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学认识论与社会边缘群体研究

刘中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一

在目前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性工作者、街头乞讨者、艾滋病患者，甚至流浪汉、城市农民工和贫困人群等等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及其暴露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越来越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一些社会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一定意义上，对社会边缘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引发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关注不仅对于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文关怀气息的浓厚程度。

众所周知，无论是强调“真实再现”的实证主义研究者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记述，还是注重“深度理解”的解释主义研究者对社会边缘群体的阐释。莫不是建基于专家学者对异己(社会边缘群体)的了解和认识之上。当然，客观上正是他们对社会边缘群体的重视，才使得“社会边缘群体研究”得以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内抢占了一片独特的学科空间。不过，随着调查和研究问题的逐步深入和研究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传统的社会边缘群体研究便逐渐遭遇到来自研究者自身和研究知识体系内部的、系统的对抗和挑战，比如传统社会边缘群体调查和研究一边鼓吹自己的科学、公正和价值无涉；一边却忽视或者说故意压制了“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比如传统社会边缘群体调查和研究往往把研究对象推向不利的境地，把被研究对象（社会边缘群体）总是说成是低级的和能力不足的等等。单纯从这一点看来，就至少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重大缺陷：

一是研究者权威主义的陷阱。传统社会边缘群体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研究内容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确定性，而排斥研究者的主体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不仅试图通过将研究者与社会边缘群体分离开来，将研究者置于一种能够保持客观、冷静和洞悉一切的能力的权威位置上。而且将社会边缘群体问题调查和研究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个体活动，使研究者成为了一个抽象的大写的人，没有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甚至生活环境的独特特征。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往往陷入了一个研究者权威主义的陷阱。因为在传统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中，社会边缘群体实际上是相对“缺席”的，对于什么是最重要的，社会边缘群体自身如何了解和认识世界等等都是以调查和研究者的文化经验和利益来决定的。但是，调查和研究者和社会边缘群体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关心问题相去甚远。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再地强调调查和研究者的权威地位，那么很可能就犯了一个“用逻辑的事物代替了事物的逻辑”的错误。

二是研究价值中立的误区。传统的社会边缘群体问题调查和研究模式建立在客观绝对主义的基础上。但是，我们认为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其实都只是自我认定的。因为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基于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等基本范畴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这些文化经验的主导范畴将会体现在科学的语言、结构、理论、命名以及活动等等方面。这种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渗透在调查和研究者的调查和研究之中，用学术化的语言讲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用学者价值观选择和定义研究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社会边缘群体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等等不过以特权的形式产生的话语而已，它们不仅不能反映 “现实”，反而利用科学固有的权威性造成了某种形式的误导。

最近以来，我们对男性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追踪研究。在田野工作的时候，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强调研究者的权威地位和研究结果的价值中立的造成的问题。首先是研究者要研究的问题在被研究者眼里竟是如此不屑一顾（如果用“无聊”这个词，我想他们也不会反对）。多数的时候，每当男同性恋者问起研究者为什么要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研究者就发现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那么拙劣。事后想来这决然不单纯是一个语言表达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毕竟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是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生活的内容和关心问题都相去甚远。男同性恋者当然不会像研究者一样能对他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产生如此的关注。因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微不足道，完全不存在研究者看来的什么“特别之处”。当然，反过来说，研究者往往也不能够真正理解她们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会有那么多的不能被理解的举动。我们认为这种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已经完全超出了“研究水平”的解释范围，而是两个话语系统或者说知识体系的自成体系或者封闭隔阂造成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再地强调研究者的权威地位和研究结果的价值中立，那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找到了传统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既然已经推翻了传统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研究中研究者的虚假权威，既然已经摘除了传统社会边缘群体研究中研究者的价值中立的面具。那么我们不仅要问，社会边缘群体研究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过程中，究竟谁可以成为一个知者(只有研究者可以吗)？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被认知的(只有那些‘地方性知识’或‘体验性知识’吗)？在研究者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是适宜的(研究者必须是无私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抽象的个体吗)？或者说，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人类学认识论原则？

