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乡村建设；合作化；工业化；理性化

乡村建设运动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其乡村建设工作历经三个阶段：1927——1928年在广东依附李济深搞“乡治”，有“乡治十讲”，拟办乡治讲习所未成，李倒台后，停止活动；1929——1930年在河南接办《村治月刊》，参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担任教务长，主持院务。因爆发中原大战，学院停办；1931年初——1937年底在山东依附韩复榘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初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积极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日本侵鲁后，结束活动。《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为梁漱溟指导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著作。1937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3月初版，5月再版），1939年乡村书店迁重庆后重印。该书1929年开始撰写，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里收录了很大一部分，后因在河南办村治学院，中断一段时间，在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期间，经过反复讲演[①]，最后定稿。梁还著有《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论文集》、《答乡村建设批判》等。

一、乡村建设：中国新社会和新文明唯一可能的路

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一种仅仅建设乡村的运动，而是一种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达到建设中国新社会和新文明的一种“自救”运动，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儒家式的新现代化运动，而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这便叫做‘乡村建设’”。[②]梁漱溟指出：《独立评论》派的胡适、吴景超等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也指出另一路条路：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单从经济立场看，有十分的可能与必要，但因为政治条件不合，这条路也走不通。梁漱溟主张走第三条路：乡村建设之路。[③]主张通过先农后工、以农兼工、由散而合、“理性”张扬的乡村建设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指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中国工业，只有站在非营利的立场，以中国自己的原料劳力来进行生产，而满足中国自己大范围的自给自足，成为一种乡村工业，才能立足。因为中国的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先农后工、由散而合的乡村建设符合人类社会建设的四大原则：体谅万物一体之情；尊重人类心理规律；尊重个性，鼓进创造；处处以教育眼光，形成一教育的环境，启人向上之诚而萃力于创造自己。

梁漱溟批评西方近代文明为“偏欹形态的人类文明”，其特点是：工业在前，农业在后，两下分家；都市为本，乡村为末，两下矛盾冲突；人作不得主而受支配于物；翻来覆去落于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之两极端；政治经济教育三者相离而不相合；武力高于理性，教育处在被役使地位。主张中国应该通过乡村建设建设“富有积极性的人类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农业工业依乎顺序适宜配合；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二者调和沟通；人为主体来支配物；不落于个人社会两极端，而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不分；理性代替武力，教育居于最高领导地位。[④]

具体来说，第一，先农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批评近代西洋社会工商业发展撇开了农业，超过了农业，而自己去发展；并且农业还受到很严重的抑压。其工业都要向外寻市场的，不靠国内乡村来支持。工业单从一种营利的目的，市场交通的方便而集中在几个地点，形成一种工业都市，与乡村划然为二。这是一种农工分家而为偏欹的文明。

第二，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相互沟通、相互调和。批评近代西洋社会为二本的，都市与乡村仿佛成了两极端，成了很不相同的东西。都市离开了乡村，超过了乡村，独自发达。初时则压倒了乡村，后来虽转回救济乡村。但都是弥缝之策，不过维持工业维持都市而已。

第三，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一意社会关系的调整增进，减少人与人间的隔阂矛盾，形成一社会意识以为主宰。批评西洋近代以至今日，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演为经济上之无政府状态，人类失去支配力，差不多是物支配人的。

第四，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伦理就是确认相互关系之理，互以对方为重，团体与分子之间得一均衡。合作社符合此义，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社会与个人之间得一调和。合作社一面可以改变中国人的心理习惯，训练培养新的能力，一面因经济进步，自然地使大家生活在各方面发生连带关系，在事实上欲分而不得。

第五，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其中包括两方面：政教合一和政治经济合一。“政教合一”是指，作为有最高权力的团体，国家将给我们许多安排，许多指示。而这些安排与指示应当充分寓有领导人生向上、发展人们德性智能的教育意义。新社会的要点在发达团体生活；团体生活的发达必靠人类的理性，而人类的理性需要国家的教育。国家既要照顾人们的生活，也要关怀人生的意义。“政治经济合一”是经济生活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要想进步，一上来就必须趋向于团体组织，也就是趋向于政治经济的合一。

第六，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所谓“理性”不仅在自觉和相互了解上，更在人生向上的自励和互相敦勉。人生向上（个人的和社会的）里面含藏着自爱爱人的深厚意思，是人类生命力量的源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持，较富于理性；缺乏阶级，武力统治意味最少。中国新社会的成功，不外原来旧社会散漫的中国人转向团体生活，这种转向一则因为外围环境的刺激和逼迫，二则由于中国缺乏机械力量的强制而反逼中国人只有自觉的思维的要求团结。唯有从理性而组成的而发育的社会，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批评近代西洋国家社会秩序靠武力维持。[⑤]

