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无疑是越来越重要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虽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至4倍。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则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增长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二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国热，中国热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

　难以解释的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简单地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取得了连续十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对双轨制的改革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但是中国经济1978年至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1990年至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则提高为9.9%，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出现崩溃或是停滞。

最近一个例子是2000年至2002年间，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年年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经济会非常疲软，增长速度为零甚至是负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1998年7.8%，1999年7.1%，2000年8.0%，2001年7.5%，2002年8.0%，是这段时间里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于是认为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而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能源使用是下降的，这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怀疑。

　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和我国关系重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来说，现代经济学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许多理论既难以解释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和失败，也难以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成功和失败。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这个现象不能用理论来解释。其实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时，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的机会。

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上有优势，实际上，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呼唤自主创新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克服许多挑战。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下子从天朝大国变成了贫穷落后国家。如黄仁宇教授所说的，在近代史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心里充满着两种情操：救亡和图强。当外敌入侵，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时，一心想的是救国；当和平时，一心想的是怎样让中国富强起来。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为起点，斯密探讨一个国家怎么富强起来。因此中国人一心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

问题是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见得都适用，因为任何理论模型中所探讨的因果关系都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才成立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的限制条件，包括文化、社会制度、法律构架、物资条件、市场发育水平等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取回的经在发达国家或许是适用的，但是在中国很可能因为条件的差异，而适用性要打很大的问号。更何况现代经济理论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到新制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到理性预期理论，到新古典综合理论，无一不是在不断否定中前进。如果我们要取现代经济学的经回来运用，到底取哪一部经？

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通常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的，那些理论通常是为了解释现在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现象，其问题特征不见得和我国相同，因此那些理论不见得有借鉴意义；即使有些理论讨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也常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体会而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要努力肩负起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