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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 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  
  作者:钱穆    发布时间:2014-08-1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

钱穆

文章选自《中国学术通义》(钱穆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今天所讲的题目,在我平日上课时,也常讲及,并非有什么新意见。只因近两年来我上课较少,且以前所讲多是零碎穿插,今次稍为作成系统,此可谓是我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论,但大部分亦是古人治学之经验。

    做学问第一要有“智慧”,第二要有“功力”。二者在学问上究竟孰轻孰重?普通当我们欣赏或批评一个人之学问成就时,多赞誉其智慧,但对于从事学问之后进,则率勉励其努力。如子贡称孔子“固天纵之将圣”,则是在天分上赞美。如荀子《劝学篇》云:“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又如《中庸》所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则是在功力上奖劝。总之,对于已成功的大学者,每不会推崇其功夫。但对于后进年轻人,亦不会只夸其智慧。这里面,导扬学术,实有一番深意存在。

    一般人之意见,每谓智慧乃属天赋,功力则应是自己所勉。若谓从事学问,只要自尽己力即可,而天赋则不能强求。实则此事并非如此简单。每一人之天赋智慧,往往甚难自知。譬如欲知一山中有无矿藏,并非一望可知。须经专家勘测,又须有方法采发。采发以后,尚须有方法锻炼。我们每一人之天才,固然出之天赋,但亦须有方法勘测、采掘、锻炼,方能成才。而此事较之开发矿藏尤为艰难。

    抑且智慧有广度,又有深度。每一人之聪明,不一定仅限于一方面。如能文学,不必即不能于历史、哲学或艺术等方面有成就。又其成就究可到达何等境界,亦甚难限量。因此,做学问人要能尽性尽才、天人兼尽,其事甚不易。但若不能尽性尽才、天人兼尽,而把天赋智慧埋没浪费了,不能尽量发展,那岂不很可惜!

    因此,做学问之伟大处,主要在能教人自我发现智慧,并从而发扬光大之,使能达于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如台湾阿里山有神木,年寿多逾一两千年以上,至今仍生命健旺。但此等神木,亦须有良好条件护持。我觉得人也应可成为神人,但每一人率常埋没了自己的天赋与智慧。每一人之成就,很少能达到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因此我说能发现与完成各自之智慧与天赋,而到达其可能之顶点者,乃是做学问人之最大目的所在。

    讲到功力。譬如山中矿藏,非懂矿学即难发现。抑且但懂煤矿者,仅可发现有煤矿,其他矿藏,彼仍不知。且以采发煤矿之方法采掘石油,仍将毫无用处。可知我们之智慧固需以功力培养,而我们之功力亦需以智慧指导。《论语》上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姑把“学”当作功力说,“思”当作智慧说。学而不思,等于仅知用功,却无智慧,到底脱不了是一种胡涂。如我们以研究文学方法来用功研究史学,亦将仍无用处。思而不学,则如仅凭智慧而不下功力,到底靠不住。因此,智慧与功力,二者须循环相辅前进。说至此,则请问究将如何去下手?

     我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学问”二字,本应作动词讲。今试问我们向哪个人去学?向哪个人去问?又学些什么与问些什么?此应在外面有一对象。因此做学问同时必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己,即学者与问者。另一方面则在外,一定有个对象。学问必有师、弟子两方,必有先进与后进,前辈与后辈。从事学问,须先懂得“从师”与“受业”。学者自己则犹如一个孩童,一切不能自主自立,先须依随人。因此学者自称为弟子,对方即是一长者,即学问上之前辈、先进,如此才算是在做学问。因此从事学问,贵能常保持一种子弟心情。最伟大之学者,正为其能毕生问学,永远不失其一分子弟心情之纯洁与诚挚。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也可借来此处作说明。惟其永远在从师与受业之心情与景况中,故其学问无止境。若我们专以“学问”二字作一名词,如说你能这门学问,我能那门学问,则学问已成一死东西,再无进步可望。此是做学问的最先第一义,我们必先深切体会与了解。

