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评价定县平民教育实验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到民间去」，搞「民众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热潮。发起和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社会团体，也有政府机关，还有慈善机构、大专院校、教会组织等。1934年，全国已有六百多个团体从事农村工作，有一千多处从事实验1。这一规模空前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作为历史学者，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尽力复原历史过程以外，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前辈们的事业做出公正的评价。本文拟对影响较大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举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简称定县实验），贡献一得之见，以求指正。

        我自1986年开始关注平教会及其举办的定县实验，在定县（今为定州）、北京、南京等地，尽可能搜集了所能见到的资料。尤其是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平教会的一个全宗，包括工作报告、农村调查以及图片等等，弥足珍贵。迄今，我认为，关于平教会和定县实验的历史线索和基本史实已经大体弄清了，而对它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以往对于定县实验的看法。1930-37年，每年到定县实验区参观者络绎不绝，形成风靡全国的定县参观热。参观者有国内的，也有外国的，有乡村工作者，也有学者、专家、新闻记者以及军政各界人士。不管到过还是没有到过定县的，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定县实验发表过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意见，对定县实验持全面肯定态度。如科学家任鸿隽教授认为：「我们以为平教会的主张最为正确。它的贡献也值得称赞……不管它的成绩怎样，它的效果怎样，我们以为它的方向是不错的。」2

        第二种意见，对个别方面予以肯定，但总体上是否定的。如经济学者孙冶方认为，不能否认改良主义者的教育和技术意义，但其「主观方面的好意，绝不能掩饰他们底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3。

        第三种意见，全盘否定。如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认为：「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原因不外是实际作过工作的寥寥无几，就是作了，也多是『空而无用』。」4

        第四种意见，已经脱离平心静气的轨道，完全情绪化，甚至恶意中伤，极尽谩骂之能事。如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说：「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的东西。」5

        1949年后，受政治气候和中国革命范式的影响，直至80年代初，对定县实验不仅完全否定，甚至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的买办和走狗。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认为，晏阳初的平教实验「这条道路不仅是走不通的，而且是一种反动的」，「经过他们的『实验』，农民更穷了，所谓『生计教育』不但不足以救穷，反而甚至不能维持前几年『穷』的水平。」6

        80年代中期以降，随著思想禁锢的解放，对定县实验表示肯定或部分肯定者愈来愈多了。学者大多持两分法，即一方面认为平教实验对当时的乡村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中国革命角度而言，其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我在1990年曾撰文指出：「平教会企图用改良主义的理论和手段达到农村复兴的目的，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必定陷入失败的泥潭」，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定县实验，「在中国整个的政治经济没有出路之前，局部的改良亦不是说没有必要，在农村给农民做一点好事，比根本袖手旁观不做终要好些。」7 1999年郑大华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也大体持此看法8。

        以上对定县实验的认识过程，可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认知的缩影。我认为，对任何历史事物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不客观到比较客观、到接近历史真理的过程，随著时间的推移，对历史的认识终将愈来愈清楚、愈来愈客观。80年代以来的研究证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比以前大大进步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历史评价体系。我认为，必须按照当时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为标准，而不是以今天的条件为准绳，最起码应该利用社会公正标准去评判历史事件，而不是沦为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所谓社会公正标准，即凡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为人民大众的福利，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努力，并提供了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东西，都值得赞扬和肯定。至于由甚么人、甚么阶层的人乃至甚么政治派别的人来承担这一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一任务采取甚么方法和途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求。比如，爱国的表现形式是多元的，不能要求千篇一律，抗战时期，拿枪上战场固然是爱国的，也确实是最需要的；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拿枪去战斗，那些不拿枪在后方搞建设，甚至在书斋中做学问，光大学术事业的，同样是爱国的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说，建设事业都要等到战争胜利以后再进行。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能以自己的救国途径和贡献来否定其他的救国途径和贡献，它们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那种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政治史观，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像参与和创造定县实验历史的人们，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都处于实验和摸索之中，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仅以「事后孔明」的思想和现代标准，来轻易否定他们的做法，就难免有苛求之嫌。

        二　定县实验参与者及中立原则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萌发了新的因素，但贫困落后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二十世纪20、30年代，受军阀混战、天灾频仍和农民经济恶化的刺激，以及各种新文化启蒙思潮的影响，大批爱国志士怀著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极力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平教会开展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即为其中的一面旗帜。

