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教授：

我来之前跟胡教授商量讲座的题目，我本来提议讲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也是我自己最近有兴趣做的一个题目，但是胡老师刚刚为我正在编的一本书写了一个本序，书的名字就叫安邦之道，胡老师写了很长的序，他觉得更适合讲一讲这本书的情况，所以我就换了题目，是介绍三联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本书叫《探索安邦之道》。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谈民主，第二部分是公平，第三部分是公平社会。这并不是完全新的东西，我从1989年以后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研究，1989年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文革，硕士论文写的是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1989年以后开始做与国内转型相关的研究。有时候我开玩笑，当时公管学院的崔之元老师也在美国，他在MIT，我在耶鲁，我开玩笑说崔老师寻求中国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一直在做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结果。所以我做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千差万别，自己也没有觉得有内在联系，但是当三联的编辑让我编这本书的时候，通过我给他们文章的书目，发现其中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是跟民主相关的文章，另一方面是跟公平相关的文章，还有一方面就是跟公民社会相关的文章。我正好借这个编书的过程，也可以梳理一下过去20年左右对中国转型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书为什么叫安邦之道？它不是一个强国之道，不是一个为中国取得最好的成果这样一种思路。安邦无非就是不要出事，要把国家安定下来，才能长治久安，是这样一个思路。回想一下自己关于民主、关于公平，关于公民社会无非就是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还不敢奢想中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在这方面，胡老师他们做了更多工作。

    民主方面有这几篇文章，大多数是2002年以后写的，2002年以前只有7篇文章，18篇文章是2002年以后写的，最早的文章是关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这是1990年写的。当时在国内看不到，但是在海外的华人学者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的一批朋友就开始写文章批评我。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我一直坚持，后面就写了公平、效率、民主、警惕民主的修饰等等。第二部分关于公平的文章也有一批，从1999年开始写，这几年有很多研究都跟公平相关，公平也不仅仅是收入的公平，还有其他方面的公平，所以公平这一部分有这些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这一方面的思考，这方面最早的文章也写在1991年，关于市民社会概念刚刚引入中国的学界，人们开始思考的时候，我当时也有几点思考，后来又和公管学院的王名老师合作，也做了一些关于公民社会、社团的研究，现在我依然还有数据处理，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书大致是这几个方面，最后是有一个结论，结论实际上就是我跟胡老师编的《国家制度建设》那本书的结论，叫做第二次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这样一个东西，这是书的概况。

    我现在按照这个脉络向大家汇报一下心路历程。1990年，我写完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说我希望给主政者有十个字的建议，即：“财力要集中，政权要民主”。现在有一些人认为我是新左派，有一些记者就问我说你们新左派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主张。当然我也不觉得这个标签有多贴切，我也不觉得多喜欢它，也不觉得多不喜欢它，当记者问我说你有什么主张的时候，我说我不敢说别人有什么主张，我的主张就是“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所以我在1990年提出十个字概括我的主张，2006年又提出十个字概括我的主张。把这两个十个字加起来实际上就是以下十五个字：“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句话基本上能概括我过去20年关于转型的思路，这就是我的主旨思想。

