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呼唤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

肖唐镖/陈洪生

　　本文的主体内容已刊于《政治学研究》（北京）2003年第1期，第112-122页。

　　[内容提要]本文以1995年以来《政治学研究》所刊发的293篇论文为分析样本，对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进行方法论的评估，特别是重点分析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现状与主要特征。研究发现：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规范研究偏重而经验研究不足；研究的不规范性现象严重；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的局面并未打破。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对政治学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严重的制约。因此，要实现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首先就应大胆地借鉴、运用和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对经验研究方法的应用。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研究/研究方法/经验研究

　　[作者单位]江西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330003南昌市），电子信箱xmpxfk@hotmail.com（肖），chenhongshengbruce@263.net（陈）。

　　一、文献评论与问题的提出

　　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支撑。理论与学术的突破与创新，首先应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政治学也概莫能外。

　　西方政治学之所以能长期执世界政治学发展之牛耳，即与其研究方法的持续更新息息相关。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有两条脉络清晰的路径：一是研究范式几经变迁，出现了伦理学的、神学的、人本的、法学的、社会学的等不同的世界观，因而在方法上相应出现了政治学与法学、社会学等的融合以及生物学、物理学、统计学、计量学等自然科学方法的进入；二是研究方法已由传统政治学的侧重于形式结构分析转变为现代政治学的以政治行为分析为主。其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经验实证的方法与规范逻辑的方法此消彼长，势均力敌；2）研究主旨由国家转向社会，由有形转向无形，由静态转向动态；3）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和系统融合的态势。[①]

　　那么，对于恢复和重建后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应作怎样的评价呢？

　　如果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就不能不承认，近些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确实是“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而这也是国内政治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比如，凝聚国内政治学界集体智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提出，“从单一方法研究走向多种方法的研究”已是中国政治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已被引入政治学研究，调查研究、定量分析、经验设计、个案研究等具体方法也程度不同地被运用[②].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正开始走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已广泛吸收、借鉴和运用当代国外政治学研究的一些新方法以及当代科学发展中其他学科的新成就[③].

　　然而，在肯定进步与成绩的同时，国内政治学者也近于一致地坦率承认：我国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处于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④].其表现何在？有的学者提出，我国政治学尚缺乏学科化的基本研究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至今依然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学基本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哪些方法以及这些方法之间应有何种关系迄今尚未见到系统的论述[⑤].我国宏观政治学研究除了“革命理论范式”的特征以外，还往往以“理论原则、宪法条文、中央文件”为论证的依据[⑥].不过，对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有学者甚至提出，实际上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流于形式的问题”[⑦].这是基本方法论方面的不足。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状况又如何？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国内政治学研究绝大多数是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而经验研究、特别是定量分析严重缺乏。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目前大多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任务尤其艰巨。”[⑧]“目前中国政治学需要和缺少的正是对政治的实证研究。”[⑨]对已有的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有的学者也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提出所谓的经验研究“多沦为或人云亦云，或语焉不详的空洞推测”[⑩]；有人认为，这些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更多的是‘剪刀加浆糊’式的研究，既不象规范研究，也不象经验研究。”[11]

　　实际上，研究方法在应用上的贫乏和不足是同对研究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紧密相关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直到最近为止，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一直没有受到我国政治学界的应有重视”[12].有学者据调查发现，至1997年，国内学者还没有出版过有关政治学方法论的专著，有关政治学原理的教科书“大多数没有专章、专节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有关的论文“有的是具体就某一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剖析，有的是从总体上就政治学方法论或基本方面进行论述。”[13]

　　总观国内学者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评论，我们发现：尽管人们对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与缺陷有着十分一致的认识，但令人费解的是，很少有人自觉地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与使用情况作细致、专门而系统的分析，大多是仅仅满足于观感性的评论与议论。即使是一些评述“政治学研究状况”的专题文章，也未就“研究方法”展开应有的分析和评价[14].由于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定量分析，因此人们有理由、也有必要对以上种种评论提出质疑：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吗？而且还会追问：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问题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本文的研究也就是在这样的疑问下启动的。笔者试图通过对近年来《政治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的统计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二、研究设计

　　1.资料来源

　　当前，国内政治学专业刊物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国政治》、《国际政治》等四种。其中，后两种主要偏重于政治学领域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如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研究），只有前两种是政治学研究的综合性刊物，能反映国内政治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但《政治学》系以资料复印转载为主。我们以为，《政治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虽然不能代表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全貌，但应能反映国内政治学研究的“标准水准”（如果不是最高水准的话），因此对它们的分析应有较强的代表性。