        平教会将乡村建设提到担负「民族再造使命」的高度，甚至把定县实验看成是弥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缺陷的革命性工作，还将此比作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为我们的工作的价值，决不在苏俄『五年计划』之下」9。晏阳初强调，乡村建设的使命不是救济农村或办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兴起的10。它之所以担负起民族再造的使命，是由乡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一来乡村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谓「以农立国」，离开农业、农村和农民，国家就不存在；二来乡村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中国政治的出路必须从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三则乡村是中国人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代表中国的是居住在两千多个县中无数农村里的乡下佬11。可见，定县实验者有著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命感，真心想改变中国乡村的落后面貌和农民的愚昧状态，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的潮流。

        平教会没有停留在爱国的口号上，而是冲破「学而优则仕」、「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走知识份子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当时北京的报纸评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份子迁往乡村运动」12，晏阳初也为之自豪地说：「这实在是空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或世界历史上都是找不到的。」13据统计，在定县实验区工作过的人员，总计约四百人左右，每年在一百二十人以上，其中留学国外者约二十人，国内大学毕业者约四十人14。总干事长晏阳初，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各部门负责人，也多是留学欧美及日本的博士、硕士。如乡村教育部主任傅葆琛是康乃尔大学农业研究院教育系博士，秘书主任谢扶雅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总务主任瞿菊农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平民文学部主任孙伏园留学法国，艺术教育部主任郑褧裳留学日本，戏剧教育委员会主任熊佛西是哈佛大学博士、副主任陈治策也留学美国，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是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继任主任姚石奄也留学美国，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是哈佛大学博士，公民教育部主任陈筑山留学美国和日本，学校式教育部主任汤茂如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社会式教育部主任霍六丁（后兼定县实验县县长）留学美国、副主任汪德亮也留学美国，乡村工艺部主任刘拓是美国艾阿华大学博士。其中，有的是著名作家、剧作家，有的任过大学教授，有的还做过大学校长。不夸张地说，凭借他们的资历，留在大城市过舒适的生活，乃至跻身仕途，谋取高官厚禄，绝非甚么难事。然而，他们毅然到生活条件较差的乡村去搞平民教育实验，这无疑需要超凡的眼光，超人的勇气，更需要付出超人的牺牲。如陈志潜1932年来定县之前，身兼南京中央大学卫生教育系主任和中央政府卫生署要职，他到定县参观后，被这里的卫生教育实验所吸引，费尽周折将职务辞掉，来到定县。汪德亮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侄子，叔叔在行政院为他找到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但他在那里仅干了一年，就到定县从事实验工作。

        由城市来到环境恶劣的乡村，意味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晏阳初提醒实验人员，要想变中国农民为有文化的新农民，即「化农民」，必须先「农民化」，可是「到民间去这条路，好似遍地荆棘，颇不好走」15。学校式教育部为了推广平民学校，奔走于乡村之间，「茹苦尝辛，一言难尽」16。社会调查部的实地调查，所遇到的难处更是不可胜数。尤为困难的是，日常工作经费经常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为此，晏阳初经常强调节缩开支，1935年晏阳初说：「数年来敝会经费支绌，屡有核减，本年度职员薪给更属有减无增。」17由于经费少，工作人员只能粗茶淡饭，外出办事连饭费津贴都没有，以致身体经常到了坚持不住的地步。1929年，晏阳初在致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 Gamble）的信说：「李景汉的身体已彻底垮掉。这是由于他去年紧张的工作和一直呆在农村并与其他同事一道吃粗粮的结果。」18晏阳初本人何尝不是如此，他为了平教事业的发展，简直是「把死的精神做生的工作，和困难奋斗，至死方休」19。

        尽管如此，仍有人提出，定县实验区每年耗费几十万元，把平教会人员供养成了一个吃乡建饭的阶级，甚至说晏阳初「以千字文识字课的小教师，现在做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的院长，就晏先生个人说，的确是很大的成功」20。这种说法未免幼稚，也过于刻薄。试问，在定县设立的省县政建设研究院，算得上一个显赫职位吗？有愿意抛弃都市优裕生活而到乡村受苦的吃饭阶级吗？定县实验想为全国搞出一个方案，花几十万元还多吗？相对于社会上无谓的浪费，这又算得了甚么。何况，平教会的大部分经费是靠私人募捐来的呢！对此，晏阳初曾做过申辩：「本会自创办以来，经费就没有可靠的来源，全凭国内同情此种工作的朋友的自由捐助。」21为了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地位，他特别强调不接受国内任何一党一派的涓滴资助，以实现主张上的独立、超然、硬气。北洋政府曾经要给平教会800万元，但条件是由晏阳初担任北方政治党派领袖；张学良也曾表示愿意赠送500万元，但也要求晏阳初组党，都被晏拒绝了。更为重要的是，所募集来的经费都是用到实验之上，「完全在困窘的生活中努力撑支，整整有十余年了，怎会把钱浪费？又怎么有钱让我们来浪费呢！」22

