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体系”之分是默顿写作社会学理论史的前提。前者代表着一种庞杂的整体,所有被称为社会学理论的都可以进入“理论史”的讨论,鱼龙混杂,其中不乏错误的假设、陈腐的教条和不会带来任何帮助的错误;而后者代表的是“过往社会学理论的选择性积累( selective accumulation) , (也正因为有此选择) 这些理论经受住了经验研究的检验”(Merton , 1967 :3) ,默顿强调在清楚区分二者的前提下,才谈得上互动。很显然, “包容性”(inclusiveness) 并不是分清系统和历史的合法标准(Jones , 1977 :290) ,相反,它正是默顿要批评的理论史的缺陷。理由很明显,大杂烩很容易走向简单的学说编年史,从而使得理论史工作对理论的体系无甚助益(Merton , 1967 :2) 。默顿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他对社会学理论史处于一种“半吊子”状况的不满:对过往理论的批评性总结的编辑,再佐以对理论家生平的考察实则是不伦不类(Merton ,1967) 。在他看来,必须重新树立更为“标准”的社会学理论史写作,它也将成为在社会学内部建立这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契机。默顿以为,这个专门的理论史恰恰不能交还给那些熟悉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的社会学家去写作和教授。

    那么,社会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史呢?对默顿来说,处于自然科学(成熟的“科学”) 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社会学有观念史(history of idea) 和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 两种写作理论史的路数。不难看出,前一种路数的许多问题正是默顿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史的讨论要检讨的。尤其是在处理理论发展中的“连续”(continuity) 与“断裂”( discontinuity) 时, 观念史的“好古主义”顽疾(antiquarianism) 更是理论史本身容易掉进的陷阱(Merton ,1967 :8 - 26) 。因此,从一开始,默顿就表明,社会学理论史的半吊子状况,不在于熟读传统的社会学家自认为可以兼任这项工作,而在于他们的写作本身也不符合“有社会学品位的社会学理论史”(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Merton ,1967 :2) 。他在本书伊始就表明,我们需要通过“科学史”,准确地说是库恩(Thomas Kuhn) 之后新的科学社会学,来重写社会学的理论史(Merton ,1967) 。前人理论对于后发理论来说,究竟是一种早已存在但没有被注意到的“已发现”(prediscovery) ,还是一种真正具有前驱意义的“预见”(anticipation) ? 对默顿而言,理论史中的“理论写作”(比如涂尔干关于“失范”的理论或韦伯关于科层制的理论)和科学史中的“发明”或者“发现”有类似之处。默顿以心理学家阿尔波特为例说明“已发现”和“前驱”之间的差别及其在科学史上的截然不同的意义(Merton ,1967 :15 - 17) 。

    这种从科学社会学的意义重新写作的社会学理论史在默顿那里最根本的改变是它可以构成社会学理论的( 标准的) 积累机制(accumulative mechanism) 。默顿在比较社会学和成熟科学的差别时就指出前者没有自己的知识积累机制,因此社会科学家常常也和人文学者一样不断重返本领域的经典作家那里去独立回溯目前研究的智识基础。默顿引用了普赖斯(Derek J . de Solla Price) 的比喻:“(自然) 科学的积累结构(cumulating structure) 充满了短结( short-range connexions) ,就像编织出来(knitting) 的一样;相反,人文学科中学术研究的成果更像是随意的联结(random network) ,其中的每个点与另一个点都有同样的联结可能”(Merton ,1967 :27) 。换言之,在物理学或者生命科学中抓住一点能顺势而上,触及源头,而在社会学中则做不到这一点。而一旦如默顿所说,通过新的科学社会学的思路,避免传统的观念史所犯的诸如“好古”的毛病,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厘清理论史中的断裂和连续,我们就能更加明确目下特定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究竟是如何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传统走过来的(Merton ,1967 :14) 。（注1）如此一来,社会学知识的增进和相互分享似乎就有了一个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累积结构:我们能清楚地知道哪些社会学的发现是我们当下研究的真正先行者,哪些发现是我们自己的理论贡献;而对他人的理论和研究的批评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知识脉络,我们知道别人的研究在这个脉络上处于什么位置,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我所用,等等。（注2）