　　《政治学研究》创刊自1985年（双月刊），1989年因故而停刊，1995年底复刊（季刊），至2001年9月共出刊52期。出于分析政治学研究最新进展的需要，我们对1995年复刊至2001年第3期合计24期刊物上的293篇学术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并由电脑作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应当说明的是，在数据处理中，我们把该刊上的贺词、参考消息和不含研究性色彩的笔谈、书评、会议综述剔除在外。

　　2.分析框架

　　关于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提出“基本研究方法”的概念[15]，有的则认为有“方法论基础问题”和“基本方法及技术问题”[16].本文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将它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是“根本方法”，在我国即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在西方国家为“社会哲学”[17].

　　二是“具体方法”，有“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类。

　　三是“分析手段与技术”。如规范研究的分析手段主要是质化研究，而经验研究的分析手段主要是量化研究，“如观察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模拟研究法、分类和测量等”。[18]

　　不过，出于本文研究主旨的需要，我们不拟对“根本方法”的应用和研究情况进行分析，而将集中地检视和讨论各篇论文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分析手段”。它们即构成本文分析的基本框架。

　　3.分析变量的设定及其依据

　　对经验研究的讨论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分析变量作了较为以下设定，其具体指标为：

　　一是作者姓名。

　　二是作者单位。我们将其分为7个类别：高等院校，中国社科院，省市社科院，党校与行政学院，政府机构，民间研究机构，在以上六类单位之外的其他单位。

　　三是研究主题（或文章类型）。对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分类，理论上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说法，如美国学者德怀特。沃尔多在分析美国政治学杂志的文章时，曾将它分为13类：“规范性和描述性理论，比较政府与政治，国际政治、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立法事务，政治、政党和压力集团，公共舆论、投票和选举，总统，组织和行政，美国政府（联邦政府除外），公共政策分析（实际的），司法事务，公法和法学，政治学研究。”[19]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则对“政治学的范围”归纳了7个主要方面，即：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政治学方法论[20].本文将依据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的七种分类来界定论文的研究主题。同时为了分析的需要，对“中国政治”类的研究文章，我们进一步离析出3个次要方面即政党和政治团体、司法研究、基层民主，作为上述7个主要方面的并列项。

　　四是研究类型。对政治学研究的类型，《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曾区分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等层面，而“理论研究”包括了规范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的理论研究两类[21].但按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的说法，所谓“理论研究”是指建立旨在一种理论体系（或概念体系）但又不以经验资料加以验证的研究，而“经验研究”又可分为“应用研究”（旨在解决实际问题）和“学科理论研究”（旨在用经验资料建立或检验学科知识的研究）两大类[22].这里，我们按科尔曼教授的理论，将政治学研究进一步分为三个类型：1）“纯理论研究”，即关于政治和政治学的一般概念、原则、理论和范畴的研究，如权力、民主、精英理论等；2）“学科理论研究”，涉及政治学、政策学、行政学等学科建设的内容；3）“应用研究”，是指直接可用以指导、规范具体的政治活动和关系的经验研究，如人大建设、行政机构改革、反腐问题、基层民主建设等均纳入该种类型之中。第一种类型，我们又称之为“规范研究”；后两种类型，一并归入为“经验研究”。

　　五是研究的规范性。一般地，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有四个阶段：1）研究课题的系统化，如选择课题、提出假设；2）确定研究计划和研究工具；3）资料的收集；4）结果的分析与阐释[23].实际上，这种观点已得到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如宁骚先生即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应贯彻“科学方法”，对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给予特别的重视，“看重实施假设——验证——发现的研究程序。”[24]本文所说的“研究的规范性”，也指研究的程序是否合乎基本的规范。不过，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各篇论文研究的规范性作全面分析，而主要将评估以下四个方面：1）是否有理论预设（或称理论假设）；2）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有没有提出需要加以论证或验证的问题；3）是否有文献评论即有无对现存的有关文献加以评价；4）文献引用情况如何，这涉及到四种情况：a ）官方文献，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论断以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决议等；b ）学术成果，除了一般的学术成果外，我们还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也归入该类；c ）综合性文献，即既有官方文献又有学术成果的引用；d ）无文献引用。

　　笔者以为，这四个方面应当是衡量研究规范性的基本要求，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其前提与基础是“对文献的评论和引用”。比如，“问题”和“假设”的明确提出，“要求研究者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现象材料有比较全面、系统、正确的把握，这样才有可能找到新的研究起点和适当的研究视角”[25].

