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分析》序

边燕杰

经过两年半的努力,《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与分析》与读者见面了。这是继《华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与发现》之后,香港科技大学同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 合作,推出的第二本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著作。这本书由诸多调查片断入手,总结,条理和探讨了中国社会学者从事抽样调查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在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和资料整理三个方面,借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城市部分),对影响调查质量的诸因素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分析,为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和教学增添了一份丰实的文献。

    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于1999年6月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推动和实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的目标,并以此参加「社会调查国际协作计划」(ISSP)。中国尚未参加这一国际协作计划。在2003年之前,虽有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大型调查研究,但作为长期性的,每年一次的「综合社会调查」仍然缺位。开展综合社会调查,并持续进行下去,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调查人员,组织实施的具体准备,还必须对调查研究方法和相关的中国现状,有一个明确而系统的认识。基于此,我们于2002年2月22-25日在珠海召开了关于「中国社会调查实践」的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 「珠海会议」),集中讨论了抽样,问卷,实施等三个调查环节的中国实践经验。

    受邀参加研讨会的都是长期从事问卷调查的中青年社会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郝大海,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戴建中,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禾,丘海雄,梁玉成,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罗教讲,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风笑天,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刘少杰,兰州大学社会学系冯世平,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社会学系李建群,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边燕杰,涂肇庆,张展新,张立娟,黄先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卢汉龙因故缺席,但在会后以口头或文字形式,介绍了亲历的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与会者就三个讨论题畅所欲言,将个人观察,调查经验和教训,以及长期从事调查的感想与体会和盘托出。发言录音整理后,形成了140页的生动的经验总结材料。它成为本书第二,三,四章的基础材料,可在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网页上查寻(http://www.ust.hk/src)。

    「珠海会议」期间,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初步达成意向,合作从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随后手准备,并于2003年秋实施且完成了中国城市部分的调查(由于资金有限,未进行农村部分)。调查过程中,两校分别派出中青年教师,博士候选人,博士生组成27个小组,督导300多名调查员在120多个随机抽中的县级单位实施共计5900户的调查访问,从中获得了诸多抽样调查的直接经验。我们于2004年春,在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多次召开小型研讨会,回忆和归纳这些经验,构成本书第一章,第五至十章的具体内容。

    问卷调查大体由三部分组成:问卷设计,抽样,调查实施。三个组成部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获取有质量的调查资料,为理论导向的实证分析服务。虽然在社会调查方法的教科书中我们都能读到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但教科书所表达的知识是原则性的,抽象的,而且大多依据欧美国家社会调查的经验事实总结成文。中国的调查经验怎样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学术性问卷调查会呈现怎样的中国特色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条理和分析,构成本书的基本内容。

    第一,二章是关于问卷设计的。第一章,边燕杰和李路路以他们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城市部分)为经验基础,介绍分析了该调查问卷设计的三个相关方面的内容,即概念化,操作化和设计技术。他们对三个原创性概念的具体操作,可以作为研究范例进一步探讨。第二章,蔡禾就语境与问卷调查的关系,通过个案访谈,论及了问卷设计者提供的文本语言与调查员实施调查的口头语言之间的契合问题。蔡禾提醒研究者在设计问卷时必须充分注意:文本语境同调查员,被访者的口头或理解语境的不对称性,以及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语境压迫性,语境熟悉性等若干问题。

    第三,四章分别总结了中国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抽样方法。第三章,风笑天从结果呈现的角度,对1990-2001发表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上的141篇调查研究报告,作了关于抽样方法,抽样过程,抽样效果及样本局限等方面的比较分析。他的分析表明,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学者无论在抽样程式的说明上,还是在随机抽样方法的应用及抽样过程的规范上,比起90年代初期和中期都有了显着的提高。第四章,梁玉成重讨论了两种城市调查的抽样方法:PPS抽样法和地图法。在描述这两种抽样法的具体操作步骤之后,他力图申明二点:(1)两种方法既适合于不同的调查场境,又可在同一调查地共用而实现功能互补;(2)两种方法都有明显的局限性。PPS法可以通过抽样单元的加权参数达到逐级逐步求精,但它必须解决社会变动带来的城市人口定义的困难,以及抽样必须使用行政资源的问题。地图法可以反映实地人口状况,但使用中往往不能精确反映社区普遍存在的人口密度不均的现实。

    第五章至第十章的内容,采撷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城市部分)的实施过程。各章的主题紧紧围绕这次调查实践,主要回答三个经验问题:「我们如何做 」「我们遇到哪些问题 」「我们如何处理,为什么 」

