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 财政学院 北京 100081 ）

【关键词】社会公共安全 社会安全保障 未来安全预期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在社会成员未来安全的稳定预期和我国现阶段社会公共安全状况之间建立解释关系，导出社会成员对未来安全缺乏稳定预期的情况下行为选择趋向短期抗争的特征，强调社会安全保障制度设计对社会成员未来安全预期的稳定作用，同时在社会管理宏观层面，提出用社会安全保障制度有效防控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理论观点。

【 abstract 】 The paper establishes construc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anticipation of mass future public safety and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 nowadays, features mass action-trend to short-term-opposition under the absence of steady anticipation to future safety, elaborates tranquilization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to mass future safety anticipation, meanwhile, offer an opinion of perfecting public security to prevent occurrence of social crisis.

维持社会稳定，促使其协调发展，良性运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保持社会公共安全的良好状态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社会公共安全状况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紧密相连，直接影响着社会民众的日常安全感，关系到社会大众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信心，关系到经济建设的宏观环境问题。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公共安全氛围，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许多讨论，也进行了很多的试验，将社会公共安全置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中，利用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设计建设一个社会大众的安全网，求得在社会总体上形成对社会公共安全危机的有效控制正是本文的图求。

新安全观理论

传统的社会公共安全重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主权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军事竞争、领土防御，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冷战的结束，全球格局从传统的两极向多极演化，民族势力、宗教影响、环境灾害、全球化等因素势力的不断扩大，全球的话语体系不断增多，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主体也日益多元化，社会公共安全在空间、时间、内容、形式、参与主体、诉求目标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社会安全观显然难以有效解释和应对、处理时代变迁，特别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众多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开始用综合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 ）、非传统安全、新安全等概念来描述新的国际安全现象，新的“安全观”强调国家、社会安全应该和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恐怖主义、种族冲突、非法移民、人权保障、社会犯罪、居民安全心理预期等紧密地联系，在不断拓展宏观视野的同时，加强对社会公共安全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细分，形成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个人安全等新的安全概念和内涵。

新安全观视野下有两个影响较大的学派，其一是哥本哈根学派，他们注重人的安全、人类安全和社会安全，将社会关系置于安全分析的核心，其代表人物奥利 · 维夫提出社会是不同于国家的共同体，社会不安全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安全即认同安全，它依赖于社会群体及个人对安全的认同，是独立于国家对安全认知的集体认同；其二是威尔士学派，他们形成的批判安全研究范式，发展于对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批判，主张安全研究应更多地关注环境生态、贫困和失业。

综合安全研究和新安全观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公共安全的认识，拓展了公共安全研究视野，丰富了公共安全研究内涵，使得公共安全研究能够及时跟上时代的变迁，能够有效应对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新安全观”强调公共安全研究的价值在于对人自身安全的关注，积极谋求社会与人方面的安全在公共安全研究总体框架下的应有地位，叫响了社会和个人安全的研究话语。

在新安全观的理论基础上，本文界定社会公共安全为社会、个人、及两者互动所引发诸如社会治安事件、群体性骚乱、聚众、请愿、抗议等社会事件，以有别于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国防战争、生产安全事故等引发的社会问题，强调的是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和事件源起的社会性和规模性，同时，本文将研究所指涉到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或事件的性质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点对研究讨论至关重要，它是应对、处理、评估各类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前提条件，是一个非常强的限制性研究条件。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公共安全形势

在我国持续了近 30 年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空前变革，这些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领域持续性地发生腐败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社会不满情绪，人们感觉公平正义的缺失和日常生活的无奈，这些在为各类社会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发生起着社会情绪酝酿和准备的作用。在社会经济整体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部分地区和领域又迎来社会经济转型在方向、速度、深度上进行加速的问题，原本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空间和时间上被继续拉大，利益主体在这个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分化，重组，社会利益和价值整合的难度加大，社会运行时常面临动荡的危险，部分学者宣称中国“风险社会”的来临。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他们在完成工业化初步积累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时期，也都经历了经济社会发展急剧转型，社会风险增加，社会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问题。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 2003 年突破 1000 美元， 2006 年国家发展与改革改委员会向世界银行确认的数字为 1740 美元 [1] ，这一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范围内都伴随着社会运行的高风险，是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多发时段。