　　六是经验研究方式。它主要涉及实证研究的方法问题。这里，我们主要借鉴社会学对经验研究方式的划分，将其分为实地调查、统计调查、文献研究等方式[26].其中文献研究方式再细分为四种情况：1）官方文献研究；2）历史文献研究；3）现存统计资料研究，如统计年鉴资料的研究；4）学术文献研究。

　　七是样本类型。这是有关分析样本特点及其选择方法的问题，计有普遍调查、个案调查、随机调查和非随机调查等指标。[27]

　　八是资料收集方法。即资料获得的途径，包括参与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收集等方法。[28]

　　九是资料分析方法。包括实地调查定性分析、文献定性分析、统计文献分析、文献内容分析、二次分析、简单统计分析（分类、百分比、单变量分析等）、中级统计分析（相关、回归、双变量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多变量分析、统计模型等）等。[29]

　　三、政治学研究的一般状况

　　依据上述分析变量，我们对《政治学研究》上的293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为了能对经验研究的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与认识，有必要先了解政治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后者的统计和分析结果如下。

　　1、作者队伍情况

　　在《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未实行作者单位标示以前，有89篇文章不能确定作者的服务单位。自实行作者单位标示以来，有149篇文章来自高等院校，占有单位标示文章的73.0%；16篇出自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之手，占有单位标示文章的7.8%；而来自各省市社科院的文章仅有8篇，占有单位标示文章的3.9%；来自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的文章有23篇，占有单位标示文章的11.3%；有7篇文章出自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之手，占有单位标示文章的3.4%；未见有来自民间研究机构的文章。以上数据显示，作者群主要来自高等院校，这说明高校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阵地。（见表1）

　　那么，这293篇论文是由多少作者完成的呢？据我们对各篇文章作者（或第一作者）的统计，这些文章系由171位作者（或第一作者）所完成，人平发表1.7篇论文，其中桑玉成（6）、金太军（5）、薄利贵（3）、李元书（3）、刘瀚（3）、李路曲（3）、胡伟（3）、胡象明（3）、胡永佳（3）、倪星（3）、施雪华（3）、孙力（3）、王振海（3）、杨小云（3）等14人先后发表了3篇以上论文。作者面及作者发稿的平均数表明，《政治学研究》的作者群相对稳定，这既反映了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分层化趋势，但同时也反映了研究队伍成长的缓慢与弱小。

　　2、研究主题格局分析

　　表2显示出《政治学研究》中所有论文所涉猎的研究主题。

　　从中可见，政治理论的研究占了全部文章的一半，居所有研究主题之首；其次是中国政治研究（含政党和政治团体、司法研究和基层民主研究），共有65篇，占22.1%；再次是公共行政研究，有45篇文章，占15.4%；其他的研究主题如政党和政治团体、司法研究、基层民主、公共政策、比较政治、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以及政治学研究方法等主题所占份额极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文章仅4篇，只占1.4%，对方法论研究的轻忽于此可见一斑。此外，当前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着对政治理论研究关注过多而严重忽视现实研究的倾向，如在“政党和政治团体”、“司法”、“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领域还少有研究。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要加强对现实政治的研究，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赵宝熙先生提出，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应“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30]

　　3、研究类型分析

　　从检索结果看，有196篇文章属于规范研究，占所有文章的三分之二强；而属于经验研究（包括学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仅占三分之一弱，共计97篇文章，其中属学科理论研究的文章29篇，占9.9%，而属应用研究的文章相对多些，有68篇，占23.2%.这说明，规范研究远远多于经验性的实证研究（见表3）。这与上述所示“政治理论研究”占半壁河山的状况是一致的。

　　4、研究的规范性分析

　　表4显示，在规范研究的四个指标中，无理论预设、无明确的问题、无文献评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分别有292、285、246篇文章，各占99.7%、97.3%和84%.这组数据充分说明，当前的政治学研究在从问题或假设的提出到论证的形成、检验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缺损关键环节、关键步骤的倾向，研究的规范性确实已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由此或许可以认为，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呈现出普遍不规范的状况。因此，当听到有人批评说，“现在常常看到有一种论文（不仅仅是政治学）提出一些非常宏大的结论，譬如若干趋势、若干主张、若干目标等等，然而，其中既没有缜密的理论论证，也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31]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大惊小怪。

