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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的分析表明：多数村干部拥有中学文化程度；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宗族之外的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分离。从村干部的成长路径看，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村支书是从其他村干部位置转任过来。对出任村干部，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区域之间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着共同的特征，但在村庄、宗族与职业背景等方面却有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农村，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群体特征

　　什么人、并如何成为村干部，这是农村社会政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拟集中分析“什么人能成为村干部”这一问题，考察他们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背后因素。笔者以为，对此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村干部的标准变化；二是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

　　本文不拟讨论选任标准的变化，而讨论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关于村干部选任标准的变化，笔者曾依据1999年对江西40个村50余年来干部更替的调查资料，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解放初期，重家庭出身和政治上积极性（政治成分时代，以贫下中农为主）；在19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突出政治表现、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表现（劳模时代）；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注重发展经济与致富的能力（经济能人时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重“能否镇得住地盘”（强势力时代）。相应地，50余年来，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邓式干部”、再到“强人式干部”的变迁（肖唐镖等，2001：18-20）。所谓“邓式干部”，即指“先富群体从政”或“富人村官”现象，如在浙江省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位村委会成员中，属“先富群体”的约占30%；义乌市的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其人数占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周炳泉，2003：71）。所谓“强人式干部”，在江西农村主要以强宗大族背景为主要特色，但在有些地区农村，治村的“强人”甚至蜕变为“恶人”（樊平，2000），如阎云翔调查的黑龙江农村案例（阳敏，2004）和于建嵘反映的湖南农村案例，就以黑恶势力背景为典型。尽管已有的研究指出了村干部的如此变迁，但尚不见对村干部队伍特征的系统分析。

　　这里，笔者借用“社会政治资本”概念，以指称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或其社会政治资源。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1）经济与财富状况，他们是否系经济精英？（2）政治身份，如是否系中共党员、参军，曾经拥有的家庭政治成分等；（3）文化与技术、职业状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经历与专业技术，是否为文化、技术精英？（4）道德、人格与权威状况，如社区内外对其道德、威信的评价和认可；（5）家庭背景，如父辈或其亲属的权力与文化背景；（6）组织资源，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宗族与村庄背景；（7）性别、身体素质和个人武力；（8）脾气与性格，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宗族和村庄背景；有些是“自致性因素”，如经济与财富状况、党员身份、参军、文化与技术、职业、道德权威和组织资源等。下面，我们将根据田野调查数据，主要从文化程度、职业与社会流动、经济与财富状况、道德权威状况、社会组织资源、家庭背景等六个方面，逐一分析村干部的社会政治资本。

　　本文据以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们完成的三项大型农村调查。一为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的调查（简称“2001年调查”），即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各选择两个县，按等距方式每县抽出8个乡镇，再按等距方式每乡抽出5个村，八县共32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最后完成并取得有效总样本村数316个。二为2002年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简称“2002年调查”）。该次调查的村样本，系以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为总体样本，按18岁以上人口为基数，进行多级分层比例抽样出256个村委会，实际完成并取得241个村的调查数据。三为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江西C、T两县和山西X市（县级市）农村的调查（简称“2002-2003年调查”）。此次调查也按分层等距方式，在各县分别抽选20个样本村。其中，江西C、T两县是我们对1999年研究的40个村的跟踪调查，在山西X市的样本村中完成了16个村的调查，最后共完成对56个村的调查。在这几项调查中，作为村主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是重点的了解对象，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将是他们。

　　一、文化程度

　　下表1是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316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从此表可见，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在四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这一区间，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而在小学以下、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两极”区间的人员甚少。这表明，村干部虽然已经告别了“大老粗”或文盲时期，但高文化素质的时期也并未到来。

　　二、职业与社会流动

　　在法理上，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党内选举。但实际上，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更为复杂，表2收集了两次对村支书调查的数据。在2002-2003年对江西和山西三县调查中，江西两县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是传统的“乡镇党委直接任命”，由党员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山西X市村支书的产生则已从传统的任命方式改由党员选举产生，其中甚至有近七成的村实行了“两票制选举”。2002年对全国24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党员选举是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比例高达三成。

　　那么，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性别状况与职业经历如何？表3中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情况的显示，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只有个别女性干部，男性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河北省两县80个村的支书和主任中甚至近三成“曾参军”。从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江西与其他三省的差异主要在“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两个方面，拥有此两类经历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他省。

