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1]

行龙 马维强

载于《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黄宗智主编）

摘要：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即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已形成了水利、晋商、秧歌等资料专题特色。本文对近年来所收集整理的五千余卷、上百万件集体化时代的基层公社、大队、生产小队档案数据进行大概介绍，期望能够得到学界关注。
    关键词：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乡村社会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逐渐呈繁荣之势，学界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尽管对于社会史是专史、通史还是一种范式这样的学科定位仍争论不止，但从最终实现整体史的目标而言，可把区域社会史看成一种研究的方法和视角。近些年来，我们从具体的课题研究到宏观的理论建构都作了一些积极的尝试。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晋商与地方社会”、“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等研究方向也愈加凸现。[2]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必须以系统而丰富的史料为根本，这就需要挖掘乡土资源，大量收集一手的、独具个性的原始资料。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即注重资料的收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相关的研究人员已经在史料收集上将眼光投向基层社会。我在业师乔志强先生的安排下，抄录收集了刘大鹏《乙未公车日记》和《桥梓公车日记》，加上先前先生摘抄的刘大鹏《潜园琐记》以及之后众多学生两年间才抄录完毕的《退想斋日记》中的“有关社会史资料”，为我中心收集地方文献建立了初步的价值取向。在此之后，我们一直关注着社会史研究资料的收集，并形成了水利、晋商、灾荒、秧歌、贱民等专题特色。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渠册、碑刻、秧歌剧本、契约文书和民事诉状、晋商商号账册及生意经、村史、家史等山西民间资料。我指导的研究生用这些资料结合文献完成多篇博士、硕士论文。这些成果的推出更促使我们深入进行田野调查、收集资料。
    近年来，“三农”问题的日趋突出使广大农村成为学界谈论的重要“场域”，但如何找到新的突破口来化解农村症结已经远非狭义的学术研究所能承载。作为不可割裂的历史发展脉络中的一个重要序列，对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进行深入研究似乎成为许多人期待的破解农村问题的密码，因为那个年代诸多成功的农业发展典型至今仍然撩拨着人们的心弦。感性的情结也罢，理性的思考也罢，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收集整理农村基层档案资料。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日渐成熟，收集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想法也愈益强烈[3]。
    “集体化时代”，指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互助组到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之所以将上限如此界定，是因为从上层的视角出发，建国以后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各种政策措施无不来源于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从下层来看，乡村社会的结构和“顽强的农村文化网络”又何尝不是因为劳动力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出现巨大变化。对下限的划定，那就是众所周知的1980年代集体经济所有制解体，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化”这样一个历史时段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在以后的年代里尽管不可断然否定它的再次出现，但就某一角度而言，除了产权归属这一外壳相同外，其内核也许已经同这一时期有天壤之别。如今，对这一时段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话语：一个是从政府行为立场出发较多地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方法，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高级领导人和国家政策的讨论和诠释；另一个是控诉的话语，控诉那是一个黑暗的、万恶的年代，展现乡村社会的民众生活实态以及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内在逻辑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就区域而言，山西在集体化时代一直是全国的典型，从抗战时期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的全国第一个互助组到“农业学大寨”，富有特色和代表性，因此称山西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的资料库并不为过。
    本世纪初，随着中心资料收集数量的急剧增加，整理与保存亟待完善，迫切需要建立独立的资料库及配套管理。经过近20年的积累，2004年春我们终于具备了成立社会史资料库的条件。是年9月，行龙教授作了一场《走向田野与社会——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的学术报告，提出加强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及对此类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此为转折点，中心资料库的建设、尤其是有关集体化时代的资料收集工作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以提高物质生活为重点的乡民很少关心文化的建设，保存档案资料的意识十分淡薄，但这为档案资料的留存提供了相对的空间。一方面，有些村庄的档案资料早已了无踪影，无处查找。另一方面，灰尘满面、凌乱不堪的村大队旧址往往是那些档案资料的被“藏匿”之处。由于这些档案资料在多数情况下长期无人问津，在查找过程中需要费很大的周折，收获很小或者一无所获也是常有之事。接触到的乡民大都经过政治年代的洗礼，“搞政治运动”的思想烙印仍然影响着乡民，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存有一定的戒心。对于此，除了跟他们进行思想沟通外，我们还邀请村里的老干部参观中心并进行座谈，以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基础。
    资料整理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这些档案资料存在时间长久，也不被人们所重视，发霉、耗咬、卷曲折叠的所在多有，外形大小各异、数量巨大，所以首先是把资料抚展铺平，以其外貌特点来分类，并在同一种分类中再兼顾内容分类。在整理时我们尽量照顾到档案资料的原有面貌，不以自身的眼光和视角将其割裂。事实上，有的已经装订成册但内却相互交叉，将其拆开作专题分类是不现实的。目前主要是根据各个单位资料自身的特点作简单的分类整理并做出目录索引。
    