我们知道社会贫富分化历来和社会公共安全有着密切联系，而基尼系数被认为是测量社会贫富分化程度最为有效的指标。我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稍低外，大多数研究结果都在 0.4 或者更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 1981 年为 0.281 ， 1995 年就为 0.388 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 1997 年就已经到了 0.4 ，加上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和其他非法收入，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为 0.49 ，胡鞍钢等计算 2001 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0.5 ，我国成为世界上同期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基尼系数 0.4 是国际公认的一个重要警戒线， 0.6 则是引发社会动荡和各类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另一个警戒线 [2] ，通过表格 2 的内容考察，我们很容易建立起基尼系数 0.6 这样一个水平和这些国家糟糕的社会安全稳定状况之间的印象联系。我国社会经济正运行在这两个危险的临界点所围成的区间，矛盾突发、事件频出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公共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更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临界状态的写照。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以群体性事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呈现多发的态势，有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涉及的人数达上万，规模大，影响广，成为当地社会稳定的头号影响因素。 1994-2004 年全国范围内群体性事件从 1 万起快速上升到 7.4 万起，年均增长 22.2 ％，参与人数从 73 万人次上升到 376 万人次，年均增长 17.8 ％。 [3] 就整个社会公共安全形势来说，上述的数字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还有许多社会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没有被研究者和社会管理者察觉到，或者是正处在酝酿阶段。

来自政治学、公安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积极回应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开展了具体的研究，在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类型上形成关注焦点：由国企重组改制过程下岗分流失业人员发起工人群体性事件；由先前农民税费负担问题到现在农村土地征地补偿与安置问题引发的农民群体性事件；现代城市建设和产权纠纷过程出现的所谓“市民运动”；高等学校大学生引发的各类学生运动。前三类事件大多直接与经济利益相关，学生运动则多以价值表达、政治理想为取向，但最近两年来发生在武汉、郑州、南昌等地的学生骚乱有着很强的经济动因 [4] 。学者们针对各类社会安全公共事件构建出发生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涵盖了事件发起到组织过程，它们是相对剥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集体行为理论、文化冲突理论、身份转换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等，理性和非理性选择、博弈论、信息对称与均衡、“搭便车”也部分地参加了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何以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解释和讨论，形成的研究成果非常多 [5] 。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和事件做出分析，解释理论更具宏观特点，其中有：社会“断裂理论”、“碎片化”、“原子化”、“结构固化”、“利益结盟”、“中产阶级理论”等 [6] 。上述这些研究对揭示我国现阶段的各类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和事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在行动理论上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本为认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有其背后的多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层面的因素，它应该被“嵌入”到特定经济社会场景中加入观察、概括和抽象。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嵌入”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说，工人、农民、市民群体性事件和部分学生运动都能在经济社会制度层面得到有效分析和解释，在分析视角上，本文强调事件分析的“嵌入性”。

中国经济连续 20 来年的几乎是两位数增长的繁荣，掩盖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背后所积累的矛盾，使人们难以充分关注到社会心理层面甚至文化层面的不稳定深层原因。细心挖掘农民、工人、市民三类群体性事件和部分城市的学生运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几类事件的源起表面上是参与者经济利益的相对受损，深层里是在诸如就业等即期营生手段无法确定的条件下，导致人们对未来安全预期的不稳定，人们担心现在，更忧虑未来，而且后者更甚，人们害怕看不到希望，希望破灭导致失望，长久的失望积累就会弥生恐怖和无奈，长久的恐怖和无奈就会导致麻木和理性渐灭，理性灭亡就会做事不计后果，最终形成“民不为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社会局面，造成社会激烈振荡。 对未来安全的保护正是这样成为了本文研究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和事件的核心话题 。这一话题在中国农民工众多“欠薪、讨薪”事件中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在农民工权益保护回到大众话语当中，中央出台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措施之前，农民工长期忍受包工方的工资拖欠，有的长达近 5 年以上，在这样糟糕的用工条件下，农民工还愿意进入工地劳动，除农民工劳动的低端性质和劳动力供给过盛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工对包工方的信任，对未来工资收入的安全预期，当这种对未来的安全预期遭遇破灭的时候，以农民工“讨薪”为内容的治安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7] 。