    默顿对社会学理论史的分析更像是一篇科学社会学的文章,正如他所说的,经典理论的各种作用,无论是那种纯粹的美学情趣,还是那种通过印证而对自己的理论问题有所帮助的做法,抑或是通过经典社会学理论获得了具有社会学教育意义的学科品味,所有这些都由社会学理论知识目下这种并不完善的积累机制所致(Merton ,1967 :37) 。在这个学科“硬伤”的意义上,社会学理论史的确应该成为所有社会学研究者的必修课(Merton ,1967)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默顿的立场很明确,社会学的理论史意义就在于它对社会学(这里实际上是默顿那里的“体系”) 的知识积累的贡献。在默顿看来,一部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史“必须处理理论和下列问题之间的关系: (理论的) 社会起源及其倡导者的地位;社会学组织的变化;组织的传播给理论带来的变化及其与周遭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Merton ,1967 :34) 。因此,三个方面的内容是需要的(Sztompka ,1986 :23) :首先是选择性的阅读,以默顿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博古”(erudition) 与“独创”(originality) 之间保持平衡,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一点孔德所谓的“大脑卫生”( cerebral hygiene ,Merton ,1967 :33 - 34) :在社会学理论历史中首先阅读与我们手头的社会学问题相关的资料;其次是需要“辨别”的工作,也就是说经典理论与我们当下的“具体的理论”(working theories) 之间到底是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这一步的工作正是上文科学社会学的思路所要处理的;最后则是保持读得新鲜(reading anew) ,这与我们说的仔细阅读和“解读”无关,而是说一旦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者的兴趣改变,那么我们对已读著作的理解也会不同(Merton ,1967 :36) 。

    我们发现,构成理论史写作的“实质前提”既不是社会学理论,也不是经典的理论传统本身,而是当前的社会学研究,或者说社会学的“实践”,在默顿要建立的社会学知识累积结构中,每一个结点的构成既不是社会学理论中的经典作品,也不是核心的理论问题,而是那些能够确切证明与经典理论之间的源流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换句话说,实际上是确知了始发和到站的一段路径。在这个意义上,默顿通过社会学理论史的写作的确不仅解决了理论本身的问题,也解决了教授社会学理论的问题:社会学理论的确承担起了知识累积的重任,因为这样的理论史告诉我们,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找到从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到手头的研究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路径”,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加以延续。

    这样一来,默顿几乎很好地回答了本文开头的第二个问题,但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这种做法潜在地取消了理论思考本身的意义,默顿始终认为从“体系”出发去写作社会学理论史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一个相应的疑问是,倘若我们从当下的理论问题入手,像默顿那样带着“大脑卫生”去重读经典著作是不是就能够弄清楚理论是怎么走出来的呢?在默顿之后,社会学理论史中最广泛的争论正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m)对“辉格党历史”(Whiggish history) ,或者说“当前论”(presentism) 的批判。默顿的文章在两方面与它们密切关联:首先,研究社会学的过去(社会学历史以及社会学的前史,比如苏格兰启蒙运动和黑格尔哲学)对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意义何在? 默顿的对策是:“在一定界限内”研究社会学的历史是需要和有帮助的,所谓界限是以当下的社会学问题和兴趣来界定的,超过这一点就会是学理上的好古和教条,比如,默顿反对去寻找某些经典思想中的“社会学”,在他看来,社会学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思考方式,当下的社会学局面和特定的兴趣决定了这种做法只能是“惟古”,进而言之,理论史的写作应该越来越放弃成为理论思考的要求。其次是怎么研究的问题。默顿的回答是社会学理论史不能只是故纸堆。在理论史研究中,这两个问题因为“辉格党历史”而连在一起。