    二
    
    山西作为集体化时代农业发展的典型，保留了数量可观的档案文献。山西省档案馆以及各地区、县档案馆（局）对于集体化时代的档案文献都有大量的收存，其中不乏关于村庄的档案及民事卷宗。但是，有关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底层”档案却大部分流散在各单位。虽然经济发展的缓慢使得这些资料还有为数不少的留存，但它们的保存状况令人堪忧。尤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散落在广大农村社会的第一手文献在快速地消失和流散中，若不加紧收集，迟早会作为原料流入废品收购站或造纸厂。而且，由于市场的炒作，倒卖古董的商贩也将这一时段的基层档案作为倒买倒卖的对象，盈利的目的使他们对于资料的完整性毫不顾及，反将系统完整的村庄档案分割，惋惜之余只有无奈。这种紧迫性使抢救和保护性的收集整理显得尤为必要。两年来，中心全体师生多次奔波于山西南北各地。迄今为止，我们进行田野资料采集的分布点达50余处，收集的档案资料达130余柜，总计在上百万件。
    从各地留存档案文献的情况看，或以个人档案突出，或以村庄基层活动面貌突出，或以成册上级文件突出，或以较为完整的账册突出，或以极为详细的各种经济活动的分类统计数字呈现。同一个县内的不同村庄，资料也会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种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仍然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性。
    从依托对象和反映内容上来看，基本以村庄为主，其它的还有公社、灌区、供销合作社、百货公司、工厂等单位的文本资料和实物。村庄一级档案的内容以村庄或村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活动为主，甚而有涉及到乡民个人的档案，对于我们近距离接触政治斗争与日常生活交叉背景下村民的生活和思想世界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公社一级档案的内容包含了本公社各个村的基本情况，各类表格和统计数字，更有宏观性和概括性，反映的信息和内容也更全面。以灌区、供销合作社等为依托单位的资料内容则具有“专业”的特点，如龙子祠灌区档案多反映水利工程的兴修和使用及水利管理等，宁武百货公司档案主要是关于进销货以及货源和销路等的公司运营情况。
    从档案资料的外形来看，成册档案占相当比例，如西游驾大队近200份个人档案，上平望大队36册上级文件，花塔大队90册档案，上吾其公社113册档案，赵石庄大队1973-1983年共221本账册，还有焦会大队1967-1977年共11册、白笺掌大队1964-1979年共16册、阳泉公社1961-1984年共24册财务档案，小店供销合作社1955-1957年共15本账册等，均以完整的外形呈现。
    从跨越年代来看，起于1945年，如有关太行根据地李顺达互助组、医疗卫生、灭蝗运动的档案资料（省、县档案馆复印件），张王大队1945-1949年关于战争进行对村庄的影响和村庄战时负担等档案（成册）。建国以前的资料各地或由于县、省级档案馆出于对档案资料的统一管理已经收回，或由于其它原因，已经少有留存。当然，个别地方明清以来的契约、文书也有少量收藏，但本中心大量保存的是1949年建国后到1982年人民公社解体这一时段的档案资料。
    以上可大致呈现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资料的概貌。关于具体内容，各个地区和村庄都有自身的体系和特点，但也有着共同的特征，即大多数村庄都保留有阶级成分登记表、完整的帐册资料以及上级文件，这可能是村民对档案资料选择性留存的结果。
    
    阶级成分登记表
    
    乡民的阶级成分在集体化时代是至关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阶级成分的划定使每一个乡民像待售的商品一样被贴上了象征个人政治背景和身份的标签，并且在那个时代无时不刻地对他们日常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强行介入农村的政治象征意义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乡民生存的可利用资源或者枷锁，贫下中农被认为是“根正苗红”，被划定地主、富农或者其它专政对象的人员则成为了被孤立的对象，这给原本政治经济地位相似的乡民带来了扭转乾坤的各不相同的历史命运，从而使乡村内在运行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本中心收集到的各个村庄和公社的档案几乎都留存有阶级成分登记表。除此而外，许多信访材料和申述材料中此类内容颇多，现举两例阳高上吾其档案信访材料中的有关内容。一件是匿名信，写给县革命委员会联合接待室（1968.9）：杨塔人，在文革期间由于个人成分不好，全家被压缩回杨塔村，村里不给他全家自留地，他个人认为不给自己可以，但应当给家里的女人孩子，当时生活在农业社不给自留地就等于不让他生活。另一件是写给革命委员会信访处（1967.1）：薛明，侯官屯人，本人申述土改时家庭成分为中农，60年代划为地主，其事实有出入。因为土地实有77亩，材料上作了160.8亩；定地主时，经过斗争被分走了一头骡子和80.5亩土地，实际既没有斗争，也没有分过家中财产等东西；人口也有出入，当时家中有8口人，材料上少了两口。此类材料在各地档案中均有涉及，而且有较多的信息内容。
    1950年8月，政务院在修改1933年瑞金民主中央政府公布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的基础上作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农村阶级成分被重新划分。我们收藏的阶级成分登记表大都为这一时期。阶级成分登记表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正面记录了户主简历，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土地改革前、高级社时、现在家庭人口、财产的占有状况，谋生方式以及家庭历史的演变情况；在背面登记有家庭成员简况及其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政治表现等内容。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静态的乡民的婚姻圈和社交圈，而且可以动态地了解不同阶级成分家庭占有土地和生存状况及变化，各个家庭人口和财富的变动情况，农民的谋生方式及其变化等。
    