人们对未来安全的预期和重视并不是现代社会风险大量存在的简单社会心理写照，它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进化历程，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远古猿人日常活动的经验积累锻炼出一种对未来生存困境的预见，进而促使其在平常时刻进行一些诸如食物储备、场地转移等活动，以此来部分保障未来安全。这样一个细小的进化环节却对物种选择和物种优势确立奠定了基础性的作用，并将最终以人类本能的形式存在于现代社会，人对安全的需要构成了人们需求层次体系的基础部分。

我国已有部分发达地区步入现代化进程，但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所积淀出的求稳保守依旧是社会大众心理的主要情结，这种求稳的心理表现在两个时间层面上，即对即期安全和未来安全的强烈要求，而对未来安全的要求显然大大重于前者。在即期安全和未来安全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普遍的选择是保护未来安全，暂时牺牲即期安全。当未来安全不可稳定预期、不可保护、不能实现的时候就会诱发大量即期行为的发生，这些即期行为视未来安全的可能性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当未来安全虽说不可稳定预期，但还有运作空间和希望的情况下，短期行为表现为各类维权行为，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合法形式”或“体制内”的行为，其中就包括各类上访、请愿、示威、冲击党政机关等群体性事件；其二，当已确定未来安全完全不可能的时候，短期行为取向为及时行乐，当事人责任意识全无，最终表现为各类大大小小的社会治安事件和黑社会组织犯罪。理解未来安全对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意义，我们还可以在“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获得灵感 [8] ，科斯产权理论认为对产权的清晰认定和保护可以更好发挥产权标的物的使用、管理效用，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研究来说，稳定的未来安全预期可以说是对各类当事人整个生命周期内所有“社会公共安全权益”的清晰界定和保护，这势必会引导当事人就围绕自身“社会公共安全权益”的行为安排上做出理性判断和合理取舍，进而规范自己的各类行为，使之合法合规，进而有效避免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这样，我们取得了未来安全保障在社会公共安全维护中的重要位置。

如何保障未来安全呢？未来安全的经营设计可以在个人和国家、社会三个层面得以实现，个人可以通过储蓄等手段实现未来安全，但不稳定，不能社会化，覆盖面小，安全保障功能差，而且只能属于少数的富裕阶层；国家层面通过军事、国防、内卫等手段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性质的未来安全，目标过于大众和宏观、抽象；社会层面的安全设计和日常大众联系最为紧密，也是大众最为需要的。从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安排和设计来看，多数国家和地区施行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够对社会成员未来安全起到保护作用。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大背景下，和社会层面的未来安全设计——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相联系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已有研究显示，社会保障问题被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要重点解决的头号社会问题 [9] 。

世界范围内社会层面的安全保障，有的直接指称社会保障制度，有些指称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两种在内容实质上并过大差异。本文之所以坚持用社会安全保障制度这一称谓，目的在于强调制度对人们未来安全稳定预期的促进，以突出其对即期社会安全维护和未来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

安全范式下的国际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变迁

在现代信息技术和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变迁研究所能用的资料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不是资料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而是有效利用资料的视角问题，即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下采用何种研究范式来处理资料的问题。本文开展国际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变迁的讨论首先强调社会公共安全的视角，试图在有限的所谓全球视野下，以构筑社会未来安全为原点，采用时间截面和历史纵向梳理的方法，充分挖掘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未来安全守护者的重要角色和功能。

