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的形成期开始，经过20世纪前30年的繁荣、二战期间的衰落，以及战后的恢复期，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复兴与新的变革时期———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

　　崇尚理性思辨的德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一直影响着社会学的理论发展。

　　卡尔·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批判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的观点，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著名结论，以及必须经过真正的革命来建立新国家的观点。

　　与施泰因、马克思同时代的里尔，提出了独特的市民社会观，代表作是《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德国社会学的发端时期，重要的社会学家还有利林费尔德、舍夫勒，他们提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也是德国社会学形成的标志之一。

　　20世纪前30年被称为德国社会学的黄金时期，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家，如曼海姆、盖格尔、桑巴特、维泽、菲尔坎特等人，其中不可不提的是滕尼斯、齐美尔和韦伯。

　　滕尼斯是德国社会学会和霍布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这两个学会会长，他是德国社会学走向系统化的代表。滕尼斯把社会学分为普通社会学和专门社会学，在《社区和社会》一书中有关社区和社会的区分，在以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被广泛沿用。滕尼斯的主要著作还有《关于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社会学的本质》、《社会问题的发展》、《舆论的批评》、《社会学的研究和批评》、《围绕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的斗争》等。

　　齐美尔是20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把社会学划分为一般社会学、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三类，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总和，而是由互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人的总称。齐美尔的唯名论、形式主义、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思想和“理解社会学”思想，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德国社会学家甚至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方向。齐美尔著有《历史哲学问题》、《道德科学引论：伦理学基本概念的批判》、《货币哲学》、《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等书。

　　马克斯·韦伯则是上述两个方向的超越者，他和齐美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又译涂尔干）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韦伯对社会行动的概念分析，接近于形式社会学；而对经济同伦理关系的分析，又接近历史文化研究甚至马克思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秦明瑞介绍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辟了德国宗教社会学的先河。韦伯关注了天主教和新教在生活方式选择上的差别，这样的方法论研究一直影响到战后德国学者的考察行动。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更被视为德国社会学的最高成就。

　　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会学研究陷入萧条状态，大量学术著作被焚烧，许多学者流亡国外。战后，社会学界影响较大的首推法兰克福学派。它最初形成于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34年开始附属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迁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阿多诺、霍克海姆、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承接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主要是哈贝马斯和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他们对德国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做了很多基于经验材料的研究。哈贝马斯认为，战后德国虽然很快走出了物质匮乏，但是却陷入了另一种精神贫困，即思想上、人际交往上的贫困。他对这种状况表示出了高度关注，提出了“话语理论”。后来该理论被广泛用来分析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民主形式以及个人生存方式。

　　与此同时，继承康德思想、钻研理性的传统社会学，也在德国复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卢曼，他试图重新解释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同时为德国并入西方的轨道（主要指英、法、美的发展模式）进行辩护。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新的现实问题，如失业、犯罪、环境污染等，都困扰着德国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此。贝克发现，传统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已经逐渐丧失存在基础，现代西方社会正在进入另外一种社会形态，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该理论认为，战后西方社会的运行，是一个不断印证风险、努力克服风险的过程。八十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学界更多吸收了英美社会学研究的要素，关注现实问题，重视实证研究，相对弱化了传统的理论分析。秦明瑞副教授说，实证研究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研究，包括对媒体呈现的多种信息的分析；另外一种是定量研究，即学者实地调查，把相关信息以数学化的方式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