    帐册资料
    
    会计负责记录村中各项经济收入、支出和往来活动，并把自己手记的账册看成档案中最为珍贵的部分。2005年我们到陵川县白菚掌村进行调查，村里的其它资料全都遗失，唯独保留下了1964-1979年的有关经济活动记载及账册资料，这种情况在其它地方也有存在。同时，由于账册容易涉及比较敏感的经济问题而在当时遭遇了多桀的命运，部分地造成了现在的不完整状态，要寻找极尽系统的账册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我们在收集过程中也碰到账册被“封杀”的情况。
    从研究的角度看，集体化时代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记账方式，区别于现有的记账系统，它的财务运行基础是劳动工分制。这套系统包括总账、分类账、分户帐、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帐、实物收付账、现金收付账、实物明细账、各项收支帐、粮食帐、固定财产登记账、一般财产登记簿、无价证券登记簿等，涉及到村民生活的各方面。总账和分类账记录一年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分为公积金、公益金、存款、贷款、固定财产基金、其它基金、库存粮食和现金、实物收入、农、牧、副业的生产费用和收入等项。工分账对每户的劳动工分进行登记，与社员往来帐相互关联，社员的劳动工分收入只能在年终进行兑现，因此村民生活所需的粮食、资金都需要到大队进行预支，到年终劳动工分结账后还请欠款。分户帐与日记账分别是以户和日为单位建立各种相关经济活动的账务。现金收付账和现金出纳帐是大队日常现金收支的分类统计。粮食、实物帐是对各类农作物的统计。财产登记账簿是对大队、小队的公有财产折价后的统计。
    可以看出，尽管账册资料较之于它较大体积的外形所包含的信息内容较少，而且“两本帐”的情况会使研究者对它的真实性深感怀疑，但看似简单枯燥的一堆数据实际却饱含着丰富的内容。这些账册资料作为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乡民日常经济生活的反映，仍然是本村或本地档案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级来文
    
    “民族—国家建构”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之一就是国家权力向传统社会的渗透。新政权对广大农村的强渗透力是学界已形成的共识，那么国家通过何种手段来实现呢？上级政府下发文件是上级传达和执行各项政策的工具，也是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单从每个村庄都留存有各级政府的下发文件这一明显区别于以往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新政权对乡村实行强渗透和影响力的愿望与痕迹。这些文件多是带有指导和指示性的计划、决定、意见及通知。侯马市[4]上平望村共存36册上级文件，这里以此为例作简要介绍。
    在36册文件中，有中共中央文件1册，省级和地委文件5册，曲沃县委文件10册，侯马市委文件16册，高村公社文件4册。主要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劳动管理，确定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农村政治工作条例，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张王生产大队劳动定额管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调查报告，社员评定工资的等级方案等人民公社制度方面。关于自留地问题、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农业生产十年规划，农业工具的改革，粮、棉、油、烟征购工作，畜牧工作，保护、管理种畜母畜的基本制度，分配农业税任务，万亩以上灌区整顿试点工作，发挥水利在农业增产上的保证作用，支援穷队投资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等农业生产方面。关于扫盲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扫盲学员毕业考试测验，民校农忙放假和办农忙托儿所工作，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进行教学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加强对妇女的思想教育、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和提倡晚婚计划生育，做好群众性的卫生工作、保护劳力、支援农业生产，开展除害灭病卫生突击运动，普及半农半医等教育卫生方面。以及做好集体插队青年巩固工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禁止擅自挖掘墓葬，清理五二年积压草契及督催典买户税契，办好农村有线广播网等。
    
    三
    
    山西南部与北部的地理、资源以及文化差异较大。就文化而言，北部雁北地区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区，属于典型的雁北文化圈，而晋中、晋南、晋东南属于典型的中原文化圈。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同样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反映载体的资料也就有着各自的特性。现以晋北阳高县上吾其公社、晋中平遥县西游驾村、晋南临汾龙子祠灌区为个例做介绍。
    选择这三个地方有以下原因：一是其档案资料保存相对完整，二是它们分别位于山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三是档案资料之依托分别为公社、村庄、水利机构。以下对此三个地方资料的介绍分类也不尽相同，在突出各地特点的同时也避免了雷同。
    