在目前全世界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不少于 13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采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进行社会安全保障资金的筹措，只有包括我国在内的小部分国家和地区采用缴费方式。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建立已经有了很长时间，安全保障面比较广，安全保障的内容也比较全面，初步起到“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等多重压力，社会安全保障制定的建设面对社会安全需求和经济有限支撑的挤压，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在夹缝中生存，实际运作的弹性非常大，而且时刻面临着不稳定，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从覆盖面到具体内容都有被压缩的可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随意性，受国内政治稳定和法制环境的影响，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连续性时常有被割裂的危险。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类似于养老、疾病等问题的解决往往只能依靠于家庭、族群、民间互助等性质的救济，似乎还没有形成国家社会安全保障义务、社会统筹与全民覆盖、具体操作过程中的精算和风险概率等概念，这些国家的社会安全保障往往也是最差的，宗教的、世俗的、部族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类因素交织在一起，常常搅得社会动荡不安。

从社会保障的历史来看，世界范围内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都伴随着社会安全维护的特定需要。 1601 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济贫法》，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当时英国社会的剧烈变动，随着英国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大量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流入城镇又找不到谋生职业形成流浪群体，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治安，增加社会的动荡，政府必须要出面应付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德国于 19 世纪下半期相继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险法、工伤赔偿法和老年与病残强制保险法，确立了近代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开始，这些制度的出台与当时德国要求国内安定局面的要求密不可分。 19 世纪 80 年底的德国正处在工业革命企图赶超英国的过程，积极争夺海外殖民地和生产原料产地、市场，需要有个安定的国内环境支持，而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人罢工也在不断发展，德国及时出台这些安全保障制度起到安抚人心，确保国内稳定的作用。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晚于欧洲国家，在 20 世纪初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工人运动、国家和社会安全问题远没有欧洲国家突出，但 1929 年开始的爆发的经济危机将上述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社会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维护社会安定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而有 1935 年的《社会保障法》。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特定时期的社会安全需要催促着特定内容的安全保障制度出台，使得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安定器”、“减震器”的作用得以确定和明晰。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安定的关系依旧是那么紧密， 1995 年末法国希拉克—朱佩政府提出的消减社会福利的改革方案激起工人罢工，引发政治风波，再一次证明了社会安全需要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敏感性。

二战以后，社会安全保障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享有各种形式的安全保障成为公民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成员不再以被施舍的心态面对自己享有的各项社会安全保障措施，国家在提供各类社会安全保障措施方面的义务被突出地强调，社会安全保障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许诺、政治生涯紧密地联系，使得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安全保障福利只能刚性增加。西北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全面福利和全民福利的社会安全保障时代，英国于 1942 年出台贝弗利奇报告，提出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对失业、残疾、疾病、养老、生育、寡妇、死亡等七项进行安全保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出新的安全保障内容和项目，最终形成全民保障全民福利的局面；德国设立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教育等方面的保险、救济、促进、鼓励、赔偿政策和立法；法国的社会安全保障立法则涵盖了年金制、失业保险、疾病和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家属津贴与补助、公务员福利、老年福利、儿童扶助、残疾人津贴、住房津贴与建房补助等方方面面；瑞典的社会福利改革则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儿童津贴、房租补贴和教育科研等内容，最终确立了全民福利国家典范的国际地位；美国在全民福利的发展过程中，推出了自己在老年人医疗照顾援助法案、儿童营养补助法、援助教育、居民住宅改善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安全保障措施；加拿大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后起国家，用 1/4 世纪的时间将自己的社会保障项目累计到了 100 多种。

全面福利和全民福利的社会安全保障模式给所在国家和地区社会成员带来安全保障的同时，也给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各国社会事务管理面临种种窘境。福利国家和地区常常面临着“高福利”与“低经济增长”的尴尬，政府安全保障福利提供的有限性和社会成员安全保障要求的无限性形成鲜明的比对，人们对社会安全保障制度本省的反思开始不断增加，其中一个主题就是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中基本和必要安全保障与全面福利的重新定义与分割，刚性保留基本和必要安全保障，弹性设计全面福利，牢固确立未来安全保障在社会安全保障制度设计改进中的基础地位。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及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障功能