    现在再讲到以功力来培养智慧,与以智慧来指导功力之两方面。我想分为三阶段、六项目来讲。

    第一阶段做学问要先求能“入门”,不致成为一门外汉。于此则必先要能从师与受业。如诸位进入学校读书,此亦是从师受业,但究属有限。我此所讲之学问,则不尽于此。因此我之所谓从师,亦非必当面觌对之师。诸位从事学问,要能自得师,要能上师古人。当知读书即就如从师。

    诸位应懂得,“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之功力”。因学问必有一传统,每一项学问皆是从古到今,不断承续而来。断不能说此项学问由我开始。诸位当知,从前人在此项学问上,早加上不少功力了。从前人既已成学成业,即可证其有可信之智慧。正为如此,所以从前人之智慧,可以来指导我自己之功力。接着第二层则是:“由从前人之功力来培养我自己之智慧”。此因从前人之智慧,亦是由其功力所培养而成。故可借前人功力来培养自己智慧。此两层乃是学问之入门工夫。

    现在先讲第一层:即我开始学问,功力应向何处用?最简单讲,第一步,诸位应懂得读书,又必读人人必读之书。换言之,即是去读学术传统方面所公认的第一流之书。此乃前人智慧之结晶,有作者,有述者,乃学问大传统所在。我们既不该随俗,亦不可自信,当知此皆非从事学问之正道。我自己且当先认为是一盲目人,只有依随此传统智慧之结晶而用我之功力,我则依墙摸壁,跟着人向前。如《论语》,二千五百年来任何一有智慧人,在学问上有成就者,皆曾读此书。《论语》既是孔子智慧之结晶,亦可说是经过了二千五百年来有智慧人所公认,成为儒学一大传统。自孟子、荀子、董仲舒、扬子云以来,皆曾读《论语》。因此我们今天也得读。此事决不能说是盲从。而且学问之第一步,也可谓正从盲从开始。我已在先说过,从事学问,第一步应先自己具有一子弟之心情来从师受业,来亲师向学。此师即是在学问传统上已证明为一有智慧之前人。自己则犹如一盲者,犹如一不能特立独行之婴孩,我们定得跟随人,定得依墙附壁,一步步来锻炼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功力之最先一步,则应自此处用。

    从前人提出读书法,要在“存大体、玩经文”。此六字即是初学读书一好指导。任何一书之正文,可说即是经文。我们要能懂得其大体,也就够了。如此,用心不杂,不旁骛,一部一部地读去,可以教我们轻松上路,不觉太费力。凡你所读书中一字、一句,训诂义解,即成为你自己之知识。做学问首先要有知识,无知无识,做何学问!从前人如何讲、如何说,我即应知。但其中也须有选择。我自己无智慧,好在从前有智慧人,已不断在此中选择过,我只依随着前人,遵此道路行去。读了一部又一部,求能多学而识。先要知得,又要记得。读后常置心中,即是“存”。读了再读,即是“玩”。此是初学入门工夫,万万不宜忽略。

    每一人之聪明,不仅自己不易知,即为师者,亦未必能知。惟其人之天赋智慧不易知,故初学入门,最好读一书后,又读一书。学一项后,再学一项。所谓“转益多师是我师”,从此可以发现自己才性所近。却莫早就自作聪明,反先把自己聪明窒塞了。如今大学制度,尽教人修习专门之学。一入了史学系,便尽向史学方面钻。但自己智慧不一定只在这方面。先把自己智慧宽度隔限了,自己智慧之深度,也将有害。不向更广大的基础上用力,常不易有更崇高之树立。这在学问上是最值得注意的。我们该先涉猎,先筑广大基础,先知学问之大体系与大格局。而能在此中发现自己智慧,此事更属重要。

我个人自幼读书幸而没有犯上随俗与自信之病。我最先只懂读文章,但不读俗陋的,如《古文观止》之类,而只依随着文学传统所重,读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但我并不能懂得姚选妙处,我想应扩大范围,读他所未选的,才能知其所选之用意。我乃转读唐、宋八家全集,乃于《王荆公集》中发现有很多好文章为我所喜,而姚氏未选。因此悟得所谓“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之分别。我遂知姚氏所选重文不重学,我自己性近或是在学不在文。我遂由荆公转下读朱子与阳明两家,又上溯群经诸子。其时尚受桐城派诸家之影响,不懂得注意清儒考据。但读至《墨子》,又发觉有许多可疑及难通处,乃知参读淸末人孙诒让之《墨子间诂》。从此起,再翻读清儒对其他诸子之训释校订。   