    阳高县上吾其公社
    
    阳高县位于晋北大同，北交内蒙，东南接河北，历史上向以“山西之肩背，神京之屏障” 的突出地理位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上吾其公社位于阳高县中北部，距县城四十多华里，是一个起伏不平、沟壑众多的黄土丘陵地区。
    上吾其公社档案资料主体为成册档案，共计113册，白色硬纸封皮，题头为“阳高县革命委员会”，侧脊标有年代、全宗号、文书处理号、案卷号、单位及保管期限等内容，所涉年限为1952-1977年。以下分六个专题进行介绍。
    （1）、有关经济生产生活的档案。
    本部分档案除部分年代缺失外，1952-1977年各个年代均有涉及，共20余册。内容上包含了本公社所辖各个生产大队的耕地数量、作物产量、生产收益估算以及土地利用、农田水利等农业生产情况，各种牲畜数量、种类的定期统计和饲料肥料平衡表，各种手工业产品产量和从事人数统计，植树造林情况的定期报告，各种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商业购销情况，各业生产计划、收支规划和统计年报等。有关生产合作社的基本情况也有相当数量的资料统计，分为建社时间、建社基础、入社户数成分、社务干部情况、财物情况、人口劳力、耕地、家畜和农具数量、社内缺粮户粮食供应分月明细表、口粮分配类型统计表、余缺分类统计表等项。另有公社固定财产库存物资清点、借贷平衡、财务收支决算和移交、公社食堂汇总等统计。这些资料从农、副、林业到手工业、商业和信贷，从制定计划到具体实施再到最终落实，从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反映出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规模、绩效等，据此可以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也可透视集体化时代村庄以及乡民个体层面上农村“平均主义”的程度和状况。
    （2）、有关国家在乡村的行政实践和乡村政治生活的档案。
    集体化时代，新政权对农村实行前所未有的深度控制，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作为治理的重要工具——党组织和基层行政组织在农村的广泛建立。这部分档案就反映了这些内容。其中有关党组织情况共7册，有党员花名统计表、入党、入团志愿书、党团组织介绍信和证明信、变动增减情况以及审批新党员通知，上级决议和审批意见等。有关基层组织的建立和运转情况共6册，有公社所属妇联、团委、治保、监查等各委员会花名表，各大队红卫兵和革委会成员花名表，大队干部经济及其它问题分析表，阶级成分统计和变化情况表，三级干部鸣放意见表、社教运动开始以来社员生活摸底情况、贫协组织情况表、运动中批判牛鬼蛇神情况表、群众揭发干部问题和申述自身问题记录、七类分子和反动道会门摸底情况表、各大队破旧立新没收物资情况表。另有数量较多的公社电话会议记录和农村干部选举材料若干册，反映了农村行政组织的建立过程，也可看出国家是如何在农村逐步确立了贫下中农的政治优势。
    (3)、有关民兵组织及国家征兵情况的档案。
    集体化时代的民兵承担着当地的治安防卫任务，并成为军队输入的重要来源。本公社的民兵、应征公民入伍以及拥军资料散落在各册档案中，主要有本公社民兵建制和普通民兵登记册，公社所属各大队适龄青年政审表，武装部民兵点名册数册。应征公民情况登记表、预备役军士和兵登记情况表及政治思想情况调查表、预备役军士和兵的日常外出登记表等，涉及到国家对应征青年和预备役军士的年龄、性别、身体条件、个人素质、政治思想的要求等详细内容。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国家对民兵和军人的政治思想考察极为重视，而且分为国防观念和在民兵治安上的表现、在生产中的表现和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对粮食政策的态度、干群关系与遵守政策法令、大鸣大放中的态度、落后分子等多项。另有对各类军人家属享受优待劳动日、享受定期补贴等情况统计表。
    (4)、关于灾害和社会救济、教育方面的档案。
    阳高县各类资源贫乏，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上吾其公社救济档案记录了灾害情况及灾害发生时政府对农村的救助。有1962-1963年社教运动以来发放救济款和物资使用登记底簿，1962-1963年救济台帐，1964年公社社会救济收入支出核对表和救济款物及口粮贷款分配表，1964年公社照顾各队布匹及救济布花名表，1964-1965年各村有关救济款发放的干部会议记录，1964-1965年全社开展抗旱保苗活动，1974-1976年公社发放布票登记表和各村领布证花名表等。
    有关教育的档案反映了农村教育经费分配、教师情况、教育计划等的情况，对了解当时的农村教育弥足珍贵。有1958-1963年县教育局下拨上吾其公社教育经费使用情况，主要支出为小学教育经费，其它经费有公费医疗、保健费、小学烤火费、设备费、民教补助等项。1966年公社教师政事登记表，对从业教师的个人简况、文化程度、家庭情况、解放前后经济状况、本人历史问题、奖励和处分情况、本人详细经历及社会关系等有详细记录。在教师家庭出身一项中，各类成分均有，但贫下中农所占比重较小。阳高县1977年教育事业计划，在对1976年全县各学校的招生、毕业、在校人数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了1977年的招生计划。
    (5)、有关人口、家庭、婚姻的档案。
    这部分档案主要反映集体化时代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性别比例、人口流动、家庭规模及婚姻地域圈等。有1958年各村户口登记册。1957-1958年社员收入对比表。1964年人口变动情况统计表，包括全年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的情况。1964年上吾其公社基本情况统计，分家庭户数、人口总数、正劳力和半劳力、土地数量等项，我们可以从中把握人口数量和人地关系的变化。1965-1976年本公社办理结婚申请书登记和结婚介绍信，部分介绍信中要求写明本人家庭出生，但在结婚申请书中没有此项要求。另外还有1964-1968年和1973-1976年办理迁移证存根，1965-1969年迁移证登记。
    （6）有关四清运动的档案。
    作为集体化时代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有关四清运动的档案留存较多，在此单独列出。主要有1965-1972年上吾其公社四清案件及政事表，包含本公社多个村庄的四清案件材料，具体是关于干部的经济政治问题、群众对干部错误事实的检举揭发、干部的自我检查以及四清经济退赔和战果统计表、四清运动中清工、清欠款、清库统计等。被调查人员多为村干部。举例介绍如下：
    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干部盗窃贪污现金和粮食。上吾其大队薛恒贵个人案卷包括1965年四清定案材料、定案审批表、处分决定、本人检查、证明材料、退赃退赔结论，1970年代后的处理决定等。本人主要错误在于利用职权，采用各种手段，先后九十一次贪污盗窃、受贿、勒索集体和个人财物总价值783.29元，此外还存在政治陷害、阶级路线不清及与地主女人乱搞男女关系等问题。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在村干部在历史时期参加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及一贯道、九宫道等组织。有关董天斌案件即为一例，有关材料达200多页。董本人曾是一贯道、九宫道道徒，1949年3月入党。本人被调查的主要问题有投敌变节，出卖贫农代表，打击报复贫下中农，敲诈勒索民财，贪污盗窃等。最终大队四清委员会和党支部对董天斌的处理意见为开除党籍处分。
    