    所谓辉格党历史,也就是那种将整个理论生发的过程化约为现今某种现象的生成过程,这种做法“首先查找与当下的现象相仿的过往现象,然后就按照简单的时间进程建立起以当下的现象为终点的谱系……而一旦对这种当下有某种程度的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 ,那么这种查找起源的做法还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进步’(progress) ……在这个领域充斥的是判断,而不是理解,历史也会成为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的斗争”(Stocking ,1968 :3 - 4 ;另可参见Butterfield ,1931) 。而要走出辉格党历史的陷阱,正如斯托金所说,需要通过“特定时段里科学本身的话语去理解它”(Stocking , 1968 :8) ,简而言之,一种理论史当中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 做法。这种历史主义的做法强调理论史的工作核心是重新理解理论经典的问题,即经典理论家到底说了什么。这个看似平实的问题之所以在社会学理论史上暧昧不清,在于以往的理论史研究中它被等同于“经典理论家的贡献在哪里”的问题。这当中的陷阱有两个:首先,宣称经典理论家做出了某种“理论贡献”者,很可能是出于自身的理论前提(preconception) ;其次,这很可能导致一种本质主义的做法,认为这些经典理论家们在写作时是有一个实质和统一的理论意图的(不管我们是否已经发现,参见琼斯[Jones ,1977 ]为此整理的一系列的理论研究策略) 。琼斯(Jones ,1977) 认为要走出这个陷阱,就要重读社会学的经典。卡米克则进一步认为,仅仅理解被狭隘界定的“社会学经典”并不能真正走出辉格党历史,因为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判断哪些书是社会学理论的经典。那么,我们怎么对待“非社会学”的理论经典,比如休谟、斯密的著作呢(Camic ,1979 :518) ?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体制化导致了那些有“理论”而不在“其位”(作为专业的社会学家或者社会理论家) 的思想被忽视(Camic ,1979) ,从而产生种种社会学思想上的“迷思”(myth) 产生,而清理这些迷思,则是克服了按图索骥式做法的理论史的功用之一,卡米克对社会学思想中的“功利主义迷思”的讨论即是一例。

    功利主义思想为什么是社会学理论上的“迷思”(myth) ? 卡米克认为拐点在于帕森斯对功利主义的理解:功利主义的悖论在于同时承认(原子论的) 理性个人和“秩序问题”,而后者会否认前者。这样一来,功利主义的思想被认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有着缺陷( sociological inadequate) ,或根本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至少是帕森斯的“社会”) 有缺陷。而反辉格党的理论史则要求我们走出迷茫的“社会学理论”去仔细讨论功利主义思想,这在卡米克那里就是通过对休谟和休谟之后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斯密、密尔父子) 的讨论,来说明帕森斯社会学理论中对功利主义思想的分析失误在什么地方:《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功利主义思想以理性手段实现物质欲求的“原子主义”(atomism) 是帕森斯的误断所致(Camic ,1979 :535 - 536) 。不过,这只是解释的一半,另一半答案在“社会思想”上。19 世纪30 年代以后,进化论色彩的历史主义取代了功利主义的“一般性社会科学”的地位,而斯宾塞成为这个转向的重要人物,后者奠基于改造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对内战后直至20 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思想有很深的影响(Camic ,1979 :538 - 539) 。这样一来,没有社会理论家再去认真阅读功利主义思想。同时,我们发现,100 年前急需建立社会学学科的努力使得功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意识形态战争中处于门可罗雀的地位。简言之,如果从“社会思想”的角度来解答“迷思”,我们需要看到功利主义者和像帕森斯这样的理论家面临的问题不仅完全不同,而且各自所处社会对知识的要求——典型体现在学科化的努力中——也很不一样,因而占据不同社会角色的“理论家”给出的理论当然很不一样。在卡米克进行的社会学理论史“断案”中,所谓超出“社会学理论经典”意味着转而进入到知识社会学的论题当中,休谟和斯密等人与帕森斯的区别在于社会角色的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没有被专业化的“理论家”与专业化的社会学理论家之间的区别。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主义的理论史是比默顿更加“理论化”的理论史。正如我们在琼斯对涂尔干的研究(Jones ,1977) 中看到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理论史进行的是默顿前一步的工作,经典理论到底说了什么?上述后默顿时代的理论史虽然贯彻了重读经典理论的努力,但是这种阅读所思考的是怎么恰当地“定位”涂尔干或者功利主义哲学家对后来理论的影响;为什么有些所谓的“影响”并不是涂尔干本人的意图而是其他作者虚构的意图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理论史本身并没有在思想层面上打开经典作家的问题。归根结底,社会学理论史的做法总是以社会学的“奠基者”的思想为理论谱系的顶点,但这个问题的后面或许留给了更为专业的思想史家。社会学理论史作者希望写出带有社会学意味的“理论史”,但是这种努力恰恰没能远离默顿批评的那种“教条编撰加作家生平”的做法, （注3） 就其根本而言,我们的理论史写作仍然缺乏对根本的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关心。在默顿文章发表近40 年后来看,理论史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默顿那时的格局,无论是琼斯还是卡米克那里的断案都更多地(比一般的社会学者和理论工作者) 停留在经典文本的案头比较上,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理论史写作和理论本身的关系,没有找到重新进入社会学理论思考的入口。一定程度上,他们还只是对默顿那里的理论史做出结点层面的修正:经典理论的某个路径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从理论史的写作来看他们的这种“回到经典文本的考察”却没有与经典传统构成比默顿更进一步的持续对话,或者说不构成真正的“理论阅读”。那么默顿所批评的,以及他自己也没能克服的那种“半吊子”的社会学理论史骨子里仍然只能是社会学理论(或许是固步自封的行当) 的“行话编纂”。