　　至于文献引用，统计表明，有38篇文章无任何文献引用，占所有文章的13%，仅仅引用官方文献的占5.8%，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无任何文献评论或引用，即容易导致重复研究。事实上，我们在对论文进行检索和内容分析的过程中确实发现此类现象，一些同类主题的文章往往“千人一面”。引用文献，原本不仅是学术积累与理论创新的需要，更是对学者品格的绝好检验。对文献引用，一些期刊多要求“凡引用他人成说，皆应注明出处”。我们以为，这仅是基本的要求。严格地说，凡是他人“已有的成说”，皆应注明出处，而不应当作为自己的“创新”。由于文献评论和引用上的严重缺失，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所谓的研究总以“旁若无人”的方式立论，既看不到前人所取得的成果，更看不到自己的真正创新。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方式虽然能制造“高产”的研究者和虚假的学术“繁荣”，但于学术积累和学科发展却毫无裨益。

　　四、经验研究的基本情况与主要特征

　　下面来着重分析经验研究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特征。已如前述，在我们分析的论文样本中，属于经验研究的文章有97篇。对这部分论文作进一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1、作者情况分析

　　在97篇文章中，有32篇文章因无单位标示而不能确定作者的服务单位。剩余的65篇，有40篇文章来自高等院校，占61.5%；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有11篇，占16.9%；而属各省市社科院和政府机构的文章各4篇，各占6.2%；来自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的文章也不多，仅6篇，占9.2%（见表5）。这组数据显示，在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中来自高等院校的学者比较多，这与政治学研究的一般状况是一致的。

　　2、经验研究方式的运用

　　经验研究方式在其生命力上特别要求取得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科学的分析。只有依靠于对多方面广泛的经验材料的研究，才能在反复的经验验证中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然而，在政治学研究中，情况又如何呢？

　　表6显示，在97篇属于经验研究的文章中，运用文献研究方式高居榜首，有78篇文章，占80.4%；其次是统计调查方式的运用，有11篇文章，占11.3%；最后是实地调查方式的运用，有8篇文章，占8.2%.这表明，近些年来，我国学者的经验研究多限于文献研究方式，而实地调查方式、统计调查方式却相对薄弱。换言之，一些学者的研究往往依据二手资料，相互转抄、引证贫乏的二手资料，少有人真正深入田野取得科学的第一手素材。文献研究方式的高发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不良的研究习性和学风，即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坐在书斋里做学问，很少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无怪乎许多学者呼吁，要“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32]，“多一点调查，少一点空谈；多一点实证，少一点空论”[33].

　　尽管如此，文献研究的情形又如何呢？如果将文献研究置于显微镜下检测，我们还能进一步发现其中的一些病灶。

　　3、文献研究的情况

　　表7显示，在文献研究中，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学术性文献研究偏重，有文章65篇，占83.3%.其次，官方文献研究所占份额较大，占11.5%.在学术研究中，官方文献自有其参考价值，但其局限性也非常突出，它容易形成“从理论原则、宪法条文、中央文件出发的理论体系，其内在结构具有逻辑上的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关系，形成了内在的因果链条，环环相扣，循环论证。”[34]其弊端在此可见一斑。

　　4、经验研究中具体方法的运用

　　有必要对经验研究具体方法如抽样调查、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等方法的运用情况逐一进行分析。

　　1）样本类型分析

　　表8显示经验研究过程中样本类型情况。结果表明，抽样调查方法的运用不容乐观。

　　就抽样对象而言，个案研究的文章有8篇，占8.2%；普遍调查1篇，仅占1%.就抽样方法而言，随机调查1篇，占1%；非随机调查的运用则无。抽样调查服务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并直接关系到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35]，因而是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抽样调查方法的缺如，凸显了我国政治学倚重宏观政治学研究而忽视中观和微观政治学的研究现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验研究本身的科学性。

　　2）资料收集方法分析

　　表9是97篇文章获得研究资料途径的一览表。该表显示，文献收集的方法使用频率最高，有74篇文章，占76.3%，这与我们上述分析结果即“文献研究高居榜首”是相吻合的。而运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途径获取资料的方式却微不足道，分别占3.1%、2.1%和1%.