乡村建设运动在实践中并不如梁漱溟所愿，而是出现了两大难处，或说两大矛盾，两大危机：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存在着三大问题：与政府应分而不分；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乡村建设运动团体彼此也不能合而为一。梁漱溟归结其“难处”有三大根源：一是中国问题自外引发而非社会内部自发；二是乡村运动之起，在旧秩序被推翻以后；三是中国旧日社会散漫流动，缺乏阶级，现在则更加混乱失序，依然不成阶级。在反省的基础上，梁漱溟强调，乡村建设运动要继续进行下去，必须注意以下五点：第一，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一大社会力量；才可免于自身的分裂，完成乡村运动的统一联合；第二，要保持与政权之间一定的比例平衡；第三，乡村建设工作机关，只受政府津贴而不受政府干涉，政府站在奖励扶助的地位；第四，乡村建设团体同人之间要有一种团体组织，志愿为乡村服务，而互相砥砺切磋。此团体组织是超机关的，而与乡村运动团体相联合；第五，乡村运动者所做的工作，无妨是枝节的、改良的，但必须有远大的目标。[⑥]

二、合作化：折衷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

坚决抵制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合作化而达到社会化是梁漱溟新社会构想的核心方面，梁漱溟认定中国将折衷于个人主义文化与集团主义文化之间。中国新社会的合作社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个人和社会之间得一调和。他指出，中国经济建设，要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与启发下，立足于农民自觉的走由散而合的合作化运动基础上。从经济上的自卫自立入手，以大社会的自给自足为归，从农业引发工业，自始即倾向于为消费而生产，最后完成为消费而生产，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这种新经济组织既非个人营利，也非国家统制，而是从农民的联合以达于整个社会的大组织。这种合作化基本上是与自由竞争和营利对立的。梁漱溟把他这种构想称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⑦]

为着推进中国合作事业，应走政府合作政策之路，抑社会合作运动之路？梁漱溟指出，国内曾有两派相反的主张。一派主张应由政府执行合作政策，大规模推行，期收速效而应目前急需。一派主张由社会方面努力合作运动，因为合作事业原为民众自觉自动自主的社会经济事业。政府推进，耗费大，效率小，不亲切，不实在，效果不良。为什么合作政策之路在中国很有市场？为什么合作事业政府办不好，却还都落归政府去办？梁漱溟分析，因为中国革命不是内部自发的，农民是没有时代自觉的，要待教育来完成革命，而此教育又必是“政教合一”、“建教合一”的那个教育。不过，梁漱溟主张走合作运动之路，同时兼顾合作政策之路。梁漱溟指出，要想合作事业有相当的统制和计划，很快地普遍推行全国，而又组织健全合理，就必须走乡村合作运动这条路。农民自觉必待启发，经济建设必须统筹；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合作社的建设，乡村运动正以合作运动为其中心工作。中国合作事业的推进，一面系于政府政策，一面系于社会运动。其运用的要点，在以政权间接地操于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体。中国果然要进行经济建设，头一着就当有计划地大规模普遍推行合作于全国乡村，要于短期内将农民纳于合作组织中。这样无形中就将农民都变成经济的战士，而提纲挈领便于指挥。组织起来就是促进生产，统制消费。接着就从农业生产发出来对于工业的需要；从农民消费出发对于工业的需要；而凭藉着合作组织的基础，转手间就将工业建设起来了。[⑧]

梁漱溟认同计划经济，但不是政府领导下的计划经济，而是全国乡村运动的大联合组织领导下的计划经济。梁漱溟预言，一旦全国乡村运动的大联合组织建立起来，其分布在各地方各乡村的细胞组织，就不只是末梢神经，其自上而下的系统，就是一神经系统；而联合的中枢机关，就如比中国大社会的总脑筋了。必须有此一个总脑筋，而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才能够讲。以全国乡村运动的联合的中枢组织，为知觉和用思想的机关（计划机关），二以政府为行动机关。集中学术人才以学术头脑规划其前途，为政府施政的指针，政府从而辅助进行。在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上，以社会运动团体的系统为主力，以现政权的系统为副力。如果代表政府的社会势力一旦形成，则政府将顺着社会的要求走。[⑨]