在此以前,我虽知姚、曾两人都主张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之说,但我心中一向看不起训诂考据,认为一字经考证而衍成为三数百字,可谓繁琐之甚,故不加措意。至此才知我自己性之所好,不仅在文章,即义理、考据方面,粗亦能窥其门径,识其意趣。我之聪明,虽不敢自谓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于此三方面皆已能有所涉猎。若读书不多,仅限于一方面,仅限于几部书,则只能单线直前,在其他方面之智慧即不能开发。并且单线直前,太窄太艰难。有时也会走不通。因此,初学入门,“涉猎”工夫是重要的。但涉猎非粗疏之谓,只是读了一书又一书,走了这边又那边,且莫呆滞在一点上。

    《论语》上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处“好学”一语,我们必须深细体会。自己的天赋聪明,切莫太自信,但亦不要太自怯。须知做学间应先有一广大基础,须从多方面涉猎,务使自己能心智开广。若一意研究史学,而先把文学方面忽略了。又若一意研究文学,而先把史学方面忽略了。又若一意研究思想,而不知历史,不通文章。如此又何能成得学?其实只是自己薄待了自己,开头先把自己限了。学与问,不一定便知、便能。何况自己决心不学不问,那有自知、自能之理!

    故知我们从事学问,开头定要放开脚步,教自己能眼光远大,心智开广。当知一切学问,并未如我们的想法,好像文学、史学、哲学,一切界限分明,可以互不相犯,或竟说互有抵触。当知从事学问,必该于各方面皆先有涉猎,如是才能懂得学问之大体。

    继此,我们将讲到“专精”与“兼通”。此两者间,正须更迭互进,却非有何冲突。如我们专心读一书,此即是专精。读完《论语》,再读《左传》,此即是兼通。先读经是专精,再治史是兼通。经学中先读《诗》,是专精,又读《春秋》,是兼通。如此两方面更迭而进,如治经学当兼通五经,兼通十三经,又当兼通汉、宋,兼通义理与考据,兼通今、古文学派。治史学当兼通如制度、地理、经济、法律、社会、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四裔民族等。治文学当兼通诗、赋、词、曲、骈文、散文等。又如兼通文史,兼通经史,兼通经子等。学问入门,正该从各方面都有一番探究。正因各人自己聪明天赋谁也不能自知,应先由自己尽量探测。广度愈开阔,然后深度愈迈进。少一分功力,即少一分启悟。对自己将来远大前程,是一种大损失。

    我们为学首先要“多学而识”,已如上述。次之即要懂得“一以贯之”。粗言之,如读《论语》、《孟子》后,要自问《论语》《孟子》中所讲为何?读杜诗、韩文后,亦应自问杜诗、韩文其精采在何处?诸位万勿忘却学问中之一“问”字。能在心中常常如此一问,便自有许多长进。此一步工夫决不可少。

    做学问定要一部一部书的读,在毎一书之背后,应知其有一个个的“人”存在着。每一部书是一番“业”,毎一个人是一位“师”。读书即是从师受业。又应问师如何成此业?这一问便开了我自己学的路。若诸位不肯如此用心,一意只想要写一专题,把自己学问早有所表现,如写唐代文学为题,则便把杜诗、韩文东窃西剽,一时像有成就,实在是无成就。纵多表现,像是自己学问,其实永不能成学问。固然初学人也须有表现,而此等表现,则只当看作是我工夫之练习。练习则贵在暗处,不贵在亮处。此是初学人用心最该自反处。

    诸位真要从事学问,则先不可自高自大,应自居为子弟身分。要懂得如何从师受业,并要亲师、尊师,又贵能从师那一面照见出自身来。若连自己都不知,如何学得成!若真要完成自己,先应从多方面作探测观察,把自己内性可能尽量发掘。莫先以为自己智慧已是现成着,只把自己智慧来指导自己功力,便能自创自造。若如此,便走上了错路。因此,我们的用功方法主要应虚心读书,读了一部再一部,接触了一人再一人。又须懂得挑选第一流著作,即传统公认最大名家之著作,虚心阅读。如是入门,总不会错。

