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变革中国——晏阳初及其同仁的事业

邱建生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梁启超

革命和改良
    晏阳初及其同仁所处的那个时代经常让我想起卢梭和他的时代，激情澎湃和内心的无限苦痛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卢梭以文字掀起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也最恐怖的革命，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和无耻的流氓无赖之徒都是光荣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在思想上将卢梭高高地举起，然后在实践中把他踩在脚下。晏阳初的那个时代一样地腥风血雨，枪声、暗杀、绝望是那个时代的常态，鲁迅式的内心黑暗吞噬着每一个理想着的中国人，法兰西大革命的理想正是每一位中国革命者的理想，他们将头束在裤腰带上，为了祖国和自由随时准备赴死。
    晏阳初在这个时候却将双脚迈进了饱受欺凌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乡村，他的手里没有枪，只有《平民千字课》，脑子里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民众的疾苦和西方的民主理想。他就这样和他的同志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呆十年，在湖南、四川农村一呆又是十几年，以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一呆又是四十年，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他的身影仍在这些农村晃动着、启示着。
    他是那么地不合时宜，当人民在封建买办的压榨下奄奄一息时，当国家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垂死挣扎时，他却还在高唱着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企图为国民党买办们粉饰太平，所以1950年新中国给了他“国民党特务”、“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的帽子，他及其同仁的事业从此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晏阳初应中国政府邀请回国考察，国人才在布满了灰尘的某个旮旯里发现了已破碎泛黄的他们的事业，并且还带着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加以指点，至今国人对之仍心情复杂。
    但在世界范围内，晏阳初却享有“人类的思想者”、“伟大的革命家”、“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十大伟人”等等荣誉，而由他及梁漱溟先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被称为乡建派，相当于一个政党，影响甚巨，当时国民党国民参政会的三十个议员中就有晏梁两人。
    在我们的脑海里，革命是暴力、武装起义、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代名词，革命也与秋风扫落叶的痛快联系在一起，革命就是革某某某的命，是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是受压迫一方对压迫方的反抗，是通向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的天梯，它带着天赋的正义光环，威然耸立在中国大地上，带着“非我族类尽诛之”的气概，汹涌着、改变着、冲刷着一切带着“旧”气的东西，包括一个王朝，比如蒋家王朝。
    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从此中国将在无产者对有产者的民主专政中实现共产主义。那时候的人民是多么意气风发啊，看当时的照相，除了地主资本家们只能低着头在某个角落里发抖外，每一个人民的身上都透着喜悦和冲天的气概，这个时候胡风写下“时间开始了”，这个时候革命具有无上的权威，它还昭示着国家和人民的美好未来。
    这个时候晏阳初离开大陆，转道台湾去了美国，革命走得太快，他的改良只能看着革命的背影黯然神伤，他的同仁和学生大部分留了下来，一部分成了专政者，一部分成了被专政者，其两个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被社会主义的光芒吸引回到中国，共同经历着一个时代的喜乐与哀愁。1951年晏阳初创立世界平民教育委员会，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教育工作，1960年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在菲律宾创办，晏任院长，该学院成为培养第三世界国家乡村建设人才的摇篮。
    1990年晏在美国纽约病逝，此前的1985和1987两年，晏曾应中国政府邀请两度回国，希望在其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并有重新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想法，与此同时，历史上革命以外的建设力量----乡村建设运动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场运动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被称作改良运动，立场不同的人对这场运动有不同的看法，革命者对之不屑一顾，政府当局则尽可能借重这股力量。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呢？它对当时中国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毁誉参半对现时的中国农村意味着什么呢？它是革命性力量吗？或者它只是一个油漆工在为旧世界粉饰太平？