中国与俄国同为直接最大农业国；中国与俄国同以农民问题为其最大问题，中国与俄国同以工业化为其应取的趋向。因此，梁漱溟强调借镜苏联，指出，所有他们二十年来的变迁阅历，无论在前途目标上，还是在方法策略上，真是我们再好也没有的借鉴。但不要忘记中国与苏俄历史文化背景的特殊，以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上的不同，中国人没有俄国人那冲动性，中国社会没有俄国社会那机械性。主张吸取苏联农业合作化建设的教训与启发。梁漱溟深刻地认识到，经济生活社会化是必要的，但社会与个人或公与私两面兼顾，不可太偏一面，抹杀一面。这就是说，要农民由散而集是必要，但不可一味求集，还须于集之中有散才行。不要强行收取农民的土地，不要强迫他们集团化。农民的土地就是他生命活动的一个适当刺激，否则其生命的反应活动失其着落。梁漱溟指出，严格地讲，在苏联是没有合作的。它只是在集团主义下酌量地容许了个人活动而已。其意在集团，不在合作；有时好像合作，亦是一种手段。合作社的自治、独立以及民主主义等原则完全未能采纳。名为合作，实为国家的从属机关，担负着国家所付的任务，为其计划经济之一环。中国的合作就是合作，不是集团化的降格；同时也不是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从属事业或补救工作。中国必靠合作行生产，所有生产与分配，农业与工业都要以合作行之。

虽然梁漱溟如此严厉地批评苏联的合作化运动的政府强制性，而非农民自觉性，但梁漱溟还是觉得，今后中国必须尽可能地师取苏俄使农村集团化的那些法子；非如此到底不能使农业进步，到底不能使农民当真组织起来。具体为，或者为土地之合并经营，或者为农具之合作利用，总须朝此方向大大致力，千方百计务使达于可能的最高度。实行合作化，为消费而生产，使经济生活社会化，为人类经济之正当途径。但合作化必须承认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感情要求，予以适当的刺激，而导之于所希望于他的活动。合作文化是增盛个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而非减低阻碍人们生命活动的文化。[⑩]

从政治角度看，梁漱溟认为合作化为宪政的基础。宪政要从一乡一村的自治开始，而其经济基础则在于农民的合作化。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具体做法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这样，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相因而至。[11]

三、从农业发达工业为工业化正路

工业化为中国农民翻身的根本。梁漱溟主张工业化，而不是一味发展农业，但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而非从商业发达工业，合作图存，自力更生，而不搞自由竞争。反对直接来办工业，强调先制造出工业的需求来，从生产力抬头而增进购买力，从购买力增进而更使生产力抬头；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先发展农业，并不是恢复旧农业旧农村，旧农业旧农村是无法规复的。“尽力于农业，其结果正是工业”。因此，从农业发达工业为工业化正路。西洋工业是由商业引出来的，并且始终放在商业里来经营。所谓竞争，所谓侵略，都因为他是商业的原故，非因为工业之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指出农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而不能适应市场，生产手段私有而不能活便利用，工资劳动而不易监督考较，要想农业工业为平均的适宜的发展，要想乡村与都市为均衡的自然合理的发达，必须在推翻资本制度之后。[12]

中国必须走农业引发工业，先农后工之路。梁漱溟分析，第一，在资本、土地、劳力和市场生产要素方面，农业比工业有力。工业生产的要件是资本（机器及一切设备）；农业生产的要件是土地，土地在我们是现成的；工业生产需要的是人工少，农业生产需要的人工多。人工在我们是现成的；工业上所需动力是不现成的；工业生产需得找市场；不要说国外市场竞争不起来，就国内争回市场来说，一则适值中国人购买力普遍降低，二则正在外国倾销政策之下，恐怕很少希望。农业生产极富于自给性。第二，非一面求主要农产品（稻、麦、棉）之自给以减少农产之入口，更一面增加农产原料（丝、茶、桐油）之输出，无以抵补国外贸易之入超，无以平衡乃外埠之收支，而稳定大局，活泼金融。第三，非整顿农业，广行垦殖，不能养住这许多人口，不能解决粮食问题。个人发财歧路，去均平益远。第四，非以农产出口换回来进步的生产器械，则此农业国无从过渡到工业上去。第五，非农业生产者不能走联合之路，而非联合即无以求经济上之自卫与自立。工业若非国营，便天然从个人营利的路往前走，那只能使中国人分散，不会使中国人联合。要讲联合，只有农民能联合；因农民是要生活，不是为营利。合作制度是经济上弱者的自卫，农民最相宜，工人有些处可以，资本家却不适用。农业比较缺乏竞争性，也不能从竞争刺激其进步，农民尤其不善于竞争。要想农业进步，要想农民有出路，只有合作一途。[13]

