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二战”以后，将历史眼光深入于社会结构长时段演进以及社会日常生产生活的“社会史”，成为科学历史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布罗代尔把形成、作用于最日常、琐碎的生产生活的社会结构称为历史的“障碍物”与“支撑物”，称为“历史沉默的潜流”，而惊心动魄的事变、主宰乾坤的伟人只是水面上打转的小船，其方向早已被决定(布罗代尔，1988 : 54) 。他相信，历史科学一旦捕获了“结构”，理性的光芒便将烛亮命运的所有黑暗角落，“成事”之“天”，也就尽在“人谋”的掌控之中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史，自30 年代以来就呈问鼎主流之势。面对严重复杂的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社会史”对中国历史演进进行整体性的阐说，为集体处境、中国问题提供历史分析与科学论断，极有当于时人切身之所感所思，迅速产生了席卷性的思想号召力。今已90 高龄的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伐战争期间与其后，成了各种“时尚的”唯物史观书籍的贪婪读者(何兹全，2003 : 32) 。1949 年以后，应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中国社会史更是打造出了一个几乎覆盖所有历史关联的整体性中国历史叙事模式，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理据，为人民群众提供人生意义，实为意识形态之柱石。
 
    8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重回当代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成为既定国策。历史学从意识形态中突围出去的学术思想努力，也以“赶上国际学术发展趋势”为自己赢得了合法性(王学典，1996 :129) 。人类学、社会学进路之社会史勃然而兴。上下两卷的《中国社会史论》(周积明、宋德金等，2000) 展示了如社会结构功能、人口、宗族、家庭、生活方式、社会控制、社会群体等新鲜的研究领域与课题，但研究手段与思路，未见对于人类学、新的社会理论的深入运用，看起来是在描述传统中国史叙事大框架之空白处的日常生活画卷，似乎是为既有的历史“骨架”填充“血肉”。时隔半年，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 研究论文精选集》问世(杨念群主编，2001) ，相比较而言，其所选论著大都能以当代西方有影响的人类学理论、社会理论为问题切入点和分析工具，并与西方中国学研究有对话关系。因而，“新社会史”所呈现的中国历史面貌，虽稍嫌生硬，但的确令人有耳目全新之感。

    在这部论文集中，核心性质的文章当是杨念群所撰《导论：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他对中国社会史学演化与近代中国“革命”与“建国”的时代政治之间纠葛互动的梳理，他的“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其实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廓清并批判传统社会史学的深层历史思维结构及其政治性能，以摆脱其笼罩性的控制能力。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史学家具有深度自我反思能力的问题：“什么人? 为什么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选取了这样一种设问历史的方式?”而且，他为“新社会史”做出了回答。于是，“新社会史”所显示的“未来走向”，不仅是一套有异于“传统”的切入历史、叙述历史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不仅是中国社会史消化西来理论实现本土化的知识性抱负，而且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价值判准、新的史学的政治性能，以及具有时代性思想关怀与意义的认知承诺。

    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野中，传统社会形态史学及其中国史叙事模式显露其作为“历史命定论”、历史本质主义”的“非理性”与不合时宜：以现实的社会发展目标为必然性的历史目的、历史客观大势所向， 然后寻找向这一目的“进步”的迹象、轨迹，将所有历史事项编制成一辩证发展的连续进程，从而论证现实社会发展目标之符合客观历史规律的合理性，强固社会成员对这一目标的认同。史学的学术自主性亦被这样的经世大任所吞没。传统社会形态史学的“革命史叙事”、80 年代的文化史的“现代化叙事”，皆持这种目的论、整体论的历史思维基盘。而且，中国历史的命定目的、历史价值标准都是“现代化”，中国历史遂简单收编于世界历史普遍进程，成了普世性的欧洲历史逻辑的注脚。这种历史解释模式渗透、支撑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自我同一性的暴力及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霸权。

    而人类学进路的社会史则把目光转向“宏大叙事”所遗漏的基层社会与地方社会，将其视为相对独立运作的文化、权力网络与进程，国家权力、正统文化、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种结构性要素。通过宗族、象征体系以及其他文化形态所呈现的“ 微观结构”与“小进程”， 将解构传统中国史叙事所建造的历史同一性、整体性。但这一解构绝非单纯地破坏旧轨道，更重要的是，它将再现“传统”历经沧桑之变而维系着基层社会组织、日常生活的真实活力与正面价值，以及“现代化”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传统”的破坏， 并由此而造成的现代社会、文化因缺乏有效资源而无法完型的困境。于是，“现代化”这一命定的历史目的与“人间正道”， 成了需要复杂解析的权力关系与悖论式进程。史学家的知识工作也通过批判性反思现实社会发展目标、同质性国民国家的暴力性而可能具有独立于意识形态的自主的政治性与实践能力。原本看来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知识”、对“边远”、“落后”地区之“乡俗”的“深描”， 其实担负着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关怀与思想抱负：在民众真实的生活感受之上重构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 使“传统”真正成为乡土中国基层生活共同体、文化表达、交往形式的建设资源， 这样，“中国历史”才有希望以主体性的姿态纳入“世界历史”之中。