        由上可见，平教会是满怀爱国热情的，是认真努力的，费劲辛劳的，是有高度献身精神的。有意思的是，正当国内对定县实验争吵不休之时，晏阳初的成就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1943年5月，美国「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将晏阳初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杜威（John Dewey）、福特（Henry Ford）等评为十位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称赞晏阳初「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23

        三　定县实验的理论、方法与绩效

        改造旧中国农村的落后局面，是平教会同仁举办定县实验的总体目标，而理论与方法则是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我认为，如果不是单纯以革命角度而是主要就乡村建设衡量，平教会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可取的。

        首先，提倡「平民主义」，以民众为本位。晏阳初认为，「平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百姓，而应解释为平等的公民，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所谓以民众为本位，就是「凡是不以人民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没有用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古今不变的真理24。众所周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已是千年古训，但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过呢？

        其次，指明愚、穷、弱、私是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平教会认为，90%以上的平民尤其是农民缺乏知识、缺乏经济、缺乏健康、缺乏公共心，而这一切都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导致中国农村崩溃的根本原因。应当说，这一看法是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认识到，这四大病症并非是平行的，其中穷是农民愚、弱、私的基础25。穷的原因又是甚么？穷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势力压迫剥削的结果，「此两种因素，又尝循环影响，相互成果，促使农村经济渐濒于流产，今欲复兴我国农村生产，必须针对病根，从打倒帝国主义与铲除封建势力著手。」26应该说，平教会的这一认识也是实事求是的。李景汉甚至指出：「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的主张来决定。」27在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千家驹、吴半农认为，平教会只是将四大缺点并列起来，没有追究其中的因果关系，没有认识到愚弱私是穷的必然结果，更没有认识到穷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剥削的产物28。甚至到今天，仍有不少学者沿袭这一观点。这显然是对平教会理论的误解。

        再者，平教会提出用「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如果从认识事实的革命逻辑而言，要解决四大病症，必须首先消灭穷，要消灭穷，就必须铲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要铲除这两种势力，不用暴力革命手段是不行的。但平教会的思路并非革命式的，虽然他们也认为必须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但他们又认定农民目前还没有这个力量，农民的力量仍处于潜伏状态，在挖掘出这一力量之前，「一切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或帝国资本主义曾经狂热一时的目标，都变成了胰子泡样的空虚口号」29。以革命逻辑衡量，这一认识当然偏颇，但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封建势力的统治包括政治的、观念的，如果不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不充分挖掘农民的力量，是很难消灭的，总不能甚么都等到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所以，如果说平教会以自己的平民教育理论否定革命道路是一种偏见，但以暴力革命论否定平民教育理论也不是没有问题。针对农民的四大缺点，平教会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教育方针，即：在使农民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攻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攻私，由此培养出有知识力、有强健力、有生产力、有团结力的四有新民。如何实施四大教育呢？这就是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30。我们由上不难发现，平教会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实际上关联到整个的乡村建设，正如晏阳初所说：「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就是整个乡建事业的发展。」31

        为了实现上述方案，平教会还提出彻底实验，并推广全国的理论。近代以来，各种救国主张层出不穷，但多未经过实践和验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运动是一个新的特殊的问题，「种种办法，均得创新，仿无可仿，模无可模，东洋西洋自更无抄袭了」，因此「不可不先有彻底研究」32。所谓彻底，就是亲自到民间进行实验，以产生既经济简易，又具有普遍性、实用性的方案。比如生计教育，晏阳初强调，在今日中国情形之下，最重要的是根据一般平民的生活程度、经济能力的大小，进行实验研究，改进固有的农艺工艺，以适应平民的需要，「若徒高谈外国的法门，照样画葫芦的去办，一定是有弊无利的」33。又如卫生教育，晏阳初也强调，「我们不愿意死搬西方的经验，也不想依附本国的传统，或是两者的折中，而要吸取两者菁华，制定出适应当前国情的建设计划。」34总之，「我们不要今天抄美国的一套，明天抄德国的一套，后一天再换一套法国的，我们要自己一拳一腿、一点一滴的去开辟，去创造。」35