    下面我分为三个方面汇报一下我的一些思考。我主张是广泛的民主。所谓广泛，就不仅仅是选举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那些民主形式。首先“民主”不等于“选举”，很多人一说到民主，以为老百姓有机会选最高领导人或者是各阶层的领导人就是民主，我觉得这个理解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有问题。现在很少人读古代的经典，实际上早期的时候像亚里士多德，一直到19世纪都没有人把选举和民主挂钩，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民主是用抽签的方式。如果是代议制，就是通过随机抽的方式来挑选代议人，完全随机挑选的方式才叫民主。如果是选，而且有竞选，那样产生的政治是寡头政治。我觉得亚里士多德这句话虽然是2000多年前说的，但是非常精辟，用他的话来理解今天的政治形态，可以说他的观察非常准确，用选举选出来可能是寡头或者是多头政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抽签制的情况下，现在很少人在想到真正体现民主的是抽签形式。其实有一些政治理论家在研究抽签决定和选举比较到底有哪些好处？抽签形式下每个人当选完全是均等的，完全是随机的。如果是选举，各个人所占有的资源，会不会表述自己，是不是油腔滑调，甚至长得漂不漂亮都可能是被选上的原因。我经常开玩笑，在西方选举盛行的地方，已经和演艺业没有太大的区别，也难怪一位有名的演员选上美国州长。台湾的马英九绝对不聪明，但是他好像很得人缘，就是靠长得漂亮。一到选举的时候，所有资源分布不平等都会在选举上反映出来。这两天报道美国共和党的候选人、民主党的候选人筹到多少钱，如果你筹到的钱少就根本没有机会，如果预选的时候自己手里没有1亿美元几乎可以放弃，现在就等于拼资源，但是资源的分布完全是不公平的。

    前几年有一位政治理论家在有一次讨论当代民主的会议上提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有产阶级100多年以前一直反对民主，现在都变成了民主的拥护者？这个问题暗含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流行的民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很明显的是，如果我们往上追溯，民主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的转换，最重要的转换很可能就是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随机挑选到选举。这两个转换，有一些人讲是因为政体规模比以前大得多，希腊雅典时期一个政体里面有合法参与权的公民都不过几千人，至多也不过5万人，规模比较小，可能可以实现直接民主，也可以用随机挑选的方式。但是不要忘了，其实有很多人反对直接民主，并不是因为规模大了，而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民主，包括美国平民选举家就说代议制比直接由民众来处理、管理这个国家要好得多。也不是完全否定随机的方式，很多人有一种质疑，如果抽到一个傻子或者是能力不强的人怎么办。但是你反过来想想，在西方许多国家，法院的陪审员完全是由抽签的方式决定的，法院陪审员的作用也不小，要决定一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但是他完全是随机抽选。陪审员如果可以随机抽选，我觉得没有理由说不可以用随机抽选人民代表。

    民主转换中最重要的转换，很可能是熊彼特的转换，上世纪四十年代熊彼特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当时他感觉资本主义是不行了，今后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他又不太情愿看到这个结果。他在这本书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批判古典的民主观，并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民主观。经过他的转换，民主就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几个精英团体一起来竞争的政体。这就使得，传统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概念被转换成通过几个精英团体互相争斗来实现民主的政权方式。由此人民的参与也就变成四年或者是几年一次的仪式，仪式完成以后老百姓就不管了。许多人都看到这一点，卢梭很早就说，如果人民仅仅只是选举代表，那很可能就是选的时候履行一下仪式，选完以后他们就各回各的家，谁也不管，这样国家实际上是被几个寡头管理，这就是在很多国家依然流行的民主方式。

    民主的转换也反映在对民主这个词加了很多的修饰，我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对民主的修饰》，修饰经常是两个好词加在一块，大家觉得这两个加在一块更好了，但是我的讲法是两个词加在一块要非常小心。比如说自由民主，自由很好听，民主也很好听，自由民主加在一起不就更好听了吗？还有宪政民主，这也是现在很流行的说法，但是你追溯历史，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之所以在民主前面加上这些修饰词，实际上是要对民主的作用范围加以限制。自由首先就意味着私有产权，自由民主更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更强调民主，实际上是要用自由来限制民主的作用范围，这在鼓吹自由民主的理论家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国家很多拥护自由民主人并不清楚，只是简单地拥护这种说法，认为两个好词加在一起就更好了。宪政民主当然也是一样，宪政民主无非就是用宪法来约束国家的权力，把宪政和民主加在一块意味着这个权力不管是封建帝王行使还由民主政府行使都要受宪法约束，在宪法里面做出一些规定，不管怎么样用民主做出决定都不能实行。所以在关系大多数人福祉的多数领域，不适用民主原则。可能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公司工作，有几个公司是按照民主的原则来运行？下班以后回到家里面，家里面有多少按照民主来做？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相信民主，在家都按照民主来做，但是加上修饰以后民主的范围就非常小，就变成非常仪式化，几年一次仪式，仪式完了就是少数人来执政。