    但是， 在这样的批评与指示之中， 也颇有令人不安之处。把“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一勺烩， 并揭示二者共同的问题和背后同样以“世界历史客观规律”面貌出现的意识形态霸权， 当然是出于论述所需的必要的简化。但是， 当年的“现代化叙事”毕竟包含了对“革命史叙事”的痛切批判， 如果不能充分理解80年代“现代化叙事”中所包含的历史内涵并吸收其批判能量，如果不能同情这种充满知识错误的大叙事所表达的希望与恐惧，那么，我们今天对“传统”在历史变迁之中的正面价值的强调与重新发现，对“现代性”阴影的警觉与考量，对伤害与解放并存的、且充满陷阱的中国现代化复杂进程的深入认识， 就可能会走向另一个简单的极端，比如，今天已经出现的对看护地方社会与具体人生的“传统”功能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对中国民主化道路与前途的否定、对“传统”已经、能够并必将在中国现代历史变迁之中发挥积极、正面作用的简单假定。“新社会史”提供的新历史观本来是要拨正“现代化史观”对于当今主流现代化模式的过于乐观的向往、过于急切的诉求， 带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悖论性与复杂性的认识， 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警觉与准备。但一旦变成对现代化意识形态霸权性质的简单揭批，就可能事与愿违了。

    当90年代以来“走红”的学术史、思想史仍以“学术规范”、“历史学戒律”自限与自满之时，社会史却表达着时代性的思想关怀，给出理论远景，自觉带动历史观念、深层历史思维模式的更新；并于当代史学变革发展中有领军之势，特具思想、理论上的号召力，在这一点上，“新社会史可以说又承袭了传统社会史的内在精神。

    在这部论集中，秦晖的《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是个“异类”。不同于其他论文的人类学、社会学进路，他仍遵循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考察自清初以来关中地区的土地所有关系与社会矛盾。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传统社会史把土地所有制当作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以经济条件划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将“土地兼并租佃关系”作为“封建社会”的核心结构与主要矛盾(李文治，2000 :35) ，而马克思对“封建社会”的定义恰恰在于其不存在纯粹的土地私有制，土地乃是主人的有机的身体，是政治、法律特权的延伸( 侯外庐，1959 : 12) 。秦晖所概括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则以构成、依附国家权力的“有权者”——无论其特权是否转化为“土地所有权”，与“无权者”的等级分化、对立为社会核心结构与主要矛盾。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秦晖后来将传统社会的性质定义为“专制国家V无权庶民”的“大共同体”。不难看出，这一论断其实是在阐说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民间富庶阶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不能充分发育，而当今实现“民权”与公民社会的障碍与途径究竟何在。也就是说，秦晖对传统社会结构性质的重新认识与判断，实是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提供一个具有历史纵深度的分析与解答。同时，也是通过他所意识到的关键性现实课题及其出路，来照亮并建构起对传统社会的整体性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晖的社会史学正如“风雨如晦”之时的“鸡鸣不已”，秉承了传统社会史的旨趣：“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郭沫若，2000 :9) 。然而，当年钱穆曾这样批评有着深切现实关怀的“唯物史观”史学：“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以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也。”(钱穆，1996 :6) 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古”是用来印证和加强我们对于“今”之认知，还是调整、省思和深化我们对于“今”之认知? 当代史家在通过现实的危机感进入历史的同时，是否应该使获得的历史知识也能发挥这样一种作用：不是增强与加快我们的判断与行动，而是使我们的现实判断与抉择多一些警觉、考量与准备。

