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宇明：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天则所和大家进行交流探讨。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滞后的问题，很感谢各位来这里交流意见，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以及解决这一问题。

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的问题。现在中国经济中有很多问题，消费需求不足、投资不足、人民币流动性过剩、股市房地产泡沫等等。但是抓住主要的矛盾是最重要的。尽管抓住主要矛盾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但要是不能抓住主要问题就可能导致治标不治本。现在中国经济当中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中国经过30年改革以后，经济迅速增长，社会财富也迅速积累，但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却远远落后于社会增长的速度。这也就表现为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在扩大。我指的低收入阶层包括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的蓝领工人。对于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我们说它是个社会问题，也不会遭到太多反对。从政府到经济理论界，从上层到老百姓，对此基本都达成共识。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张五常说他不认为中国现在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持此观点，还是媒体误读。张五常教授反对政府干预这是我能估计到的，但是我很意外他不认为中国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这是个问题，但能不能算得上中国经济中的基本矛盾，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关键呢？现在中国存在国内总消费需求和总供给的不均衡，消费需求滞后。对外经济上也有不均衡的问题。低收入阶层收入不足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如果说它是中国对外不均衡原因则可能让人产生疑虑，但可能就是由于受到现在的流动性和人民币升值的夹力影响。我想就此稍做解释。

目前股市和房地产都有泡沫化的趋势，股市和房地产的超常增长的问题，在不同时期的动因不同。现在股市和房地产超常增长的动因和之前不一样，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流动性过剩，过剩的资金要寻找出路。另一个是国外投机资本合法非法地大量引入。这两大股资金推高了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引发了民间炒股的热情，股市去年涨幅高达100％。要消除目前房地产股市的泡沫化增长，就要阻止流动性和国外的投机资本通过各种合法非法途径进入中国。国外的投机资金进来的很大原因就是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一旦升值他们就能大捞一把。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巨额外汇储备，巨额外汇储备的原因是贸易顺差。确切地说，是真实的贸易顺差。有官员认为，中国目前的巨额顺差中有部分是虚假的。但是这不是根源，恰恰是因为真实贸易顺差的存在、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才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才是制造虚假贸易顺差的又诱因。真实贸易顺差分为两种。一种是临时的、小量的，由市场波动引起的，不是系统性的。造成另外一种长期持续顺差的是中国生产的东西比中国需求的多。在国内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市场，于是这部分生产能力转向国际市场。但是转向国际市场的需求却不如那么大，于是产生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为什么有对国际市场的供给却没有同等的需求呢？这是由于生产者收入的增长不足以形成同等的购买力。就是人力资源的报酬没有随着人力资源生产能力的提高而升高。在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没有同步增加的收入或者消费，不会是收入高的或者非工资收入的人群，只能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没有能够随着其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提高，从而其消费没能同步增长。所以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滞后不仅是国内需求不足、流动性过剩的基本原因，也是对外经济关系失衡。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滞后不是今天才产生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就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在这样的政策下，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是要滞后的，这样就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这个问题不断积累，到了90年代就开始出现总需求不足，并逐步向国际市场转移。经过这近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又有了极大的发展，进一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很难再把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向国外转移。国际上从美国到欧洲出现了对中国产品的抵制，这其中顺差是一个原因。国内积累的这么多的外汇储备，使得流动性非常大。存款准备金已经很高了，利率还不敢动。因为不是过度需求，不敢随便动利率，要是动了总需求会更难上升。