现代意义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发展虽然在我国起步比较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历史上社会安全保障理论和实践的缺失。在社会安全保障理论方面，儒家以社会控制为目的，主张政府积极作为，提倡民间互助共济，提出“民本、仁政、大同”思想；墨家提出“兼爱”，表达“社会性”的济贫思想；《礼记》中“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安富”，对社会安全保障的实施层次有非常好的阐述；在社会安全保障实践方面，除自汉代开始的“常平仓”、隋朝的“义仓”，南宋年间的“社仓”等仓廒制度外，还有济贫、养老、育幼等保障措施，这些包括南北朝的“六疾院”和“孤独园”、唐宋年间的“悲田养病坊”、“福田院”和“居养院”，明朝的“同善会”。儒家思想理论一直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各朝各代的所谓安全保障措施的设立也摆脱不了儒家社会思想理论的影响，儒家的“礼”、“仁政”等都是站在政权维护的立场上，儒家思想理论主导的社会安全保障措施的出发点也就离不开各朝各代政权稳固和社会安定的现实需要。农民起义是各朝各代兴替的主线，而农民起义多发的社会诱因是各朝各代末期都会面临到的不断加剧的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可以说是历来各朝各代农民所有安全保障的物质基础，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流民遍地，最终揭竿而起。虽说各朝各代最终没有能够摆脱农民起义的“厄远”，但不同时期所实施的安全保障措施在特定时期还是起到维护社会安定、扶贫济困等作用，不同程度地延续了相应朝代的生命周期。

民国时期，受西方民主革命和福利思想的影响，政府也做出了一些所谓社会安全保障方面的制度设计，如民国四年颁布的《游民习艺所章程》、 1930 年在全国推行的救灾准备金制度、 1942 年的《各省市县市地方救济事业基金管理办法》 1943 年的《社会救济法》、 1944 年的《社会救济法实施细则》、《社会部奖助社会福利事业暂行办法》、《救济院规程》、 1945 年的《管理私立救济设施规则》、 1947 年的《赈灾查放办法》，但是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民族救亡、大国支持背后的各派势力角逐、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等因素对诸如社会安全保障等社会事务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形成“挤出”效应，社会安全保障的各项措施难以具体实施，这个时期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对社会安全的维护功能也就成为一件难以衡量的事件了，无法进行有效地检验。

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面临一系列窘境：遍及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 16 省区的特大洪水造成受灾人口 4500 多万人；城市中有数百万计的城市贫困户，灾民、难民、散兵游勇、失业人员、孤老残幼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中央政府积极号召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实施以工代赈等社会安全保障措施，很快恢复了社会持续，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生活步入正轨。 50 年中期开始，在农村施行合作化，农民的生老病死依靠集体经济力量解决，对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孤儿实行“五保”制度（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在城市实行施行充分就业政策，干部、职工及其家属依托政府和全民或集体单位享受各项安全保障福利。这段时期的社会安全状况是非常稳定的，具体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安全感高。但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明显活力不足，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增长有限，社会成员最终能够享受的各项社会安全保障福利也相当有限，笔者将这段时期的社会公共安全状况称为“贫困的安定、低水平的安全”。这样一种社会安全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自 70 年代末开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改革，农民收入在一个时期内有显著增加，加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社会安全保障所依托的集体经济实力有所增强，稳定的社会安全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没有持续多久，工农产品剪刀差长时间地存在等因素使得中国农村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相对剥夺过重，加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利，农民收入逐步呈下降趋势，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最终形成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三农”问题，集体经济的衰败使得农村社会安全保障的经济基础大为削弱。在城市则进行“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各类全民和集体企业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要么破产，要么被迫进行重组、转制，与此相适应的劳动人事改革，将许多社会成员抛离出依托单位的各类社会安全保障范围，城市居民安全感骤然下降。有学者将中国的改革比喻成是正在进行的“马拉松式赛跑”，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恰如比赛的过程，每一环节改革的推动都会使许多社会成员被抛出主流社会之外，形成利益相对剥夺的群体，它就像马拉松赛跑过程的每个赛段都有运动员被迫出局一样。在农村依托集体经济和在城市依托工作单位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安排在改革的过程中被不断消解，而现代意义上的我国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社会化建设结果又是那么地难以跟上时代变迁的需要，户籍管理的松动，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使得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压力陡然增加，致以社会公共安全状态呈现出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社会矛盾突发，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加，公民安全感降低。社会经济改革、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建设、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的衔接难以达到无缝的状态。在宏观理论发展上，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对社会救助济贫、最低生活保障、摆脱贫困等功能作用已经讨论得非常充分了，但是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对社会公共安全保障的意义的讨论却显得相对不足，甚至是被忽略了。