　　表4是对全国241个村无任村支书在就任前、卸任后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在列举的20多项职业中，村支书在就任本职务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农民上，此外，还有少数人来自企业工作岗位和乡镇干部。这也就是说，村支书中的成员主要还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而且，从农民直接提升起来的村支书，越在前期人员越多，前三任和前四任中这种“平民书记”曾达四成多。在村支书卸任后，多数人（五成多）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一成多的人“降”为其他的村干部职位，还有部分则完全退休、或被提拔到乡里工作（如为乡干部、乡镇企业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一直工作到“病故”，在前三、四任中这种人员占到一成左右，这或许说明：在早期村支书往往“多年一贯制”。

　　三、经济与财富状况

　　根据1998年对江西84个村的调查，笔者曾分析村干部与农村“经济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村级“能人从政”现象确有一定规模。[1]那么，数年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本节根据近年调查的数据分析之。

　　在我们的调查设计中，将“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专业大户”和“与村外企业现有业务往来”作为村内经济精英的衡量指标，从村干部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当过或正当），测量村干部（村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的调查既涉及到村一般干部的状况，也涉及到村主要干部（支书和主任）的状况。

　　先看村干部的经济经历状况。表5集中了两次对现任村干部的调查数据，由于问卷未统计到村干部的总人数，因而，无法得出拥有各种经济活动经历的村干部占村干部总数的比例，但就表内数据之间的比较而言，现任村干部在所列举的“曾当过”与“现为”这两大类（各含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曾当过”的人数相对较高。换言之，先为经济精英再当村治精英的人数，多于村治精英依然兼任经济精英的人数。另一方面，在“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专业大户”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当过或现为“个体专业大户”的人数相对多些。

　　而就村支书和村主任来说，如表6显示，拥有同类经济活动经历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村干部。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经济精英所占的比重要高些，尤其是当过或现当“个体专业大户或商业投资”的人数比例明显要高。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经济活动状况，在表7中有更直接的反映。笔者将担任过“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三种经历”之一的人合计起来，发现：这两类主要干部中曾是“经济精英”的比例在三成以上，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比其前任均提高了一成多，达到四成左右；而且，在316个村中，有近六成村的支书或主任曾是“经济精英”，比其前任增加了16个百分点。村支书和村主任在企业管理者、个体户和商业投资者中的兼职状况，如表7所示，现担任其中一种的人比例依然较高，在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的比例达到三成以上，有近五成村的支书或主任兼任目前依然兼任“经济精英”。这些情况表明，村主要干部中“经济精英”的比重明显较高，而且，不管是“富人从政”还是“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扩增之中。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主要收入来源。从表8中反映的三县调查数据看，与本村村民普遍的经济状况相比较，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良好，多数好于普通村民，没有一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村内平均水准。

　　表9显示，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自报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农林渔业”依然是多数人的收入来源之一，其次为“自办企业”和“外出劳务”的收入。

　　四、道德权威状况

　　与权力体现暴力和强制力不同，权威所内含更多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服从，它体现着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传统中国乡村，乡绅往往将“村治精英”与“道德权威”合为一体，不仅依凭权力、而且借助权威来治理着乡村地区。在当今农村，村干部的道德权威状况又如何呢？

　　在调查中，我们试图从“村里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和“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度”这两个指标，测量村民对村干部权威的认同状况。从表10的调查数据可见，在村民所选择的最受尊敬的人中，“有知识或有技术的人”最多，其次为“有威信的老人”，再依次为“村干部”和“企业主和有钱的人”，在这里，村干部被列在第三位。村干部则将自我评估为第二位，与村民的评价有一定的距离。表11的数据反映，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表示“相当可信”或“完全可信”的村民在二至三成之间，多数村民的态度在“有点可信”和“有点不可信”之间。这表明，村干部与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

　　五、社会组织资源

　　组织意味着权力。按政治社会学理论，组织能为政治人物提供有力的“集体政治资源”（丹尼斯。郎，2001：162）。在中国农村，村干部们的上任是否也与其所拥有的组织资源有关呢？在我们的调查中，对村干部组织或参与正式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科技协会、供销合作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红白理事会），以及非正式组织（如宗族组织、村庄组织）的情况，做了初步的了解。

