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痕迹与轨迹

 —— 社会学系林南教授自述

【教授简介】
姓名：林 南
生日：1938年8月21日
学历：东海大学学士（1960）
       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1963）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博士（1966）  
经历：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助理教授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副教授、正教授、系主任
       Duke University社会系正教授、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专长：社会学
荣誉：美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人民大学荣誉教授
       复旦大学荣誉教授
       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华中理工大学顾问教授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求学历程】

     我在东海的时候是念外文的，当时准备出去念新闻，所以我的硕士是念新闻。我当时准备念完之后从事新闻工作，在那段学习的时间中我修习了一些关于研究统计的课程，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决定改行。修完Master degree之后我到Michigan State就转到社会学,，我个人的经验是虽然我在求学过程中转了很多弯，但是我并没有很吃亏，不会因为没有社会科学背景就不适应。主要是发觉自己有兴趣，所以没有排拒的心情，能学就尽量学。当时留学生很穷，奖学金也很少，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夏天也都去学校餐厅收盘子。有一次夏天时我在工作，我们系主任去用餐，看到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对我来讲那种日子虽然比较忙一点，但也是蛮愉快的。我觉得念书有时候要靠一点机运，我就是在念博士时碰到了几个很好的老师，参与了几个研究，当时就帮忙分析东西，一起写文章，之后就到会议去发表，我也跟著去，等于在学生生涯就有职业化的过程，如何整理发表文章、如何应付台下的问题等。我也很注意这些教授如何去申请研究基金，教学与研究如何配合，这些机会让我去观察一个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人在生活上怎么安排。

【专业生涯】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Johns Hopkins社会系，是学校刚组起的新系，就找到James Coleman当系主任，很年轻的系主任。其他人也都很年轻、很优秀，当然也有很资深的，但差不多都是一些生气蓬勃的，比如说Mark Granovetter，我们也都很积极。我当时是在做Social networks，就是社会网络，我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网络，所以刚开始很大一部份时间在中美洲做研究，在哥斯大黎加、海地等国家做田野调查。去这些国家做研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教书时有一个学生的父亲要带一个医疗团队到中美洲去，他想知道如何才会有成效，为什么有的家长会带小孩来打预防针，有的不会。便问他的小孩有没有什么教授可以给他们建议，因为他的孩子在上我的课，于是来问我，我说在社会网中讯息的diffusion有些是有力的、有些没有，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组一个调查团跟你父亲一起去。去了一次之后，胆子就大了，以后就自己去了。当然不是我去做调查，因为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我是去监督的。当时很幸运，因为我当研究生时就知道老师如何带学生，所以我就自己组织了一些学生。当时年轻胆大，带了一批学生就到中美去做田野，当时这批学生跟我一样都很年轻，但都很有兴趣，所以后来都出头了。这个经验对我很有帮助，一是我对一些问题开始有所思考，然后知道如何组织一个研究队伍，包括要如何请当地的人协助等。正因为年轻，所以不怕吃苦，我们在海地时是住首都，但是出去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坐卡车去，而且那边的东西都不能吃，水也不能喝，所以是一整天不吃不喝，晚上再回来，当时就是年轻，所以不怕苦。

     我在Johns Hopkins待了五年，之后就转到纽约州立大学。然后1989年底转到Duke，当时Duke就是要找一个刚成立的亚洲研究所的所长，好几个系一起来找人，社会系也是其中之一，提出几个候选人。当时我虽然没有动的意思，但是Duke聘人的重点都与我蛮接近的，比较走实证方面。其次是Duke有很好的医学院，我有一部份是做医疗社会学，加上亚洲又正在发展，所以我很有兴趣。

【多元的研究领域】

     我在研究方面跨了好几个领域，如果叫我只做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很枯燥。一个人如果一直在一条路上发展，到了某个程度就会停顿下来，没有stimulation，如果没有在几个方向上发展就会无法突破，自己也会很苦恼。我在七十年代碰到这样的瓶颈，当时那一段做完之后我觉得很好，但是接下来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该讲的都已经讲了，至少当时我觉得这样。当然年龄也是一个因素，年轻时可能不会想太多，但是随年龄增长，比如说当时我父亲过世，接着我的孩子出生，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阶段跳了一层，就有危机感产生，一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产生一个停顿，还好时间并不是很长。现在回顾一下我如何突破这个困境，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走下一步，但我没有因此停顿下来，仍然继续工作，有机会仍然去作研究，那段时间约有一、两年。我的思路虽然没有前进，但是我的工作仍然继续，所以我做了一些小的project，但是这些project后来给我很多启发。