    王铭铭撰《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杨念群撰《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景军撰《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田野研究》、赵世瑜撰《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等论文，具有人类学进路的社会史的典型思想特性和学术特性，然而，传统“大一统”帝国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及其后果，皆是他们历史眼光的聚焦所在。比如，杨文先是生动描摹了北京传统城市社区生活中“迎生送死”的细节和仪式，对人伦网络中生命的安置与安慰给出准确的功能分析。作者将20-30 年代北京“卫生示范区”的实施建立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现代规训制度”和“社会控制技术”，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中，“生命”被简化为“身体”，仅仅具有医学意义，成为科学的社会管理的对象。当“身体”获得健康，“生命”之生死却无法在日常生活的网络与程序之中得到意义安置。这或许也是我们的文化与人生在“现代化”的同时所造成的重大缺失。景文考察的是80 年代以来，当意识形态、农村行政组织的影响力减退，中国农村出现了传统宗族、文化势力复兴的状况。在北方两个乡村重修孔庙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宗族观念、礼仪文化如何在当地的社会组织与生活中继续发挥效力，这些“象征资本”的持有者善于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活用其精神上的、传统性的力量，成功压倒了新兴的经济与政治势力，确保自己的权威性。地方社区也借用传统象征来表达、强化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然而，作者对孔庙重建之“深描”，似乎事先假定了80 年代以降中国农村出现的“传统”事物复兴就意味着“传统” 在今天的乡村世界仍然充满活力并有积极作用，但究之于今天中国农村经济与精神层面并存的严重危机，以及绝不容乐观的农村基层社会共同体与文化的重建前途，这一假定可能首先是要研究的问题。在乡土中国的巨大的社会变迁之中，“传统”能否以及如何提供有效的文化与意义资源? 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与分析刚刚开始。

    程美宝撰《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方慧容撰《“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 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研究的是“文化意识”、“历史记忆”的建构， 这样的论题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取向。程文指出，百年来“广东文化”意识的建构，乃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社会势力交互作用之结果。她特别强调了传统士阶层对正统儒家学术的认同，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观念影响下对中国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近代知识分子从民间文化中汲取新鲜元素以建设新文化的努力。将“广东文化”视为一套其真实意义不显于表面的“话语”，并按照“知识——权力”关系的方向究知其深藏的真实意义，发见的当然是“中心”对“边缘”、“国家”对“民间地方”的压制与偏见。但愿对中华帝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式权力的考察与分析不被简单的揭露与批判所代替。方文本来是打算搜集有关当地土改的口述史料，以重新认识“土改”事件。可是，村民的“口述历史”是一大堆没有确定时间线索的“模糊”记忆，根本无法查证其中事件的真实性。然而，这一口述调查的困境，却启发作者将国家范围的近代革命史叙事与乡民的生活记忆相对比，从中发见了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意识形态与民众生活感受、思想情态之间的复杂纠葛。“诉苦”与“调查研究”力图将民众的生活感受、意识纳入社会动员所需之阶级意识、以及对于新型国家权力的认同中去，但作者的考察却发现，乡民的世界感知、自我意识、社会关系的确受到重塑，却远非对于意识形态模式的符合。作者用“无事件境”这个概念来概括村民时间线索模糊的生活记忆及其特性，从而以现代人的“事件感”——其清晰的时间脉络标志和体现着一种充分自觉的历史意识，与缺乏历史自觉之乡村世界的“无事件境”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轴，展开对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生活感受、思想形态之复杂关系的分析，这不禁令人赞叹作者转化与发现问题的能力。但赞叹之余，又觉得作者聪慧地避开了这些“生活记忆”中更加沉重也更加重要的历史内涵。中国近代史上的乡村，尤其是屡次被树立为“运动”典型的“西村”，绝非是被动于“大历史”的“乡村世界”，相反，“西村” 所代表的中国“乡村世界”为不同性质的中国“革命”提供了背景、理由与真实动力，并因而接受了近代社会革命和政治动员的真实塑造与扭曲。这个村庄的历史与记忆，尽管恰恰无法成为“革命史叙事”的缩影， 但的的确确是充满光荣与阴暗的中国近代历史之缩影。作者对村民生活记忆之“无事件境”的把握与分析，已经开始揭示在“革命史叙事”覆盖与重压下的、历史褶皱之中的近代农村历史与人生，但“事件感”V“无事件境”的分析框架，似乎无法充分包含深藏于“无事件境”式生活记忆中的深沉痛苦与扭曲，及其透露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踉跄脚步。这么说并非是对作者的苛求与批评，而是对一个高水平的开端的期盼。

    中国近代历史之变可谓翻天覆地，直至今天，我们仍身处不断发生戏剧性变化、无情拨弄着所有人的历史命运之中，并对之深感迷惑。这使得近代中国人的历史感异常尖锐，对历史的追问也迫切而急促。“新社会史”在提供“中层理论”、多元历史解释”之时，是否能放弃“宏大叙事”的重任：为社会结构之革命性变迁、当身之处境提供深度的历史分析? 当“新社会史”以“地方性知识”为“ 传统”正名，并解构着论证中国社会革命之合理性的“革命史叙事”，又将如何重新面对与解释近代大规模社会革命、政治动员的发生与后果? 又将如何理解和评估历经变乱而实存下来的整体性的“中国”与“中国文化”? 我们期待着“新社会史”超越“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努力，绝不仅是学院脉络内的知识、观念翻新，而能真正触动我们身为现代中国人的命运之痛，启迪我们的命运之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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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2000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何兹全，2003 ， 《我所经历的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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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积明、宋德金等，2000 ， 《中国社会史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