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

左玉河

　　【主持人语】 口述历史的兴起，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从其兴起和初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有组织的历史写作、自由主义历史写作到个人主义历史写作来看，可知其得以成功的合法性在于难以否认的真实性、基于道德的客观性和由此发生的巨大市场。本期特邀历史学者左玉河、秦汉、朱浒从不同视角呈现中国口述史的发展现状、探究中国口述史的文化身份并借助个案分析阐释口述历史写作的基本学术规范，意在倡导一种理性而科学的历史研究，并通过这种手段和途径，促进我们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谋求自我认识、互相理解以建立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并为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胡粲然
　　

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
　                               　    左玉河
　　近年来，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及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日益受到大众媒介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口述历史的兴起，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以西方理论及方法为指导，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出现了一批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口述历史在备受人们青睐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非议。本文在对近年来国内公开出版的口述史著作考察基础上，对目前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略作简评。

                               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

　　什么是口述历史？这是研究口述史时首先遇到并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欧美口述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中国学界引入西方口述历史概念后，也同样延续了这种争论。目前出版的口述历史理论著作主要有四种：保罗·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在这些著作中，人们对口述历史的概念定位分歧较大。

　　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保罗·汤普森也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他们之间观点的差异是明显的：唐纳德·里奇视口述历史不仅是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而且包括了对这些资料进行阐释的“个人观点”；斯塔尔和汤普森则将口述历史视为采访所得的原始记录，实际上等同于“口述史料”。

　　中国学者在界定“口述历史”时，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二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基础上进而提升到研究层面的东西。杨祥银认为，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钟少华则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1]两者观点有很大差异。

　　“口述历史”概念分歧的背后，隐藏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差异。口述历史等同于口述史料吗？多数学者持否定意见，并主张严格将两者区分开来。有人指出：“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种方式。”[2]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纳德·里奇的对“口述历史”概念的界定较为准确和合理。

　　口述史料包括当事人自己以口述的语言风格写下的文字性东西，以及别人为当事人的口述所作的记录。如果是他人所记，不应该是进行过大改造、加工的东西，而应尽量符合口述内容的原生态。若是经由执笔者进行了从语言形式到内容的过多加工和研究性创造成分，就成了包含“口述史料”而又有别于单纯口述史料的口述历史“著述”。这样的“著述”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成果。

　　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有所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它本身已经包含对文献的查询。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的。而这种加工，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进行了筛选。界定了“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两个概念，便会很清楚地看到，现在通常谈论的所谓“口述历史”，多局限于“口述史料”层面，并未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多是“口述史料”著作，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

                           二、回忆录与口述历史著作

　　近年来，市场上出版了大量回忆录、访谈录，其中重要的有：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汪东兴回忆录》、吴冷西的《十年论战》、《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刘英自述》及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等。这些多是当事人口述或笔录由整理者执笔完成的著作，是否属于“口述历史”范畴？对此，也有较大争议。

　　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而不仅仅界定为“亲历者口述的历史”。“叙述”的含义显然大于“口述”，因为叙述除了口述外，还有“笔述”。回忆录、访谈录及人物传记等，显然是“笔述”的结果。按照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的界定，当事人无需别人代劳而自己用笔写下亲身经历，也算“口述史”之内。这样，便将回忆录、访谈录及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均纳入“口述史”范围。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当代中国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除了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收入外，还将带有较浓厚笔录色彩的汪文风著《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及李海文整理的《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等收入。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解释说：在酝酿这套《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3]

　　因为这套“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可信的史料，故收入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是能够理解的。但将作者“笔述”的回忆录、访谈录纳入“口述史”，容易混淆“口述历史”的性质，因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质疑道：“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的书能说是口述史吗？这样收进去，是否名不副实，文不对题呢？[4]

　　通过录音访谈将口述历史记录加以整理成为著作，属于口述历史范围，是口述历史的主要方式，这是没有异议的。若把自己写的“笔述”也纳入口述历史，无疑扩大了口述历史的范围，或许真的存在着混淆“口述历史”自身特性的倾向。因此，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区分“访谈录”和“口述史”。访谈录是对受访者采访的一个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受访者经历的历史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受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记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5]

