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

——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

　　为纪念清华大学校友、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清华大学历史系与《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不久前联合举办了“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云南大学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何炳棣教授不仅在经济史领域成就卓著，也在考古学、社会史和观念史领域有突出成绩。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何炳棣教授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并结合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和各自研究的实际，畅谈了对当下史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一、史学研究需要国际视野。李伯重教授认为，无论是否同意学术研究需要全球化，即便自己承续的依然是乾嘉理路，了解他人(国外)的研究状态也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史学研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从近几届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的主要议题及目前国际经济史学界的主要动向来看，近期社会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变迁。国外经济史研究早已大大突破了早期经济制度史研究的狭小范畴，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环境史等变得密不可分，研究的时间、空间和对象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是史观与方法的变迁。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研究主题的扩大，史学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已经密不可分，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使用单一研究方法的成果。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不复存在，它更多的呈现为经济史、社会史、观念史、生态史、文化史等各方面的糅合样态。三是研究的国际化。过去学界常说日本风格、中国风格、苏联风格、美国风格、欧洲风格等等，但今天则越来越趋同。有鉴于此，研究者的国际视野是必不可少的。

　　二、重新评价“民变”与满族社会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农民战争”曾经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中最大最灿烂的一朵，但因为过去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过重而一度为学者所诟病，而今“农民战争”成了史学研究中的一大冷门。秦晖指出，过去的“农民战争”研究的确过于意识形态化，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大量的“民变”现象则是不争之事实，“民变”不仅关乎中国历代的兴亡更替，更是理解中国社会与结构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批评和清理过去在该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但不可不重视对“民变”问题的研究。定宜庄认为，在目前的清史研究中，学者多忽视对满族历史以及清政权建立后满族历史和传统对清政权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忽视对清入关后八旗制度的研究。现在清史研究中的满族史仅局限于东北地区的满族，这种研究是有片面性的。满族作为一个统治民族，虽然它在不同地区采取了与当地民族相适应的统治手段，但它的民族特性并未就此消失。因此，在今后清代民族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中，应该重视满族问题的研究。

　　三、环境史与学术史研究中的新观念。王利华从实物如何成为符号并进入到人们的观念中着手，探讨环境史和观念史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大雁、竹子等动植物，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都是重要的经济物品，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此后，随着礼仪制度和文化的发展，这些事物被有选择地吸收到仪式和文化作品中来，经过历史积淀，最终以特有的符号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的一种。这样的思路无疑扩展了学界对观念史的研究。新史学在产生于20世纪初期曾被认为是定论，王学典对此提出了质疑。梁启超早在1902年提出新史学，但因为这个新史学体系完全是体外移植，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无法对接，因此并未生成正果，在此后近三十年中完全被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汉学传统取代，直到1930年代一批留美学者归国后，新史学在中国的局面才有所改观，其代表即唯物史观派和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兴起，清华历史系及何炳棣本人正是这种新史学的代表。(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