soulstealer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Press ；Esherick，Joseph W.，1987，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Huang ，Philip，1990，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想集中论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大陆向美国的研究者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
1994年，我曾对一些社会科学家不肯利用由于中国的开放而可以获得的新资源表示失望。虽然一些资深的历史学家，如孔复礼（Philip Kuhn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 ）和黄宗智（Philip Huang）依据只有在中国才能获得的丰富的原始资料写出了获奖作品，①「Solinger，Dorothy J .，1999.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Migrants，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但研究当代问题的学生们却似乎懒得抓住这样的机会。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这一批评已经不那么恰当了。在过去短短几年中，几部资深政治学家的著作表明，通过获得过去无法获得的资料，中国学研究有了发展的可能。苏黛瑞（DorothySolinger）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①这项重要研究的活力在于苏黛瑞对流动人口本人的访谈。这项研究中以观察为依据的丰富资料成为论证城市市民资格的基础，对其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也具有重大意义。资深政治学家近期学术成就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R.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论述文化革命的权威性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也是一部获奖作品。②「MacFarquhar ，Roderick，1997，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获得实地研究机会的另一个好处是学者们得以获取以前从未公开过的资料。与上海工会联合会的中国学者一道，我曾经依靠这些资料与他人共同对"文化革命"期间的上海工人运动进行研究。③「Perry ，Elizabeth J .and Li，Xun ，1997，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 ：Westview Press.关于"百花齐放"时的工人运动情况，可参见Perry ，Elizabeth J .，1995，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ChinaQuarterly ，September.」
利用新资料的并不仅仅限于资深学者。近期的一批博士论文使用20世纪50～60年代的文献，开始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历史。如N.迪亚曼特（Neil Diamant）即将出版的论证婚姻法实施的著作和M.弗雷泽（M.Frazier）对于工业管理的分析均为这方面的上乘之作。④「Diamant ，Neil J .，2000，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Love，and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Frazier ，Martin Wood ，1997，The Accidental Factory：The Evolution of LaborManagement in China ，1927～6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在改革时代，深入访谈和在多种类型的经济企业（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到私人公司）中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导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猛增，其作者来自不同的学者群和不同的学科。在资深学者的重要著作中，有戴慕珍（Jean Oi ）、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魏昂德（Andrew Walder ）和倪志伟（Victor Nee）的作品。⑤「Oi，Jean C.，1999，Rural China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Pearson ，Margaret M.，1997，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Walder，Andrew G.，1998，The County Governmentas 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in Walder ，ed.，Zouping in Trans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Nee ，Victor，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4，No.5.」近期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年轻研究者——如史坦非（Edward Steinfeld），白素珊（Susan Whiting ）和D.格思里（Doug Guthrie）——的著作也象征着这一发展。⑥「Steinfeld ，Edward S.，1998，Forging Reform inChina ：The Fate of State2Owned Indust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Whiting ，Susan H.，即出，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Guthrie ，Doug，1999，Dragon in a Three2Piece Suit：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和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中国学生及其美国导师合著的著作构成了近期这一领域中的最佳学术成果。K.欧博文（Kevin O ′Brien ）与李连江（Li Lianjiang）对公众抗议的研究、黎安友（Andrew Nathan ）和史天建（Shi Tianjian）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白霖（Lynn White）和李成（译音，Li Cheng）关于精英政治的研究、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吕晓波（Lu Xiaobo ）关于非正规政治的研究、白威廉（William Parish）和唐文放（译音，Tang Wenfang）关于工厂改革的研究都是优秀的合作研究成果。①「O ′Brien ，Kevin and Li，Lianjiang ，1996，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China ，in Modern China ，Vol.22，No.11；O ′Brien and Li，1995，The Politics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in China Quarterly，No.143.」
近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研究中，最有意义的变化是这个领域不再由政治学家主宰。曾经只限于研究台湾或香港新界的人类学家现在正在对当代中国大陆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如杨梅惠（Mayfair Yang）和阎云翔（译音，Yan Yunxiang）分别对城乡社会网络的研究、景军对乡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何爱莲（Ellen Hertz ）对上海股票市场的研究都标志着这一可喜趋势。②「Yang，Mayfair ，1994，Gifts ，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Relationships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Yan ，Yunxiang，1996，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ing，Jun ，1996，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Hertz ，Ellen ，1998，The Trading Crowd ：An Ethnography of the Shanghai StockMarke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历史学家们跨越了1949年的分界而开始审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如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 ）对于五四运动以来学生反抗运动的研究是通过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进行比较获得深刻见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证；③「Wasserstrom ，Jeffrey N.，1991，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2Century China：The View f rom Shanghai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而邱进（译音，Qiu Jin ）有关林彪事件的著作则提出了可通过局内人的历史想象来研究当代事件的看法。④「Qiu ，Jin ，1999，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同样令人振奋的是政治学家们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对1949年以前进行研究。江忆恩（IainJohnston）关于明代战略政策的研究、全大伟（David Strand）对20年代北京街头政治的研究、朱莉（Julia Strauss ）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府机构的分析就预兆着这一趋势。⑤[Johnston，Alistair Iain ，1995，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trand，David Rickshaw，1989，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Strauss ，Julia ，1998，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这些跨时段、跨学科的发展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在学术上更加复杂高深，还由于它们能够使我们对当代中国学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出更合理的反应：即如何解释对前共产主义实践的逆转——而这正是毛以后时代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大约50年前，人们把当代中国学研究划为一个孤立的领域，这反映了把共产党的历史与前共产党的历史从根本上截然分开的概念，仿佛要体现1949年的戏剧性决裂，就要有一种崭新的、与纯汉学研究相反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以后，费正清解释了在当代中国学研究这一新兴领域背后的道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我们进行了一次急转弯，中国的一切都今非昔比了。除了中国以外，我们还必须研究共产主义，研究苏联集团。"⑥[Letter from John King Fairbank to the Ford Foundation，Harvard UniversityArchives.]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0年了，它以及对它进行学术研究的美国人可能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试图将它与传统割裂开来的做法实际上取得了什么效果。在当代中国，1949年以前的影响无所不在——从上海对其30年代遗产的怀旧情结到整修庙宇和全国各地民间信仰的重新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地区差异的加重。人们对本地方言、历史、习俗和烹饪重新萌发了兴趣，象征着日渐增长的、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域差异。地方性增强的政治影响在台湾最为突出，但绝非只限于这个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