中国工业必建立在为消费而生产的原则上，建立在非营利之立场上。经营工业的主体不要落在个人身上。这个世界里，早没有留下中国人营利的余地。惟有不为营利而生产，超出竞争的旋涡，才能立得住脚。只有以满足国内消费而不是营利为目的、立足于乡村而不是都市、立足于农业而非商业的工业化才能在中国自然成功。为什么呢？第一，农村劳力过剩，自然要用到工业上来。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直接创办乡村工业太苯，难得收效。必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同时并且布置了合作的根底，则乡村工业自必勃然而兴。第二，工业所以难以兴起，难在资本与市场，而一旦先有了需求再办工厂，市场就不为难；资本除了机器设备是必需的外，所有为开发工资、购进原料、出入运输，一切垫办，都会因劳力现成、原料现成、运输省事（原料近，销路近）而减省好多好多；所以资本也不为难。第三，近来工业正有向内地转移的趋势。其理由正是接近原料产地与消费市场，工业容易训练与管理，工作效率高。第四，工业向乡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这正是世界的新风气新理想。梁漱溟反对市场化的工业化，指出，向商业的工业化路上走，民族工业资本并不曾因之有何成功；而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与调整则不免受伤害。要想增进社会关系，那就必须避免个人营利，以他人为手段；必须避免彼此竞争，造成偏颇集中之势；必须避免阶级分化，增加社会间的矛盾。中国自受西洋的影响，处处不免商业化，社会关系日恶；虽阶级分化未成，而偏颇集中之势已见；贫者益贫，富者愈富，人才钱财充于都市，而乡村衰蔽无人问。唯有大家转向农业，也就转向乡村，才得转向均平而挽回乖离之势。农业可使多数人有饭吃，而工业则不能养活几个人。但促兴农业，发展农业，是不容易的，要清除四大障碍，即治安问题；运输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灾害问题。中国农业有深厚的根基，只要有安定的秩序，便利的运输，税负轻，灾害少，伟大的农业生产力，就可发挥出来，农业马上就可以恢复。要积极使农业进步，须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流通金融；二是引入科学技术；三为促进合作组织；四为均调地权。把握这几个要点去作，农业的兴发进步是无问题的。[14]

至于如何工业化，梁漱溟说有两条路。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梁漱溟主张走第一条路。理由是：第一，工业是产业中最易社会化，最便于归公的，它就要首先归公。工业一定要统筹建设。第二，工业容易集中为大经营，有的工业且必须集中，或集中为便；因而势力雄大足以左右一切，必由国家经营管理才妥当。第三，凡为工业根本之天然富源如煤、铁、石油、水力等，差不多是全国生产事业的命根，自不容私人占有，乃至也不容地方割据；其如何开采利用自应统筹建设。还有铁路、轮航、电信、飞机等之超过地方小范围的，当然要统筹建设。第四，工业和农业比较，工业是最容我们作迎头赶上去之规划设施的，所以必当统筹建设。但梁漱溟也承认，计划经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系统未立条理不清之今日，万谈不到统筹；即在将来，所谓统筹也是相对的说法，不是苏俄的那样。虽然梁漱溟激烈批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社会里，不顾他人是死是活，只要减轻成本增加利润的，什么技术马上就被采用实行。多数工人遭受无情的排斥，工业的进步实在残忍中进行。而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一切由政府计划调度；调度得宜，自不致有被牺牲的事。然而梁漱溟观察到，得达于从容调度这一步骤也甚不易。观于苏俄之有今日，也是经过大牺牲来；则工业化的高度文明，简直都是血换的。[15]

不过，梁漱溟的先农后工的工业化道路，有一种偏离工业化、偏好农业的倾向。他在乡村工作讨论会编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所谈的集会缘起和目的中隐然有“以农立国”的心态，声称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也强调了中国与西洋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为乡村本位的社会，工业国家乃都市文明。这样，学西方的工业化、市场化与都市化，必然破坏乡村本位。作为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以乡村为本的文化，在一个以工业为主，以都市为本的西洋文明逼迫下，以致日渐崩溃破坏。西洋在工业发达都市兴起后，赶快回救乡村救济农民，因而西洋乡村农业未落纯被破坏的地位。而中国学西洋的结果，并不见有都市兴起和工业发达，反而把乡村也破坏了。[16]梁漱溟的这种对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抵制，对乡村本位的留恋，遭到当时力主以都市救济乡村，以工业支援农业的吴景超的坚决反对，他争辩到，“都市与工业畸形发展，固然是不足取，但是这种情形，只是在英美等国中才遇得到。至于中国，情形刚与英美相反。我们的都市与工业太幼稚了，以致大家都挤在乡下，使乡村与农业，呈一畸形发展的现象。我们应当欢迎有志人士来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为乡下的过剩农民，另辟一条生路。”[17]