   在第一阶段中之第二层工夫,乃是“以前人之功力来培养自己之智慧”。如《论语》,从古到今,训诂义理,各家发挥尽有不同,即如宋、清两代人所讲,考据、义理,显有相异。诸位当知,接触一家讲法,即可开展自己一分智慧。如此致力,自己智慧即可遂步开展。所谓“出我意外”“入我心中”,诸位时时得此境界,便会心中暗自欢喜。自己智慧即自此逐步工夫中透出,所谓“温故而知新”,从前人数千年来智慧积累,一一由我承受,那是何等痛快事。

    如象山讲《论语》便与朱子不同,王船山讲来又不同,从此处即可启我聪明。多见异说,自己心智便会不断开广。又如读《史记》,若专从《史记》读《史记》,则有时自己智慧不够,将感困难。如初学先读《史记菁华录》,便易引起兴趣。自此再进读归、方评点《史记》,便觉与《菁华录》不同。接触到更高一步之智慧,便像自己智慧也随着高一步。又若再进而读刘知几《史通》与章实斋《文史通义》,便觉眼前境界更高,又与读归、方诸家之圈点批注不同。再又如读清儒之《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诸书有关《史记》部分,以及如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之类,我的智慧又开一门路,走向考据一方面去。但如我们在读此诸书之后,再读如吕东莱之《古史》,便会眼前豁然又另开一新境界,懂得所谓史学家之智慧,看他能如何样的用心去体会古人,认识古代,然后乃知治史学应有史识,论史又与考史不同。吕东莱的《古史》,好像只就史记原文挑出寥寥数语,轻轻下笔,却能予人以一种极鲜明深刻之印象,使我们对当时史事有一番真切开悟。由他数句话,即可启发我甚大智慧。若我们尽读《史记》,不读他人读史记的书,也可能在我文学、史学各方面之聪明,老闷着不开。试问我有此一份天赋智慧,而让其窒塞埋没,永不发现,岂不甚可惜?

    我上面所以提出要读人人必读之书,正因此等书已由许多人集中心力聪明研钻过。前人化上莫大功力,我只一翻阅,便可长我许多智慧。又如读《史记·贾谊传》,又读如苏东坡之《贾谊论》,也易引起一番心智开发。但若又读到王荆公咏贾谊的七绝诗,虽只短短二十八字,但荆公意见议论,又较东坡深入而允惬。如此读书,我之智慧自能逐步开广而深入。

    当知智慧非经挖掘,不易发现。非经锻炼,不易长进。学人大病,即在自作聪明,不多读书,便要想出一番自己道理来与他人争胜,却不肯虚心跟人学习。如此,终是断港绝潢,决非做学问之正道。诸位循此方向去读书,读一书自然会像又走到另一新境界,心智日开。如此读书,自能意味深长,乐此不疲。这是从来做学问人的入门正道,诸位须好好认取。

    以上所讲入门之学,却非专为初学人讲。当知此一番入门之学,可以毕生行之。学问本是千门万户,入了此一门还得入那一门,入门工夫随时运用,自己学问基础自然会愈广大、愈笃实、愈高明。

    现在继续讲第二阶段之第一步,乃“由自己之智慧来体会前人之功力”。

上述第一阶段是借着前人引路来指导自己功力,培养自己智慧。现在是自己有智慧了,再回头来体会前人功力。起先是跟着别人,大家读此书,我亦读此书。现在是读了此书,要进一步懂得前人如何般用功而成得此书。以前读书是不自觉的,至此可渐渐看出学问之深浅与甘苦来。从前人说:“鸳鸯绣出持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每一部大著作,每一种大学问,尽是前人绣出的鸳鸯。我们要体会他鸳鸯绣成以前之针线,即要学得那金针之刺法。又如吕纯阳点石成金的故事,那丐者不以获得其点成之金块为满足,却要吕纯阳那点石成金之指。此一故事,用来说明做学问工夫,大有意思。我们要像此乞丐,要注意到吕纯阳那指。否则学问浩如烟海,自己头出头没,将永远随人脚跟,永远做不出自己学问来。