小结与讨论

梳理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我国历史各朝各代的社会安全保障措施，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确立对所在国家地区、朝代的社会安全的维护一直是本文坚持的主线，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服务，这其中就包括不同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从笔者有限的视野范围来看，对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讨论并没有出现象当年“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大争论，正如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也只是一种社会事务管理手段而已，共识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节约了社会研究资源。但在其他方面，诸如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理论关怀及理论层次的细分、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公共安全在诸层面的地位等还是有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

在社会安全保障的制度设计上，鉴于社会安全保障提供的相对有限性和社会成员社会安全保障需求的相对无限性的矛盾，社会安全保障资源效率提高的需要，笔者关注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在理论关怀及相应实践过程方面的层面细分，在宏观上，要强调人权基本内容的保障和现代社会制度文明成果的积累，在中观上，要强调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社会事务管理手段的属性，强调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对诸如社会公共安全等大环境的营造，在微观上才是对诸如最低生活保障、扶助弱小幼残等的认真执行。笔者认为将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放在社会安全保障的中观层次来进行理论讨论和制度设计，从社会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角度上讲更为合适，这样就可以兼顾社会公共安全状况和大众安全感在全社会的宏观印象属性，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及事件处理等具体实践环节的需要。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部分学者已经充分考虑到社会安全保障因素在公共危机预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将社会保障总支出占 GDP 比重、社会保障综合给付率、失业保障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城镇实际失业率、拖欠工资数额所占比例、最低生活保障下人口比重、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增长率等都纳入到安全预警的指标体系中 [10] 。笔者的这样一种想法部分得到了研究实践的支持。

笔者强调事件分析的“嵌入性”问题，首先，是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嵌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建设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资金最终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积累。在制度建设资金上，相当多的学者主张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设立社会保障税，以替代现有的缴费制度 [11] 。这些讨论对改善社会安全保障资金的积累、管理等非常有益，最终的讨论对象都可以归位于国民财富分配的问题，但是社会安全保障各项制度和措施的落实，恐怕最终还是要依靠社会经济这个“大蛋糕”的不断做大。显而易见，只有经济这个“蛋糕”做到了，才能讨论如何筹集社会安全保障资金的问题，和社会保障税的设立及运作的问题。同时，我们还有看到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建立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支持作用，现代意义的社会安全保障除关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外，更为关注人未来发展能力的获得，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社会公平实现等，这些在国外某些地区社会安全保障制度设计中的教育福利部分得以清楚显现。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对人发展潜力开发的关注，其实对所有包含人这个要素的生产力的促进，最终表现为经济发展质量、速度、效益的全面提高。其二，是社会公共安全“嵌入”到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中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建设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政治、社会环境、甚至包括生态环境的好坏是国际资本进行投资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一个国家和地区内而言，良好的社会公共安全秩序更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成果的积累。同时还应该看到，社会成员在享受各项社会安全保障福利的时候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公共安全状态。反过来看，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维系又是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安全保障水平紧密相连的。这是制度间的联动和互动，公共政策，特别是配套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需要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有很多，证券市场、人们主观感受、通货紧缩和膨胀、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程度等都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社会公共安全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作用却时常被人们所忽视。社会公共安全状况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能够揭露出经济增长方式、速度控制、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问题，就是表现形式有时过于激烈，只要研究者细心解读，就能发现很多问题。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有学者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结为“无就业增长、不公平增长”，经济增长但无发展的尴尬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现阶段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恰是现阶段经济运行“晴雨表”的反映。社会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总是要存有对我国现阶段社会公共安全来说是“失火”的因素，现代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完善则可以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救火”因素或者是“灭火”因素。

