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调查》中的社会调查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社会学视角的评析

1930年10月，为了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找来江西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八位农民，以开座谈会的形式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1931年元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将这次调查整理成文，这就是著名的《兴国调查》。在1941年发表的《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回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正是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掌握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为进一步明确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找到了依据。可见，《兴国调查》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实际上，《兴国调查》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篇光辉政治文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篇重要学术论作。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兴国调查》蕴涵着丰富的社会调查思想。发掘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调查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本土化。任何外来的思想体系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对中国的现实产生积极的作用，就不得不面临“本土化”的艰巨任务，作为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此，作为一门移植而来的知识体系的社会学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学界的一个新兴的话题就是如何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孙本文、吴文澡等当时的社会学执牛耳者都开始提倡“社会学中国化”。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还处于探索之中。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等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剥削情况以及各阶级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地调查和准确地分析，不仅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开辟了一条新的且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社会调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的认同，以至于三四十年代，社会学界掀起了一场蔚为壮观社会调查运动，为中国社会学在国际上赢得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美誉。

 当前，中国社会学经过近30年的以对西方社会学的再一次引进为主要内容的恢复和重建后，又一次面临着本土化的任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就开始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命题，然而，这项工作还刚刚起步，充斥于当前社会学界的还是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大量模仿，而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则远远不够。近年来，随着社会重心的下移，社会学中国化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为此，郑杭生先生又呼吁中国社会学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做到“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站在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最前沿；所谓“立地”，就是要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重温《兴国调查》，我们要更加明确一点：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去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才能得到对中国的正确认识，才能使社会学的理论在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中发生积极作用。

探索本土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谈起社会调查，人们往往很容易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量表测度、问卷分析等通用调查技术的运用，目前社会学界盛行的也是这样一种潮流。实际上，社会调查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相互“调查”的微妙过程，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从而得到真实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根据调查对象的文化背景、心理特征等具体情况，探讨本土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终身致力于中国社会调查的李景汉先生曾感叹：“西方社会学书籍上的调查方法用到中国社会，可谓削足适履、隔靴搔痒。”当前，社会学界各种类型的社会调查并不鲜见，但真正具有穿透力和影响力的调查并不多，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调查者缺乏对本土特色调查方法的反思和探索，《兴国调查》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在对待被调查者的态度上， “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与被调查者成为知心朋友。在后来《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毛泽东回忆说在兴国调查中，第一天农民们“很疑惧”、“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但感于他的诚意，“慢慢有点笑容”，到后来，“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费孝通先生曾多次说到《兴国调查》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待调查对象的态度” 。 其次，在具体调查方法上，毛泽东采用的是典型调查法和开座谈会的方法，由调查者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然后“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把握社会调查的理论导向。对社会调查的强调，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仅仅做单纯经验材料的收集，而提炼不出来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没有问题意识。这种调查在当前社会学界比比皆是，也是社会调查的水平得不到提升的一个主要问题之所在。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道这种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帐，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鲜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收集了很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这种调查用处不大”。《兴国调查》的另一个借鉴意义就在于其实际调查和理论导向的完美融合，其细致入微的调查是建立在彻底的理论准备的基础上的。翻开《兴国调查》，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文中呈现了大量详尽的一手资料。然而，作者分析的重点始终没有偏离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组织和支配这些看似繁琐的原始资料的主线一直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矛盾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正是这种精当的处理，使得我们读完后，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对于该区农民土地斗争的丰满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对于当时中国土地革命中整个阶级关系、革命形势的深刻的理性认识。这充分反应了作者高超的调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