　　3）资料分析方法分析

　　表10反映了97篇文章中资料分析方法的运用情况。

　　上表表明，运用文献定性分析方法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章数为最多，有63篇，占64.9%；其次是实地调查定性分析方法和文献内容分析方法的运用，各有6篇文章，各占6.2%；其他，依次是简单统计分析方法和统计文献分析方法的运用，文章数分别是4和3.而二次分析、中级统计分析和高级统计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则为零。由此可见，研究者们对资料分析方法的运用仍相当欠缺，在经验研究中原本应主要使用的是量化分析手段，但使用更多的却是定性分析（即表10中的前四类，合计占80.6%）；更未有运用较为复杂的量化分析手段者。

　　五、结语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就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规范研究偏重而经验研究不足。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依然盛行规范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没有量化了的事实作为依据”。[36]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中国政治学“需要和缺少的正是对政治的实证研究”[37]，“当务之急是要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38]中国政治学要有新发展，其路径应该是“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共进”。即理论研究不能停留于现状，必须走向深入，必须改变我们的心态和精神，必须从简单的“拿来主义”转向“研究创新”，而且要有效关注现实问题，而不是回避活生生的现实[39].

　　2.研究的不规范性现象严重。一是规范研究不规范，如，缺乏理论预设、问题意识，文献引用、评论不规范，研究方法陈旧单一；二是经验研究不似经验研究，资料获取途径单一、资料分析方法单调。实际上，正是由于研究的规范性严重不足，使得我们对不少论文除了运用研究类型这一判断标准外，甚至难以分辨它们在研究方法与类型上的特色。

　　3.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的局面并未打破。尽管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研究手段也因学科间的融汇贯通日益丰富，但由于深受传统研究方法的严重影响，一些学者难以从思想层面上和习惯做法上突破以往传统研究方法上的陈旧框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至今传统的、静止的、定性的、孤立的单学科研究依然是主流方法[40]，“大多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41]，而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

　　研究方法的落后给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学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后果？有学者曾指出：“我国政治学的落后，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的落后。”[42]而研究方法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学的发展”[43]，“直接制约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科的发展，削弱了政治学解决诸多跨世纪中国政治实践问题的作用和功效”[44]，使政治学研究严重脱离社会实际，游离于政治现实之外。而且，科学方法的缺失也使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唯书而不唯实际的学风，容易造成学术性与现实性的严重脱节、乃至相互冲突，造成论点武断、缺乏严密精巧的理论论证，如“有观点而无理论”。[45]

　　因此，要摆脱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落后状态，推进中国政治学的新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大胆地借鉴、运用和创新政治学研究方法。

　　第一、大胆借鉴。借鉴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借鉴和移植而来。在一般分析工具的层面上，应大胆引进国外政治学所使用的诸多具体研究方法，如历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行为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46].二是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借用而得，借用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将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先进手段运用于政治学研究。

　　第二、规范运用。要打破以往传统研究方法单调陈旧的研究格局，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目前应坚持突破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基本方法的单调局面，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47]应对症下药，加紧拓展或转换政治学研究方法，将以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为主的方法体系拓展或转换成以结构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为主的多元方法体系[48].比如，宁骚就曾撰文倡导政治学研究中要摈弃“概论式”的研究方法，要贯彻科学方法和进行经验研究，并将之称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49]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应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有选择性地运用合适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选择应注重方法与政治发展的阶段、方法与政治问题的性质的适应性。[50]

　　第三、致力创新。应当承认，中国政治学界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王浦曾评论道：在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其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政治学者对于新的研究方法仅限于一般介绍，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而真正用于政治学研究并形成重要成果的，更是凤毛麟角。[51]上个世纪末以来，尤其是步入二十一世纪后，在中国创新理论的影响下，不少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他们在反思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大声疾呼需要理论创新[52].无论是从西方复制抑或是在学科间借用，研究方法均存在一个本土化、学科化的问题——而这本身也是创新。如对西方研究方法的复制，不仅仅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还需结合中国特色，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这是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学科间研究方法的互借同样有一个政治学化的问题，即将之改造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确认其在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中的位置。[53]

