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不同文化（包括跨民族、跨国家、跨学科、跨领域）之间的对话在各个层次上广泛展开，这些对话既对社会学方法论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许多启示，使社会学家能够在更宽广的视野中重新审视作为众多知识之一的社会学知识的功能及其方法论问题，以便对本学科有更清醒、更谨慎的文化自觉。本文通过近期国外学者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对话来探讨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领域间的沟通与融合。

              一、   关于社会学的解释与预测功能的讨论

   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通常被认为是“软”科学，其理由是社会科学的解释不精确、无法预测现象的发生与变化（例如，经济学的解释模型只能一般地说明影响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而无法准确预测何时爆发经济危机）。同时，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也依据自然科学的实证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科学”等级，其中，经济学的“科学化”程度最高，社会学和政治学次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科学”等级较低。上述划分的标准主要根据因果解释的形式化和定量化，以及预测的准确度。对于“科学”的标准，社会科学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90年代的社会变迁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

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突然解体使西方社会科学家感到震惊，政治家和公众也普遍指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对这一突变事先未能作出预测。面对这些指责，美国社会学家进行了几次研讨，在讨论中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的预测功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1）“社会科学不成熟”论。有的社会学家站在唯科学论的立场为自己的学科辩解。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达到目前的预测水平，但即使在当代，自然科学家还不能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准确的预测（如地震学、气象学）。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更短，它正处于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2）“社会现象难以测量”论。有的社会学家以80年代在东欧的调查经验为例说明，由于测量不准确，因此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难预测。他们指出，依据社会学的“革命”理论，“群众的不满程度”是预测革命是否会爆发的有效指标，但在东欧的调查中，由于许多被调查者不敢如实回答问题，使这一指标很难准确测量。（3）“数学模型的预测误差难以避免”论。柯林斯在80年代根据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等因素和俄国历史上历次革命（或农民起义），建立了一个“革命爆发”的回归模型，并以此对苏联的革命作出了中期预测，但他指出，依据这一模型作出的预测不可避免地有10—50年的误差。[1]

上述观点都是以实证科学方法论为依据从不同角度对社会预测的不准确所做的辩解。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则依据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怀疑或否定社会学的预测功能，他们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认为社会学的主要功能是理解、释义（阐释意义）、描述、反思，而不是（因果）解释和预测。

社会学知识能否对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解释和预测？采用何种方法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解释？社会科学为什么无法精确预测社会事件？这些方法论问题不能在实证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现有框架内得到满意的解答，也不能停留在重复以往的争论中，当前的问题是需要打破各类学科的传统对立和分离，以一种更开放的科学观和知识理论来探讨方法论问题，这样才能取得学术上和实践上的新进展。

               二、知识与解释的类型

   80年代以来关于科学的解释与预测问题的方法论讨论已进入到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领域，后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认识有两个主要发展，一是认识到科学知识是通过特定的理论预设和研究范式而得到的，因此必然与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等因素有密切联系（如奎因的“语言哲学”和库恩的“范式理论”）。二是将科学研究的对象划分为不同的领域（波普和哈贝马斯都分别划分出“三个世界”），并认识到每一领域的知识有不同的特点和检验标准；例如，波普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可以作出长期预测，而社会科学则只能作有限的短期预测。[2]这种新科学观的特点是把科学的界限扩大到社会科学和某些人文学科的领域，而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

知识理论的进展也表明，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或单一形式的科学知识，由它可以对各种现象作出有效的解释；福柯从知识史的角度、戴维逊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指出，知识是分为多种类型的，因此解释也有多种类型。依据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知识的划分有其历史性；首先是实践话语与专业知识的分化，即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在一些实践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的学科，它们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专业术语和论证体系。其次是根据知识的话语形式，在专业话语中划分出不同类型的学科，如哲学、神学、科学三大类，在科学中又区分出实证科学与非实证科学（如生物学与临床医学）、形式化学科与非形式化学科（如物理学与地震学）等等。学科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关系: 尽管学科知识是从实践话语中发展而来，它具有系统性和精确性，但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双向交流（或吉登斯所说的“双向阐释”）。学科知识被实践知识所包围，它既不能涵盖所有的实践知识，也不能解释所有的实践问题，[3]

戴维逊根据认识的对象区分出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和互为主观的知识，他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主要属于后者。客观知识是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是以客观原因来说明和预测物理现象的产生或变化。而对社会人文世界的各种现象则不仅需要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且还需要互为主观的知识来理解行动者的目的、动机和理由（reason），即主观的理由解释。例如，人们可以用气象条件来解释农业歉收，但是仅仅以农业歉收来解释农民起义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通过理解起义者的深层动机和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动。[4]

以当代的新科学观和知识理论来考察社会科学知识就会发现，在各学科中（许多自然科学学科也是如此）都存在着多种知识形态，从最接近实践领域的经验描述，到较系统的概念、方法论界定、命题、分类；再到抽象的规律陈述、认识论取向（或意识形态取向）和形而上学的理论预设（亚历山大称之为“科学连续谱”，福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成分整体”）。不同形态的知识是不能相互还原的，每一种知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并在其认识论框架内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