        那么，到哪里去进行研究实验呢？这就发生了实验的单位区域问题。根据「凡事要从大处著眼，从小处入手」的原则，平教会认为可以将一个有代表性的县份作为实验单位，「中国虽大，而是一千九百多县造成的。我们为试验和提倡起见，抓住一个可以代表的县去认识问题，找寻问题，研究问题，建设问题，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有普遍性共通性同时跟农民有关系的问题去研究它，以便将来别的县别的省也可以采用。」36正因为此，定县实验的最终目的，并非专为定县而定县，而是把定县作为一个大的研究室，藉此求出一套适用于全国各地的方式或工具。

        平教会没有将理论和方法停留在空谈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通过开展四大教育的研究和三大教育方式的实施，平教会在定县实验区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农民教育体系，主要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乡村小学、导生传习制、师资训练班、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平校毕业同学会等。由于学校数量增加，入学率提高，农民文盲有所减少。到1933年，全县共设立初级和高级普通平校427所，学生达1.3万余人37。1934年，全县小学已经普及，14-25岁的青少年文盲人数比1931年减少34%，男青年文盲已减至10%38。80年代，有些老人回忆说，当年上了平校，才会写帐，会写信，能看书，沾光不少39。正是这些受过平教会教育的农民，在后来的抗击日军中起了重要作用。定县沦陷后，一些青年特别是受过平民教育的青年人组织起定县游击队。全县472个村，只有沿京汉铁路的21个村被日军占领，其余451个村由两个经群众选举的领导进行管理，其中一个是以前平民学校的教师，另一个是平民学校的毕业生40。

        农村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培育农作物新品种，棉花、小麦、高粱、谷子新品种的亩产量比土种分别增产 56%、14-20%、30%、20%。关于农具的改造试验，先后完成耙、犁、水车、辘轳、播种器、中耕器、收获器、点播器、花生筛、脱粒机的改良。动物饲养业的试验，主要是猪种、鸡种的改良。如波支公猪与本地母猪交配，每头多产肉18.6%；力行鸡为优良鸡种，每只每年多产蛋60-190个41。平教会还进行了合作社的实验和推广工作。1933年，成立自助社三百余社，约占全县村庄的四分之三。有些自助社又上升为合作社，合作社县联合社也应运而生。到1936年冬，已有合作社129个42，由是形成比较完备的合作组织制度。

        平教会对乡村卫生的实验，开创了中国县级现代卫生建设的先河。1930年，定县全县472个村有220个没有任何医药设备，226个村一个医生也没有，即使是有医生的村子，也只是药铺掌柜，很少受过学术训练，甚至有不识字的文盲43。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平教会在定县建立了县单位的医疗保健制度，这一制度按行政单位分层设立，村设保健员，乡设保健站，县城设保健院。到1935年，全县除了建有一所保健院以外，还有保健员80人，保健站8个44。平教会建立的三级医疗保健制度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国民政府卫生署成立后，要求各县采用这一制度。即使到抗战期间，「在未被占领的国土上，这种卫生系统仍然起著有效的作用」45。此外，平教会还对学校卫生、产妇与儿童保健、生育节制进行了试验。在此基础上，定县农村无论从医疗条件，还是预防、治疗方面都也有所改善。1935年，县保健院治疗病人626人，出诊188次；保健所诊治15，483个病人，治疗67，989次；保健员施行治疗137，183次46。在疾病预防方面，以种痘工作最为突出，天花病大为减弱，据1936年的报告，「近年来邻县时有天花流行而本县无之」，「定县天花已称绝迹」47。

        定县实验的最终目的是将其经验推行全国。在实验过程中，就有一些机关、团体派人到定县实习或培训，有的还邀请平教会的工作人员前往指导工作，对各地的乡村建设工作起过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直至80年代初，仍有一些论著认为，经过平教会的实验，定县农民更穷了，似乎定县农民的穷困是定县实验造成的。至今，还有人认为定县实验不过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理想苛责前辈的事业，是不尊重历史的态度。

        四　实验中断与精神永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9月，定县沦陷，平教会在此继续实验已不可能，定县实验被迫中断。

