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陽初與定縣鄉村建設  

晏陽初（1890─1990)，平民教育家，四川巴中人，1916年赴美，曾就讀于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1920年8月回國後,即投身平民教育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3月26日組織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平教會”），任總幹事。

在平民教育運動中，晏陽初深感佔國家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受教育程度太低，於是決心搞鄉村建設。他選擇了河北定縣（今定州市）作為試驗區，帶領一批教授、學者、醫務人員進入農村，從認字開始幫助農民觸摸現代文明。他們的努力使定縣成為當時聞名世界的鄉村建設實驗區，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定縣實驗才被迫中止。由於在鄉村建設中取得的成績，晏陽初于1943年在美國曾和愛因斯坦一起被選入“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十大偉人”。對於自己獻身鄉村建設的原因，晏陽初在1940年有過動情的表述：“中國的農民負擔向來最重，生活卻最苦：流汗生產是農民，流血抗戰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徵’，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擔！但是他們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們的血有流盡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們負擔不了而倒下來的時候，試問：還有什麼國家？還有什麼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養民力、充實民力的鄉村建設工作。”

“民族再造”的鄉村建設思想

晏陽初認為，鄉村建設的使命既不是“救濟鄉村”，也不是“辦模範村”，而是要立足於“民族再造”這一艱巨而長期的使命。他說：“中國今日的生死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是構成中國的主人，害了幾千年積累而成的很複雜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無起死回生的方藥問題。”鄉村建設就是為解決這一問題而起，“所以說中國的農村運動，擔負著‘民族再造’的使命。”

如何完成“民族再造”的歷史使命呢？晏陽初認為，中國社會的症候是人民有“四大病”，即愚、窮、弱、私。他提出以“除文盲，做新民”為宗旨，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核心，實施生計、文藝、衛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即以文藝教育攻愚，培養農民的知識力；以生計教育攻窮，培養農民的生產力；以衛生教育攻弱，培養農民的強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養農民的團結力。具備了這四種力，才可以算作“新民”，才可以達到“固本強國”的目的。

在實施四大教育的過程中，晏陽初特別指出，必須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四大教育不能獨立開展，必須連鎖進行，整體推進，一環扣一環。二是四大教育應切合農民生活，從真正為農民解決實際問題出發，“要在生活裏實地試驗，要看是否真能幫助農民的生活，換言之，研究試驗的對象與結果，必須切合（農民）生活。”遵循這兩個原則，實際上就避免了當時一些人在鄉村建設運動中一味鼓吹向西方學習，照搬西方模式的做法。

與四大教育相配合的是運用“三大方式”來具體落實四大教育。所謂“三大方式”，即學校式、社會式和家庭式，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試驗工作報告》中，他寫道：“四大教育的實施方式，有學校式以教育青年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國家今日建設之主力軍；同時又顧到教育兒童，因兒童係民族復興的後備隊。學校式之外有社會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個社會儘是教育的環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

晏陽初的鄉村建設思想立足中國農村社會實際，無論是在宗旨、核心內容上，還是在具體的實施步驟上，都盡力做到符合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習慣與要求，在實踐和工作方法上，注重深入農村、社會調查、研究實驗、訓練人才、表證推廣等。

定縣模式

1929年晏陽初帶領平教會一批志願者，在河北定縣開展各項平民教育活動及鄉村建設實驗，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及社會各方面的肯定。1932年國民政府第二次內政會議後，定縣又被河北省政府劃為縣政建設試驗縣。因定縣實驗在當時產生過較大的社會影響，被許多地區仿傚學習，因此其經驗亦被稱為“定縣模式”。

晏陽初及平教會同仁在定縣鄉村建設中，十分重視社會調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一步是先調查每村的情況，包括的項目有每村位置、家數、人數，村長副村長姓名、年齡、職業，可作平民學校的地點，耕地畝數、主要農作物、寺廟及宗教信仰人數等等，非常具體詳細。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最後摸清了全縣的基本情況。