     其中有一个叫做小小世界(small world)的研究将我往前推了一大步！小小世界就是研究当我传信给你，你如何把它传给别人，这在西方被拿来当作一种研究工具。我要找什么样的人，我把这讯息传给你，看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请你传给他，或你认为他可能认识这样的人的人。我参加这个计划也是很偶然的，因为纽约州卫生厅发现了一个疾病，过去认为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在一个学校里发现好几个校友都得到这种病，就怀疑是一种社会性的传染疾病。所以一方面找了医学院，另一方面就找我们社会系，最后就找到我，因为我做社会网。这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出的讯息会到那个target，但有的没有到，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分析资料，发现讯息传递有好几种方式，一种传给他最好的朋友；一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人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一点，所以先往下走，平移之后再传给其他人；还有一种是往上走，结果发现往比自己地位高的方向走反而比较容易成功。我就再思考这种结果，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平行的因为同质性高，比较容易传递，速度也比较快一点，结果不是这样，反而是往地位比较稍微高一点的会成功。刚好当时有一些社会网的理论出来，谈到弱关系(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我就把它结合起来。我的论点是，因为弱关系可以碰到好的资源。虽然我是研究社会网的，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我发现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就把过去的文献拿来看，分析思考这个结果，接著马上去做一个整个社区的调查，观察如何去检验我的理论，从那以后我走出了困境，研究领域也开阔起来。

     我本来在中南美洲小村落中作社会网，一下跳到传染病的延伸，接下来就到劳动市场，我题目一直在变，但我思考的东西是很一致的。思路打开之后，我就没有停顿过，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可以做劳动市场的流动，也可以做心理卫生的社会资源方面，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就多条路同时进行，但都以social network为主。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一种安排，因为我不想只在一条路上思考，我想到处看看，我的人生跟我的思路个性是这样，有的人可能只希望在一条路上思考，不希望别的来干扰。我的经验并不一定适用每个人，但对我而言这个经验是很好，可以不断地给我刺激，让我去思考。有人问我这样会不会搞乱了或者一事无成，但基本上我心中的思想概念是很一致的。社会网的概念已经发展很久了，从二０年代开始，但理论上面没有什么大突破，因为大家一直在想方法论的问题，如果我一直跟著那条路线走下去就很有局限性了。当然也许会过的很愉快，但我在研究领域上一展开之后，就发现可以做的太多了。譬如说我最近在台湾准备做一个关于婚礼的研究，因为说到社会网或社会资源的问题，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双方都要尽量去找地位比较高的证婚人，要如何在社会网里去找，这跟我过去做的又不太一样，但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

【立足美国、探索亚洲】

     我作研究大多是尝试在不同社会中去探讨，我很早就敢去闯，像去中美洲作研究。中美洲是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当然，在接触一个新文化的时候都是很皮毛的。有一次我们在哥斯大黎加作社会网，要村民写下最好的朋友的名字，要把社会网连起来，结果很多人告诉我们他最好的朋友名字叫耶稣，在西班牙文里真的有这个名字，可是我们到处找不到这个人。第二天我们回到这个村子，解释之后才发现在这个文化中，实体与精神上的朋友是不分的，所以我们马上就懂了，是我们问的方式有问题。那些访问员很有意思，他们多是城里面的人，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这其中还有城乡差距。社会科学在不同文化背景里去研究的确有困难，我在美国经常组织一些调查团，学生成员很多都是美国人，他们就会纠正我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了解。实际上我一面作也一面在学习，重要的是不要一个人作，尤其是社会科学，因为一个人常常会想不通一些道理，我经常跟学生一起合作。

     我之所以在美国站的住脚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很现实的，当初我主要的东西是在美国作的，美国文化也是先入为主的，如果你作了外国东西拿去不见得受到特别重视。我则因为起初以美国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可以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资料来和他们对话，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排挤我。如果我只用中南美洲或东亚的东西，他们可能认为资料不一样，但我用的是美国资料，很多东西是理论上的对话，没有资料的问题，这对我讲是一个优势。很多亚洲学者一开始就是作东亚的研究，美国学界就会认定他们是中国专家，就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认为他们做的东西只是area study。就像我目前用台湾社会变迁调查的资料，他们也还是可能会质疑结论是否可以generalized。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作美国的东西，到了我作中国大陆的东西时，我已经站稳了，别人无法挑战我。因为别人的资料我已经有了，但我的资料别人没有，当初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事后想起来发现我避免掉一段艰苦的路程。

     但我并没有放弃对亚洲的关怀，虽然我早期不是做亚洲的研究，但是我很早就跟其他人合作组了北美华人社会学学会，一直和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学者保持联系。美国学者比较不会去挑战欧洲在实证上的研究，可是如果在拉丁美洲或者是台湾作，他就会质疑你。这个观念慢慢在变，八0年代中期我刚开始作中国大陆的研究时，投稿相当不顺利，他会问你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作，几次之后我们就慢慢打入他们一些重要的期刊。这里面也有区域上的差别，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研究受到比较大的重视，就像美国过去对日本很有兴趣，因为他曾是经济强国，现在对中国大陆很有兴趣，因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加上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有历史上的关怀。

