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原创　路在何方

原载于《光明日报》

编者按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历史使命，能否用开创性的观念寻找并发现新的思路、探索并发展新的理念，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衡量学术研究成果高下的标准。然而目前存在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学术著作原创性成果欠缺，我们的学术思想领域原创性因素不足。可以说，没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我们在广阔学术天地中的自由探索便步履维艰；没有原创性的学术理念，即使面对众多热点，我们也只能亦步亦趋，重复模仿。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用渊博的知识、超人的魄力、卓越的智慧去从事学术研究，激发出原创力，迸发出新思想，应该是每一位献身学术的学者所思考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特刊发一组有关学术原创的文章，也欢迎读者朋友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术创新意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我曾在《学术的生命》一文（详见李醒民著：《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讲过，学术本身有生命，真正的学人视学术如生命，学术自由和学人心灵自由是学术有生命的前提条件。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学术研究不同于知识普及和教学。学术研究是要创造新知的，要讲出人所不知、人所未讲的东西，而知识普及并不要求普及者创造新知识。他只要能把人类已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专门知识，用深入浅出、明澈流畅的语言传达给受众，就是一位值得称赞的普及作家，他的作品就是好成果。学术研究也不同于教学。把自己的研究新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固然值得提倡，但是教学毕竟主要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尤其是对大、中、小学生而言。因此，能够把人类已有的知识和技能系统而简明地归纳整理出来的教科书就是好教材，能够在课堂上使学生深入领悟和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教师就是好老师。一个合格的教师，并非要硬性规定他就他所教的科目作学术研究，更不必要求他非得作出新发现或创造出新知识不可。

　　由此可见，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宣传和教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创造新知。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标新立异、卓尔不群，最好能别具慧眼、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发掘点新材料，提出点新观点，否则就不能算是学术研究成果，所发表的文章在学术上也一文不值。要知道，创造新知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和神圣使命，也是学术的生命之所在。学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学术创新一旦终止，学术也就随即停滞、窒息、死亡。学术犹如生物有机体，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也就随之终止。对于眼下的学术来说如此，对于以往学术而言也是这样。古希腊哲人的学说、中国诸子百家的经典之所以历久弥新，恰恰在于它们的不断创新：它们在当年是全新的精神产品，在此后乃至今天依然是启迪新思想的宝贵源泉（思想可以产生思想）和作出新诠释（这也是一种创新）的丰富资源。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坦言：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学术创新当然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诸如自由而宽松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必要的经济支持，健全的信息资料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人要保持内心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不墨守成规，不迷信古人、洋人和权威，不在乎权力和金钱，不随风赶潮流追时髦，不做某些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和代言人。有了这样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境界，加上你的知识基础、治学经验和才气，再下它一二十年的真工夫，我就不信你在学术上搞不出一点新名堂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可见，学术创新并非高不可攀，关键是要诚心正意、持之以恒。

　　窃以为，学术创新最好以问题为中心：善于捕捉和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设法解决它。捕捉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前者既需要对全局的透彻把握，也需要丰富的想像力，而后者多半只不过是程序性的事情。有人或囿于狭隘的视野，或缺乏足够的想像力，提不出、找不准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结果东奔西撞、事倍功半。有人或出于利益的诱惑，或受到时尚的裹挟，没完没了地研究那些毫无意义的假问题，虽说赢得了一时的风光和实惠，但着实生命短暂，旋即沦为明日黄花。有人动辄热衷构造洋洋大观的体系，喜好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这种潮流在黑格尔时代就已经过时了，在今日学科精细划分的情况下只会吃力不讨好。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也不意味着不需要范式和方法的创造。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遗憾的是，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状况却阻碍学术创新，窒息学术生命。且不说学术界近年剽窃抄袭者如过江之鲫，更为触目惊心、贻害无穷的是泡沫“学术”漫天飞，垃圾“学术”遍地堆。学术研究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知和创新思想，而是变成了评职称、捞外快、加官晋爵的敲门砖——这是学术的异化！据说，在学术领域有所谓的“质量反平方定律”，即每发表1篇一流论文，就伴随有4篇二流论文和9篇三流论文问世。泡沫“学术”和垃圾“学术”是根本排不上号的等外“论文”，这些滥竽充数的东西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它们的泛滥不仅败坏了学术空气，而且也把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之作淹没在平庸和劣质文字的汪洋大海中，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研究。