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制定出了切合實際的鄉村建設方案。1930年7月晏陽初制定了一個定縣鄉村建設“十年計劃”方案，其實施的主要內容及方式貫穿了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文藝教育方面，在定縣實驗中主要致力於平民文學、藝術教育和農村戲劇。編輯農民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以及簡單易認的認字教材，並辦了《農民報》。建立廣播站，成立農民劇團等等。其中特別注重對農民進行科學知識的傳授。生計教育方面，在定縣實驗中主要致力農民生計訓練，設立了生計巡迴訓練學校，培養“表證農家”，起到示範帶動的作用；建立合作組織，至1935年冬，全縣成立合作社達130多個；推廣優良品種，棉花是定縣的主要經濟作物，因此主要在全縣推廣優良棉花種子；改良豬種和雞種。衛生教育方面，主要致力於保健制度的建立，定縣的保健制度分為三級，第一級是保健員，負責村單位的保健衛生工作；第二級是保健所，為區單位衛生機關，負責約3萬人口的區域；第三級是保健院，為全縣衛生之最高機關。公民教育方面，主要致力於國族精神的培養。

以上四大教育的開展，多采取三大方式進行，即學校式教育，創辦初級平民學校、高級平民學校等，其實施的導生傳習制度，是定縣鄉村建設運動中一大特色，目的是以最經濟、最快捷、有計劃、有組織、能持續、能自動推進的教育方法，來普及大眾教育，達到掃除文盲的目的。社會式教育，定縣成立了“社會式教育委員會”（後改為社會式教育部），定縣的社會式教育有其特定的含義，主要是為了解決農民尤其是平民學校畢業生的繼續教育問題，通過同學會這一組織使平民學校的學生畢業後能繼續接受四大教育，並通過他們把四大教育推廣到農民中去，發揮他們作為鄉村建設運動骨幹力量的作用。家庭式教育，是聯合各個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當的訓練，以增強家庭責任感，實現“家庭社會化”，另一方面使家庭中的所有成員都能得到相當的教育，從而成為有知識、有文化的“新農民”。

定縣在縣政建設方面也探索了一定的經驗，其改革宗旨是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行政組織。根據這一宗旨，定縣所設計的新縣政機構分為三級，第一級為公民服務團，是最基層的組織，其主要職能是“培養民力、組織民力、運用民力”。第二級是鄉鎮建設委員會，代替傳統的鄉（鎮）公所，設委員6─12人，“以本鄉鎮之小學教師為當然委員及秘書”，同時有鄉鎮公民大會，對委員會予以監督制約。第三級是縣政委員會，委員7─11人，由縣長與縣政建設研究院院長（晏陽初任院長）商量聘任，同時對原來縣政府進行改革，撤銷合併原來的機構，僅設立民政、財政、教育、經濟、公安五科，精簡了人員，提高了效率。

定縣鄉村建設的困境

定縣鄉村建設的成就引起國際國內的關注，海內外很多關心農村農民的民間人士與政府官員紛紛到定縣考察取經。國民政府專門派官員去定縣考察，晏陽初也被邀請到南京中央軍校高級班演講，介紹定縣經驗，蔣介石親臨聽講，並對定縣的做法予以高度肯定。

但是，定縣鄉村建設過程中也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和矛盾。在實踐中，晏陽初逐漸感到要完成定縣的研究實驗及平民教育的推廣工作，僅靠一些學者從學術層面上進行研究實驗是不行的，“鄉村建設計劃，如果不考慮鄉村地區的政府和鄉村生活中的文化、經濟、保健等方面的關係，那就是不完整的和無效的。”另外，當時中國農民處境悲慘的癥結在於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能解決，其他改革都是技術層面的努力，無法根本改變農民的命運。對此，晏陽初也明白，1937年他在《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中說：“農村經濟問題中最嚴重的，莫如土地問題。”但這個工作顯然非一個學者或一個學術團體所能完成的，這牽涉到社會制度的變遷。1985年和1986年，晏陽初兩次回到改革開放後的定縣，他看到中國農村的巨大變化，感慨地說：“中國農村建設工作做得實在是好，變化出人意料，比較起來，我當年搞的只不過是一種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變廣大農村的面貌，還得有現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