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分期

    中国之有社会学，究竟始于何时，过去大多认为可以从严复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算起；这些年来经学者们进一步认真考证，认为康有为1891年在长兴学舍所讲的群学就是社会学，这样，中国社会学产生的最早时间距今已100多年了。

    也许有人说：“当时康有为所讲的群学，不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而是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揉合起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所谓‘新学’而已，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甚远。”〔1〕这点， 我觉得要请后来人一方面持原谅的态度，一方面还要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待问题。所谓持“原谅”态度，就是要考虑到一个学科产生的最初启蒙阶段，不应过高要求它的专业化水平。所谓历史地看待问题，就是要把问题摆在当时的历史中去考察。清朝末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等，企图从中西思想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融合而成一种新的见解，名曰：“群学”，实是一种创造。没有这种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何谈学问？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一语，并不一定要理解为贬意，其实际语意也许可以理解为“不象中国的，也不象西方的；而又象中国的，又象西方的。”如果这种理解是对的，说它是“融合中西”的成品，有何不可！我说这话，也非毫无根据。因为梁氏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他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2〕显然，梁氏是赞美“即中即西”的。

    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100多年的发展过程，能不能找到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呢？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的。因为社会学发展的坎坷历史，的确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但究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又因各家的观点不同，分法各异。本文根据史实和过去的分类，认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

    第一阶段　发轫期　1891—1910年　持续20年
    第二阶段　幼苗期　1911—1927年　持续17年
    第三阶段　成长期　1928—1951年　持续24年
    第四阶段　停滞期　1952—1978年　持续27年
    第五阶段　恢复期　1979年至今

    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所谓历史的分期，只是为了说明学科发展历程的方便才作出的。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总是连续不断，往往很难把时间划分开来的，不过是一定时期有某些重点而已。再者，如上的分期，其基本思路是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结合了中国社会学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特点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来考虑的。这种思路的根据是：任何学科的发生发展，往往都是与这个学科发生发展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这个学科所在地、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联的，并且也一般地与它同时代的一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相关联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近代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起来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封建地主王朝的统治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是分不开的。一门社会科学，象社会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特定的历史情况的反映。因此，社会学的内容，一定程度体现为文学家所说的“时代的脉搏”。

    　　　　二、发轫期的两簇社会学火花

    阐述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历史，许多人都喜欢称那段历史为“输入期”。我的视角则宁愿多看看自己的力量。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 〕如果能从我们的内因上多探讨些情况，也许对了解那段历史，更能贴近实情，而不是局限在一些“输入”的表面现象上。

    说那时中国已经有了社会学，那是言过其实；说那时已经有些先行人物，热心鼓动宣传，并迸发出一些社会学的火花，这确是历史的事实，这就是康有为的“社会改良”思想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的“群学”概念。

    康有为的社会改良思想，集中在他的《大同书》中。在长兴里万木草堂的四年教学中，康氏基本上完成了他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大同书》全部完成是在戊戌政变以后）。这些著作就是他当时教学中重要的教材，并为他所领导的维新运动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根据。他的《大同书》早在1884年“法军震羊城”时就开始写作，但根据他“思必出位，行必素位”（思考必须客观，行为必须诚恳）的认真态度，他长时间“秘不示人”。在万木草堂教学时，虽然把它传授给学生，但不准学生们往外宣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书》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但不能禁也……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是他利用今文经的公羊学说和《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揉合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幻想出的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先生“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正是此意。其整个学说系统，理论轮廓，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有较详阐释。

