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三十年

田毅鹏  陈宁

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16期。

30年间，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也不断得到拓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打破“经典思想”垄断地位，开始关注民间社会思想。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思想经典”展开的，而民间思想和社会底层的思想则被忽视。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虽然已经意识到社会思想史不应是思想家的独白，其视界和目光应该下移，但在具体研究中仍未找到现实的可操作路径。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民间社会思想，并尝试通过对非经典文本的解读，来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性。
　　第二， 在时间上向近现代延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提及中国社会思想史，便约定俗成地将时间断限划定在近代前，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史完整进程的残缺。鉴此，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国社会思想史教科书开始将下限延伸到近代。有的学者则撰文主张，应将“西学东渐”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探寻中国社会思想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
　　第三， 由具体的“思想述评”到“思想命题”的抽象概括。近年来，学术界在总结中国社会思想史难以融入社会学研究体系之中的原因时，认为应注意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资源中提炼、抽象、概括出一些基本命题，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认识。如钱穆在《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中即选择“道、理”、“性、命”、“德、行”、“气、运”为关键词，表现出其对中国思想的独到理解。在此研究领域中，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和中国历史学家刘泽华贡献较大。如沟口雄三通过对“天”、“理”、“自然”、“公”、“私”等核心概念的认真解读，对中国传统社会做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而一直致力于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刘泽华教授，对“公”、“私”等概念也颇感兴趣，他认为“公、私问题是中国历史过程全局性的问题之一，它关系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整合，关系着国家、君主、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
　　三、 困境与反思
　　如果说建立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目的即是为了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那么，经过新时期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虽已初具规模，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不论是从成果的数量上还是社会影响上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距上述学科发展的高远目标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首先，研究力量的相对薄弱。虽然“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被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确定为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目前几乎所有高校的社会学系，都将其列为主干课。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仅是授课而已，其自身的研究重点多不在此。而在高校系统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人员中，专门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者更少。在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亦不多见。这种状况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学是很不相称的。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其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但与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强烈崇拜不无关系。
　　其次，中国社会思想史写法的单调。这里所说的“写法”，不是谈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特指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反思。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思想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循着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本土思想这样一个路径展开的。落实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就是“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中，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思想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的支配。这一支配关系的确立，实际上是西方思想逻辑空前拓展的过程。本土思想在适应外来理论逻辑的过程中，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因此，如何使本土思想获得与西方学科理论的平等对话权，能够平等互动，是赋予中国本土学科思想史魅力的关键。
　　再次，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内容全由精英与经典构成。就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思想内容构成而言，当下的主角毫无疑问是精英及其思想经典，“他们的思想是思想世界的精华，思想的精华进入了社会，不仅支配着政治，而且实实在在地支配着生活，它们的信奉者不仅是上层知识阶层，而且包括各种贵族、平民阶层”，于是，描述精英与经典的社会思想，就是描述了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界。而疑问在于，精英和经典的社会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中国社会思想可能并不全在精英与经典中。对此有的学者主张，应该兼顾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在今天面临上述尴尬境遇，在学理上讲，根本原因在于它一直无法有效地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作贡献。然而，在社会学恢复后的这3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上述研究路径却丝毫未有变化。并不是说其研究思路是错的，而是说，它应该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演进。因为，学术界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解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 社会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自觉
　　从长时段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民国年间，还是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总是与“社会学中国化”进程相伴而行。其目的在于给形成和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绘上点睛的一笔，即使其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汇进程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沟通“传统”与“现代”，进行学术反思时经常使用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语概括，所谓文化自觉，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其二是文化间的理解和沟通问题，即“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汇”。可见，文化自觉就是“找回传统”，并赋予传统以现代意义。用“文化自觉”来反思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即是“学术自觉”。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学术自觉”，既不是对西方理论和方法单纯的翻译和移植，也不是固守本土学术原典，回到闭锁的传统主义，而是以一种“双向寻根”的理性精神，往来于中西之间，获得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眼光和视野。一方面，要深入挖掘本土社会的传统学术研究资源，注意从汗牛充栋的传统经典中寻找体认中国社会的资料。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其“早熟性”和发展轨迹的“连续性”。其早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早在原典时代，即形成了以儒道思想为主体的、极具特色的社会思想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面貌。因而，对于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来说，要想对“本土问题”得出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就必须补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一课。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学来说，仅仅从经典出发的中国社会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走入现实生活，“从数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及价值观念入手进行考察，超越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单纯翻译和模仿，而是努力致力于从本国民众的社会观中提炼出概念来”。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