                           三、新闻采访、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

　　界定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概念差异，便易于弄清与此相关的口述历史类型问题。目前出版的口述史料（或口述史著作），主要有三大类：一是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方法整理的成果，如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钟华主编《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要———山区的妇女口述》等。二是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法采制创作的口述作品，如《北京青年报》组织记者采制的《我的见证》、张建伟的《男人之隐———四十岁男人生存现状访谈实录》、孟晓云的《非隐私访谈录———成功女性的独白》、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等人的《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等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三是历史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丛书，钟少华的《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张健飞和杨念群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

　　这三类著作在口述方法、目标、重心及对象上有很大差别。前两者的目标不只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而更多地是把“口述”视为一种手段，并不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甚至并不在乎口述者说了什么，而是关注叙述背后的文化意义；后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口述史著作的撰写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加以互证，整理出文字记载的口述文本。究竟“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田野调查有多大的区别？究竟哪些人适合做口述历史访谈？

　　有人认为，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记者采访相似，也是向对象进行采访，然后把采访所得的材料进行整理。新闻记者的功夫和对新闻记者的工作要求，大体也是做口述史工作者所要有的。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唐纳德·里奇明确指出，新闻记者做专题采访通常具有特定目的，通常他们不会花时间去引导双方的谈话，更没有时间聆听长篇大论。有时他们也采用录音采访，但是在文章刊出或是广播完毕后，他们从不长期保留原始的录音带和笔录。因此，访谈要成为口述历史，必须是经过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或者经过几乎是逐字重制的方式出版。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因此，将口述史访谈视为像新闻记者的工作，是低估了口述历史的难度，降低了口述历史的严肃性，容易引导口述历史误入歧途。

　　唐纳德·里奇撰写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虽然认为从事口述历史不需要有历史学博士学位，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口述访谈，更不是任何访谈录音都能够成为口述历史。对口述史有兴趣者可以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收集和整理口述史料，但必须具有起码的口述访谈技巧和历史常识，必须接受相应的口述访谈培训。口述历史欢迎学界中人，也不排斥外行生手；任何人经由口述历史课程、培训班的专业训练，都能进行有用的口述史料收集。

                             四、事件、人物与访谈对象

　　口述的叙述对象是人物和事件。口述历史访谈也相应地分为以人为主和以事件为主两大类。以人为主者，或是个人叙述一生或一段经历者，如《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等；或是群体回忆重大人物者，如《生死存亡的关键———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讲述陈云》（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等；或是群体叙述重要历史事件者，如《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河北抗战“三亲”实录》（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等。

　　如果说访谈对象的选定在西方口述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引起过激烈争议的话，那么“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大众史观流行的当今中国，不仅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而且显得更为宽容和大度，呈现出访谈对象“多样化”趋向。有人将口述史的重点放在要人大事上，采访重要人物，请他们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实施经过，以及其间重要人物的功过、人民群众的作用等；有人则着力各种亲历者讲述重要人物的言行、重要历史事件的经历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口述计划是“请决策者系统地讲大事”，采集像《共和国要事口述史》这种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口述访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口述计划则趋向采集普通民众的口述史料，撰写像《中国知青口述史》这种贴近社会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
　　中国口述历史在起步阶段没有局限于美国口述历史起始阶段的仅仅关注政界、商界和社会名流，而是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民众日常社会生活方面，着力撰写“来自社会底层”的历史，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口述访谈对象的开放性与多元化格局，为中国口述历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记忆、整理及访谈参与

　　口述历史具有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故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误解。受访者的记忆是否可靠？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的真实”？口述访谈录音是否需要“加工”整理？整理过程中是否需要整理者的参与？这些问题在西方口述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引起激烈辩论。艾伦·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始的口述史模式，将访谈者视为一个中立客观、在不断搜求他人记忆的人。此种模式被推行到极致之后，造成早期的哥伦比亚抄本内，完全看不到访谈者提问题。而受访者对问题的回答也被处理成为未被打断的叙述。但美国不少口述史家则反对将访谈者的角色中立化，而把访谈者看成是整个过程的有力中介。