    大同学说的全部内容，不是本文叙述的范围，但其中论述的理想之家族与理想之社会，应该说属于社会学的范围。关于理想之社会，据梁启超回忆，康氏提出具有“特色”的“社会改良”计划十六条，其条目是：（A）进种改良，（B）育婴及幼稚教育，（C）教育平等，（D）职业普及，（E）劳作时间减少，（F）说教，（G）卫生，（H）养病，（I）养老，（J）土地归公，（K）公立事业，（L）遗产处置，（M ）奖励名实，（N）刑罚，（O）男女同权，（P）符号划一。 梁氏对每一条都作了具体翔实的说明。如第一条“进种改良”，他说：“欲造大同之世界，不可不使人类有可以为大同公民之资格，故改进良种为最要焉。……先生之议，以为女子平日当受完全之教育，不待也矣。而又必定市廛乡宅之地，使各有别。凡后室不许在城市工场尘溷之地，使其有清淑之气。而政府又别置各种旅馆于山明水秀之诸地，以为士女行乐之所，令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气。及妇人之有身也，即入公立之胎教院，……他日胎教之学日精一日，则人种自日进一日。又凡废疾者……若经名医认其有遗传恶种之患，则由公局饮以止产药，无俾育兹稂莠。如是则种必日良矣。”〔4〕这不是一条上好的国家优生政策吗？ 虽然其说词今天看来有些欠科学，但不能过度苛求清末人的水平。统观各条社会改良计划，其中很多条目，都是传统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课题。据此，说从《大同书》中迸发出社会学的火花，不是毫无根据的！

    社会学在当时本有两个名称，一曰群学， 一曰社会学。 谭嗣同于1896年著《仁学》一书，即提出“社会学”。稍后，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中文书名就定为《社会学》。但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却大倡“群学”而不言“社会学”？我认为，如果按照当时的历史情况，可以说倡言群学是适应了时代潮流，能够起到鼓励中国人救亡图存、团结御敌的功效，对国家、社会的进步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群学的群字，来源于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在《荀子》一书的《王制》、《富国》篇中，都有论及。《王制》篇中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力多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中的这段话，可以名之曰“合群论”，论点有三：一是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为什么牛马反而为人所用？这是由于人能合群，牛马不能合群。二是人为什么能合群，因为人有自己的“礼义法度”，人有社会制度，人有文化来管理自己。三是人为什么有了制度，有了文化就能战胜万物，这是因为有了制度和文化，就能和谐相处，团结一致，强大力量，向前发展。《荀子》中这一段话，论证得虽不尽合理，却称得上是精辟的社会学理论，是中国文化引为骄傲之处。无怪乎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卜朗（Radcliff-Brown）1936年就曾说过：“社会学的老祖宗应当是中国的荀子。”〔5〕因此严复说：“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6 〕为了宣扬这个“大人之学”，严复在翻译《群学肄言》时，其文笔古雅而情深，文章并可琅琅成诵。这就可以一扫那些大人（士大夫）睨视西洋文章经济远不如我，只是洋枪洋炮较好的看法。文笔古雅，就能传入那些大人、士大夫的书斋。章太炎虽于1902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但他思想中仍是称颂群学的，因此他也说出了康、梁、严复等的同样看法，他说：“知群之道，细若贞虫，其动ｈóｎｇ＠①ｈóｎｇ＠①，有部曲进退，而物不能害。”〔7〕蜜蜂那样的小虫，知道了合群，就像军队那样，别的动物就不敢危害它们，何况人乎！

    　　　　三、栉风沐雨的社会学幼苗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成长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风雨同舟。它在推翻清朝帝制，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中，艰难地破土发芽，长出一些不同色彩的幼苗。

    在辛亥革命前，清朝朝廷为了抵抗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所谓实行宪政的措施。“广修学校”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所办的一些新型高等学校中，就有了社会学课程的设置计划。据查，最早考虑设置社会学一类课程的是京师政法学堂。该校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奏定京师政法学堂章程”中，在政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设有社会学2小时。到1910 年（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该校改订的“政法学堂章程”中，政治门及经济门课程表内，第1学年均设有社会学2小时，第3 学年均有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4小时。接着，就在这一年， 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大学“京师大学堂”（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创立）在它的“分科大学第一学年学科课程表”里，其中政治科政治学门第1 学年课程时刻表说明第四条有：“社会学、政治地理及伦理学，均与政治诸学科极有关系，”“均拟于补助课中增入讲授。”所增加的这三门课程，系于第2 学年及第4学年中讲授。到了1911年（宣统三年六月）， 京师大学堂在“改正政法科课程表”的补助课中，第3学年又有社会学2小时。〔8〕