    孟子曾说:“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学问第一步要依随前人“规矩”。现在进入第二步,则要研究前人之“巧”。譬如黄梨洲作《明儒学案》,诸位读后,应知用心看其如何写成此书,要设想到他未写成书以前之一切。若你不懂得前人如何写书,试问你自己又如何忽然能写书?学著书先须了解前人著书之苦心。如顾亭林著《日知录》,彼自云一年中只写得二三条。试问缘何如此艰难?人人读《日知录》,但能懂得顾亭林如何写《日知录》的,实无几人。我们在此处,当懂得上窥古人用心。如你读《日知录》,又读《困学纪闻》、《黄氏日钞》诸书,便可看出《日知录》成书之体例与来源。又如读《明儒学案》,又读《理学宗传》、《圣学宗传》诸书,便知《明儒学案》之体例与来源。当知前人成学,亦各有来源,著书亦各有规矩。只是精益求精,逐步向前。如我们不读棋谱,只知自己下,则棋艺将无法得进。此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但此项工夫不易下,须能“心领神会”,却不能具体指点。

    诸位当知做学问自然免不了要读书,读书的第一步,只是依随其书从头读下,此乃是“受业”阶段。但读书的进一步工夫,应懂得著书人之艰难困苦。又须体会到著书人之经营部署,匠心独运处。若懂得到此,便可谓乃与著书人成为“同道”,即是说自己能懂得与前人同样用功,走上同一道路了。如此读书,始成为一内行人,不复是一门外汉。做学问到此境界,自然对从前著书人之深浅、高下、曲折、精粗,在自己心下有一路数。当知学问则必然有一传统,决非毎一学者尽在自我创造。若不明得此中深浅、高下、曲折、精粗,你自己又如何能下笔著书,自成学问!

    以上是讲凭自己智慧来窥探前人功力,待于前人功力有体悟,自己功力便可又进一步使用。现在再讲第二阶段之第二步,乃“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

    功力易见,智慧难窥。今欲再进一步看了前人功力之后,再来看前人之智慧,此非下大工夫不可。昔二程讲学,常教来学者不可只听我说话,此语极当注意。诸位当知听人说话易,但听人说话,贵在能了解此说话人之智慧。诸位今天面对长年相处之先生们,上堂受课,依然还只是听说话。他所讲我好像都懂了,但对面那讲话的人,其实在我是并无所知。试问对当面人尚是如此,将如何能凭读书来了解几百千年前人之智慧?但我若不了解其人,只听他讲话,试问有何用处?我们要从读韩、柳文章去体会了解韩、柳之智慧,去体会了解韩、柳之内心。

    当知学问都从活人做出,学问之背后则必然有其人之存在。但人不易知,各人有各人的天赋不同,智慧不同,境界不同,性格不同。如司马迁与班固同是大史学家,章实斋论彼两人有云:一是“圆而神”,一是“方以智”。此乃讲到彼二人之智慧聪明不同,天赋性格不同。此等处骤听像是玄虚,但细参却是实事。又如欧阳修与司马光两人同是北宋大史学家,因其人之不同,而史学上之造诣与精神亦不同。诸位治史学,不懂得所谓史学家其人,试问如何做得一史学家?

    读古人书,须能如面对亲觌,心知其人。懂得了古人,像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我才能走进此学术园地。此所谓“把臂入林”,至少在我自己要感得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了解到古人之血脉精神,以及他们间学问之传统源流。自己才能参加进此队伍,随着向前。否则读书虽多,所得仅为一堆材料,只增长了自己一些意见。古人是古人,传统是传统,与我全不相干。如此般做学问,尔为尔,我为我,各自拿到一堆材料,各自发挥一套意见,在人与人间,则绝无关系,绝无内在精神之传递与贯澈,交流与影响。此种学问,其实全是假的,并非真学问。诸位今日治学,多蹈此弊,在学术传统上尚无知识可言,而尽忙着找材料,创意见,想自己出锋头。那实在要不得!