二 

现代人类学认识论对于传统认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研究者霸权主义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有不同的认识，甚至对于如何将当地人的经验、知识和利益结合到研究中，以消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研究者霸权主义也有不同的主张，因而现代人类学民族志的认识论基础并没有完全地统一，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般说来，对于这些不同的认识论主张，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即当地人经验认识论、当地人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当地人经验论。当地人经验论最主要的主张就是认为，传统研究中的西方主义偏见是因为在田野工作中没有精确执行科学方法和准则造成的。由于在选择问题、理论、概念、研究方法、观察、和解释研究结果等科学活动中的带有了各种西方主义，最终导致了民族志的“误解和歪曲”。当地人经验论认为只有通过扩大当地人在研究中的参与来纠正这种偏见，真正提高民族志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严格说来，当地人经验论仍然保留着传统人类学认识论和传统民族志的两个基本假设：即实证主义强调世界是作为独立于人类认知主体存在的知识客体，以及经验主义坚信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确定的经验观察获得的。因而它还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第二当地人立场论。当地人立场论认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当地人往往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位置。这种位置可以使他们具有一种研究者所不具备的优越的认识论立场。这是因为处于等级制顶端的研究者往往以普遍真理持有者自居，容易形成研究者的霸权主义，从而失去自我批判的能力和精神；而处于边缘地位和“当地人”群体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立场可以帮助建立更加客观、更加可靠的知识体系，获得更好、更少偏见和歪曲的知识图景。第三种认识论主张是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同样也支持要把对当地人的经验和知识的考察作为一种可以产生新知识的源泉。但它对上述两种认识论趋势持否定态度，并试图将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引入到当地人对民族志的建构中。后现代主义反对所有关于存在、自然、以及理性等问题的“宏大话语”；它认为任何一种知识都是价值选择和判断的结果，否定任何一种预设的知识特权。在具体的民族志的撰写过程中，它强调当地人群体内部之间各种经验、意识、利益甚于知识的差异性，强调多元化的当地人经验和现实。虽然这对于民族志的撰写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但是后现代主义强调不同立场和不同基础的经验共存的合法性，也往往容易使民族志陷入相对主义的立场。

三

如上所言，以上三种不同的人类学认识论流派往往各有优劣，争执不下。不过在这里，我们认为其中最“现代”的一种——当地人立场认识论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借鉴和参考意义最大。因为，当地人立场认识论是对传统人类学认识论“科学主义”的反叛，更具有“人文主义”色彩，强调“关怀”和“理解”，而不是单纯的“认知”。所以当地人立场认识论也更多地关注当地人的命运，强调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惠交换，注重给被描述者讲话的空间。。

我们认为，要真正对社会边缘群体进行科学的研究，就必须遵循当地人立场认识论，让社会边缘群体自己说话。这主要因为：其一，社会边缘群体的经历和逻辑可以补充、修正甚至推翻研究者的先见和结论。也就是说挑战了社会边缘群体研究学者一贯高高在上、自尊自大的形象和地位，让社会边缘群体自己的声音走入学术殿堂，让社会边缘群体自己大声讲出自己真实的情况和感受。这也意谓着既有的关于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研究的知识内容体系和研究视角将会受到新的知识内容和研究视角的冲击。其二，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在一个社会中最先受冲击或受伤害最深的就是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不幸遭遇往往被合理化，合理化的关键就是把结构性的问题归结到社会边缘群体的个人身上，或者说他们变态；或者说他们天生地素质低下，因而很少看到这些人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以及他们的韧性、耐力和能动性。

要作到让社会边缘群体自己说话,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从社会边缘群体自身的经验出发,像抽丝剥茧一般，呈现出社会和社会结构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影响、束缚。就要以社会边缘群体的经验为主导,研究者就必需面对和检视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些定见——这些定见,或者与主流意义有关,或者反映着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地位、身份。这也正像布迪厄指出的那样，由于研究者自身作为观察者进入与其研究对象的特定关系之中，本身就会导致某种理论歪曲。这使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将所有社会关系都视为一种沟通关系，最终将之化减为一种“编码解码”的机械操作。要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真正在科学研究中实现对象化的对象化，就必须进行不断的反思。争取作到不要把这些成见或者说主体的经验予以普遍化，把它当作被研究者的实际经验，争取作到对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科学实践的决定性影响进行反思，争取作到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他们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社会上或学术上的、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来了解或评断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件事例。

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研究者要尽量不断地对自己的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问题进行反思。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尽量作到不居于权威、主导的地位，不使被研究者——社会边缘群体感到自己处于一个被动的、“被审问”的地位。力争能够真正作到在科学研究中实现对象化的对象化，不断在整个研究过程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向读者做出交待，不断地自我检视研究者个人的因素对研究所造成的影响，以保留和增强其他同行和局外人对研究者的叙述和研究结论进行批评的空间和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