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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 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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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汉 发布时间：2008-08-16 信息来源：中国图书评论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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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 秦 汉
2007-05-15 13: 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从口述史料在历史纪实著作中的使用到口述史的大量整理问世，敏感的新闻媒体在近年已经不断地以“时髦”、“火爆”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言来形容出版界这一热潮了。但就口述史学界而言，虽然学术事业的体制化和规范化受到重视，对中国口述史活动的评估和基于这种评估的实证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基本上止步于重复旧有的述评或对西方理论的译介。于是，新闻媒体仍然在给口述史以“用每一个细节还原真相”、“重现历史真实面貌”之类的嘉许，似乎在当今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时代，我们的语言竟然是可靠的了。而且，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伪口述已经侵入电视媒体和口述史出版活动。因此，检讨当代中国口述史发展并确认它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不仅有益于口述史运动的专业化和规范化，而且有可能为我们在关乎民族精神世界的公共历史建构中摆脱名利实用主义趣味提供一些经得起辩论的思想资源。
一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产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有关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的历史叙事，是直接关系到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根本问题，所以党的领导者一贯重视乃至直接参与、指导并设立了专门职能机构承担中共党史和近现代史的研究、编审和出版工作。自然地，当代中国的历史编纂便是一种有组织写作。包括口述史活动，无论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丛书，还是始于六十年代的《文史资料选辑》，都是这种有组织历史写作的一部分。
对于领导人民战争的革命政党来说，作为统一全党思想从而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的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的历史写作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战斗机能。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执政党指导国家学术事业的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了广泛的人民自由权利，“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开始强调学术自由。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学术需要“自由争论”。但后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突发事件造成的紧张和国内政治状况的复杂化，宪法范围内的学术自由方针未得实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旗帜下的政治实用主义历史研究越来越沦为政治斗争和制造个人迷信的工具，在此起彼伏的批判运动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历史写作的有组织性更得到了强化，以至肆意篡改、阴谋炮制、捏造罗织、攻击陷害，以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确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路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大力倡导 “打破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为推进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在1978年7月21日特别指出不要“下禁令”、“设禁区”。此后又再三强调“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肯定“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励下，历史学术界奋起批判“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针对过去“伪史泛滥、真史沉沦”的状况，学者们揭批“四人帮”为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而糟蹋学术、迫害学者罪行的同时，还确认了历史学“求真”的学术宗旨和以“科学的诚实态度”、“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摒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共识为基础的工作伦理。于是，思想解放大潮中的历史学开始恢复生机，出现初步的繁荣。特别是对被认为是“遭受劫难的重灾区”的党史学以及相关的现代史、当代史研究，学者们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呈现出思想活跃、研究扎实、成果丰富的局面。
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复兴和繁荣，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党中央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推动，而史学研究在重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的丰富成果又配合并推动了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工作获得了更加严密的合法性阐释。对于这种学术与政治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的形成，传统的有组织写作体制当然地发挥了积极有效的功能，但学者们在反思中获得的关于独立思考的自觉和受到思想解放鼓舞而产生的为“求真”而学术的勇气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时代“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政治实用主义学术研究把文献史学变成了黑体字突出的语录史学，那么专业化时代“以文代史”或“史而复史”的名利实用主义则把文献史学变成了不知所云的职业病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历史知识黑洞愈发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探求和反思欲望，受到市场挠当В?0年代中期，一种主要以口述史活动为载体的个人主义历史写作登场了。
二