    从此可知，在当时清朝政府所办的新型高等学校中，已正式开设社会学一类的课程。但这类课程，虽然从课程表里看是开设了，而是否实际开设，何人所教，用什么教材或课本，其详情尚有待考证。至于京师以外各大学，如上海的南洋公学、天津的中西学堂或也已设置了社会学一类的课程，惟均尚无可考。惟知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所办的圣约翰大学于1908年开始设置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孟（Arthur Monn ）担任讲授，采用白芝浩（Waltor Bagehof）的《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politics）为教材。可知在辛亥革命前，还没有中国人自著的社会学书籍，少数学校虽设置了社会学课程，但详情尚待进一步追询。

    到了1912年（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积极介绍外国社会学著作的严复。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门，均设有社会学课程。但迄今为止，能够证实已开课的时间，要到1916年秋。这年该校开讲了第一班社会学，由康保忠教授担任，自编讲义，印发学生参考。一般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在大学讲授社会学的开始。除设置课程外，专门在大学设置系科，培养专业人才的，首推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的沪江大学。该校于1913年（民国二年）设置了社会学系，由美国教授讲课。另外，在科学研究方面，最早的要算1915年发表的陶孟和与梁宇皋合著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一书。这是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学者第一次用英文发表的研究中国的书。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出版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

    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与日本、美国和前苏联有特殊的关系。日本明治维新后，努力向西方学习，取得了很大成效。中国广大革命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纷纷东渡日本，学习革命真理和富国强兵的本领，一时形成潮流。1907年留学日本的已逾万人，其中也有不少是因为反对清朝政府而逃亡到日本的。这些对中国封建社会感到面临绝境而东渡日本就近探求新的出路的留学生和政治逃亡人士，相继翻译了日本社会学著作，传入国内，一时颇为热闹。最早要数前面已经提到的章太炎1902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接着，1907年汤一颚翻译出版了日本建部豚吾著《普通理论社会学纲领》，书名为《社会学》。但值得注意的还是欧阳钧编译的《社会学》，这书是根据日本人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并参照了其他著作编译而成。全书十三章，持心理学派思想，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同时这本书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也有较全面和新鲜的论点。书中所举研究方法有五：即经验观察、单位研究、网罗无遗、抽象研究与综合为一。大致上相当于现在所讲的访问法、个案调查、普查、归纳与综合等。可知已相当完备。另外还有几本，不再赘述。

    中国社会学与美国有着更加广泛的关系。一为美国教会在中国所办的高等学校中开办的社会学系，二为退回庚子赔款，开办留美学校，设置社会调查研究机构。这两方面的措施，对中国社会学的生长起到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一直到建国前夕，有22所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置了社会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其中有10所是教会学校，而美国教会所办的就占了8所。它们是：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沪江大学、 岭南大学、华西大学、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前4所早于20年代就设立了社会学系。

    “退款办学”首先是美国发起的。早在1906年，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A.H·Smith）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建议，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一部分，以此款或息金作为每年派遣中国学生就学美国的经费。罗斯福同意后，从赔款中提出约1000万美元逐年“退还”给中国，这就是开办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学堂以及组成“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经费来源。“退款办学”的目的，可以当时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那句最要害的结语为代表：“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9 〕语意充分暴露了区别于老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新帝国主义美国，企图用“精神上的支配”的糖衣炮弹来进行文化侵略的意图。在商业上美国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可是在利用留美的中国知识分子来统治中国为美国效劳的企图上却落了空。就社会学而言，那些留美学生，不论是否使用过庚款，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都是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祖国的建设和发展的。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成长，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些人物有：陈翰笙、孙本文、吴文藻、陈达、吴景超、吴泽霖、潘光旦、李景汉等。