　　如何将以上目标落到实处？我们以为，一是要勇敢地直面现实，坦承不足，老老实实地进行方法论上的“补课”，如开展普及性训练和方法论研讨等。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学界的一些做法是值得政治学界认真学习和借鉴的。据介绍，我国社会学界的统计调查方式是80年代以后通过反思和学习才逐渐完善的，1995年以来举办的几期“社会学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1997年在上海举办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设计”培训班，以及近几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课题”项目，都促进了规范的实证研究方式的普及与提高。[54]二是《政治学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应发扬好标尺和导向作用。不仅应大力推行匿名审稿制度，还应努力倡导刊发论文的规范性。三是组织翻译、编著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著作、教材[55].四是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设计与安排中应向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和现实政治的经验研究适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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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提交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和《政治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政治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珠海。2001.12）的论文，曾得到杨海蛟、李连江、郭正林、袁达毅、任建涛、肖滨、肖延中、孙晓春和梁文韬等教授的评议与指正。特此致谢。

　　[①]王振海：“论政治学的学科特征”，《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23—24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③]汝信：“继往开来，开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局面”，《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4页。

　　[④]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1年第2期，第60页。绝大多数学者持有相近的观点，如：白钢、刘军宁，“关于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吴玉宗，“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四深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1996年第6期，第18-19页；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吴大英，“政治学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载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童国栋，“试析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几个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1997年第3期，第21页；王金洪、郭正林，“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1998年第1期，第6页；王浦，“我国政治学的建设应该着力于三个方面的发展与突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16页；陈振明，“科学化、现实性与跨学科研究”，《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20-21页；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9-10页；程竹汝，“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48页等；金太军，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1999年第4期，第5页。

　　[⑤]谭君久、童之伟，“中国政治学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41页。

　　[⑥]王金洪、郭正林，前引文，第6页。

　　[⑦]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页。

　　[⑧]王浦驹，前引文，第16页。

　　[⑨]程竹汝，前引文，第48页。

　　[⑩]吴玉宗，前引文，第18-19页。

　　[11]肖唐镖等著，《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2]陈振明，前引文，第21页。

　　[13]童国栋，前引文，第21-22页。

　　[14]如：徐功敏，“两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概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1994年第5期；景行、宗超，“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学与政治发展讨论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1999年第6期；王乐理，“1999年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0年第2期；王乐理，“2000年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1年第2期。

　　[15]如前引谭君久、童之伟文第41页，程竹汝文第48页。

　　[16]陈振明，前引文，第21页。

　　[17]西方国家将社会哲学作为政治学研究“根本方法”的看法，系梁文韬教授在会议上提出的观点。

　　[18]见该书第4页。

　　[19]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页（表1）。在汉译本中，表1中的“国际政治”被印成“国际关系”，但从第108页的后续解释看应是“国际政治”。本文遵后者。

　　[20]《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1]前引书，第2页。

　　[22]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章。

　　[23]贝蒂。H.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沈明明、贺和风、杨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0页。

　　[24]宁骚，“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1999年第6期，第9页。

　　[25]宁骚，前引文，第9页。

　　[26]林彬、王文韬，“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第41页。

　　[27]林彬、王文韬，前引文，第41页。

　　[28]林彬、王文韬，前引文，第41页。

　　[29]林彬、王文韬，前引文，第41页。

　　[30]赵宝熙，“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0年第3期，第66页。

　　[31]谭君久，“从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的角度，再论政治学基础研究”，《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18页。

　　[32]赵宝煦，引前文，第66页。

　　[33]王金洪、郭正林，引前文，第6页。

　　[34]王金洪、郭正林，前引文，第6页。

　　[35]袁方、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36]吴玉宗，前引文，第18—19页。

　　[37]程竹汝，前引文，第48页。

　　[38]陈振明，前引文，第21页。

　　[39]林尚立，“中国政治学需要新发展”，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7页。

　　[40]吴大英，前引文，第65页。

　　[41]王浦驹，前引文，第16页。

　　[42]程竹汝，前引文，第48页。

　　[43]白钢、刘军宁，前引文。

　　[44]童国栋，前引文，第21页。

　　[45]洋龙、韩旭，“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8页。

　　[46]谭君久、童之伟，前引文，第41页。

　　[47]程竹汝，前引文，第48页。

　　[48]王金洪、郭正林，前引文，第8页。

　　[49]宁骚，前引文，第16页；程竹汝也有相似观点，参见其前引文，第48页。

　　[50]程竹汝，前引文，第48页。

　　[51]见该书第13页。

　　[52]王邦佐，前引文，第10页；林尚立，前引文，第7页；王振海，前引文，第24页；王金洪、郭正林，前引文，第8页。

　　[53]王邦佐，前引文，第11页。

　　[54]林彬、王文韬，前引文，第44页。

　　[55]至2001年底，国内学者中仅出版了张铭、严强主编的《政治学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