    代议制民主，台湾的民主面临很多的问题，我前不久到台湾参加关于台湾民主危机的讨论，我讲的题目就叫做“台湾民主的危机是自由民主的问题，也就是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实际上在各种资源完全均匀分布的世界，代议民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资源是平均分布的，随机抽选和其他选举的方式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的，在各类资源分布不均匀的世界里，代议制民主有不少的问题。比如说选举，选举的含义本身就是选出比较好的能代表民意的人，但是现在用的方法叫竞选，竞选的方法就是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现在最好的方法是抺黑对手，现在你看哪一个国家选举不是完全用攻击来抺黑对手，你看中国的《三国志》里面那些策略，被运用到当代的选举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平常并不暴露，到最后竞选的时候再拿出来。去年我正好在高雄看他们选举，完了以后就出现有人说反对国民党那边人买票，现在揭露出买票的人并不是国民党，但是做这种事情就影响选举结果。想推翻？对不起，就得4年以后，如果连任就得8年以后。也就是说对民主和选举微弱的关系再加以颠覆。而公民在这种体制下从公民变成了消费者，现在大量的选举靠的是钱，钱是干吗？基本上是用商业推销的方式来推销候选人，候选人变成了一个商品，一般老百姓就变成了消费者，消费这些候选人。选的结果往往不是选择最好的候选人，而是选择最能推销自己的候选人。选举靠的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占有资源的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非常容易入围，而穷人、不太聪明的人往往排除在外，金钱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和选举有一点关系，最重要的原则是一人一票原则，一人一票意味着都平等，但是现在实际上变成一元一票，谁牟取的钱越多就越容易当选，在很多地方都变成现实。要讲到腐败，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腐败。但是选举还有另外一个结果，这是我最近突然读到我20年前读研究生的老师所写的一本书，也就是选举以后我行使我的权力了就认同你的政权，他讲这种认同以后的后果，是一种虚假认同感，一个政权很难没有正当性和获得的正当性，他是以美国政治为特例来写，我觉得对代议民主的一些问题，写地入木三分。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就是资源的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这有大量的实证调查。在西方社会资源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参与的不平等又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参与的不平等，能代表这个群体的人进入代议机构越少，代表的不平等导致对决策影响的不平等，最后对决策影响的不平等导致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完全是这样一种循环。看很多西方国家可以找到大量的实证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最近这些年，虽然由西方的政府大力鼓吹他们的模式，但是西方真正关心民主质量的人，他们提出西方体制所谓的“民主赤字”，也就是民主的缺乏。

    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投票率的下降，投票率现在整个欧美都是下降的，当然有一些国家投票率更低一点，像美国两年一次选国会议员，投票率一般会在30％以下，地方可能在25％左右，将近25％的人来决定所有人的代表；在总统选举里面基本上就是50％参选，50％不参选。第二就是政党的衰落，从60年代开始，认同政党政治的民调一路下滑，现在国内讲对共产党信任下降，美国对各个党信任度更是极度下降。在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政治机构，各个媒体对政党的信任度是非常之低的。还有就是对各类政治机构的信任下降，这都有大量的数据。所以现在西方国家的有一些有识之士正试行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有的地方实现抽签制，用抽签制来弥补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民主，加拿大、英国也有一些省也用过这样的方式，完全是随机抽样的方式产生的，做出重大决策要求5000人随机产生的机构来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方面的试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中国也有这样的试验，但是进行这些试验的人没有理论上的思考，完全是实践中间因为需要用抽签的方法来选择代表的机制。国内有两个地方在试行参与式的预算过程，浙江有一个地方，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阿城有一些试验。他们在试验中间有的时候就用抽签方式来选择决策机构的成员。我觉得在中国讲广泛的民主，我想不仅仅是在政治上选各级官员，而且我是非常赞同经济民主，就是为什么一个经济机构、一个学术机构你不能让你的那些当家人由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挑选，所以广泛的民主，超出一般政治的民主。在各种机构里面实行民主的时候，我觉得要开放的思想，试行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抽签制这样一些方式，来产生进行民主决策的机构。