    平遥县西游驾生产大队
    
    平遥县位于太原盆地西南，东南部群山环绕，中部丘陵起伏，西北部为广袤的平川，历来为农业大县。西游驾位于该县西北，紧靠汾河，属汾河二坝灌区，是典型的粮棉生产基地。
    本村档案资料包括个人档案190余份，成册档案22册，其它能反映整个事件和组织情况的较为完整的档案资料也为数不少。
    （1）、个人档案中，各个年代均有涉及，分为三部分，涉及村党员干部、村一般人员、村摘戴帽专政对象。
    党员干部个人档案30份，数量各不相同，其中不乏对某个人或某一件事的详细反映。主要内容与上吾其四清运动中的介绍相似。“亲缘”是维系连接乡村社会的重要介质，档案里包含党员干部的履历表中有个人简历、家庭和主要的社会关系的内容。
    一般人员的个人档案120余份，主要涉及对个人投机倒把、偷粮食和赌博行为以及个人参加过日伪或国民党、阎锡山领导的反动党团组织的个人检查和证明材料，对他人的检举揭发材料。当时，经济所有权尤其是粮食所有权属于集体，党员干部可以利用职务权力之便进行贪污，但是一般人员却没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利用。在土地投入和产出极为有限进而难以维持生存的情况之下，倒买倒卖成为他们谋生和维持家庭的重要手段，但这一行为被刻上“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政治烙印。经济的单一性极大地制约了村民个人的自主活动，使得这一时期乡村的赌博问题十分突出。同时，“国家和集体是至高无上的，牺牲个人利益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思想教化对于个人的自主行为也有巨大的阻碍，不仅小商小贩活动被严厉禁止，忙于自留地和家庭孩子的行为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家长送我到学校，实指望我成长好，如不好好来学习，回家吃饭脸发烧”这样的标语也因有为家长学习的意图而会被认为是存在小资产积极思想。
    摘戴帽专政对象个人档案40份，主要为专政对象登记表，被专政个人的历史罪恶、现实表现、个人历史、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以及个人检查，五类分子评审呈批表，西游大队、县军事管制小组对于专政对象摘戴帽的申请和通知等。这些是阶级斗争在乡村中的具体体现，其中对阶级成分尤其是地主和富农成分的划定及处理的整个来龙去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对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划定依据是其所谓的“历史罪恶”，诸如雇佣短工，出租房子剥削农民，拉拢腐蚀干部，进行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人民等。对其采取的管理措施就是依法管制，如没收地主财产，要求专政对象参加四（五）类分子会议，打扫街道，外出必须请假等。总之，必须使其“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这是对于专政对象的管制方式，也是对其现实表现的评价标准。
    从个人档案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上层权威对乡村思想文化的影响。干部在对政治错误的认识中，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团结干部和群众为人民服务，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等是他们在做出自我检查时惯用的一套词汇。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贫下中农而言，新政权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使他们的后代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力，由此对于党和毛主席是无限感激和无比忠诚的。相比之下，专政对象在思想和舆论上受到的限制就大得多。村干部李军文在自我检查中认为李平即是富农又是右派，还经常和干部闹架，与自己还是同一个大门进出，在某些时候还照顾他。李军文认为这是“自己麻痹思想在作怪，一旦他要搞破坏（放毒、放火）对集体对人民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对于一个政治工作员来说是完全的失职，这样会使敌人有机可乘大肆破毁。”凡是与四类分子专政对象相互往来都被认为是阶级路线不清的表现。戴帽地主李昌衡贴出对联“且走且看，种甚收甚”，“青天白日满地红，遍地红花各争春”，被认为是存在变天思想，而到供销社买一根筷子被引意为“共产党的独木桥难过”，本人究竟是否借贴对联和买筷子来表达自己对于现行政权的不满还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尤其自身是被专政的对象，出言就更得谨慎了。