    以此而论,历史主义带来的回归很大程度上没有抓住真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反而削弱了默顿那里可能的问题意识:我们每一次的理论史写作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澄清迷宗,而是说我们怎么能从当下社会学的状况中抓住理论思考带来的力量。这也正是本文开始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意义所在。强调理论史的理论含义,并不是将之变成一种“观念史”做法——这恰恰是一种简单化的办法,而是反过来思考,理论史的写作作为写作理论的方式(或许是现代社会学的惟一方式?)对社会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从“当下”把握理论思考的力量,首先意味着认识到社会学理论史本身已经成为我们写作理论和教授理论的基本前提,而不仅仅像默顿所设想的那样,会成为一个社会学内的专门研究或者说成为社会学学科的知识机制。这一点恰恰是默顿传统的理论史做法带来的最大的挑战。（注4）

    因此,我们重新回到帕森斯的写作就面对这种挑战来说就非常重要了。帕森斯认为默顿那里的理论史问题恰恰是“一般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atic theory) 的问题。因为一般系统理论的发展有助于不同研究领域的结论之间实现“公度”(commesurement) ,从而使得社会学的研究之间有了传递和积累的可能(Parsons ,1954 :352) 。但这不是就理论史的作用而言,而是就是理论本身的作用。帕森斯对比了斯宾塞的理论体系和他自己所构建的理论体系,认为前者的目的在于实现“自行完整”( self-closure) , 而后者则致力于打通不同研究之间的隔阂(Parsons ,1959) 。与此同时,帕森斯坚持认为“削减经验论程度”(reduce degree of empiricism) 是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Parsons ,1959 :365) ,而这一点直接超出了默顿及其之后社会学理论史的写作思路,因为这种“削减经验论程度”既不是纯粹知识累积的问题,也不是怎么从“经典”源头确保知识正确的问题,相反,这种一般理论最深地体现出现代社会学在同时面对自己的写作和古典社会学写作时的紧张。换言之,抽象理论的抽象之处根本上不是任何知识机制的问题,甚至超出了学科合法性的问题,而是它根本上不再具有原来社会学经典写作时代面对社会的那些“具体”方式了。这一点倒恰恰是帕森斯比默顿一派能更深地揭示出默顿那里潜藏的意涵。众所周知,帕森斯最具有一般理论雄心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却又恰恰是通过理论史的方式来写作的,也就是说,在帕森斯看来,最具有理论色彩的做法恰恰是理论史本身。这就回到了我们在本文开始提到的问题:理论史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帕森斯在这一点上远比默顿和之后的所谓社会学理论史的作者们清楚得多,在他那里,或许这个问题本不应该这样来问,因为正是通过《社会行动的结构》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通过理论史来写作社会学理论恰恰是社会学的当下状况。（注5） 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史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我们如何不陷入到辉格党历史,也不是我们怎么才能通过理论史对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正如沃纳所指出的,帕森斯理论中在理论史意义上的错误(也就是上文涉及到的各种迷思) 并不能否认他进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的思考(Warner , 1985) ;而他写作理论的方式更表明,我们也许不能再写出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并不是理论史本身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无法像韦伯面对新教的后果那样去坚持写作,这或许是我们和经典理论最重大的差别。