好在时间老人是只筛子，能够把那些平庸和质劣的东西筛掉，使之逐渐坠入遗忘的深渊。尽管如此，我们目前也不能听任它们恣肆无忌，更不能容忍它们招摇过市，因为它们不仅危害学术，而且也侵吞纳税人的有限的腰包，浪费国家的宝贵资源。消除它们的办法倒也不难，关键是立即付诸行动——这就是淡化“计划学术”，终结“全民学术”。须知，除了某些应用性和针对性较强的课题可以拟订规划外，大多数学术研究是无法计划的。学术研究是探索性极强的活动，欲达目标和最终结果事先难以预料，研究过程变化多端，计划反倒容易忽视突发的灵感，坐失启示的机遇，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能否改革一下学术研究资助体制，把事前的“课题招标制”变为事后的“成果收购制”，特别是对于那些纯学术研究项目，让学人放开手脚自主地选择课题、自由地从事研究，岂不是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克服学术异化，让学术回归真正的学术。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走向创新之道，焕发出勃勃生机，从而保持恒久的生命。

学术原创的三个层面 

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系） 

　　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常常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质料层、结构层与理念层。在我看来，学术原创同样要求体现在这三个层面，特别是要求统领性和建设性地体现在理念层面。

　　质料层包括研究资料、研究素材以及研究者的学术习得与积累。学术原创不是灵光闪现，更不是智力的机巧，而是需要有足够扎实的研究资料与学术基础作为支撑。马克思用40年时间写成《资本论》，大量时间都是泡在大英博物馆里收集、研究和考证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马克思并不是先知，而是缜密而敏锐的研究者与思考者。学术原创总是要求突破已有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撇开已有资料，正如不能无视和抛弃已有的学术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质料层的所谓学术“原创”其实是空疏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它本身就缺乏历史的维度。可见，坚实的学术积累、足够的资料占有与消化以及必要的田野考察，对于原创性学术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资料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地方性往往直接反映了研究成果的原创性，诸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列维·斯特劳斯的《热带闲愁》、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以及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都是如此。

　　结构层是就方法与范式而言的，还包括与此相关的话语符号系统。学术的首创及其学术思想的重大推进，从形式上看就是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突破。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科学哲学上所说的“范式危机”的确是存在的。因为学术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形成相应的方法与范式，这是承载或建构学术的“框架”，但在问题领域变化的情况下，“框架”本身就可能走向程式化、模式化甚至教条化，从而直接成为学术推进的束缚和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需要来一场方法论变革或范式革命，要么突破既有框架，要么另起炉灶，从而实现结构层的原创。冯友兰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就是从方法论与范式转换入手的，在足够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与智慧的前提下，他一改传统的“信古”与胡适的“疑古”为“释古”，不拘泥于文字的考证训诂，而是注重义理与范畴的阐发，从而实现了现代中国哲学的重大突破。社会学的诞生和形成，也是如此。最初，孔德认为应当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从而开创了社会学（社会物理学）；斯宾塞则引入了一种个人主义观，使得社会学成为一门具有生物学性质的“科学”；后来，迪尔凯姆明确地把社会看成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事实”，从而走出了那种把社会还原为个人的生物学与心理学研究范式，逐渐使社会学成为了一门得以在现代学科体制下存在的社会科学学科。

　　理念层的创造则是整个学术原创工作的“硬核”与落脚点。提出一个新的理念，创造或再造一个原理，通过它，超越既有的研究传统与范式，建构新的理论体系，进而分析解释新的现象，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人们厘清或重建价值信念，这就是理念层面的学术原创。其中，建立一套既能批判性地承继旧的研究传统、又能创造性地解释现实世界的新的原理及其理论体系，乃理念层面的学术原创工作的重心。理念本身可能只是一个新的观念或概念，但在理论上必须展开为一整套自洽而又开放的原理体系，从而达到理论上的自我建构；理论乃理念的系统化。本质地说，理论的原创必然是原理的创造与再创造，是理念本身的创生与调整。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本的原创意义就在于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活动的基本原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则形成了一套新唯物主义也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冯友兰先生的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原理性的意义就在于形成了其“新理学体系”；孔德、斯宾塞与迪尔凯姆等所开创的社会学，显然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历史学与哲学的社会学基本原理；就是那些看起来只限于质料或方法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学术原创工作，也都是根植于或者本身就创造了某种非主流或本土化的基础理论。