    国家意识形态介入乡村还表现在它对乡民日常活动和言行的影响。“破四旧、立四新”是国家为改变农村落后思想，提高乡民素质和文化，并加强控制所提出的一项政策，因此唱秧歌、说古书、唱旧戏、印发鬼票、房架上画八卦、迁移坟冢等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搞封建迷信，是需要交待的。乡民的日常言行需要十分小心，高中生刘磊因无意识在本队房墙上涂写“第十二劳改队”，被认为是“对伟大社会主义的疯狂攻击，经群众讨论，大队各队和清队整党小组决定，要求刘做出触及灵魂深处的检查，由王家庄中学批判视其认识程度而决定是否开除学籍。”民众日常的言行被抬到了政治的高度，是否具有反动性质是当时乡民衡量自身及他人言论的标准，犹如一颗炸弹，一不小心就会引爆。言论的定性刺激着乡民的敏感神经，也引发了乡村人际关系的异动和分裂。
    （2）、有关村大队及各小队政治、经济及其它活动，分为大队成册档案和其它大小队散件档案。因后者主要为各种经济活动的统计表格，与前述上吾其公社此类档案内容多有相同之处，兹不赘述，只简单介绍大队成册档案。共有22册，以其外形相同而归为一类，实际其内容不仅涉及村党支部、革委、四清办公室、妇联会的各项活动，而且也包含有中央、省、地区、县级发布的各项法令政策。其中村一级的档案内容相对多样，除有关各种农业生产计划、分配、年报等共2册外，另有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记录、揭批资本主义会议记录、群众汇报记录等3册；对坏、反、右分子、刑事犯以及各种反动组织的调查登记表1册；对专政对象摘帽的请示报告和五类分子的评审意见1册；妇联会、计生领导组关于妇女干部座谈会、妇女基本情况和发动情况统计及节制生育花名表、妇女补课会等1册；上级文件11册。
    （3）、对于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关注，也许更能反映出集体化带给乡村的影响和乡村社会变化的特征。
    这一时期乡村的婚姻观念和婚外行为被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干部的暴力行为也比较突出，举几个例子。孙景润因为有着九年的服兵役背景而当选为兵协主任，并与妇女队长任玉芬产生了暧昧关系，任的丈夫邓奎虽然对此极为不满，但因“自己是一个文盲，也不是有知识的人，不能怎样。你（指孙）是什么战场也上过什么事情也见过又是党员又是军人什么事情也许你做”，柔弱无知的邓面对“显赫”人物只得忍气吞声，还要遭到孙不时的拳打脚踢。由于暴力行为孙被县法院判决在教育所接受一个月教育，但即使如此孙从教育所出来之后依然如旧。很显然，拥有党员或军人背景不仅仅是代表国家的一种权力象征，在普通乡民的心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能够谋取一己之私的势力资源。担任本村保卫股长的张少顷是文盲，有着军人背景，并在部队任排长职务，转业回村后历任村长、治保主任。平时工作中“骄傲自满，劳动不积极，打人骂人成性”，而且在文盲村支书的错误指示下“私设公堂，捆打邓鲁亮，逼供认偷”。本村另一村民李一同因小偷小摸行为遭到其毒打，甚而最后送命。可见，即使上层的政治和思想权威对于乡村社会之影响无处不在，但在法制和基层组织的规章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个人暴力超越上层权威的现象仍屡屡发生，农村干部使用武力来压制和解决村中偷盗行为已属普遍现象，这严重威胁着乡民的生存和乡村社会的安定。
    宗教信仰。有本村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情况登记表，主要有教徒本人简历、土改前后家庭政治经济状况、个人参加反动组织情况及主要社会关系、个人检查与今后认识、对教徒政治思想排队和会长执事以上人员排队等。另外，有关基督、天主教在本村的发展情况分入教人数、时间和入教人的职业、宗教活动、入教的原因、信仰程度等项。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建国以前的档案如1919年村中树册、1948年大车队底帐。五十年代的档案除前述外，还有农业秋征通知书存根，浇地花名派费帐，南工水帐，南北方土人工帐，收公债帐，夏征大麦公粮册，土地转移过拨证各1册以及地亩清册、统购负担册、秋征负担册数册。
    