注释：

注1：希尔斯认为,与韦伯时代的社会学家不同,社会学家分化为“理论”和“经验”之后却有着共同的任务和知识渊源(common ancestors) ,这是要靠重写后的社会学史来实现的(Shils ,1980 :136) 。

注2：古尔德纳同样注意到了理论思考和社会学知识的形成和累积的关系,不过他的解决方案多少可以认为是一种“平面”式的,即通过建立社会学本身的理性—批判共同体来确保社会学知识。在古尔德纳看来,社会学理论所思考的应是社会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凭借自身在“应用”上的成果与潜力来获得社会学学科的合法性,社会学的努力方向与社会学理论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在于取得社会学的“反思性”(reflexivity ,Gouldner , 1973 :96) 。社会学理论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走出“社会学作为科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对立”、“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之间的孰轻孰重”这样的死角:首先,社会学的理论是一种“理性努力”(logos) ,但这只是短期的目标,也就是说社会学理论恰恰要充当对各种错误的意识形态的批评(就是担当马克思那里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角色) ,从而始终把社会状况保持在理性的反思下面。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批判”和“建设”两方面的努力:前者是指与“社会事实”之间有张力;后者是说坚持这样的理性努力的人(社会学家) 应当形成一个理性的共同体来推动这样的努力,这也是古尔德纳特别强调的建设“社会学理论”集体(theoretical collectives) 的意义(Gouldner ,1973) 。古尔德纳上述想法的根源还与他对马克思的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的理解有关:组织的重要是因为其提供了实践与理论如何沟通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旦这样来看“组织”(这就是指古尔德纳所谓的社会学理论的共同体) ,那么组织对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代表着实践对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作用,这样,一个社会学共同体建设的努力也就意味着对已提出的理论进行反思的过程的展开(Gouldner ,1973 :97) 。

    古尔德纳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共同体”式的理性努力实际上只是社会学理论成为求真的必要条件, 那么,怎样达到的共同体的共识是“求真”的共识,而不是朋党之见呢?此问题的解决着眼于作为批判的“冲突”,通过冲突真理不会被压制。在古尔德纳这里“批判”本身是一种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 ,或者说就是“实践理性”意义上的批判,也就是说, 这个社会学理论的共同理性的努力就在于这种“实践理性”的实现。表面上看,这回到了上面我们说的他对马克思的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古尔德纳认为这种理性共同体的建设本身就是批判和共识的辩证法) ,但是,问题也在于此:马克思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与古尔德纳所赞同的哈贝马斯式的实践理性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尽管古尔德纳的努力存在重大缺陷,但已经提醒我们社会学理论的努力方向是与社会学本身密切关联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理论史的根本并不在于默顿所谓的“知识积累机制”,而在于当社会学家不断重返马克思这样的经典理论时,是不是能够从中获取社会学作为一种“理性努力”的眼光。

注3：比如,琼斯的处理办法是带有社会学意味的社会学史就是坚持和“个体”相对的“社会”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把观念的改变,信仰、价值和语言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同样作为社会事实(Jones , 1977 :312) 。

注4：全盘来看,这也是整个默顿的中层理论传统带来的影响。

注5：并不是说帕森斯认为韦伯那里存在着一种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的讲法没有问题,但他的“理论史”思考的并不是从韦伯那里得到哪一种“行动理论”更合适,这并不是帕森斯的出发点,毋宁说他探讨的是社会学理论可以怎样来思考行动和规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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