知识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以及学科内部分化为多种形态，这也决定了解释类型的多样化。知识是在特定的领域内对其认知对象的说明和解释。所谓解释一般是陈述研究对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它有多种形式，如全称命题（共性解释）与单称命题（个性解释）、分析性命题与综合性命题、因果解释与理由解释（理解）、经济学解释与社会学解释；在学科内部，还根据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存在着各种解释类型，如功能论解释与冲突论解释、定量解释与定性解释等。每一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和某种程度的预测功能，对于不同的认知对象，无法比较不同解释的优劣，例如不能认为气象学对农业歉收的解释比经济学对农民起义的解释更科学、更有效。但对同一认知对象，科学是不断探寻更合理、更有效的解释和预测，因此现有的各种解释不断被修正、补充、综合与创新。

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化为多种形态，因此每一种知识（包括各种实践知识、学科知识、理论知识和方法知识）以及由这种知识所作出的解释在具有特定功能与合理性的同时，也具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因为各种知识都是从某一侧面对认知对象整体作出的说明，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其他侧面的特征和属性；另外，正如哈贝马斯所分析的，各种知识都是从一定的认知目的（旨趣）的角度观照对象，因而必然会受研究目的和认知框架的局限。[5]

举例来说，实证科学中的普遍（全称）命题实际上只是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它用以说明同类事物的某一方面的共性和规律性，而忽略了具体事物的个性和其他侧面；例如物理学的“落体定律”可以解释所有物体下落的原因（即地球引力的作用），但却无法准确地说明和预测某一棵树的苹果落地的具体时间。对这类具体事物的准确预测既需要各种共性解释（如物理、化学和植物学的知识），也需要各种个性解释（如这棵树的特点、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等）。

对具体事物的预测是与多重解释相关联的。所谓预测就是根据某种解释进行的逻辑推论；由于对不同性质的事物有不同的解释类型，因此也有不同的预测方式。对于重复出现的现象（如天体运动）可以作精确的无条件预测；对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某类事物（如降雨、通货膨胀）可以作较精确的有条件预测（即假定某些因素为常量）；而对具体事物，由于需要考虑各种具体的影响因素（包括偶然因素）的作用，因此只能是综合多重解释作出相对准确的概率性预测。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主要错误是未能区分不同性质的事物（或世界），并把普遍命题当作科学知识的唯一形式，而把其他知识形态视为“非科学的”。而人文主义方法论（包括某些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社会人文现象的个性、特殊性（如民族性、本土性和语言、文化特性），放弃或排斥对其认知对象的共性和规律性的探求。当然，唯科学论者会争辩说，科学的本质是探求有关普遍规律的理论知识，其他知识类型是由应用学科和实践部门提供的。这一问题涉及科学研究的社会分工，以及不同学科和学科内部不同方向（或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三、   社会学的多重解释及其相互联系

社会学同其他学科一样是由多种知识形态组成的，它们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现象作出各种社会学解释。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公众和社会要求社会学提供的不仅是有关普遍规律的知识，而且还包括对各种具体社会现象的解释。正如公众要求气象学家解释“厄尔尼诺”现象一样，他们要求社会学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或突变）作出解释和预测也是合理的。当然，公众和学者一样也有不同的认知旨趣，有人（如企业家、政治家）从技术控制的角度要求提供精确的经验分析知识；有人从实践的角度需要历史-释义学的阐释；还有人从超越的角度探求批判-反思性的知识。

社会学的解释包含哈贝马斯所说的以上三种知识类型：即经验分析知识、历史-释义学知识、批判-反思性知识。经验分析知识（即唯科学论者所主张的知识）侧重对普遍规律的探求，它是以普遍命题推演出经验命题来达到对现实事物的解释、预测和工具性控制。历史-释义学知识侧重于理解、阐释历史和他人所表述的主观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通过与历史（或传统）、与他人的对话和相互沟通而对社会历史现象达到主体间的共识。批判-反思性知识侧重对社会现实、对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它通过对社会弊病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揭露、批驳使人从各种压制中解放出来，并提供一种理想的价值观。[6] 尽管由于旨趣和认知框架的不同，这三类知识是相对独立、无法相互还原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或隔绝的。在对同一现象作解释时，它们在逻辑上和实践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以经验分析知识为例，社会学的实证论者在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突变时都试图建立普遍化的理论模型，即一组具有逻辑演绎关系的命题，如“群众的不满程度增加，他们对体制的认同程度会相应减少”等等，这类命题可以精确了解各种变量间的关系，可以说明“革命爆发”的一般规律。但要具体解释和预测某一国家的突变，则要考虑更多的因素，这相当于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内生变量，或在普遍命题前加入更多的条件陈述（例如柯林斯在其预测“革命爆发”的模型中加入了“国内经济状况”、“国际政治关系”等因素）。这些需要考虑的因素有许多是个性因素，如该国的民族文化特点、历史传统、社会心理等等，它们需要通过历史-释义学知识来理解和阐释。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在评论柯林斯等人的模型时指出，由于这些模型忽视了许多个性因素（这是模型方法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不能对东欧的突变作出准确的解释和预测。他认为，其中被忽视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领导人的个性”；要解释80年代末苏联为什么不出兵制止东欧的突变（苏联曾在五、六十年代出兵镇压了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的社会变革），其主要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决策，如果是他的前任或同僚当权，在同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则很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决策，这样东欧以及苏联的社会转型会推迟若干年。[7] 这里涉及历史趋势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的问题。但科尔曼的论述也说明，普遍规律的知识如果结合各种个性解释可以提高社会学解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中，历史-释义学知识和批判-反思性知识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实证分析的因果解释和预测。