这个问题发展到今天，央行已经很难对付，它已经上升为一个基本矛盾。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很多其它问题都很难解决。比如人民币汇率，央行尽了很大的努力想保持其稳定。但要是这个基本矛盾不解决，贸易顺差还是会继续。需求还是少，生产还是多，稳定汇率的努力就会仍然十分艰难。采取许多的监管方法，控制外部资金的流入等等，也无法实现汇率的市场化。人为维持人民币稳定会有很高的执行成本，这将是腐败的温床。即使央行的各种政策是正确的，也不能改变人民比最终将有较大升值的结果。虽然现在央行的政策违背了汇率的市场化趋势，但是如果央行不控制，中国经济是承受不了的。比如在目前情况下，它不采取提高利率而是采取提高准备金的方法，冻结一些过剩的流动资金。但是这些办法都不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是说这些货币政策不正确，而是问题出在真实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只要基本矛盾不解决，这些治标的政策肯定都难以维持。贸易顺差继续积累，投机资本将继续通过防不胜防的渠道流入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可能降低而是越来越大。央行稳定汇率的努力的最好结果就是人民币逐步不断地升值，避免一下子大幅升值的情况发生。央行一直在说，要把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合理的汇率上。人民币合理汇率究竟是多少？有人估计达到30％到40％。那么小幅的5％的升值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我还想继续补充，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美国限制其高科技产品的对华扩大了这个顺差。这是有一定影响的，不利于美国对华的出口，但用这个来解释中国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是不成立的。因为美国的限制不是我们之前进口美国的高性能的先进飞机，然后现在突然美国不卖给我们可。这会减少我们进口，造成顺差。但是美国的限制是一直就有的，就像他们从来就没有生产这个产品。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这个产品就保持持续的贸易顺差，因为我们可以进口别的。其它的地区，比如日本、台湾，美国对其的出口没有太多限制，很多高科技产品都卖到这些地区，可是他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样也积累了对美国的巨额顺差。所以限制不是理由，还是劳动力的成本没有跟着生产涨上去，使得出口的能力大于进口的需求。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便宜，没有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同时同步地提高。这是一个基本原因，很多人都认识到了。尽管如此，但没有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管理进出口的物流是商务部，管理资金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它们并不能直接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成本。商务部能做的就是对出口加一些限制，对进口加一些鼓励。人民银行能做的也就是人民币升值。外国市场上，美国、欧洲虽然叫嚣中国劳动力成本太低，应该提高工资，但是这么做还不如直接要求提高人民币汇率。汇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鼓励进口抑制出口的效果。

矛盾转向了人民币升值，人们想起日元升值带给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前车之鉴。人民币升值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比如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等。但是比起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副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人预言中国经济拥有和日元升值同样的宿命。我的观点是，中国如果不能关注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的问题，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这个预言很可能成本现实。如果中国有智慧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还是能够避免币值上升带来经济衰退的宿命的。日本当年是被迫走向日元升值的道路，中国现在强调要在汇率制定上有主动权，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能尽快地从根本上解决造成贸易顺差的经济关系失衡，这种对主动权的坚持是无法持久的，最终还是会走向人民币被动升值的道路。什么是主动性思维？就是了解到根源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人民币被动升值相比，主动性的对策有较大优点。产品成本提高使得价格相对提高，国外需求减少，国内需求增加。

我注意到，樊纲明确提到，用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的方法来解决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他主张政府要建立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这样就增加的了劳动力成本。他的主动性思维的建议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有了社会保障之后，农民工减少了后顾之忧，就会用更多的钱来消费。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够，因为社会保障基本上是成为储蓄的，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我们应该想办法直接提高可支配收入。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上很多有同情心的人都说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但是经济学者对这一做法是保持谨慎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提高提高工资会造成减少就业。二是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应该让市场自由发展，政府尽少干预。樊纲在提出提高劳动力成本的观点的同时，也明确地避开了政府干预比如直接提高农民工工资这样的选择，因为他觉得这是政府管不了的。对于贫富分化，经济学界是有学者一直在坚持研究这个问题，比如在座的李实教授、岳希明教授。但是经济学界总体对如何解决贫富问题重视的程度不高，研究的力度不大。有传媒评论经济学界对贫富差距问题集体地表现出不太关心，并把矛头指向经济学者的道德良知。我觉得这种指责对经济学界整体有欠公允。不能否认会有少数经济学界的人为了个人的利益会出卖良知，但是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不是这样的。很多直接主张不要直接干预贫富分化的经济学者，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既不是由于缺乏社会良知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出于他们经济理性。经过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他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需要贫富分化的发展。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从市场经济理论来看，只有自由放任的市场决定的分配格局才是最好的。政府干预虽然有利于社会公正，但是非常不利于经济和秩序生长。今天我的发言要想打破经济学界探讨和研究贫富分化问题这个理论的坚冰，仅凭道德良知是不够的，必须从经济理性出发。因为我们不仅要解决社会不公正、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还要促进经济增长。以上是我分析的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的迫切性以及重要性，下面我想谈谈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合理性。

传统市场理论是这样说的，市场机制是通过价格波动产生作用。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则价格下跌，需求大于供给则价格上升，通过价格波动达到供求均衡。一旦政府认为提高价格，就会破坏均衡。比如对劳动力市场，认为提高工资就会减少就业。这个理论的有效条件是，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只要提高工资肯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我的观点是，劳动力需求曲线不是一条一直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是一条弓形的曲线。有一个劳动力需求的最大点。在这之上，工资下降增加就业；在这之下，工资下降反而会减少就业。这个图是一个宏观角度的，这里的工资不是绝对水平，而是工资在GDP里所占份额。这个弓形图建立在两个假定的基础上，一是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大于非工资收入。其中有一些因素，包括低工资的人其收入的消费倾向大于高工资的。二是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是递减的。