    临汾市龙子祠灌区
    
    龙子祠灌区是以临汾龙子泉[5]为主要水源（包含十二道官河）的灌溉区域，直属临汾汾西水利管理局，该渠系使临汾和襄陵诸多耕地受益。
    这些水利资料十分丰富，包括大量的碑刻、渠册、分水水簿、诉讼呈词、使水执照合同，涉及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金代[6]。但保存下来数量最大的是集体化时代的档案资料，所涉年代主要为1952-1966年，以下分四点介绍[7]。
    （1）、灌区基本情况
    主要反映本灌区或下辖各乡水利设施的修建、清淤岁修情况。水利设施的建立使用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对灌区内农业使水、农作物生长等的档案资料介绍也包含在内。
    关于水利工作的计划、总结和水利工程的建立、修缮等，所跨年代为1954-1965年。有1954-1961水利工作笔记、计划及总结。1958用水计划和工作检查报告。1960农田水利科学研究计划。1962灌区基本资料，龙子祠水灌情况及开发意见，龙祠源泉地形图和流量计算表，水利跃进任务计划表等。集体化时代，国家集中资源的能力和优势在建设公共性水利设施中得以发挥，经常性的检查和修缮行为保证了水利设施的效能发挥。有关资料有1957第三干渠田面工程规划情况。1958整修渠道统计表，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建报表，田园化规划方案；工具改革试验情况和工具改革图样。1961兴修和防汛工程总结。1962-1963各工程报表及任务情况。1963各干渠清淤岁修完成情况表。1964各干渠建筑物损坏情况统计表。1965灌区群众性修建工程计划表等。
    有关跃进渠的档案资料数量较多，有国家投资计划、工程基本建设计划明细表、施工计划、工程备料、工程进度、土方工程列表、工程管理养护、工程总结、财务明细、劳力情况和投工统计、考勤，劳动管理等跃进渠工程建设材料若干。还有1958跃进渠路线计划示意图，边墙表，建筑设计图，断面图解，图片说明等关于该渠概貌描述的资料。跃进渠占用各乡社土地、房屋、窑洞、坟墓调查统计表和使用拆除民房窑统计表，跃进渠龙子祠上水情况及存在问题报告，连村岭下游连续发生滑坡阻碍放水的情况报告，1961关于因降雨使连村岭渠道形成倒塌淤积的报告，跃进渠工程部关于七一水库裂缝情况与处理报告等关于水利工程的建设所引发的占地问题和工程问题材料。
    水利事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息息相关，水源流量和农田使水面积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耕地的经营方式，也影响到各种农事活动的进行。同时农业生产也受到农业技术、作物品种、当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相关资料有：1952龙祠全渠灌溉村水田精确统计表。1955下官河、上官河、庙后小渠、北磨河农作物灌溉统计表，本年流量记载情况、土壤物理性测定主要农作物发育阶段调查和干渠灌水计划登记表，试验麦田地各种农事活动。1956龙祠管理区小麦试验总结。1957灌溉区降雨量、蒸发量日程表，灌区小麦增产总结报告，金殿乡春季规划及挑水工作简结，灌溉增产示范工作计划。1960临汾七一渠灌溉面积登记表、水井灌溉及提水工具基本情况统计表等。
    （2）、水利组织的管理和运行
    水利管理组织的建立、使水计划和水程的分配、水费的征收等直接关系到水利设施的效能发挥。作为地方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围绕“使水”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国家和地方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了解水权和水利管理组织的变化是把握龙祠区域地方社会变迁脉络的重要环节。反映这些内容的档案有：1953-1954灌溉管理计划和总结。1955各乡当选水利代表登记表。1956各社水程分配表，初级用水计划，龙祠水委会关于结算拖欠水费及解决有关水费负担中的几项规定。1957重点灌区浇灌情况年度报告表，龙祠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1958借调职工协议书，借调职员花名册，水费收支计算表，各干渠用水计划时间分配，灌溉管理费预览表，灌区奖惩制度，水利工作安排。1959灌汛班花名登记表。1962灌溉任务分配表，水费派征情况表。1965年18支渠以水计征情况表。另有各社水利组织调查表、水委会干部鉴定表，包浇组织登记表，灌区经营管理40条意见，用水管理浇地组织典型材料调查报告，水费难以征收影响工程维修的费用开支报告，窑院大队积极交纳水费的材料，各种会议、讨论及水利技术员训练期学习刍议记录。
    （3）、水利与社会
    主要是关于水利设施所引发的一些伤亡事故以及使水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冲突、纠纷，有1955苏村乡朔村洪水冲坏地亩花名册；金殿乡城居村民郭富娃损公利私破坏水利控诉书。1958本区转发执行“关于经济建设工程民工伤亡抚恤问题的规定”；关于民工崔全保等十二人发生伤亡事故的专题报告；红家沟大窑损坏赔偿情况报告；赵康公社管理区砍伐树木统计表；上官河事故查对情况及处理意见。1963关于严肃处理偷水、霸水等违反水规情况。1965请求严肃处理阻挠水渠管理的王春喜的报告。关于开挖跃进渠对北杜房屋淹没情况调查；对北陈大队王振华等行凶打管水人员的通报；对录井大队孟怀仁破坏渠堤偷水浇地处理情况；关于南石明大队刘里蛋滑入七一渠淹死的通知；关于晋庆同志不负责任造成渠道决口事故的通知等。
    （４）、其它
    省、专区、其它灌区关于水利工作、农业生产等的通知、计划、方案、办法，具体涉及灌溉管理办法、水利建设计划、用水计划、水利会议总结、水费征收等诸多方面，如1954省河渠灌溉管理暂行办法。1955晋南专区主要农作物生产、水利建设和林业发展计划分县控制数字。1956全省水利会议总结及水利计划报告。1957汾西灌区情况介绍，省农业建设厅水利基本建设工程队劳动管理制度。1960万亩以上灌区灌溉情况年度统计表；省水利厅关于防止发生工程质量事故的紧急通知，汾西灌溉管理局（以下简称汾灌局）受益农田登记表。1961对南辛店水利建设情况调查简报，安装电话的请示报告。1962一分局水费超收进度情况统计数字排队表。各受益单位1963、1964年水费征收情况表。1964七一渠以水计征配水管理方案，冲毁工程完成情况，群众性修建工程完成计划表。以及关于清淤岁修情况的报告，历年灌溉面积变化表，灌区统一后李村电站管理问题的报告，七一渠断水的通知，七一渠马坝土坝裂缝处理的报告，冬季水利工作交叉检查报告，各分局水利代表会议决议等。
    各种小报、通讯，如《龙祠通讯》、《大战跃进渠小报》，《浍河工地小报》，《抗旱春浇简报》、《灌区工作简报》、《汛期清淤工作简报》、《防汛工作简报》、《汾水战报》、《水利简报》、《七一渠战讯》、《农田水利工作简报》等。
    此外，还有整地保墒、播种定苗、灭虫、追肥、灌溉、选种等涉及农业生产的资料。也有部分关于河道修改、新添闸口、桥、洞，开排水渠、规划小渠及轻、浅、沟、畦浇等农业和水利技术资料。
    
