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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峻 李济与李安宅一一学科史的个案研究  
  作者:岱峻    发布时间:2008-08-13   信息来源:学术中国  
 

李济与李安宅一一学科史的个案研究

  岱峻

  杨清媚 整理

  2007119日,《发现李庄》一书的作者岱峻先生应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邀请,在北京大学英杰文化交流中心为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在京高校的研究生作了题为李济与李安宅——学科史的个案研究的讲座。这个讲座的内容承接了118日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所作的演讲李庄——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对20世纪30—40年代学科史局部进行梳理,以个案分析的形式,继续深入探讨了一代学人李济与李安宅不同的学术人生,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生存之境遇及精神的深刻关怀。

  如何从学人之具体而微处,观时代之宏远?——岱峻先生提出自己受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启发,从字来解读人生与社会之关系。岱峻先生认为,即二人之关系,解读一个人可以从解读其与相关人物的关系入手,因此他所讲的李济和李安宅,并非是做一种人生简历式的展开,而是在此基础上,关注他们与周围相关人物的关系,触摸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与其生活的历史。

  岱峻先生的演讲分叙李济和李安宅,又以李济为主。他以台湾学人李敖的一篇文章李济的贡献与悲剧为楔子,先简单梳理了李济在1928年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前,从清华学堂到赴美求学,归国先至南开大学的经历,接着从李济与同时代学人丁文江、傅斯年、董作宾、胡适等;与家人父亲、妻子和儿女;与学生吴金鼎、张光直等人之间发生的各个事件,剖析其中复杂微妙的关系,着重叙述了他归国后的这一段人生路。

  丁文江是李济这段人生经历中首先值得一提的人物。1923年,李济在哈佛大学以优秀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起源通过答辩,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这篇文章用的是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实地测量100多华人,被誉为当时中国人学人类学最好的一篇;同时,也奠定了他后来以技术为主的研究基础。一时间,李济名声大振。回国后,李济欲大展拳脚,但是其时所在的南开大学不重视无用的人类学,在这个时候,丁文江帮了他一把。拿着丁文江给的200大洋,李济开始了回国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

  1925年,李济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及赵元任这些名家同执教鞭。然而这段日子李济过得并不愉快,他开设的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只有一个半学生来听,即后来成为他得意弟子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半个即历史学家徐中舒)。尽管如此,1926年李济主持的山西西阴村发掘,却有了重大收获,其中的半个蚕茧至今仍被中国考古学界视为至宝。这次发掘,也是他在国学院的一个辉煌。

  1928年,傅斯年力邀李济加盟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这不仅影响了李济的人生,也开启了中国考古学新的一页。李济答谢傅斯年邀请的礼物,是他在中山大学上的一次课,在课上他明确提出了中国考古学的三项任务。由此,傅斯年和李济开始正式合作,也开始了两人一辈子的纠葛。加入史语所当年,李济就参与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一直到1937年,创出了其毕生最大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独立的学科地位。期间,他与董作宾的合作一度出现矛盾,还要面对着当地政府和盗墓贼的威胁,以及好友徐志摩、老大哥丁文江身故的打击,但他最终都能坚持下来。

  1940年日军进逼重庆,史语所被迫迁至李庄。李济与傅斯年之间因为种种原因产生了摩擦,李济直率狷傲,远离政治,而傅斯年重担在肩,积极入世,两人都是硬脾气,他们的矛盾也一度波及到周围的人。尽管如此,这未伤及他们的友情,李济终生感激傅斯年,认为如果没有他,自己在考古学方面不可能做出如此成绩。

  岱峻先生认为,李济一生最大的贡献除了安阳考古的发现,还包括他培养的优秀学生:张光直和吴金鼎,以及曾经向他学艺的夏鼐;而其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一个雄心勃勃推进科学思想在中国扎根的知识分子,生不逢时,承受了太多的误解与误读,其家人疏远,连儿子李光谟当时都不能理解他,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父子俩从此两岸相隔,竟成永诀。

  相比之下,同时代活跃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家李安宅先生,也是一位被遗忘已久的学者。与李济欲远离政治漩涡不同的是,李安宅选择了留下,他认为共产主义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但是这条路并不顺畅。在506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李安宅不断遭受打击,被当成美国间谍看待,其最有价值的藏区实地考察成果亦被轻易地抹去了。后来的李安宅,失去了研究的能力,仅仅是四川师范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英语教师。

  一代学人两种人生,同样都是悲剧,在岱峻先生富于感情和文采的讲演中娓娓道来;而经由扎实的史料考证得来的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展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从个人生活史角度对学科史进行解读的民族志。把李济与李安宅联系起来看,意在表明,那一代知识分子中仍不乏追求自由和独立精神者,在进入时代转折的时候,依然能保有一种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士大夫之风骨和难得的清醒。这不能不令我们对今天的学科体制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严肃的拷问,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史的认识。

  (原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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