　　中国口述历史也深受美国这两种访谈模式的影响。有人认为应严守中立立场，默默地倾听受访者诉说，并将访谈录音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做到“有言必录”，不增加访谈者个人的倾向性，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有人则认为，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口述历史乃是双方共同参与制作的产物。因此，整理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作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

　　真实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口述历史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历史内容”的真实。后者显然远比前者更重要。因此，整理访谈录音无论再“真实”、再“原汁原味”，也无法保证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与否，而不完全决定于整理者是否忠实于访谈录音。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的主观因素等，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有人说：“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6]这是口述历史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唐德刚在总结自己的口述经验时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7]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历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访谈者的介入及用文献补充，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著作时可以随意改变受访者的口述访谈录音。有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著作有“可读性”，在撰写笔法上采取了“灵活”一些的做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有损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有可能迁就“可读性”而无意中牺牲“真实性”，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口述历史需要的是史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六、火爆背后的隐患

　　目前图书出版界出现了“图说史大出风头，口述史一枝独秀”的新格局。口述历史甚为火爆，各种冠以“口述史”名目的出版物大量出版并畅销，新闻记者、社会调查者，甚至包括文学创作者，也把通过实地调查和人物采访形成的报告与经过文学加工的作品，称作“口述历史”，各出版社及杂志社以发行或刊载“口述历史”为时尚。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较普遍的混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界限的现象，妨碍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口述历史不仅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口述历史受到学界内外的普遍关注，为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有志于口述历史者当抓住机遇，切实推进中国口述历史研究。

　　在“口述史”一片火爆的背后，其实还暗藏着三种较大的隐患。这些隐患，将会制约口述历史的发展。一是理论先天不足。自1980年代口述历史从西方引入并在国内兴起以来，中国口述史学理论的阐发，多介绍西方口述史学理论，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性著作陆续被翻译出版，像保罗·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等著作；同时，也出版了中国学者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及《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但还是难以掩盖口述历史理论异常薄弱、滞后的窘境。不仅缺乏独到的研究成果，远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而且连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也模糊不清，更不用说将口述历史提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加以建设了。尽管2004年扬州会议提出了中国口述史学建设问题，也发表了诸如《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等文章，但尚未将其真正付诸实施。口述历史的实践需要理论方法来指导，但“口述图书出版先行一步，口述史学研究相对滞后”的现状，制约着口述历史的发展。

　　二是口述历史实践缺乏工作规范。美国口述历史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不仅建立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协会及遍布全国的各地分会，而且制定了诸如《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及各种各样的“法律授权样本”，有了统一的关于现代口述史学的工作规范和法律规范。反观目前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呈现出各自为战、杂乱无章的局面，不仅缺乏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和工作规程，而且从事口述历史访谈及整理者缺乏必要的口述历史常识知识培训。制定口述工作的规范，是做好口述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保障。2004年成立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正在集中力量制定相关章程、规则、工作手册，在征得有关专家的意见后，将提交该会理事会讨论通过，给予口述历史以参考和指导。

　　三是研究缺乏深度。中国口述历史刚刚起步，处于初始的采集、整理“口述史料”阶段，远远未提升到“口述历史”研究层面。感想性的体会多而专深的分析少；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同时，口述历史的推进力主要不是来自学界内部，而是来自社会各界的外力，是出版社、杂志社及电视台等媒体的强大运作，引导着口述历史的表面“火爆”。

　　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口述史学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史理论体系，还有相当艰苦的路要走。为了不使逐渐“火”起来的口述历史成为昙花一现的时尚，有志于口述历史的人们必须脚踏实地地投入到口述历史的采集、整理与研究中去，对现有的口述历史机构、人员、设备、资金等进行整合，推出一批能够代表目前中国学术水平的口述史成果。

参考文献：

[1]钟少华，进取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414。
[2]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周新国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0。
[3]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说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4]朱元石，关于口述史问题的一些研讨，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周新国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7。
[5]梁景和，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周新国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1。
[6]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3。
[7]唐德刚，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