所谓个人主义历史写作是以个人的经历为叙事中心的历史写作，同时写作本身也是一种个人行为———既没有明确的组织性，也不突出建构宏大历史叙事的志向。由于历史学家的学术工作具有形式严格的规范性，个人主义历史写作首先被感情充沛而善于形象表达的文学家所实践。从1980年起，著名作家巴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逐集推出了以回忆和反思“文革”苦难为主要内容的《随想录》。1987年出版合订本时，巴金特别说明：这些文字，“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巴金还相信“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显然，文学家找到了以个人苦难揭露历史的写作形式，既可以避免伤痕文学的虚构性，又可以克服历史研究面临的材料不足的困境，从而成功地为人们提供了基于个人经验的历史知识和哲学思考。同一时期，同样是资深作家的梅志背负着对丈夫胡风“我会帮你说清楚”的承诺，写作发表了夫妇二人二十余年冤狱的苦难史《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三部纪实文学作品，从1986年相继发表后合成《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出版。比较起来，梅志的写作在思想界的影响不如巴金的《随想录》，但无论在历史叙事的系统性还是在对历史研究资料的贡献方面，都超过了《随想录》。
如果说巴金和梅志对历史学的介入是由于作者本身具备写作资质而发生的一种文学行为，那么曾经是“伤痕文学”作家的冯骥才的历史学意识便更加自觉———他选择用口述史方法去寻访和记录那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文革”受难者的经历，其目的是“为一批普通的‘文革’经历者立档”。而且他宣称：“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而“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1]这可能是对口述史之“人民史观”的自觉，更表达了对个人主义历史建构的热情。因为如果没有人倾听和记录那些无能力写作、发表的“人民”的经历，他们便无异于被堵住了嘴，其真实经历则永远被排斥在历史之外了。冯骥才的口述史活动从1986年开始持续十年之久，陆续发表于《收获》、《当代》等多种文学杂志，1991年以《一百个人的十年》为题成书，后又再版。与冯骥才大致同时开始口述史活动的还有“文革”后受过高等教育并在报社就职的李辉，他把综合使用了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而写成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称为“历史纪实”———更多的人把这类作品称为“纪实文学”———显示出受过专业学术训练者从收集到运用史料的历史学自觉。李辉的这部著作最初发表于1988年第4期《百花洲》杂志，后在国内、港台和日本多处出版。冯骥才和李辉堪称最具当代意义的中国口述史活动的践行者。
作为口述史方法对历史写作的介入，虽然冯骥才表示只关心人民而对“所谓高层内幕”没有兴趣，李辉关注的也是历史受难者的经历，但另外一些口述史活动家的写作实践证明，对“高层内幕”和高层人物历史的揭秘式写作竟也受到“人民”的关心并因此拥有广阔的市场。作家叶永烈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利用大量的采访口述资料和历史文献写作出版了“四人帮”的传记，轰动一时。作者本人称自己“自由选择传主”的原则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和“无人涉足”，并进一步解释说：就是传主“众所关注”但“读者欲知而未知”，而且“这些人物常常处于禁区之中，或属‘敏感人物’”。但“惟其棘手，惟其敏感，才有写头”。[2]这应该显示了作者对读者市场的洞察和个人主义历史写作立场的坚持。果然，那些被作者称为“黑色系列”的传记有的经多处出版，在九十年代又被时代文艺出版社以《四人帮全传》的总题名列入“实录丛书”再版，反映了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另外，叶永烈对“红色系列”也有涉猎，他利用采访知情者的口述史料，在九十年代出版了有关毛泽东和“中共核心人物圈”或高层内幕或生活秘闻的纪实著作，进一步拓宽了其敏感路线。
在通过采访口述记录进行揭秘式历史写作方面，如果说叶永烈主要以“黑色敏感路线”赢得了图书市场，权延赤则可说是以“红色神秘路线”取得了成功。他在1989年的3、4、5月，推出了根据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采访编著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和《领袖泪》。然而，在这些题名貌似极具史实和思想冲击力的书中，所记载的多是些秘闻趣事私生活，如有的标题就是“镜头前的领袖私生活”。作者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前言中写到，他向毛泽东的卫士长提出带“浪漫色彩”的问题，诸如：“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最怕什么？你见过毛泽东哭吗？你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你见过毛泽东吵架吗？”而且作者相信：“对于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表现出同我一样的强烈兴趣。”[3]显然，沉重的书题和揭秘式趣味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很容易抓住精英和大众两个基本市场。这种领袖揭秘式采访写作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共和国缔造者的情感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生活中的领袖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龙困———贺龙与薛明》（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等。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当代中国口述史运动，除了上述个人主义历史写作努力，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离开工作岗位的革命老干部所作的有组织口述回忆活动。其中，一些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以给后人留下研究史料和纠正对国内外发生的有关重大事实的记述讹误为己任，工作方式一般是自己口述史实，在记录整理的基础上由工作人员参阅档案文献资料写作成文，再由口述者审阅修改，然后经征求有关方面或部门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交权威的出版机构出版。这类著作有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和《峰与谷》（红旗出版社1992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等。由于专门工作人员的参加和革命老干部使用相关资料的便利，这些著作大都使用了不对外公开的档案资料，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而且，革命老干部本身的权威也使得他们能够在拥护《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提下强调自己的认识、肯定自己的努力，为学术研究做出自己力所能及并且是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是一种包含了口述史活动的回忆与研究型工作。
而在上述这类重要的革命老干部的口述和写作工作之外，还有党和国家的专门研究机关出于本身编辑研究工作的需要所做的老干部口述史工作，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这些采访一般在组织手续和工作程序上都很规范，经过现场录音、记录整理，而后归档保存、内部控制使用。目前，这类口述史活动的成果或被使用于老一辈领导人的传记、年谱，或刊登于专业杂志，或散见于《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话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之类的访谈录，已出版专著多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整理，如《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邓力群的《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朱元石主编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等。大致说来，上述两种老干部的口述史活动虽然是有组织历史写作的一部分，但其在动机与内容两方面都有使历史向“细”推进的努力，而且与有组织写作的已故领导人的传记相比，个人色彩显而易见。个人写作的倾向越来越表面化了。