参考文献：

[1] 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8/16/content_4970547.htm

[2] 参见 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课题组﹒构建和谐社会面临哪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N] ﹒北京日报， 2006 年 8 月 7 日 ；卫兴华，孙咏梅﹒ 2005 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 [J] ﹒经济学动态， 2006 年第 4 期；林宏，陈广汉﹒居民收入差距测量的方法和指标 [J] ﹒统计与预测， 2003.8

[3] 参见 胡联合 , 胡鞍钢 , 王磊﹒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矛盾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年第 4 期 ,P181 ；

[4] 2006 年下半年，武汉、郑州、南昌三地部分高等学校因后勤管理、违规招生、虚假许诺等发生大规模的学生骚乱事件，有的骚乱事件参加人数高达万人，形成高校学生和当地军警的对峙局面。

[5] 参见 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 [J] ﹒社会学研究， 2006 年第 3 期；吴清军﹒乡村中的权力、利益与秩序 [J] ﹒战略与管理， 2002.1 ；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 [J] ﹒学海， 2006.4 ；宋林飞﹒城市移民文化矛盾与社会安全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5 期；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 —— 对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0 年第 4 期；曾鹏，戴利朝，罗观翠﹒在集体抗议的背后──论中国转型期冲突性集体行动的社会情境 [J] ﹒当代中国研究， 2006 年第 2 期；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 [EB/OL] ﹒ ccrs.org.cn/big/ddzgnmdjtw.htm ；游正林﹒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 —— 对一起集体上访、静坐事件的个案研究 [J] ﹒学海， 2006 年第 2 期；

[6] 参见 孙立平﹒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变化 [J] ﹒学习月刊， 2005 年第 9 期；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J] ﹒社会学研究， 2004 年第 6 期；

[7] 在西安市东南三环连接工程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20 多名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与项目经理部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导致 5 名农民工受伤（见 2007 年 1 月 8 日 《华商报》）。 30 余名农民工在首都经贸大学西校区西门外向包工头讨薪，遭到几十名手持钢管等 “ 武器 ” 的人驱赶和殴打， 4 名农民工受伤（见 2007 年 1 月 9 日 《新京报》）；

[8] 参见 马海涛，王鼎主持的“服务消费型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央财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基金课题， 04 教改 32006010 ）的研究报告， 2004 ；

[9] 参见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课题组 [J] ﹒ 构建和谐社会面临哪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J] ﹒ 新华文摘， 2006.21

[10] 参见 张小明﹒公共危机预警机制设计与指标体系构建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6 年第 7 期（总第 253 期）

[11] 参见 崔光营﹒ 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应心存疑虑 —— 关于社会保障基金筹集形式的调查、分析和思考 [J] ﹒ 税务研究 , 2000 年 12 期 ；顾金龙 , 许文云﹒关于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立法分析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年 3 月；郭庆旺 , 张德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深层次思考 [J] ﹒ 税务研究 , 2002 年3 期 ；李栋文 , 林金峰 , 蔡淑兰﹒美国社会安全保障税制度及其借鉴 [J] ﹒亚太经济 ,2005.5 ；李楠﹒对社会保障费改税的思考 [J] ﹒ 北方经济 , 2006 年14 期 ；林国建 , 吴军海﹒社会保障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J] ﹒市场周刊 ,2005 年 11 月；庞风喜 , 于晶﹒论社会保障税开征必须考虑的因素 [J] ﹒税务研究 ,2006 年第 12 期（总第 259 期）；徐瑞娥﹒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关问题综述 [J] ﹒经济研究参考 ,2004 年第 7 期（总第 177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