　　上述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质料层是外层，质料层的原创乃学术原创活动的物质基础。结构层是中间层，它是学术原创活动的形式与组织保证。最内层的理念层则是学术原创活动的内核与实质。质料层的原创是学术原创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不愿甚至不屑于从事质料层的研究工作而空谈或妄谈所谓学术原创，显然要不得，因为这本身就不是学术研究的态度。但质料层的“原创”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学术原创，因此也不能拘泥于质料层，纯粹的学究式及故纸堆式的研究谈不上创造，更谈不上原创。学术原创总是体现为方法论变革或“范式”革命，因此，结构层面的原创在学术原创中具有纲领性意义，当下时代对学术原创的呼吁，显然也是希望在方法论与范式上实现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如果不进一步深入到理念层，所谓结构层的原创就会因缺乏内涵而难以落到实处。如果说质料层是“肉”，结构层是“骨”，那么，理念层则是“魂”。“肉”通过“骨”得以组织起来，而“魂”则赋予“肉体”以生机与神气。如果没有魂，那么肉体本身就缺乏内在的生命力，甚至于是行尸走肉。可见，学术原创必然是扎根于理念层的创造活动中，实际上，作为一种完成了的学术原创活动，恰恰是以理念层的创造带动结构层进而影响到质料层的整体性的创新活动。结构层的原创本身就要求深入到理念层，我们知道，方法论变革与范式转换的核心即思维方式的转变，而思维方式的转变，显然不只是技术性或知识性框架的转变，而是形上层面的突破，亦即理念层面的突破。但是，目前学术原创方面存在的一个严重误区，就在于赋予了方法论过多功能的同时，对方法论的理解又只是限于形下层次，在有些场合，“方法”看起来甚至不过是某种易于达到目的且能够省劲省力的“不二法门”。正是在对方法论的泛化的、同时也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化的理解中，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变革反倒被耽搁了。

　　理念层的原创看起来相当“高级”，但就问题本身而言，其实是基于一个朴实的道理和要求：一定的理论总是解释和引导着相应的对象世界或现实世界，而且，在一定阈限内，理论总是能够以自身的弹性和张力实现对现象世界的解释和引导，但当现实世界本身发生重大变化之时，理论的解释与引导效应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效，这就需要理论本身发生一场变革，从而实现对一个变化了的现实世界的解释与引导，这就是理念层的原创活动。马克思当年写作《资本论》，其实就是本着一个朴实的缘由：面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已不敷运用，需要创建一套新的理论，以说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基于这样一种缘由，马克思一头扎了进去，而在弄清楚问题本身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形成了一整套能够合理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的剩余价值理论。

　　是否能够正视、洞察并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世界，形成相应的问题意识，看来是理论原创活动的根本要求，这个要求，套用现象学的话说是“面向事情本身”，用已故哲学家高清海先生的话说则是“笨想”。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实则不然。首先，既然是原创，就要求研究者“悬置”既有的学术传统，但是，拿什么去“看”或“想”现实世界，这本身又是成问题的，在没有获得一种理论性的解释系统之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或“想”就可能是肤浅的、片面的甚至是盲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做到“面向事情本身”、做到“笨想”，本身就要求一套新的理论作为前提，并且新的理论体系以自身的方式实现了与传统的对接。其次，“面向事情本身”直接蕴含着一个要求，即学术是否具有原创意义，要看其是否能够“回到事情本身”，这意味着理论上的每一步创造活动都要保持对“事情本身”的开放性，特别是要克服那些看来并不成熟的理论建构冲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面向事情本身”根本上说来就是要面向正在完成伟大转变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艰难转变，一方面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原创工作的艰巨性，同时也激励并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时代精神的变化，通过理念层的原创活动，建设性地推进时代精神的转变。

时代呼唤学术原创，但正如时代的转换本身就是异常艰难的一样，真正的学术原创其实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需要等待，在潜心努力中等待，急是急不得的。显然，我们目前的学术原创还很欠火候，很多号称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其原创性是令人生疑的。坦率地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一般性突破视为学术原创，至于诸多通过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令人匪夷所思、且又自以为是的所谓“原创性成果”，事实上正在败坏“原创”的名声。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甚至建议学界慎言原创。与其高喊这类自己都有些心虚的口号，倒不如凝神敛气，苦练内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学术与学科积累工作，哪怕是一些从现在看来还没有原创意义的积累工作。我们坚信，正是在这种勤奋扎实的学术积累过程中，真正的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慢慢会浮出界面。

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 

——汉语学术的原创之路 

王晓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自晚清以降，中国主流学术就在回归传统和借鉴西方的张力中寻找创新的机缘。经过逾百年的努力，人们最终意识到回归传统和借鉴西方都不能使学术主体从已成之物中凸现出来，在二者之间作任何选择均难以走向真正原创性的建构。这意味着中国学人必须在回归传统和借鉴西方之外另觅新途。

