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自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四分之一的世纪已经过去了。在这25-26年的时间中，无论从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看，从学科体制和体系建设看，还是从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看，中国社会学都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同时，如果认真进行反思，中国社会学的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得到解决。

　　回顾一：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二十多年来得到极大的改善，学科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

　　被取消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1978年后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能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几乎同步进行，首先是与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0-181页。）

　　邓小平在这样隆重的场合，用这样郑重而有自我批评的方式，从政治的高度，提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问题，对在极“左”思潮肆虐年代备受打击与迫害的社会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过去由于错误地取消了社会学，造成了这门科学和国外相比已经相对落后的现状，所以应当“赶快补课”，“急起直追”。邓小平的讲话彻底消除了当时不少社会学者的心理顾虑，解放了思想，给予筹划中的社会学恢复工作以最有力的支持与推动。邓小平的讲话也使不少在不同学科从事教学研究的党和非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学者转向社会学，为社会学增加了生力军，增加了多学科的视野。这对社会学这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改变了过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邓小平的功绩和高瞻远瞩在于他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状况将会拖现代化事业的后腿，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及时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从而使中国社会学得以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几乎同步开始。这一方面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起点，并为今后学科建设的较为顺利进行，抵御各种可能的干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这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转机，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延续了近30年，要真正改变对社会学的看法，特别是真正认识社会学的作用，即使象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领导人说了，也仍然需要时日。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讲话以后，我国新老两代社会学人，在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带领下，致力于建立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费孝通当时所作的关于社会学着重通过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减少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防止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滋生等论述，实际上就是说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注：参见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无论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起了特殊重要的、其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由于建立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被推迟了近30年，整个社会学界充满着一种在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后才有的紧迫感，并把这种紧迫感化为“急起直追”的行动。当代中国社会学能够在20年多年的时间，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水平，除了其他原因，也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提高，可以说是趋势加快，力度加大。

　　江泽民总书记2002年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7·16”讲话，与2001年“ 8·7 ”的北戴河讲话、2002年“4·28” 视察人民大学的讲话一起，对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意义就更加重大。江总书记的“7·16”讲话明确指出，社会学乃是要加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他指出，我们要“加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的研究”。这一明确的定位，对曾经中断近30年、恢复重建后获得巨大发展但仍相对弱小的社会学来说，至关重要。首先，这一定位表明我们党在新世纪站在新的高度对社会学的重视和支持，这是与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著名论断，一脉相承的。同时，它又表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党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作用做了新的概括和肯定。无论是“ 8·7 ”讲话指出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上的“四个同样重要”，无论是“4·28”讲话指出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巨大作用等方面的“五个高度重视”，也无论是“7·16”讲话指出的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的“两个不可替代”，都是这样的新概括和肯定。这又是对邓小平有关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比以往更好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创造了迄今为止最有实质意义和最好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

　　首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觉把握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历史潮流，积极应对我国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多发期和活跃期的现实形势，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为中国社会学加快大发展提供了实际平台和用武之地，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真正的春天的到来。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贯穿着双赢互利的深层理念，它们的提出意味着执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的理念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善于破坏旧世界到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重大转变；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重大转变；从把阶级阶层作为“社会甄别机制”到作为“社会激励机制”的重大转变；从斗争哲学到和谐观念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肯定，是对社会学是一门促进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科学的肯定，也是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性形态，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建设维护性形态——的肯定。这种肯定使“社会协调发展”等社会学概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言语、九十年代的大众语言转变成了新世纪的政策语言。

　　随着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展开和深入，认识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高建设和谐社会的四种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都提出来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研究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所有这些领域，社会学都大有可为。这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社会激励、社会控制、利益协调、社会政策、社会互助、社会工作、市场经济、民间组织、基层社区等等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过去都研究得不多，现在就要根据新情况好好研究，所有这些都要加强社会调查和分析，而这正是社会学的强项。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西方学术界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的乡村建设情况也不能不加以研究。所有这些社会课题在全社会受到如此重视、得到这样强调，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九个课题组中，正式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称为基本理论学科；而接下来的六个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新闻学、文学，依次被称为重点学科，这表明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这样的学科分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特别是，今年2月21日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第一次请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视角讲解对和谐社会理解和体会。这种示范作用的影响是很大的。

　　回顾二：学科体制和体系建设

　　经过20多年努力，恢复与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在学科制度化的建设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一，社会学教学机构急剧扩大。据1999年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统计，初步结果是：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所属院校中，已有社会学专业37个，其中社会学系33家；已有社会工作专业30个，其中社会工作系9家。到2004年，社会学系已超过60家，社会工作专业和系为152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这种超常的发展，一方面表明体制条件的改善、社会的需要、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高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冷门学科向社会学、社会工作这些新的热门学科找出路的考虑，因而也有某些不顾条件是否成熟、先上再说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