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社会"实践"中重构历史
——近年来西方史学变革的解读 李宏图 目前，西方历史学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所发生的转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法国年鉴杂志编辑部主任葛涅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从个人的阶级或群体的属性转向个人本身，从历史的必然性走向偶然性、从历史的决定论变成为关注历史情境之下的多重选择。这样的一种研究转向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在这一转向中，西方历史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目前正在思考着什么。 读完葛涅的文章，首先使我不禁想到，在年鉴学派第五代学人这里是否因为更突出“短时段”从而改变了布罗代尔所特别强调的“长时段”。换言之，“长时段”是否已经作为“历史决定论”的象征而被抛弃。但在葛涅这里，他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一再强调，布罗代尔本人也是坚决反对历史决定论的，他的三个时段的理论也并非以突出长时段来降低“短时段”的重要性。相反，正象葛涅所说：尽管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是奠基于著名的三个历史时间维度的结构之上，但依然属于依据一些历史事件的情节建构起来的叙事（情景叙述）范畴。这样看来，是否过去我们对布罗代尔的“三个时段”的理论有着误解，或者说作为年鉴学派的传人，葛涅依然要捍卫自己的一代宗师。 过去，历史学家曾雄心勃勃地声称要发现历史的规律，探寻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当他们关注于“宏大叙事” 并且埋头苦干了多少年之后，突然发现在“宏大叙事”下被抽象和简约了的历史剩下的只是更为主观的抽象概括，既丧失了历史学原来生动的“叙事性”，也更加没有真实和客观性而言。于是，作为对此的一种“发动”，历史学家从“宏大叙事”走向了“微观叙事”，从历史决定论走向探寻实际发生的历史如何在“发生”。这样，一向被忽略的历史事件重新受到重视，因为，每一历史事件都表明社会历史有着多种可能的发展前景，而真正发生的历史只是其中某一种可能性的实现而已。相比较于“宏大叙事”而言，这种对“微观事件”或者个人历史的重视却更能体现出历史选择的多样性，复杂性，同时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从另一意义上说，它也成为对“宏大叙事”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因为在微观事件史的研究中，始终都隐含着研究者的“宏大意图”,在事件史的研究中体现了研究者是指导思想,或者说历史的观念。当然，这只是一种如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 历史学的这一转向在打破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决定论之后，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一种清新。但与此同时，问题也相伴而生，正如葛涅所说存在着两大难题。第一，在众多历史事件中，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历史学家所“选择”的事件和“个人”是否能够具有典型性；第二，对微观和个人历史的重视是否能够重建起作为完整性的社会历史，难道不会导致“历史的碎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历史，以及历史研究的意义以及历史研究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切记，历史的叙事并非仅仅为叙事而叙事，不可想象没有了“社会”的历史将会是什么形态的历史。同时，历史学的研究绝非是只供历史学研究者自己把玩欣赏的“自恋式”领域，它一定与社会的时代观念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但是，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在进行的历史“叙事”依靠什么样的环节能够把“微观的叙事”与“宏大的意图”实现完美的结合。 历史学家在“微观叙事”的历史学研究实践中也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之间存在的紧张和断裂，历史学家正在进行着自我反思和修复。2000年，在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就有了专题“世界历史”这样宏观和整体性的研究，比较研究也开始渐趋盛行。同时，历史学家也在用“社会角色”和“实践”两个关键概念来进行修复。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社会角色”本是社会学研究中常常使用的概念，历史学家借用了这一概念不仅表明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着多种“角色”，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一个个体拥有着可以支配的多种资源，凭借着这些资源，他可以对历史的情境有着多种反应，并且进行着多种选择。因此，这一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理应成为了历史学家最好的素材。可以说在“社会角色”的概念下聚合着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于一身，从中可以看出社会与个人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反应乃至对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至于在这多种的历史情景下，每个个体为什么这样选择，而不那样选择；是什么力量，什么观念以及什么偶然的事件使他做出了这样决定和选择，而不是那样的决定和选择，从而使历史表现出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种现实性，而另外的种种可能性都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应该看到，仅仅有“社会角色”这一概念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另外一个概念，这即“实践”。一旦引入这一概念，这就意味着是在个体行为的动态过程层面而不是仅在既定的静态特性之中来进行考察。只要将视野转向“实践”这一层面，我们就能在动态的进行过程中深刻地理解社会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葛涅文章当中所提到的实践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规范代表着普遍性、同一性，是以宏大叙事为中心，那么个人的实践则体现着偶然性、个体性，是微观叙事的中心。在这两者之间正是通过“实践”这一层面得到了联结，由此，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个人在运用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资源，处在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状态来理解某种规范。如果我们把历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这样的“实践”层面，而不仅仅是脱离实践的“规范”层面，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自然也会得出更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更全面地反映社会的历史进程。 强调历史要研究个体的“实践”层面，这意味着这是动态，而非静态，是注重个体的多元选择性，而非唯一性；强调个体所处的历史的情景，而非决定论。在个体的行动中，我们对人的理解更能细致生动，看到活生生的个体在历史的情景下他如何面对，怎样反应，最终又如何决定和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对“社会”以及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使得对历史的理解也更为丰厚充实，从而使历史充满着迷人的魅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要关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并相信的确它将成为未来历史研究的重点。 从西方历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变化和转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方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自我反思和不断推进的“自我冲动”。这种动力使学者们不断地在思考新的理论出现后所遇到问题以及如何进行修正，从而保证了他们的史学研究不仅不会停滞，而是不断地在超越和推进，形成了生生不息的演进。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样既形成了学术传统，同时，也在对问题的不同理解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今天我们已经逐步重视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我想，这样的一种历史学生长和发展的机制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原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