微观地分析，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某个企业随着工资水平的变动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变化的。总的说是工资越低需求越大，开始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大于1，但是逐渐减少，过了某点以后就小于1了。当工资下降1％，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不了那么大。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有一个点，工资总额即工资水平乘以就业人数是最大的。开始工资水平降低是增加整个工资总量占GDP的份额，增加总需求。但是过了这个点后，工资水平下降反而降低总的工资占GDP的份额，降低了总需求。于是企业发现，原来算的帐不准，需求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产生了制约就业增长的效果。表现在宏观上是出现弓形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工资继续下降但是就业不一定增长。这里大家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想一想，为什么在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工资水平不会一个劲地降下去。降到一定程度都会反弹，工资主要是通过需求，在经济中得到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业的工资弹性递减，对此我们举个例子。一个企业在固定规模条件下，开始的时候工资降低能吸收较多的劳动力，但是吸收到一定程度后，工资再降低它也无法再吸收太多劳动力了。直接的影响是，工资降低的幅度太多，就业增长幅度不是很大，总的消费需求反而下降。工资总量占GDP的份额，中国目前已经低至40％多。中国目前消费低靡的重要原因就是工资份额太低了。

我的看法的是，中国目前处于弓形中的下弓部。第一个证据是，30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广东有些地区的农民工算工资甚至低于十年前。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以后，劳动力需求整个上移了。这是因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需求曲线跟着上移了。如果原来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处于均衡点，由于劳动力工资没有同步提高，所以现在应该处于下弓部。另外一个判断依据是，中国目前的总体经济形势是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上弓部的特征则是生产不足、需求强劲，下弓部是需求不足。而中国目前的经济特征更加符合下弓部的特征。还有就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恶化，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中目前收入分配恶化程度是比较严重的。这是我判断它的下弓部的三个根据。

中国处在下弓部，如果我们让市场自由运作，有没有力量推动它到达弓部的顶点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从需求看，厂商是认为工资越低越好。厂商和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心理一样，千方百计压低市场价格。就算有厂商用宏观眼光能看出来，现在市场非常低靡，如果每个企业的工资全提高10％，它们的处境就好多了，产品价格涨了10％也卖得出去。但是任何企业都不会这么做，单独采取提价行为无异于自杀。从供给来讲，有没有可能呢？我把人力资源的供给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专业市场，一个单纯是出卖劳动力的市场。专业市场的供给是可以控制的，比如对研究生的需求少，就会比较少人读研究生，虽然这个调整需要时间，但是于劳动力市场来说，可以看出是倾斜的。劳动力市场不是这样。劳动力市场上是没有经过太多培训也能做的工作，每个人作为劳动力不能决定自己的供给。每个人由于工资水平比较低，没有决定工作时间的优势。工资太低每天只干一小时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样可能没饭吃。所以劳动力供给不大受工资的影响，所以其供给曲线基本上是垂直的。如果工资水平上下变动供给弹性无限大，但是之间的供给量不太会有改变，因为一国的人口在一定时期内是一定的。我们来看这个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劳动力没有任何谈判的力量使得在下弓部的工资水平可以提高到顶部。其实一个市场均衡的能力，主要是供给者调节自己的供给量。如果供给者有调节自己供给量的能力，这个市场才会有达到均衡的能力。如果市场不景气，供给方生产收缩，市场繁荣，供给方扩张。需求方不会主动提高价格，而供给方又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在下弓部不可能移到弓形顶部，达到理想就业量。

如果我们承认目前存在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也无法寄希望于市场自己解决。既然能够积累到现在，就会继续积累下去，个体工厂或者工人是无法解决的。西方国家是通过工会这个力量，把工人组织起来控制劳动力供给。这个办法在中国短期内无法实现，中国工会有其历史，和政府联系紧密，没有代表工人争取增加工资的职能。工人自发组织和雇主进行谈判、反映自身意愿这也在短期内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一是需要在法律允许框架内进行，而是需要有理性高素质的组织领导，这都是需要时间才能发展成熟的。所以中国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需要政府干预，这是我的观点。