　　从本文表3中所列村主任的“中共党员”身份看，多数人拥有此身份。但遗憾的是，在调查设计中未能考虑到村主任任职与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序差，因而，无法区分出这样的情况：他们究竟是因党员身份而任村主任职，还是因出任村主任职而被发展入党？这种缺憾也表现在对村干部与其他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考察上，以致无法进一步分析村干部任职与这些组织资源之间的关系。表12所示，在四省316个村中，除了“红白理事会”和“科技协会”在山西和河北、“宗教组织”在福建较为常见外，其他的正式组织并不普及。在这些业已存在的组织中，由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的多为“红白理事会”、“经济组织”和“科技协会”，而“宗教组织”、“民间信用组织”和“供销合作组织”则多为非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

　　不过，对村庄、姓氏和宗族背景这类先赋性组织资源的调查，却让笔者能做进一步的分析。

　　先看村干部的村庄背景。在表2所列村支书和村主任“是否是本村人”中，除了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村支书和村主任均系本村人。表13显示，在三县回答村庄背景的157个村干部（主要为村内三大头，即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中，来自大村庄的村干部在江西C、T两县达到六成，在山西X市虽只有三成多，但比来自小村庄的仍高出20个百分点。

　　次看村干部的姓氏背景。表13的数据表明，来自大姓的村干部，在江西C、T两县占到近七成，在山西X市也达55.3%.

　　再看村干部的宗族背景。表13含三县157个村干部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表14则有对全国241个村和三县54个村的支书和主任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资料。表内标示的宗族与房股大小之分，依据的是其人口在全村或本族内之比。从三县情况看，在表13反映的157个“村三大头”中，江西C、T两县来自大族者占近六成，但来自大房者却略少于来自小房者；山西X市来自大族、大房者略低于来自小族、小房者。不过，从表14所列三县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来自最大和次大宗族与房股的人员均占了多数或大多数。

　　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看，在前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3.5%和46.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3.0%、49.7%，前者均低于后者；在现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4.2%和42.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5%、54.2%，前者依然均低于后者；在前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50.7%和50.0%，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47.2%、47.5%，前者均略高于后者；在现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5.6%和40.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0%、55.6%，前者均低于后者。

　　以上情况说明，在江西和山西三县，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背景对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有明显影响，换言之，来自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人更有可能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大族大房背景并未成为出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影响因素。

　　六、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作为影响村干部出任的可能性资源，同样值得关注。在我们的调查中，对家庭背景的考察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为：1980年代以前曾影响出任村干部主要因素的“家庭成分”；父亲的职业状况；父亲的文化程度。为了使分析更有说服力，笔者试将村干部与村民的情况进行比较。

　　表15所列了三县村干部和村民的家庭成分状况。其中，尽管大多数村干部原来的家庭成分为“贫下中农”，但与当地农民家庭成分的比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家庭成分并未成为影响出任村干部的因素。

　　就父亲的职业状况而言，在我们调查的三县村干部与村民中，两者之间的父辈职业并无明显的差异，如父亲为农民的比例，村干部和农民分别为71.4%和77.1%.略有差异的在于父辈文化程度方面。如表16所示，村干部中父辈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比例，低于村民同比10.4个百分点，换言之，村干部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要少于村民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

　　七、结论

　　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以三次大型农村调查所获资料为基础，借助“社会政治资本”框架，通过对当今村干部群体特征的分析初步回答了这一问题。

　　根据对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的同类资料，陈志柔（2004）在分析村干部的社会资本时曾发现：在个人和村庄因素完全一致的条件下，更有可能成为村干部的因素主要为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中共党员。本文对村干部性别与文化的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笔者的分析还表明：村干部已经告别“大老粗”或文盲时期，多数人拥有中学文化程度，但高文化程度时期仍未到来。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而组织和参与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的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了分离。为此，他们的治村行为往往要依靠其它因素，如江西农村的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需要有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背景，山西X市的村主要干部也有大族大房的背景。而就全国农村而言，村干部中尽管来自大族大房背景的支持不明显，但依靠经济实力支持的因素却较普遍。

　　在村干部的成长路径和流动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多数村支书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后类“平民书记”在早期曾达四成多，多数村支书在卸任后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曾有相当部分人是“经济精英”，有的依然兼任经济精英，“富人村官”和“村官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好于普通村民。与经济因素影响到出任村干部不同，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对出任村干部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

　　通过对不同区域情况的比较，还发现：不同区域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较多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各自的差异。后者除了村庄、宗族与房股背景的不同外，还有职业背景的差异，如江西省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中拥有“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人员的比例，及其兼任“经济精英”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其他省。这种区域差异，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与绩效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