四、主力、副力、组织力：农民、政府与知识分子的角色

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中，农民为建设主体、主力，“乡村建设顶要紧的是农民自觉与乡村组织”[18]，政府居于协调、协助的地位，为建设的辅助、扶植和副力，知识分子领导下的非政府组织则居于凝聚、指导地位，发挥智囊、计划、教育与启发的作用。

梁漱溟反对个人营利自由竞争之经济建设之路，倾向社会本位统制经济之路。强调，中国今日要讲经济建设，总非走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路不可（但不一定照苏俄那样）。乡村建设不是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作，而是要有方针有计划的作法。因为中国是产业后进国，要这样才合于迎头赶上去的话；更要紧的是外围环境不许我们走前一条路，此刻国际竞争之烈，苏俄是以整个国家统筹一切，对外竞争，固不消说；即其他自由主义国家，现在也莫不以国家权力统制内部，而为对外竞争作后盾。虽然西洋经济进步，先得力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多半由此而来；及至欧战以后，乃转而讲保护干涉，讲统制计划。因此，后进国家为要迎头赶上去，为要抵御先进国的竞争压迫，就不能不多运用政治力量。若以我们零散的小工小农小商与国际的强大力量竞争，焉有我们立足的余地？[19]

梁漱溟也意识到：天地间没有比以国家权力来干涉管理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再愚蠢而害事的。在以往的社会，是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妨碍个人太甚了。故近代来乃专求其如何不妨碍，而亟亟树起个人自由的疆界。然而这都是一个消极目的，文化更转进一阶段时，则单单不妨碍是不算的，必须如何积极地帮助顺成个人种种可能的发展。因此，国家在提供个人发展机会、教育启发个人发展方面将有新的价值。梁漱溟所谓的“国家”，为一教育的团体而凡今之所谓政治，大半倒用不着，法律制度悉变为“礼”。

梁漱溟计划经济之中的中央计划机关不只是政府，更兼括乡村运动的联合中枢及合作事业的中央机关，他主张中央计划机关先将为工业之根本的那些工业统筹建设，使所有生产技术工业化的条件都准备好，而给农民送上门去。第一，供给动力于全国各地。将全国产煤、产油和有水力可以发电的地方，调查清楚，而后将全国划分区域，统筹分配，次第开发利用。农业及其它生产运输事业，自然就进于工业。第二，今后欲求工业进步，首须加以最大注意的是钢铁生产和机械制造，要有计划地供给各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以金属（钢铁等）工业和机械制造，为其建设中之最重要关键。第三，一般工业建设之关系条件的化学工业以及水泥木材等问题，应通盘规划，预为之备，至如钢铁、轮航、港口等一切商业运输上的工程或事业，其间接刺激工业生产，力量绝大，实促进工业化最大条件之一。梁漱溟的计划经济机关主要不是政府，而是要藉着乡村运动来统一中国社会；以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的中枢组织，为此大社会的总脑筋，间接操持政权。而乡村运动大联合组织的基层组织——乡学村学教员，则要以眼前应用的机械知识灌输于乡下人，而启发其对于机械的兴趣，并设法提倡小铁工厂于乡间。随时随处教以应用简单机械，养成用机械的头脑，更有小铁工厂散布乡镇，作为促进工业化不可少的条件之一。[20]

梁漱溟设计的工业化是先农后工，即中国工业（特指为日常消费的那些工业），将建立在“乡下人以其自己的劳力，加工于其现成的原料，以满足其自己需要”的那条路上。但梁漱溟也看到，乡下劳力简直不算钱，为什么要热心采用电力机械呢？梁漱溟自己也不相信从农业内部能够发展出工业需求来，担心从农村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来。主张有意识的、自觉的、有计划的往前推进社会，但又反对走苏联式的国家强制力之路。因此，强调通过教育提高社会的明智力，或社会的脑力，教育应居于首位而领导一切。有眼光的看准方向去推进社会，不能等着内地乡村没有眼光、没有方向的农民去瞎碰瞎摸。在上，要集中有学问知识的人才，开出多数人接受少数高明人领导的路子。在下，必须要有知识的人提醒农民，替农民出主意。梁漱溟建议“在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下乡指导乡村建设，认为即最无多知识能力的，在乡间至少也有两种伟大作用：第一，化解乡村最大的病症——愚蔽，为乡村扩增了耳目，即使知识分子一知半解，也可替乡下开一点知识，最低程度也能教乡下人认识几个字。第二，替农民代言，为乡村添加喉舌。乡村最大缺憾是受到祸害没有人理会，自家也不能呼唤人注意；而知识分子则容易感觉问题，不似乡间人疲钝忍默，亦有呼喊的工具——即文字。果真化除了几分乡村的愚蔽。果真乡村人受到祸害能呼喊出来，中国民族的前途便已有了希望；乡村建设便算成功了一半。[21]

