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任公

梁漱溟

　　今天为梁任公先生逝世第14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昔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同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50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8岁，论年龄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50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40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35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24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近20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一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2年，民国6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8、9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其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思想与时代》第13期陈伯庄通讯)。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反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象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30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待到50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反清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合符。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的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面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6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20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30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15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6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共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 (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 18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5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30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5年曾因范静生(源濂)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佩服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9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

　　民国14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任公先生回信附后)。 　　

　　18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而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附：任公先生14年回答漱溟信

漱溟宗兄惠鉴：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骄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絮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茔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复奉谢，不宣万一。启超再拜。10月1日。

写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之后

　　1943年1月我在桂林曾写过《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为他两次从政的错误抱憾致惜，今读先生遗文乃知先生晚年固自己知悔而自责焉。 　　

　　民国10年即1921年，任公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讲演(载入《饮冰室合集》内文集第13册)，有如下自己知悔之言： 　　

　　(上略)别人怎样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总抛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共过几回事(似指两次入阁当政)。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作恶。(下略) 　　

　　在此之前，有《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既有悔悟之言载入文集之第12册。其言云：吾尝自谓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相当沉痛。　　

　　任公先生是有血性的热肠人，其引用庄子内热饮冰的话，以饮冰自号，很恰当。他只能写文章鼓舞人，不能负担政治任务，其供他人利用是决定的。其卒自悔悟是有良心不昧者，以视康有为、杨度辈悍然作恶者，自有可原恕。情感浮动如任公者，亦是学问上不能深入的人。其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方面(此方面特重情感)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有启迪之用。 　　

　　我受先生知遇，终身铭感，右方言论质直，正是不敢有负先生垂爱之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