同样，经验分析知识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阐释、反思和批判。例如，要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策，除了以他个人的经历、价值观念、思想倾向等个性因素来说明外，还需要考虑社会舆论、国内经济、国际关系等宏观因素，这些因素与个人决策（选择）之间的关系有许多属于共性解释，即在同样的境况逻辑中，任何理性人都会作出相同的理性选择，这是需要通过经验分析方法得到并加以检验的知识。实际上，社会领域中的个人决策或个人行动涉及戴维逊所说的三类知识：（1）个人对自己的目标、价值观、信仰、世界观的认知，即主观知识。（2）个人与他人的沟通，如他人对自己的决策会有何反应，他人是否会理解、支持自己的决策等，这属于互为主观的知识（由此也使个人决策具有博弈性）。（3）个人对客观状况的认知，即客观知识（或共性解释）。因此，研究者对个人决策以及社会现象的理解、阐释、批判也必须涉及这三个层面的知识。另外，要理解个人决策对社会历史事件的作用和影响，还必须考虑社会结构、社会选择等共性因素的作用，如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对决策者可供选择的空间和方案的影响；社会舆论对某类领导人当选的作用；第一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的类型差异等，而不能把历史事件的产生完全归因于个人决策。

社会学知识要对某种（或某类）社会现象作出相对准确、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不仅需要对不同认知旨趣、不同知识层面的社会学解释加以融合，而且需要综合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例如，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分支学科都从特定的理论视角作出了各自的理论解释；此外，同一分支学科的不同理论学派也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根据知识理论，各种解释只要在其认识论框架内经过检验，就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合理性。那么如何对社会学的多重解释加以综合呢？沃勒斯坦等人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策略，即“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这样才能把握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8] 这种策略是既承认各种解释的特定功能与合理性，又认识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并在一种更宽广的视野中把握认知对象整体。伽达默尔提供了另一种策略-“视域融合”，即从不同视角出发的解释在共同的认知领域中进行沟通和对话，相互理解对方的视角和视域，在此基础上修正、补充原有的解释，并形成主体间的共识。[9] 这两种策略也适用于社会学知识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及自然科学）、与日常生活知识（或实践知识）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采取“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策略，就是要认识到在学科分工体系中，社会学知识是从特定的视角和学术传统中提供的一种解释和预测，它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有带本学科特点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的任务是在自己的分工领域中深化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所谓“多元化”是指一方面保持本学科（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承认其他学科（文化）的合理性，警惕学术霸权和文化霸权。所谓“普遍主义”是坚持对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共性和普遍规律的探求，在研究中探索本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相对普适性，同时也承认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相对普适性。如果没有这种相对普适性，那么任何学科研究（包括注重特殊性的学科，如历史学、民族学）就会缺乏共同的基础，从而也不可能进行不同观点、不同学科间的对话。

采取“视域融合”的策略，就是在对共同的研究对象（或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时，要考虑其他学科（以及各种特殊主义）的视角和研究成果，并将其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或融汇）在一起，形成新的理论认识。实际上，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就是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视域而作出的解释。在具体研究中，“视域融合”有多种方式，如理论、概念、模型、方法的借鉴与融会贯通。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交流和对话日益增多，在一些共同的对象领域中不断出现新的交叉学科和新的知识话语。

 当代科学各种知识话语的对话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启示在于:(1)社会学知识是众多学科知识之一,它包含不同形态和多重解释类型，各种类型都具有特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具有各自的片面性与局限性。（2）因果解释和预测是社会学知识的功能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功能或目的（旨趣）。各种解释、各种功能之间具有互补性；多重解释的沟通与融合即有助于对社会现象的因果分析和预测，也有助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阐释、反思和批判。（3）从方法论上讲，社会学知识要提高其解释和预测的准确性，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本学科的、多元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学科和实践知识的对话与交流。

参考文献与注释：

[1][7]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rch 1995.Volume 95 No.5

[2]波普著：《猜想与反驳》，“社会科学中的预测和预言” P479-49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3]福柯著：《知识考古学》，“科学与知识” P229-254  三联书店   1998年

[4] 参见翁正石“戴维逊的社会科学观”，《社会理论学报》1998第一期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5][6]哈贝马斯著：《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

[8]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Ｐ64　　三联书店１９９７

    [9]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2d.rev.ed.(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