    中国社会学的萌动出土，幼苗成长，也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真正比较广泛地传播于中国，促使中国社会学得到肥料与阳光雨露，更加茁壮起来，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李大钊1920年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一文中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在李大钊的心目中，研究“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学，把社会学研究领域看得太宽。他在1920年八卷四号的《新青年》上撰文《唯物史观与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说：“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在这里他又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学的一种法则，与社会学又分不开了。接着，1922年，共产党人瞿秋白又到上海大学创办社会学系。他所讲的社会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至此，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初期的产生和成长，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成长，由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知识分子对科学与民主、思想解放的追求，加上日本、美国和俄国十月革命传来的社会学的不同思潮影响，从它的幼苗起就是在各种政治、社会、思想矛盾的激流中，栉风沐雨地逐步成长的。

    　　　　四、成长期的三条枝干

    中国社会学经过了清末康、梁、严复等的提倡，经过了辛亥革命的催化，又经过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的风雨滋润，到了30年代末期，已经长出青翠的嫩枝绿叶，并发育出几条粗壮的枝干，直至1951年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取消了社会学。我们把这段30至40年代社会学繁茂阶段称之为“成长期”。

    三条枝干中第一条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文化出版部门社会学的发展，第二条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第三条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对于这样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范围不应该包括得这么宽，只论及“学院派”社会学就可以了。对于这样的意见，早在建国前就已存在。孙本文在他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开头就申明：“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以此种观点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10〕相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不承认学院派社会学。胡绳在1986年4月26 日举行的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说：“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讲社会学的。……这是因为，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这种互不承认的偏激，发展到极端，就演出50年代以后中国索性取消了社会学。但是作为历史的回顾，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我们就不能只承认学院派的社会学或者相反。其实，这个问题在解放前也已经很明确。费孝通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中国社会学依旧分离经院理论、实验区的调查和社会主义者教条性的实践的三条碰不上的平行线上。”〔11〕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赵承信说：“中国社会学主要的有‘两大主流’，即‘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12〕虽然费孝通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恰当地称为“社会主义者教条性的实践”，但却肯定了经院理论、实验区的调查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三条平行线。虽然赵承信认为“被唯物论者目为布尔乔亚社会学的才是中国社会学的正宗”，但仍肯定了辩证唯物论是两大主流的一派，“对于青年学生影响很大。”〔13〕因此，说成长期的中国社会学可以分为三条枝干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条枝干中，一条被人们认为最普通的枝干，就是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系统的社会学。在这个系统中，前已言之，至解放前夕，已有22所学校设置了有关的学系。在这些学系中担负教学任务的讲师以上的教师约有140人。在学制、课程设置上已逐步完备和定型化。学会、教材、 杂志出版物也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学科分支也逐步齐全。但就整个学科水平说，尚未出现过一个令人倾倒的理论思想体系或独树一帜的学派。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不过是各有侧重。其中较突出的并有代表性的，我认为应该推文化和心理论者孙本文、生物论者潘光旦、人口论者陈达、社区论者费孝通四人。

    孙本文是那个时代社会学者中“穷经皓首”的代表，他博览中外社会学群书，著作最丰。其代表作是《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心理学》。他的著作理论体系较完整，但资料和论点属于自己的很少。潘光旦一生致力于优生学、儒家社会思想和家庭问题，其主要贡献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整理和挖掘，晚年对土家族和畲族进行研究并作出重大贡献。陈达则一生主要进行人口和劳动问题的实际调查研究，是解放前中国人口研究的权威，也是人口普查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他最重视数据，著作中充分体现“靠资料立论，用数字说话”的精神。在人口问题上提出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并重的理论，和“对等的更替”的计划生育原则。费孝通的贡献是把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用自己的实践移植到社会学中来，实现了社区研究的具体化，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先声。社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80年代社会学恢复以来，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的“小城镇发展模式”理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论，是目前中国社会学在学术上领先的成就。