就发挥农民的主体自觉而言，梁漱溟在农村发展方面的核心观点与当代农村发展理论正相吻合。发展理论认为，基础广泛的农村发展其主要资源必须来自于农村居民的干劲、观念和决心，来自于集体主义的自助和“受援式自立”。还认为政府虽然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存在局限性，但政府的介入却是必要的。通常政府至少应当为农村社会提供一些外部资源和服务。这类帮助包括公共工程建设，如公路、灌溉设施和电力、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初等教育、公共卫生设施和门诊部，以及对不同规模的农村工业生产的扶持。[22]这一点，梁漱溟也没有忽视。不过，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人员在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时，要向竞争性私营部门学习经验，要与市场动态协调。[23]而梁漱溟对私人营利和市场竞争是有敌意的。梁漱溟还强调了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启发和教育对农民主体觉醒的根本作用。由此，梁漱溟对乡村教育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把乡村教育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合一（政教合一）的做法似乎又走向了对农民主体自觉发挥的偏离，而具有泛政治主义与泛教化主义的双重倾向。由于梁漱溟否认农村的市场化、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营利化，因此，农民的主体觉醒似乎也只能来自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启示。

五、理性化：中国乡村建设的根本精神

梁漱溟构想的新社会与新文明是理性的，而要达到这种新社会必须合乎理性的精神，乡村建设的过程，工业化、合作化的过程，也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不过，梁漱溟的所谓的理性，并不是怀疑的、批判的、科学的精神和精确计算、合理化的方法，而是一种心理或情理，基本是把理性理解为处理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的一种人文方法。

梁漱溟指出，宇宙间的理，可以粗分为二，一种是情理（如忠、恕、信、义）；一种是物理（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于事物，经人考验得来，偏于客观。辨察物理靠理智，体认情理靠理性。理智、理性二词，通常混用不甚分，但大抵理智要靠冷静才得尽其用，就必须屏抑一切感情，而理性则离好恶即无所见。近代西洋发达了理智，如法国的理性主义，是一个冷静分析的理智，而中国古人则发达了理性，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文化，是平静而有情的。中国文化之“根就是乡村”。[24]“人情即是理性”。所谓“理性”，无外“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但梁漱溟的所谓“理性”在宇宙生命的意义上统合了自然之理、人伦之理与个人心理，认为理性就是自然，就是合理，合理就是合乎自然之理，自然是指宇宙大生命说，自然之理即是宇宙大生命的最活泼处——人类心理。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所谓“合理”，就是合乎人类心理的要求。其最强的要求即是宇宙大生命活泼的最高点。“理性”也就是这个。[25]

根据梁漱溟的理性内涵，他认为在都市中从理性求组织比较不容易，在乡村中从理性求组织有许多合适点。声称：从乡村建设入手从事新社会与新文明创造特别适合于理性。乡村建设的过程，就是一种理性得到充分张扬和发展的过程。第一，从职业环境看，农民所接触到的是广大的自然界，因而具有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合理性的开发；工商业者居于人口密集的狭窄的都市中，睁眼所碰到的就是高墙，所以性情非常偏激不自然。第二，从工作对象看，农民所对的是生物，生物是囫囵的、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所以引发他的活趣——自然活泼之温情，这是理性；而工商业者所对付的是死物质，是呆板的、可以分割破碎的、任人摆弄的。西洋因工商业，将人训练成一种喜欢分析解剖的脾气，将一切看成是机械的、可以割裂的，这是理智。第三，从工作流程看，工商业者为了多赚钱，老是急急忙忙，常在一种有所追逐贪求之中；农民则由于自然的节候，而不得不养成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气。从他的从容，就可以对他所接触的一切印象领略而产生一种艺术味道的人生与文化。西洋文化的流弊是只计较数量，不计较品质，把自己忘掉而专从事于物的追逐；中国人则是咀嚼享受的态度、从容品味的人生。第四，从工作单位看，农业最适合家庭的经营，因而是巩固家庭的，而家庭最能安慰培养人的性情，农民从容不迫，少许多问题，秩序最容易维持，乡村秩序原来就是靠理性维持的，因此，乡村建设特别适合理性的发挥；工商业则必须通过工厂作工，因而是破坏家庭的，都市的秩序，非靠武力——警察、法律和军队不能维持。第五，从社区观念看，农民很有一种乡土观念，对于村庄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味，仿佛把他的村庄也看作是他的家，比较能够引起地方公共观念；市民则不易有乡土观念，他们往来不定，加以范围太大，人口太多，而又为时甚暂，不易产生感情，对街坊邻居，看得很平常，并无多大关系。由于各不相关，易引起狭小自私的观念，因而在都市中，地方团体根本就难以形成。第六，从社会风气看，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意味在乡村还有一点，不像都市中已经摧残无余；西洋个人本位的风气进来，最先是到都市，所以都市里固有空气已不多见。第七，从文明形态看，从乡村入手，自下而上，有散而集，由理性求组织，与创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之意正相合。因为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乡村原是人类的家，都市则是人类为某种目的而安设的。讲乡村建设并不是不着意都市，而是包含都市，但将社会的重心放在乡村，这样，乡村越发达，都市也就越发达。西洋社会的毛病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大权都操于都市人之手，重心在都市里，这是一个顶不妥的社会，顶偏欹的社会，所以不稳当。第八，从政治组织看，为了培育新的政治习惯，即团体分子对团体事件的关切注意，要从小范围——乡村着手，乡村组织应该是一个伦理情谊化的组织，是一个人生向上的教学化的组织。都市太大，人员太杂，个人本位的风气浓厚，竞争性强，难以养成团体、互助与自治的精神。[26]