【公共参与】

     我在美国已经待了蛮长的时间，深刻感受到其实并不能只在自己的系或领域中教书与做研究，我们华人有些人在医学界、工程界做的很好，很努力在自己领域中钻研。但我认为有很大缺陷，因为他们很努力在自己领域中发展，到最后人家会认为他对公共事物没有兴趣，只是一辈子做研究、教学或事务性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因为他有能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我个人比较注意的是我所居住地区的华人，我们自己组了一个组织来与其他少数民族团体联系，也办了一些活动、参加州政府会议等。第二是学会中华裔的学者，我们也组了一个团体。第三是专业的公共参与方面，我很坚持参加美国社会学会的活动，参与编辑、做委员、审核等等，只要有时间、有邀请我就会参加。如此一来，我可以看看别人的文章和Proposal是怎么写的，我也可以看他们如何审核。

     我是选了两次才选上美国社会学会的副会长，学会有一个提名小组，每年选一次成员，开会提名候选人，然后不记名投票。我第一次选输了之后马上又被提名，所以我想我的票数可能是很接近的。被提名或邀请之后，如果是我愿意去做的我就会去做，不会躲避竞选，这是一种服务，我认为有机会的话就要当仁不让，要对自己有信心。在担任副会长时，主要是做一些指定的工作，如担任search committee的主席，主持会议，提名下一任主席与副主席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其他时间我可以自己找一些project来做，还有接待国际学者等，任期只有一年，算是一种honor，就尽量找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去做。其实学会自己有一个office在运作，我们算是义务做事，我并不逃避这些事，但是仍然主要专心在自己的研究上。

【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期许】

     华人地区社会学家队伍最整齐的当然是台湾，任何地区也没办法比，尤其是在欧美拿博士的数目很多，在欧美也是受过一定的training，聚集了很多珍贵的人才。此外资源也很丰富，做研究、出版等都不是问题。香港的问题是规定一定要用外文发表，在香港本地发表的都不太算，这样压力就很大。最近香港的学者自己也组织了一些审核比较严密的期刊，尝试建立本地的社会学期刊，中英文都有，这是一个反省的结果。中国大陆则起步比较晚，都是接受三十、四十年代受教育的人来指导，不过现在年轻人也起来了，在海外也逐渐站的住脚。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社群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如果没有研究经费、出版上的问题，我想再过十年就可以发展起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型态的问题，不像在其他地区，意见可以自由地阐述，虽然有时候东西可以讲，但怎么讲有他的局限性，不过我想在将来都会改变，再过二十年，他们的社会学家人数可能会是北美以外最多的。

     台湾社会学界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是很截然不同的，东海是第一个有社会系的，虽然当时我不是念社会学的，但我觉得很薄弱，学生是很优秀，老师就比较薄弱，因为他们学的东西跟外面已经有点脱节了。可喜的是那批学生现在都回来了，他们在跨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理论或方法的应用上，应该都有一些优势。出了北美与西欧之外，以人口的平均数字来看，台湾的社会学应该是最发达的，看样子在资源方面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大部份的学者学成后都立刻回来，欠缺在美国社会科学学界中的经验，如果有这一段经验我认为会很有帮助。比如我当初在美国五六年之间，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写proposal、如何投稿，投稿被打回来要如何回应等，这些挫折的经验都是很可贵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就比较有局限性。这些挫折经验虽然感受上是很可怕的，但长远来看对一个人的研究生涯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几次之后就习惯了，我不是认为一定要投美国期刊，但是一定要跟外面的人对话，社会科学领域中自己觉得做的好的东西，看看别人怎么想，才能更精进、进步。

     另一方面我虽然觉得国际化出版很重要，但很多东西不一定要用外文发表，因为重点是要和外国对话，不管是理论或实证上，所以应该是一个超国界的方法比较妥当，要马上打入他们的核心期刊是有点困难，毕竟他们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是其他专门领域的期刊是比较open的，比如说像Development、Migration、Ethnic study、Gender study等，我当然希望看到国内的学者在这些领域的国际期刊有一些发表。因为语言的关系，一个外国人还要花三五年去熟悉语言才能研究台湾，国内的学者就比较占优势，发言的声音应该比较大一点。

【结语：痕迹与轨迹】

    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我们的学科中留一点「痕迹」，就是让以后的人知道自己的研究；第二个是留下「轨迹」，这更不容易了，要让后面的人跟著你走，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认为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有点痕迹不要自满，我们应该抱著留下轨迹的心情，而不只是要造成一时的轰动(sensation)，我常这样鼓励我自己及学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