        以往学者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定县实验失败了。理由之一是，平教会撤出定县标志著定县实验的彻底失败。其二认为定县实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也就是说，平教会要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结果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

        现在看来，以上两种判断都存在著对历史的误读。

        首先，定县实验是被迫中断而不是主动中断，被动中断不能与失败划等号。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定县实验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以被迫中断认定定县实验失败似有武断之嫌。

        其次，定县实验固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如果认定为失败，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在预定期限内没有达到目的，但定县实验被迫撤出，显然没有完成预定的期限。也就是说，预定期限尚未完结，有不少需要做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在此情况下，断言定县失败，道理也不充分。

        再者，愚、穷、弱、私没有彻底解决，实际上是实验过程中的困难，而非最后结果，平教会恰恰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而进行实验的。何况，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比如农民扫盲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要求定县实验一下子就能解决是不现实的。直至 2002年初，中国文盲数量仍高达8，507万，且90%在农村48，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消灭文盲之路任重而道远。我认为，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定县实验能达到前述成绩已经非常不易，它创造和获得了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取得了历史条件制约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这就是成功。

        还值得提出的是，定县实验虽然中断了，但定县实验的精神、定县实验的方法并没有中断，而是继续发挥著它的作用，这也为推翻定县实验失败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晏阳初说：「定县虽已陷落敌人之手，但是定县的土地，日寇纵可以夺去，而定县所发展出来的这一套方法，这一种精神，敌人是拿不去的。」49抗战时期，平教会同仁在国统区扫除2，700多万文盲50。在四川的工作业绩尤为显著，有45个县区50万人接受了扫除文盲教育，约有十几个原定县卫生工作人员担任卫生站站长和军队医疗队队长，不少一般性工作人员充当县卫生站的督导。原定县卫生实验的领导人陈志潜，任四川省政府卫生专员，一直坚持运用定县的技术和经验，指导著那里的卫生工作51。

        到50年代，晏阳初又转道菲律宾，成立乡村改造促进会和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他继续使用定县经验，推动这一地区的乡村建设工作，定县经验开始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此后，晏阳初还将乡村建设模式推广到东南亚、南美、中美乃至非洲等地，诚如其本人所言：「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和农民打成一片，还是『定县精神』」52。

        当然，作为历史学者，仅仅理解和同情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分析历史事件与社会背景之关系，即哪些因素制约了历史事业的顺利发展，为活在世上的人们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智慧。

        定县实验所遇到的困难及其原因就很值得探讨。比如，国内军阀混战极大影响了定县实验的效果。1926、1927年，两次内战波及定县，使平教会在定县的「各项工作很难进行」53。1934年，章元善到定县考察时也发现：「当我们离开定县的时候，兵车络绎于途，开到了许多军队……这一点小小成绩──代表平教会多年的经营──是经不起大兵们一天的光临的呢！」54内忧外患常常是联在一起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日本侵华战争直接导致了定县实验的中断。面临此况，晏阳初本人也承认，「需要政治和平，平教运动才能进行无阻，期图发展。」55问题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如何才能取得和平的政治环境？靠和平的方式换取和平吗？事实证明，以和平换和平是无法实现的。暴力革命虽然要流血，但历史的阵痛最终可能换来统一的、和平的政治环境。这当然是平教会等改良主义者所不敢、不愿意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重任。

        尽管如此，改良的建设与革命行动仍然是并行不悖的。以往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思维，明显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一方面我们不能将革命作为唯一标准，而否定其他救国道路，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上山闹革命，社会建设也不可能都等到革命成功以后再进行。与此同时，也不能将渐进改良作为救国的唯一标准，而否定革命道路。但问题恰恰出在，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都以自己的道路作为唯一标准，从而否定对方的事业。作为后来的历史学者，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晏阳初能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当然令人佩服，但他利用自己的专长，走了另外一条乡村建设之路、教育救国之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样值得理解和尊重。

        注释

        1

        曾毓钊：〈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经过〉，载章元善等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页19。

        2       叔永（任鸿隽）：〈定县平教事业平议〉，《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页10。

        3       孙冶方：〈为甚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载《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页157。

        4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独立评论》，第196号（1936年4月），页4。

        5       转引自注2。

        6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页162。

        7       李金铮：〈浅析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的失败及其原因〉，《历史教学》，1990年第6期，页23。

        8       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       晏阳初：〈在全体职员会议上的讲话〉，载《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页218。

        10   晏阳初：〈农民运动的使命〉，载《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页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