    对民主还有一些其他的误解，我在书里面有一些文章也涉及到。比如说我写的一篇文章介绍我以前在耶鲁的一个同事，这个人也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我记得耶鲁政治系的教员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有一天是罗伯特·达尔（写过民主的序言）发言，他讲民主的好处。讲完以后我的这个同事就举手说：你说民主很好，如果民主是这么好的机制，应该让人高兴、幸福。罗伯特·达尔回答说：当然。我这个同事又接着说：事实好像并非如此。那是好多年以前，到2000年他就出了一本厚书叫《市场、民主与幸福》，他就去证明市场经济的确不利于人民的幸福，民主在很多条件下也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书中用了美国大量的数据和心理学的东西来证明。所以这是对民主误解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很多人对民族主义与有效政府抱怀疑态度。为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证明没有民族主义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主都是在一定的群体里面实行，这个群体在当今就是民主国家，所以民族主义是民主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之一。另外我花了很长时间，写了大量的文章就是要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有利于民主，而不是不利于民主。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写“建立一个强有力民主国家”的时候，是与当时流行的观念唱反调的，当时正处于东欧国家还有第三世界国家要转型到所谓民主制度的时候，当时理论家、政治运动的参与者都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是民主的敌人，所以最好的方式要让这个国家缩水，变得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压制这种民主的力量，弱政府是有利于民主形成和巩固的。在我90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提出这句话，我跟那些人都是非常熟的朋友。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在北大的时候一起讨论，后来就产生分歧，当时有很多种议论，他们说归根到底就是能把政府削弱多少就削弱多少，但是那时候我写了一个《建立强有力的民主》，那篇文章里面我说要区分国家能力和政权形式，你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政权形式，但是你不要以为削弱国家能力可以改变，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是有利于民主，当时我是孤掌难鸣，一片拍砖的声音，包括我很多朋友都是批评。后来福山写了《国家构建》这本书，2004年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我看了他2004年的理论。我不是不谦虚，还是我1990年那个认识，到整个90年代看的很清楚，一批国家垮了下去，变成了所谓的民主国家。我还写过另外一个书评，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家，他以前就是自由主义者，他觉得国家是民主的敌人，他说直到去俄罗斯看了以后才知道国家政府是最大的人权机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民主完全是一纸空文，没有用的。所以现在我倒看到西方的理论家基本上承认，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才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高的民主。我刚刚写了一篇英文文章，用1997个国家的顺序来看民主的质量和这个国家能力的关系，民主质量比较高的国家谋杀率比较高，但是一个国家监管能力比较高的地方，民主质量都比较高。我现在往前走一步，认为国家治理和民主质量有关系，但是哪一个国家治理和民主质量关系可能是正面的，哪些没有关系，哪些可能是负面的，我又往前推了一步对民主的看法。这是关于民主的看法。

    我后来也开始把这些问题的思考运用到中国实证研究。去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叫《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这篇文章我想挑战一个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在国内现在很多学人也运用这个概念，也就是把所有的政权形式分成两类，民主、非民主或者是民主与专制，很不幸的是从1911年起，蒋介石叫专制、毛泽东叫专制、邓小平也叫专制，现在也叫专制，但是中国发生了变化没有？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显然用专制这些标签来贴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跳出这种概念。我想用中国的实例来证明，大家都知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议程设置是一个国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中国我把它划分为六种模式，最后一种就是现在中国出现的外压模式，民众的呼声很快就能反映到议程设置里面，现在有大量实证经验，如果有人有疑问我可以作一些回应。