    四
    
    集体化时代是研究传统乡村社会和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基层社会的重要连接点，探讨这一时段乡村治理和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实践、劳动力组织模式、乡村社会的分化等各个层面的状况和变化具有溯前追后的学术价值。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搜集的大量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多数是直接来自村庄和乡民的话语表达，是关于当时发生在社会基层事件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让我们看到了集体化时代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民众行为，看到了民众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小心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如何争取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它不仅可以弥补以往研究中只能利用口述史料来研究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缺憾，从而更深刻、更细致地刻画乡村社会的变迁，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研究探讨“上层”与“下层”的真实互动。当然，拥有了这些档案资料并不意味着完全具备了展开研究的条件，但它作为集体化时代基层社会研究基础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
    对于这批档案资料的利用，至少可以采用专题研究与区域个案研究两种方法。专题研究容易打破资料原有资料的系统与完整性，忽视研究地域的特性。区域个案研究虽然能够保持研究的系统性，但把握不好却容易出现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的后果，容易忽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如何将专题研究与区域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将档案资料的解读与田野口述调查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已经收集到了大量集体化时代的基层档案资料。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日本、香港、台湾、北京、上海等海内外各地的学者频频来中心参观访问，对这些档案资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立足乡土资源，放眼世界学术”，“希望继续坚持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成为研究华北文化、社会、历史的国内外重镇”，“用第一手资料，作一流学问”。这些都是学界对我们学术研究和资料收集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勉励期望。2006年5月在我中心联合《Modern China》编辑部、《中国乡村研究》编辑部举办的“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我们把这些资料介绍给学界同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研究必将在学术界异军突起、独领风骚，并指出对这些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无疑能对学术界关于农村问题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黄宗智先生更是强调，只有掌握第一手的基层档案资料，才能对整个集体化时代做出客观评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近百年来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这些肯定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促使我们从更广的范围地去收集资料，同时不断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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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4期。
    [3] 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1期。
    [4]1958年由曲沃、新绛、汾城三县合并置市，1963年撤市复县，1971年又自曲沃县析出复置市。
    [5]龙子泉位于临汾市西南13公里的西山前，1955-1984年多年的平均流量为5.63m2/s。
    [6]郝平、张俊峰：《龙祠水利与地方社会变迁》，《华南资料中心研究通讯》第43期；许赤瑜：《山西临汾龙子泉水利资料》，《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2期。两文已分别就龙祠碑刻及文献、档案资料作了初步介绍，并对历史时期的龙祠水利史进行了初步分析，可供参考。应该说，该灌区保存的大量解放以后的档案文献资料为我们进行一个更全面系统地水利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7] 本部分介绍只是选取有代表性的资料条目，由于数量庞大，内容类似的均作合并处理，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