梁漱溟对乡村文明及其理性精神的叙述明显具有理想化和浪漫的情绪，然而，当代发展理论及其实践表明，“尽管农村穷人可能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习惯于他们内部的合作与交流，但从本质上看，他们并不一定就比生活在优良环境中的人更无私或对群体团结更加忠诚，把穷人浪漫化是某些同情他们处境、愿意帮助他们的人中产生的一个幼稚的错误。”[27]

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的合理性与非理性

梁漱溟对西方近代发展道路的批判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方面，有其精到之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建设构想，作为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有其合理性。首先，先农后工，从农业引发工业的构想，意识到了农村发展在经济发展领域中的优先权以及从消费和供给刺激需求的重要性。因为仅仅等待城市发展和总体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行动才能够达到农村发展更快更好的效果。同时，通过发展农业不断创造工业发展所赖以依靠的原料市场、消费市场也是必要的，从发展农业引发消费品工业的发达，再进而引发机械制造工业的发达，也符合工业发展的逻辑顺序。其次，其合作化构想，既强调农民的“自觉”性，又要求“相当的统制与计划”，[28]试图兼顾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反对苏联过分依靠权力强制的做法，也反对任由农民自流的做法，有其深刻性。其三，其强调经济发展中人文发展的重要性，关切个人生命的活跃，要求尊重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感情要求，认为“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29]这些也能为我国现代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资源。其四，乡村建设中农民为主体与主力，要充分发挥农民自觉，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要包办，而要注重启发教育以激活农民的创造性，也顺应了现代化过程中个人应该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做法。

但梁漱溟的经济建设方案的根本的不合理之处，在于把乡村建设看作是中国经济建设和文明发展唯一的、最后的道路。而其乡村建设方案又试图绕开都市化（都市工业化与都市社会化）、市场化、营利化的工商业发达之路，走乡村工业化、合作化、“理性”化、“自给自足”的“养人”之路。

具体而言，第一，主张先农后工，把发展农业与发展工业截然二分为两阶段，而不是看作同一发展阶段之中应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而且不认同发展市场化的核心基地——都市，这样将在实际上走向“以农立国”的境地。因为农业并不会自动地引发工业，农民更不会在没有企业家、没有市场、没有科学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自动地演化成工人。先农后工的实际结果，将导致把农民长期禁锢在农村和土地上。而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只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才是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30]陈序经也批评梁漱溟“走固有的村治的路”，“以农立国”，根本解决不了中国“耕地有限，人口过多”的农民问题。[31]只有把农村中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出去，中国的农业生产才会出现有效的规模经营，才能实现“科学种田”。[32]因此，仅仅依靠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推力，推动经济建设，而不发挥工业、市场和城市的“拉力”，则乡村建设决不可能根本上成功。