新民说与人的改造
    自梁启超写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以来，废科举，办新学，塑造新民的工作几十年没有间断，强大的政府和有限的民间在那个时候就这一认识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新学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冒出来，晏阳初是这些新学堂的受益者之一，其创办者是西方传教士，晏阳初在这里接受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理想的双重熏陶，后来他说出“一切问题自人而生，欲谋求问题的解决，自当在人上来下功夫”，及终其一生进行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可以说是对梁启超和新学堂的冥冥呼应。
    正是抱定了人是一切问题的制造者也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者这个根本认识，晏阳初将着眼点放在了教育上，希翼通过教育的革新和普及来达成变革中国的目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平教会当年在定县农村的墙上刷上“除文盲，作新民”的标语，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会有“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的口号，甚至晏阳初给自己一个孩子也起名为“晏新民”，足见“新民”在整个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已经是一种象征了。
   那么“新民”的“新”作何解释呢？在平教会对其会标“平”字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略窥一斑：……中间一竖代表一个有思想的、具备平等、公平观念的人立于天地之间，这样的人是有尊严的人，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晏阳初进一步将新民阐述为具备生产力、知识力、团结力、健康力“四力”兼俱的人，“他们享其应享的权利，尽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人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基础，“作新民”的教育不仅是使一个不识字的工匠成为一个“读书人”，或把一个纯朴的农民塑造成懂得科学知识的人，而且，还应该使他们成为有聪明才智和有进取心的中国公民。但“所谓新不是那些不同于我国与我民族旧有的，或由东西各国新介绍新抄袭来的就是新，我们所谓的新是我国民族自身在原有的生命里创造出来的新生命的新，当我们进行创造时，既不盲从地抄袭外人的东西、固执地保守我国的古董，又不偏激地轻视其他各民族的的文化贡献，或偏激地抛弃我中国民族固有的一切文化成绩。”
    晏阳初在这里强调进行“作新民”的工作时，文化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认同，就不容易培养人民自动自发的精神，就无法凝聚全民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晏阳初传>的作者吴相湘教授所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只提出了什么是应兴应革的，却没有说怎样去做这些应兴革的工作，晏阳初的作新民则是从行动中悟出来的，“新民”观念经由崭新的改造，将不仅成为中国变革的重要资源，而且是使得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苦力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体。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很敏锐地抓住了平教会在定县工作的思想内核，埃德加斯诺在其采访文章中写到：我在定县发现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相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心理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不必夸大说，晏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命运，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动。《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写到：定县工作不仅注意农产的增加，尤其重视使经过教育的农民养成自己担负起责任，这是自日常生活一般事情上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一项努力，一旦这一实验成功，定县农民就可自己解决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这一注重培养人民自己负责的基本观念，自将形成全国人民生活的永久基础，不再依靠少数教育改革家的热忱。

改良变革中国
    晏阳初对梁启超 “中国曾有过民有的和民享的政府，但从未有过民治的政府”这句话一定印象深刻，他接着梁的话说：“当前中国的民主制在体制上和巩固上仍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为数众多未进过学校、没有文化的普通民众，他们无论直接地或间接地在地区级或国家级的政府里，都没有能力完全地享有现代共和国政府的公民权，所以为民主制度去教育千百万缺少教育的民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平教会在定县的公民教育部门，在最初的识字教育时就开始研究如何使传统亲民政治的地方自治进步成现代化的中国民主，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立起坚实的基础。
    但民主政治并不是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直接目标，平教会同仁认为平民们既已学会自己办理学校、现代农场、合作社、卫生保健所，他们自然就有资格和能力来办理自己的县政、自己选举县长，从而实现“为民所治”的民主。
如何在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实现人的改造，平教会自1926年开始进入河北定县农村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探索，总结出四大教育(文化、生计、卫生、公民)联环并进的改造方案，这一方案四十年代以后在“华西实验区”及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得到推广，都被证明具有明显的效果，现在则更成了评估世界各国社会改造工作缺一不可的四个指标。
    在三农问题再度成为中国向未来迈步的一根绊绳时，将这一方案阐述出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而这正是本书的一个期许。

邱建生 <<改良变革中国>>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