    下面我讲其它两部分的问题，公平和公民社会。公平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非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本身有什么可称道之处，而是一个强有力国家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必要条件。这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资源的再分配，因为在市场机制下，如果它不受任何外力干涉的话，市场机制本身导致的分配一定是失灵的，需要有外力的参与。在这方面我很早就写过文章，国内1993年正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1994年就写一篇文章专门批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篇文章虽然在香港发的，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太敏感，硬是跟官方提法对着干，就把很多文字改过了，现在收到这本书中的就是改过的文章。我现在说即使同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很多事情也不能扩大不公平，这样会适得其反。尤其是最近几年做关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也讲到地区之间的差距，各种群体之间的差距，各种改革可能带来分配性的后果以及怎么解决分配性的冲突。最近一些年又开始做一些公共卫生、基础医疗、基础教育这方面的公平的问题，也谈到了人的健康生命权不公平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煤炭安全、矿山安全，我也做了大量的数据分析，看中国的矿山安全的状况。但是矿山安全只是工作场所安全的一个特例，但是它报道得比较频繁，所以我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做了跨国这种比较，就是在收入分配这些方面的一些比较，以及近年来一些可喜的变化。尤其是最后一篇文章其实也发表了好多年，就是顺应民心的变化，我看钱花在哪里，我在这本书里面分析财政资金流向看中国政府近期的政策调整化，尽管有一些努力，但是还是非常不够的。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公民社会。我写第一篇关于公民社会文章的时候是关于公民社会迷信最流行的时候。8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哪一个社会的公民社会比较强，这个国家就比较容易走向民主，当时有这么一种流行的观点。我当时1991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西方很少有人对这种观念提出疑问，我当时就讲，大家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对立起来，把市民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但是市民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市民社会我在这里面讲市民社会有贫民窟，有花园别墅，有血与泪，有剑与火。把它描绘成宁静、和平的去处，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欺骗。后来西方国家也开始对市民社会本身提出了一些疑问，因为大量的NGO他们会颠覆哪怕是脆弱的民主原则运作的机制，而不是有利于民主的运作。所以这是他们对一种迷信的挑战。后来我挑战另外一个迷信。我用几十个国家的数据证明，在全世界我说一个组织要独立必须资金是独立的，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NGO他们的金钱是独立的，我证明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NGO是靠自己在街上募款，靠善款来运作的。在西方国家NGO经费70、80、90％来自于政府，在其他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靠商业运作来募集钱，在第三世界国家NGO经费大部分来自其他国家的资金，国外的资金又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含义也是很深刻的需要去挖掘。

    最后我做了另外一个关于迷信的挑战，就是市民社会可以制约国家权力。凡是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NGO组织的，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市民社会的外部效应可以去制约政府的一些权力，它的外部效应比较重要，我也研究市民社会，但我更关注的是市民社会的内部效应。它的内部效应是什么？就是如果一群人经常和不是完全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进行接触的话，他可以形成一种现在社会学叫做社会资本的东西。这种社会资本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我更重要想强调的是这种非政治性的，非利益团体性的社团比政治性的、利益群体性的社团更加重要。而且我觉得我这个观点，现在回头看并不新，很多人都讲美国民主时讲市民组织很重要，但是忘了讲的最重要的市民组织群体恰恰是非利益的、非政治群体这样的群体，但是这样的群体有什么好处？因为没有利益关系，没有太多的政治卷入其内，这样的人更容易在一个群体里面是完全平等的，用民主的方式来互相对待对方。这样更容易形成一种民主的生活习惯，而民主的生活习惯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研究市民社会更看重市民社会的内部效应，而不是市民社会的外部效应。

    所以民主、公正、市民社会我都赞成，这些词都是很大的词，所有人对它都不会有太多的疑问，我是在赞成这些词的时候，必须要挖这些词的原始含义，要去掉有关这些词的很多形形色色流行的一些迷信，再找出这些词，这些概念对我们如何达到一个安邦之道的目的，我们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来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这是我已经做的工作，今后还会往这方面努力。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