第二，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果，连带反对市场化与法治的、合理的营利。梁漱溟确认，中国不能也不应走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阻碍中国走发展工商业与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世界上，个个俱是工商的先进国，拼命竞争，有你无我，我们工商业兴发之机，早已被西方列强堵塞严严的不得透一口气，正不是愿步他们后尘或不愿的问题，而是欲步不能了。而如果中国一味要走西方近代化道路，则内而形成阶级斗争，社会惨剧，外而酿成国际大战，世界祸灾，实为一种病态文明，属于人类文化的歧途。更加具有本质意义的是，梁漱溟认为，西方营利竞争型工商业发展道路不合乎中国乡村家庭本位的传统及其内在的理性精神，只是发财的路，不是养人的路，不能解决多数人没饭吃的问题。[33]更何况，“中国人自从错过了走资本主义的路的机会，到后来世界情势已变，资本主义的路便不能再走。”[34]梁漱溟判断，“人类历史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路“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趋势”。把“自由竞争”与“合作图存”完全对立，反对“向商业的工业路上走”，反对“为营利而生产”，主张“为消费而生产”，但又必须“统制消费”，强调“必须避免个人营利”；“必须避免彼此竞争”；“必须避免阶级分化”，最终达到“大社会的自给自足”。[35]其中“为消费而生产”与“统制消费”具有内在的悖论。

第三，由于反对市场化与法治的、合理的营利，梁漱溟不得不把合作化寄托在农民的道德自觉上，而又认为“农民是没有时代自觉的”[36]，农民的道德自觉要靠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强行灌输式的启发教育，这样，事实上仍然没有摆脱苏联式的权力强制的合作化之路的阴影。

第四，由于对发展工商业和市场化的轻视，反对“营利的”、“发财的”路，其“养人”的方案不得不走入唯心主义的精神修炼之路，其人文精神将丧失财富充分涌流的物质基础而陷入无穷的物质贫乏和精神禁锢之中。

结论

以乡村“社会”本位和乡村“理性”精神为基础的乡村建设构想的确有其合理性，也有中国特色，但却根本不符合中国“人愈多地愈少”的国情，也不符合世界普遍性联系发达的趋势，在以开放、竞合、拓展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也难以独自幸存。梁漱溟自己有时也意识到乡村建设构想的内在悖论，以至于“工作所感之困难，出于本身之缺乏者多，出于外面障碍者少”。[37]梁漱溟乡村建设构想之所以不合时宜，可能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言，梁漱溟根本是一个一心维护某种模式的文化主义者，因为他确信中国文化是唯一真正的人类文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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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自序中间说，他在邹平就讲了不下5次，在济宁还讲过大意，《乡村建设》曾于1935年8月在第5卷第1、2期刊载了梁漱溟的有关讲演。

[②]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615页。

[③] 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1日。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63页。

[⑤]《乡村建设理论》，355——363页。

[⑥]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乡村建设理论》附录一。

[⑦]《乡村建设理论》，302、340、358页。

[⑧]《乡村建设理论》，344、345页。

[⑨]《乡村建设理论》，321——322页。

[⑩]《乡村建设理论》，297、337、338、339、340、341页。

[11] 梁漱溟：《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理论》附录二。

[12]《乡村建设理论》，297、303、312页。

[13]《乡村建设理论》，309——311、313页

[14]《乡村建设理论》，314——315、317、318——319、322页。

[15]《乡村建设理论》，346、347、348页。

[16]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608、609页。

[17] 吴景超：《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独立评论》115号，1934年8月26日。

[18]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616页。

[19]《乡村建设理论》，298、300、321页。

[20]《乡村建设理论》，320、349——351页。

[21]《乡村建设理论》，320——321、348、349页。

[22] （美）诺曼·厄普霍夫等：《成功之源：对第三世界农村发展经验的总结》，江立华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9页。

[23] F. H. Abed and A. M. R. Chowdhury. 1997. The 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How BRAC learned to meet rural people’s needs through local action. In Reasons for hope：Instructive experiences in rural development，edited by Anirudh Krishna. Norman Uphoff. and Milton J. Esman，p56. West Hartford，Conn.：Kumarian Press.

[24]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613页。

[25]《乡村建设理论》，36——37、40——41、151、364页。

[26]《乡村建设理论》，150——155页。

[27] （美）诺曼·厄普霍夫等：《成功之源：对第三世界农村发展经验的总结》，江立华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页。

[28] 《乡村建设理论》342、344页。

[29] 《乡村建设理论》337页。

[30] 吴敬琏：《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4、94、95页。

[31] 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独立评论》199号，1936年5月3日。

[32] 厉以宁：《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后》，《大公报》1995年3月20日。

[33] 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村治》1929年11月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村治》1932年11月16日。

[34]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336页。

[35] 《乡村建设理论》16、302、317页。

[36] 《乡村建设理论》344页。

[37]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独立评论》196号，1936年4月20日。

[38]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序言、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