三
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当代中国的口述史运动缘起于破除政治迷信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当时由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造成了反思历史的强烈渴求，但传统学术体制的知识供给机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当“真实是一切历史取信于人的条件”的“求真”意志被肯定之后[4]，作为探索历史新的写作方式的知识供给和作为市场存在的知识需求，共同创造了以“我”为主体的口述史历史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对史料挖掘、历史知识或传奇阅读的需求；其得以成功的合法性，在于难以否认的真实性、基于道德的客观性和由此发生的巨大市场性。而从具体发展来看，口述史运动基本上在三个走向上展开，一是反思苦难的人民历史路线，二是揭秘内幕的传奇历史路线，三是提供史料的实证历史路线。它们分别代表着思想的和社会史的、文学的和畅销书的、求正的和政治史的三种历史写作策略。
在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口述史运动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日趋规范化，原因是专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参加。大致看来，人民历史路线口述史工作在九十年代以来出版有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另外妇女口述史项目取得了多种重要成果，如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经过十年的努力于2003年出版了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传奇历史路线口述史方面，《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95年起已出版多辑。而作为实证历史路线口述史工作重镇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不断地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口述史成果，从2004年开始又推出了以重大决策和重要历史事件亲历者为主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另外新近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刘英自述》（2005年）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王光美访谈录》（2006年）问世。第二个特点是一些学术出版机构为了“用高档次的可读性进行商业上的突围”[5]，策划大型口述史丛书。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2002年开始由专业学者主持编选“口述自传丛书”，2003年又推出了连续出版丛书《口述历史》。而此前，北京大学出版社从1999年就开始出版“口述传记丛书”了。第三个特点是在持续的口述史出版热潮中，传统的教科书史学出版物也开始呈现口述史的面目，如《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济南出版社2002年）。另外，有一些伟人或重大题材的电视专题片访谈内容也成书出版。与此同时，口述史工作的学科建设和体制化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2004年12月，“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但或许应该认识到，口述史的目的首先不是给疲软滞胀的图书市场谋求商业利益，其次也不是为学者谋求职业化的项目；口述史，它应当是我们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谋求自我认识、互相理解以建立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从而为共同利益寻求协调行动的一个有效手段或途径。不过事实是，由于商业利益的片面拉动，口述史运动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无根据口述、有脚本口述和翻版虚构口述等伪口述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作为史料收集积累的口述史工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相关的公共历史研究写作却严重滞后，以“批判口述史学”的立场对口述史料、档案文献作综合分析从而得出重要历史结论的学术工作就更为罕见；也就是说，除了名利实用主义价值观主导的活动，作为学者的责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自觉。总结起来，一方面是职业化的为口述史而口述史，但失去学术方向感和目的论的口述史料积累；另一方面是市场利益拉动下出现的伪口述出版对口述史料可靠性的破坏：当代中国的口述史运动应该说是遇到了意义危机。它和没有纳入本文述评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口述史活动类似：受害口述采访的发端本来和民间索赔运动有关，但由于国际司法体制的欠缺、日本的顽固态度等原因，战争受害口述史似乎只剩下“忆苦思甜”这种难以差强人意的意义了。所以，或许应该明确起来，口述史本身并没有独特的目的，它的目的应该是为文献史学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视角，以构建更加具有公共性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口述史学，倒不如在依法推动开放档案和抓紧资料整理等历史学基础方面着力用功；因为只有以文献史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才能建立对内为我们提供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历史，对外讲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自己的故事。简单地说，无论市场“火爆”到什么程度，也无论学者如何鼓吹以自重，口述史学也大有可检点之处；因为口述史学不仅在功能上不能取代文献史学，它还更需要与文献史学相参照的批判研究———即使是以民间口述做社会史的研究，保存在档案机构的大量地方政府给中央的报告和中央在地方做的调查报告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而且，泡沫口述史现象本身已经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社会学术腐败和道德滑坡的一个新的证明，因此也有必要考虑引入“科学发展观”了。
参考文献：
[1]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355，8。
[2]叶永烈，姚文元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343－344。
[3]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1。
[4]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429。
[5]沙林，谁述历史可凭信：“口述历史”努力不当“小女孩”，中国青年报，2004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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