论证到这里，我们不能断定只要政府干预，这个问题就能解决，还得要有正确的政策。否则就只能是以政府失灵代替市场失灵，效果更差。要政府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方法提高某个阶层的收入都可能要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因为历史原因，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第四我们讨论一下对于通货膨胀的顾虑。西方国家有大通胀的经历，中国历史上有恶劣的通货膨胀，改革以后也经历了高的通货膨胀。这些都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也应该指出，通货膨胀还是有合理的空间的。任何国家或当局，在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的时候，没有一个是把通胀率定在0的，都是把2％或4％定为可以接受的。在90年代，格林斯潘作为一个很谨慎的对通胀控制很严的货币当局，也容忍了通货膨胀率上升到4％以上。温和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我们能否用这个合理的通货膨胀区间解决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的问题。这个取决于单方面的判断，比如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的收益如何。如果收益巨大，则我们付出一些成本是值得的。我们已经分析较多了，解决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问题可以对许多问题的解决有帮助，比如总需求不足、贸易逆差、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股市泡沫等等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还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前一阵子有公务员提高工资，也没有人说会带来通货膨胀所以不能提。公务员工资提高后，国内的需求的确是有所提高，去年第四季度，消费就有所增长，价格水平也是相对较高。为什么公务员涨工资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而为了低收入的劳动力能够增加工资收入不能付出一点成本呢？应该说，有了这些好处，对通货膨胀的合理区间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容忍度。这是判断我们是不是要利用合理区间来解决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涨滞后问题的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是，在没有采取政府干预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展望一下今年明年的价格走势会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说央行一直没有提出高通胀的预期，它声称提高准备金是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而不是从宏观调通货膨胀的考虑做出决策的。但是最近我注意到，有央行报告指出要警惕价格上行的危险。其中提到的因素有投资性的需求旺盛，我觉得这个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我们知道萨伊定律指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个定律在一定条件是成立的，一定条件下则不成立。如果总是成立就不会产生30年代大危机了。反过来，需求可以创造自己的供给，这也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这些条件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这两个结论都需要一定的修饰，但是有一个结论是不需要修饰的，那就是投资这种需求总是能够创造自己的供给。只要有投资需求达成，就会创造对自己的需求，而且要创造比自己更大的需求，因为商家总是期望投资100元卖出110元。所以这样一讲，投资和信贷需求旺盛虽然会暂时给价格产生压力，但是他很快就会产生对自己的供给。所以投资和信贷需求不能和消费需求相等，过度的消费需求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旺盛，那么投资和信贷需求的旺盛转过来就是生产过剩，会给价格产生下行的压力。所以即使有投资需求的旺盛，我觉得这也不是在近期会使价格上升的很大的动力。另外，涉及成本推动。水、电、天然气、土地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都将继续提高，所以价格的确有上行的压力。这里也有值得讨论的，通货膨胀的根源是需求过度产生消费的压力。所谓成本推动性膨胀是工资成本的推动，也就是消费需求扩大推动才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这些成本的提高带来利润的下降，则一定会产生通货膨胀。利润下降、工资提高，则需求多、供给少，一定会有通货膨胀。但是如果这些成本的提高并没有减低利润，而是带来工资成本的下降，那么即使水电、天然气、土地这些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后，通货膨胀也不会上去。比如据世行的报告，中国的工资占GDP的份额只有40％多，最近水电、天然气这些资源的价格都在上升，可是通货膨胀水平并没有太大的提高。所以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未来两年的通货膨胀的走势也都是看低的。北大刘伟教授估计07年通胀率2％，高盛2.4估计为%，可以看出大家对此估计趋于一致。我个人估计，目前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措施解决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或者没有力量打破这个局面，那么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会出现高通货膨胀。所以我觉得，在最近的将来，中国还是存在一定合理的通胀空间，供政府用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至于使通货膨胀超过安全的界限。我并不是主张用通货膨胀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我的主张是要解决中国经济基本经济失衡的问题，可以有一定的通胀空间可以利用。如果对通胀率在今后一两年达到在4％、5％可以容忍，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中国收入分配的机构问题，减少解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这几年物价每年4％地涨上去，几年以后就消化掉了人民币必须升值30％到40％的压力。而且由于这样的预期，再辅助性的人民每年升值1％或2％，就会减少中国的投机资本，减少虚假的外贸顺差。这样就大大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减小了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并且解决了收入分配不公平。我觉得处理这个问题的成本是中国经济发展30年来欠下的。劳动力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同时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如果这样做，我想中国是可以避免像日本那样，由于日元升值陷入了经济衰退。

本文是作者在天则研究所的讲演，原载：天则研究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