    讲学问则必讲其源流承接,此中有人与人之精神血脉,务要臻于“意气相投”之境,此是学问入门后之事。徒知读书,只如听说话。听人说话,却不知那说话的人。读人所著书,却不知那著书的人,如此则仅成为死学问,死知识,只是一堆材料。如欧阳永叔与王荆公,其文皆学自韩昌黎,但欧、王两家文字精神意趣各不同。我们读韩、欧、王三家文,应能分别出此三家之异在何处,同在何处。欧、王两家之学韩,各由何处入,又各由何处出。应能从此三家文字“想见其为人”。应使韩、欧、王三家之精神笑貌、意兴情趣,历历如在目前。虽在我口里说不出,却要在我心里深深确有此想象。又如读晚明三大儒著作,也须从其著作透过去了解其为人。于此三家之面目精神各不同处,须能活泼如呈现在我目前。当知学术有血脉,人物有个性,一家是一家,一人是一人。若不能明白分辨出,即证对彼无所知。学问到此境界,始能与古人神交于千载之上。否则交臂失之,当面不相识,只听人闲说话,哪里是学问!

     我们的先一步是从别人之心来启发自己之心,此即上面所讲“从前人之功力来启发我之智慧”之一项。现在所讲则是要以自己之心来证发前人之心,即是“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之一步。此一步工夫较难,必须沉潜反复,密意追寻。诸位当知,一本书之背后,有此一个人。一门学问之背后,有此一位专门名家之学者。学问倘至此步,始可谓懂得了做学问。到此已是“升堂”境界,已能神交古人,恰如与古人周旋揖让于一堂之上,宾主晤对,情意相接,那是何等的欢乐愉快呀!上述第一步是“从师治学”,现在第二步是“升堂”了,乃是“从学得师”。如此,才能说有了师承,才不是跟着前人走,而是与前人同道而行。诸位今日一心只是要创造,却不在想从师受学,从学得师。也不是要与人同道,只是想前无古人,别创一格。如此用心,则决非所谓学问之道。

    此后,我们才能讲到学问之第三阶段。此一阶段,不仅升堂,抑且“入室”,亦即是“成学”阶段了。至此阶段,学问始真为我有,我已为主而不为客,学问成为我之安宅,我可以自立门户,自成一家。于学问中到此才是自有地位,自有创造。故我上述之第一阶段可谓是“从学”阶段,第二阶段可谓是“知学”阶段,到此第三阶段,则可谓是“成学”阶段了。

 此阶段亦将分两项来讲:

    如读韩文,上述第二阶段是以我之智慧来窥看韩昌黎之功力,又以我之功力来窥看韩昌黎之智慧。现在是将我自己全心投入,与彼之精神相契合,使交融无间,而终达于“忘我”之境。到此境界,当我读韩文时,自己宛如韩昌黎,却像没有我之存在。我须能亲切投进,“沉浸其中,与古为一”,此才是真学问,才是真欣赏。学问到此,始是学问之最高境界。然而当知此种境界,实不可多得。因各人才性天赋不同,古之学人,亦是人各不同。而我之为我,亦断不会与古人中任何一人相同。今要在古人中,觅得一两位和我自己精神意趣最相近者,然后才能下此工夫,达此境界,此事不易轻言,亦不可强求。在浩浩学海中,能获得有一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精神意气,欢若平生,这自是一大快事,亦是一不易得事。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若我们真在学问上下工夫,此境界亦非决不可得。惟如孟子云:“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当知孔子道大,即颜回亲炙,亦有“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之叹。我们若想把我此刻所述来读《论语》,学孔子,此事恐终难能。然浩浩学海中,也断不会没有真能得我欣赏之人物。但亦断不能多得。当知,惟其“似我”,故能“忘我”。天赋性情中,自有此难能可贵之境界。

    在第三阶段中之最后一步工夫,则是“用自己之功力来完成自己之智慧”。到此乃真是卓然成家,自见与众不同了。

    譬如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想像方其学时,在欧阳心中,则只有一韩昌黎,不仅没有别人,连他自己也忘了。但到他学成,自己写文章时,却又全不是昌黎,而确然是一欧阳修。任何学问都如此。到此时,在学术中方有了他自己之成就与地位。当然不论是文学、史学、哲学,或其他学问,只要真到成就,则必然是“自成一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学到成时,乃始知此“怆然独立”之感。然此种怆然独立之感,却正是其“安身立命”所在。学到如此,方是他的“创造”,创造了他一家独立之学问,同时亦创造了他此一独立之人格。在天地间,在学问中,乃是只此一家,只此一人而已。