　　以回归传统和借鉴西方为原初立场，我们无非面临三种选择：1、以回归传统为主（中国文化本位的建设观）；2、着重借鉴西方（西化论）；3、将回归传统与借鉴西方结合起来（融合中西说）。其中，第三种方案似乎最为公允，好像没有为批评留下余地，但实际上它和前两种路向一样都受制于文化中心主义逻辑。如果说前两种行动纲领分别将中国和西方设定为世界文化的中心，那么，它则把世界文化缩减为两个中心（中国和西方）的对话。将中国和西方中的任何一个认作中心，都已经暗示和承认了二者的竞争关系，而西方文化在晚清以来显示出的强势地位又注定了中国文化要扮演追赶者的角色，因此，中国学术不可能在文化中心主义图式内进入真正的原创空间。超越任何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把中国和西方还原到完整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去，是中国学术必须完成的范式转型。

　　在去中心化的视野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和西方不过是多元世界文化中的两元，皆应谦逊地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将中国文化复位为多元中的一元绝不等于否定其主体性，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国文化不过是世界文化的成员，它就只能从自身所在的位置出发，无需也不能掩饰其主体身份和中国立场。在中国文化主体寻求超越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不过是众多参照之一，世界文化的所有成员皆可作为借鉴的对象。进而言之，地球村时代的中国文化主体完全可以以地球生态体系为基本场域筹划自己的向上生长之路，直面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共同处境和命运。如果我们能将明晰的主体意识、以世界文化所有成员为参照的平等主义观念、直面全球问题本身的勇气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学术就已经在21世纪踏上了原创之旅。

　　中国的主流学术以汉语为存在方式，作为汉语的传人，我们不能不携带着汉语文化的过去走向未来。所谓原创，首先是相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已有位置和高度而言的。世界文化的其他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达到的高度可以被当作参照，却不能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出发点。置身于中国学术文化空间中而又想直接从西方学术主体所处的位置出发，无疑是在从事不可能的事业。这至多只能造成立场幻觉而无法获得成功。晚清以来所有试图直接从西方学术文化出发的努力之所以均告失败，原因就在于此。现在，我们于21世纪重新筹划中国学术的原创性时，不能不首先明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中国立场——这是中国学术获得原创性的前提。

　　某些汉语学者之所以回避原创学术实践中的中国立场问题，大体上是因为一个顾虑：中国目前仍在进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折，尚属于广义的第三世界，坚持中国立场岂不意味着中国学术注定位于世界学术的第三等级？真正的原创性又如何谈起呢？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学术的原创性并不完全由建构者所处的位置所决定，一个学者或学术共同体可以在相对低位的社会语境中创造出高位的学术成果（19世纪末的德国学术就是如此）。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其他文明未曾遇到的，这本身就为中国学术的原创提供了契机。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学术主体既要回到汉语思想资源的源头，让汉语最内在的力量生长壮大；又要参照世界现代文明已经达到的高度，所从事的工作完全可以具有原创性。原创性不一定等于彻底超越，而可能仅仅意味着与众不同。新文化运动至今最有原创性的汉语学术成果，几乎均来自具有明晰中国立场的流派（如新儒家），正说明了立场自觉与学术的原创性有因果关系。

　　具体言之，明晰地持有中国立场的学者完全可以拥有世界视野，站在世界学术已经达到的最高点上筹划中国学术的原创之路，地球村时代的世界已经一体化，学术信息的即时共享品格为中国学术获得世界视野创造了前提。汉语学者在言说后现代、生态、新地方主义等新兴学术时，所站的位置已经是世界学术的前沿。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获得了全球视野后如何行动。是继续强化后殖民语境，还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学术的原创性建构？是永远停留在借鉴和追赶的状态，还是怀有超越之志？我们在如此追问时又显露出中国立场的极端重要性：只要我们不满足于借鉴和追赶，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自觉地凸现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身份。

　　正如西方学者不断地回到古希腊一样，中国思想者也要时刻在汉语思想的传统中返本归源。以整个汉语文化源流为本根和源泉绝不意味着一种来自过去的决定论，相反，它要求我们在汉语文化在当下的最高处筹划其未来。我们之所以同时强调中国立场和全球视野，就是要为中国学术的向上生长之路寻找起点、参照、待超越的目标。所谓参照，并非仅仅指世界学术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准，还包括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在地球村时代出现的问题是全新的，它们的待解决品格为所有国家的学术发展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以中国立场参与这些问题在学术向度上的解决，原创性的汉语学术就有可能涌现出来。生态批评是近年来产生的新学科，它在欧美受到广泛关注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大体上在同一时期内，中国学者也敏感地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积极地调动汉语生态思想资源参与世界生态批评的建构，在特定场域——如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为世界生态批评贡献出了新的学科构思。这是从中国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学术创造的成功范例，它们展现了中国学术在新的语境中重获原创性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