    「样本确定的三个环节及误差分析」(第五章),谈及 「由社区到户再到人」的抽样三环节过程中出现的「抽样框误差」和「无回答误差」。李煜和郝大海认为,「社区消失」,「流动人口」和「人户分离」是增加「抽样框误差」的因素,而由定址,入户困难和拒访等原因造成的样本流失属于抽样的「无回答误差」。在此基础上,他们强调了社会转型造成城市社区人口,社区结构的急剧变动是样本误差的本质因素,并对此做了分析。

    在「调查中的行政资源」(第六章)中,张文宏和黄先碧研究了行政资源在社会调查中的作用,并启发我们去注视中国社会调查中的政府角色问题。他们以各地行政组织参与程度的不同模式为资料,论析了现行中国社会动用行政资源开展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实际需要和作用,并就其原因,利弊发表了己见:当经济从政治生活中不断剥离出来,当国家向地方,向企业,向民间让利放权的时候,中国人以往一直奉行的政体中心的理念或习惯并没有随即淡出,消失。相反,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式的政府社会动员,政策贯彻依然卓有成效。这种行政传统延续的力量,是目前中国社会调查借助政府力量较为有效的原因之一,但这种效用随地区,社区的不同而不同,随市场程度及民间力量的增强而弱化。

    「问卷调查中的调查员因素」(第七章),以调查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城市部分)问卷资料的统计分析,梁玉成和周怡从调查员因素,调查员控制,调查员与被访者的互动三方面,阐释了调查员对调查质量的影响。他们用颇具说服力的量化分析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发现。比如,用「回答内容的缺失指标」和「回答内容的精致指标」,透过质量指标的因子分析,作者发现:其一,调查质量与调查员完成问卷的数量有密切关联,10-26份以内问卷质量最好;其二,调查员性别对调查质量的影响表现在「回答内容的精致性指标」上,女性调查员的资料精致程度较高,但「缺失指标」和「所用时间」两性无显着差异。这些发现来自调查经验,为今后问卷调查的实施和质量控制提供了有利的指导。

    在「调查中的被访者因素」(第八章)中,王建平,张立娟涉及的是社会调查中必须面对的,素味平生的各类被访者。不仅他们本身的性别,年龄,性格特征,生活经历等内在因素会对调查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且调查场景,调查员及问卷本身施与被访者的外部因素也直接控制调查质量。在王建平,张立娟的总结中,《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城市部分)的被访者群像有以下几个特征:(1)就被访者自身条件来说,女性被访者的回答质量好于男性;年龄越大,问卷题器缺失的比例越大;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问卷填答得越好;已婚的,有工作的被访者则比那些单身的,没有工作的被访者作答质量高。(2)被访者接受社会期许的程度,理解题意的能力随其自身特征的不同而显差异。(3)就被访者外部环境而言,居住单位社区的被访者比居住老城区,移民社区,集镇社区或农转非农社区的更乐意配合调查,作答质量亦高;上午入户比晚间入户的调查效果更佳;重要他人在场往往严重影响被访者的回答质量。以上结论第一次被建立在精确的量化分析基础之上。

    「抽样调查数据的清理与校验」(第九章),这是一篇走出调查实地,进入问卷数据整理阶段的总结性文章。它细致讨论了消除录入误差,处理野值和极值,对客观变量的逻辑检验,清理主观变量的全过程及其具体操作方法。这篇由王卫东,冯仕政,陆益龙,刘精明联合撰写的文章,出自他们参与问卷数据整理的过程,分析有理有据,不同于以往教科书式的说教。文章的每一小节代表数据清理和校验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流程,按每一流程顺序去读,可以获知标准而清晰的数据整理程式,并从中体验完成一项学术性社会调查工作的辛劳。

    第十章「开放题的编码」,则专门涉及定量分析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编码。王建平,李煜是训练有素,经验颇丰的定量分析能手,他们除介绍必要的编码类型以外,还就较为棘手的「其他」选项的编码和繁杂的职业编码两大问题,作了细致而得当的描述。他们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城市部分)的实际编码过程提炼,总结了归纳型编码与对应型编码的实际操作及其难点。该章对职业编码的几套国际国内常用标准编码体系所作的介绍,以及对5位职业码和3位职业码的对应比较,是极有研究价值的。此外,该章对问卷文字信息的后续编码难点,对非有效的冗馀信息和含糊缺失的信息,都一一进行了处理和说明。

    本书各章从不同层面诠释中国社会调查的本土实践经验,既有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全观性介绍和归纳,又有通过量化分析建立起来的新颖而独具原创性的观点和结论。希望该书为未来的调查实践,为探讨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者和学生,提供一个基于实践的学术语境,并以此推动关于中国社会调查的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