    当然论学问,也并不能责之每人全都能创造,能成家。但我们不能不悬此一格,教人努力。亦因只此一格,始是真学问。我们纵说不能到达此一格,只要不在门外,能升堂,能跑进此学术圈中,在我也可满足。如此为学,自可有乐此不疲,心中暗自喜欢之境界,我们亦何苦而不为。而且我们只要到得“入门升堂”,亦可“守先待后”,把古人学术大传统传下,将来自有能创造者出世,凡事亦何由我成之?此始是学术精神。一个真能从事学问的人,则必须具有此心胸,却不要尽在成功上作计较。

一〇

    现在再把古人讲到学问的话,和我上述来作一引证。

    《论语》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一段经过: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是开始努力向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一样样地学,正合我所说入门之学之第一阶段。三十而立,即是升堂了,正当我所说之知学能学之第二阶段。四十而不惑,想孔子到此时,一切皆确然自信,这已是我所说成学之第三阶段了。至于此下五十、六十、七十,孔子圣学日跻,愈前愈远,此则为吾人所不可企及者,姑可置之不论。

    又如韩昌黎《答李翊书》,自云:“愈之所为,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在此时期,正是有志向学之第一阶段,犹如孔子之十有五而志于学。

    到第二步,昌黎说:“如是者亦有年,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到此阶段,心中自有一底,自有一别择,自有一评判,即犹如孔子之三十而立,那已是升堂阶段了。

    待到第三步,乃始“浩乎其沛然矣”,至此则是成学第三阶段了。惟昌黎亦并不自满足,此下仍有他继续用功处。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虽圣人也得有一段学的经过。圣人之过于人者,也只在其“好学”。昌黎自述其致力文,由志学到学成,几二十余年,也恰和孔子自志学到不惑,中间隔越二十五年相似。固然昌黎仅是一文学家,不能和孔子圣人相比。但我们若真有志从事于学,恐怕二十五年工夫是都该要的。如诸位今年二十五岁,则至五十岁时,纵说不能成专门名家之业,但至少总可进至第二步,升进了学问之堂奥,那是谁也可以努力以希的。如此做学问,一面即是学做人,另一面又是最好一种自怡悦之道,又能守先待后,成己成物,我们又何惮而不为?

    《中庸》上亦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我此讲看重各自智慧,即是“尊德性”。当知做学问并不能只有一条路,正因天赋各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我们欲自有成就,便不能只守一先生之言,煖煖姝姝地自足自限。应懂得“从师求学”,“从学得师”。“道问学”即是你之功力,“致广大”是要泛求博取,“尽精微”则只是完成了一己之德性。换言之,致广大即是道问学,而尽精微则是尊德性。至于到达成学阶段,自为一家时,乃是“极高明”。而其所取途径,则实系遵从大家一向共走之道路,既无别出快捷方式,亦无旁门斜道,仍只是一个“道中庸”。这是人人所能,亦是尽人当然。

    我希望我今天所讲,也能由此启发诸位一番聪明,使诸位知得做学问有此一些步骤与规矩。我今天所讲,务盼诸位亦能虚心接受。当知做学问并不难,并在此中有大快乐。只求有正道,有决心。先知从师,再知尊师。并望诸位能上尊古人为师。先从多师到择师,自尊师达亲师。遂步完成自己,不患到头不成一家。若一开始便无尊师、亲师之意,只把别人家学问作材料看,急要自己独成一家,天下如何会有此等事?

    今再复述一遍。今天所讲,要诸位从学术众流大海中,各自寻得自己才性而发展至尽。其前三项决然是诸位人人可以做到者。第四项已较难。五、六两项,则不必人人能到,但大家应心向往之。心中悬有此一境,急切纵不能至,不妨渐希乎其能至,也盼别人能至。此是我们做学问人,都该抱持的一种既谦谨又笃厚的好态度。我最后即以此为赠,来作我此番讲演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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