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种资源——论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的方法论维度

霍桂桓

能够被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吸取的中国资源既包括具体观点、也包括研究方法，而且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多以启发意义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迄今为止，国内进行这个方面研究的文化哲学研究者大多只关注观点，而对方法则注意不够。在我看来，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来说，只有研究方法才具有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建设性作用，而具体观点不过是达到了特定人生境界的研究者对某种独特研究方法加以运用的产物而已。因此，和进行其他方面的哲学研究的研究者吸收其他资源一样，在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过程中探讨中国资源问题，研究者面临的首要任务既不应当是未加批判反思地继续搬用某种西方研究模式对中国资源进行“削足适履”，也不应当是继续进行“六经注我”式的“寻章摘句”，而只能是通过探讨和研究其方法论维度，逐步实现对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和被探讨对象的方法论自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避免这两种做法可能造成的“歪解歪批”，从而实现真正推动当今文化哲学研究顺利发展的初衷。之所以充分强调文化哲学研究在吸收中国资源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作为“别一种资源”的方法论维度、逐步达到方法论的自觉，是因为尽管这种吸收既能够发挥直接有助于国人对西方文化入侵做出有效应对的作用，又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通过吸取比引进的西学成果更加丰富的本土资源而进一步健康发展，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恰当地看待、研究、吸收和利用已经成为传统的‘本土资源’？”这样一个关键性难点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其具体表现为研究者要么通过引进和依据某种外来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模式，对本土资源进行“裁剪式”的、显然未必恰当的系统整理（自胡适以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论述实际上大多具有这种特点，其后果的鲜明体现之一就是国内哲学界近来持续争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要么出于具有随意性的一己之需而进行“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因而难免流于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甚至“歪解歪批”之嫌。我认为，尽管这两种做法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在于，研究者都忽视了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因而既没有认真关注和研究被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状态，更没有对自身的学术素养、特别是进行这样的吸收所需要达到的人生境界进行清醒的认识和彻底批判反思，而是一厢情愿地要么直接搬用某种基本立场研究模式、要么干脆“六经注我”了。所以，探讨和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所面临的首要关键性的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进行恰当的吸收和利用，亦即研究者必须明确和逐步自觉的方法论问题。那么，研究者究竟如何通过探讨和研究这方面的方法论问题逐步达到方法论的自觉呢？我认为，研究者若想达到这样的自觉，就必须在充分重视和研究下列三个相关的关键之处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三个“面向”和一个“有机结合”。这三个相关的关键之处是：第一，如何正确看待和解决被吸收资源本身的“共时性”现状维度和“历时性”生成维度的关系问题：这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貌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却是正确理解这种资源的关键性前提条件。因为削足适履式的系统“剪裁”和一厢情愿的“六经注我”的共同要害便是只集中关注其共时性维度而忽视其历时性维度，因而置对象的存在状态和本质特征于不顾。实际上，研究者只有真正做到了从历时性角度知其“所以然”，才有可能真正系统全面地知其共时性之“然”。第二，如何正确解决研究者自己的情境与被吸收资源的特有情境之间的“时空差异”问题：由于随时空流变而出现的巨大的时代变迁，这样的时空差异显然不仅存在，而且往往对正确理解资源具有关键性影响———比如，如果研究者不顾《周易·系辞》本身因为产生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而具有的等级制时代特征，只从字面上理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并将其搬用于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中，那么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靠性就根本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必须进行严格学术证明，否则便难免一厢情愿的“六经注我”之嫌。第三，如何正确解决作为吸收者的人生境界与创造特定资源的前贤的人生境界之间的差异问题：要想保证理解的准确性，理解者就需要实现自己的视域与被理解者的视域的融合（Horizontver鄄schmelzung）；但这种“视域融合”却是以理解者逐步达到被理解者的人生境界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有关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理解正确性问题绝不只是理智性理解是否准确，而是涉及到理解者的人生境界究竟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被理解对象所隐含的人生境界的层次的问题；只有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才能实现“视域融合”，因而理解的正确性才能得到保证。所谓三个“面向”是：
     第一，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过程”，通过真正重视和引进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探讨并逐步运用能够恰当地对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仍然照搬主要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的西方哲学惟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第二，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成变化过程，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自觉不自觉地直接搬用擅长研究“物事”的、力求通过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而获得绝对真理的西方哲学惟理智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第三，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类社会，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探讨和研究产生并实质上构成了“人事”之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socialinteractions），以及现实社会个体因此而具有的社会层次、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从而通过真正触及“人事”而认识和把握“人事”，最终达到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和把握包括这里所谓中国资源在内的人文世界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目的。而一个“有机结合”则是，从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只要我们承认“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的基本原则，承认古往今来的社会世界本质上具有不同于相对稳定的中观物质世界诸对象的、不断运动生成和变化发展的主观世界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包括这里的方法论问题在内的方法论研究过程中，把分别构成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现状和演变发展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真正有机结合起来。最后必须补充说明两点：第一，“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的方法论维度”实际上是以人文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实质上都属于这种哲学方法论研究领域，而综观哲学研究方法论研究迄今为止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块有待开垦的、既肥沃辽阔又充满艰险的处女地。第二，我们充分强调在这里绝不能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擅长研究“物事”、拙于探讨“人事”的西方哲学惟理智主义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而是必须对其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扬弃，并不是完全否定它，而是希望通过逐步实现对它进行的清晰的学术定位、通过严格确定它的有效性限度而实现对它的真正扬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