    成长期的第二条枝干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这主要包括解放区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和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思想学术界掀起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在学院系统中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者，如李达、许德珩等的教学科研活动。解放区的社会调查是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进行，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解放区的社会调查，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世界观、方法论，并提供了一套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具体方法。三次论战的社会学意义是弄清中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而中国的前途究竟应往何处去的问题。在学院系统中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者，如李达，他的著作和活动对中国社会学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李达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据说毛泽东同志曾阅读了十遍，并作了详细的眉批，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指出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并称李达是“真正的人”。

    第三条枝干是30年代火热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它是企图以农村复兴来取代农村土地革命的农村改良运动。参加的先后约有600 多个团体，其中主要有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江苏全省的民众教育实验区和陶行知领导的乡村教育运动。他们各有一套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际做法。这些活动并不全部等于社会学的活动，有的近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但无论是从他们的理论还是影响看，都显示出中国社会学当时的时代特色，并丰富了中国社会学成长期中，特别是在应用方面的内容。例如梁漱溟的“中国的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乡村建设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等等，都是中国农村社会学当时深入探讨的主题。因而，乡村建设的理论与活动，实际上是促进了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五、社会学之被取消并非咎由自取

    建国后从1951年至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了全面的院系调整，各校社会学系两年内逐步被撤销。至此，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被迫完全停止了。至1957年，人口学者陈达教授应中央宣传部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邀请，两次组织社会学家座谈关于建立人口问题研究机构问题。可是不久反右运动开始，这些活动被认为是从人口问题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辟活动，因此所有参加人口问题座谈会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从此，人口问题、社会学成了危险的禁区。但社会学之被取消，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是咎由自取。比如有一本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说：“社会学自身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不能不说是导致它被取消的原因之一。”这种说法，至少是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并歪曲了当时的史实。在这个问题上，1979年3 月的一次社会学座谈会上，胡乔木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存在、发展、传播，无论从科学的还是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是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背道而驰的。”胡乔木同志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学在它被取消的二十余年中，虽然它的活动基本上是停滞了，但事实上也并非百分之百的中断。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在某些新的土壤中还是在那里生长繁殖，并得到不少发展的。最显著的就是民族学的研究。民族学事实上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基础上于解放以后重新形成的学科。一些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转到这方面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民族学院里，许多业务领导和骨干研究人员，都是原来学社会学的。

    当然，说社会学之被取消并非咎由自取，并不能理解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已经很够了。社会学自己永远要勉励它的专业人员寻求自己的不足。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学的专业人员更要把过去的坎坷引以为戒，在新的征途上多作努力，永不灰心。

    　　　　六、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十六年来的发展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3月恢复以来已走过16年的路程。16 年对于一个人说，他还是一个孩子，那么对于一个倍受劫难的学科说，更说不上成熟。因此，真正说来，过去16年还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好比一个剧团，还是在组建、选角儿、搭戏台的阶段，而今后才是挂牌唱戏，并且要唱大戏的阶段。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社会学的发展呢？用什么样的标志来记录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成就呢？我们不妨借用费孝通的“五脏六腑”说，来比较形象地回答这一问题。

    所谓五脏六腑，是借用中医学的理论。中医学以心、肝、脾、肺、肾为五脏，以胃、胆、三焦、膀胱、大肠、小肠为六腑。五脏六腑说用到社会学上只是个比喻的说法。费孝通说：“一个学科的建立，至少要包括五个部分，即：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物。这五个部分建设起来后，这个学科就初具规模了。”〔14〕我们姑且以这五个方面的情况，来检阅一下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成绩。可以名之曰社会学学科的“五脏”：

    （一）学会组织　它是学科的群众性组织。它的成员，最初不仅包括学科的专业人员，也包括支持这门学科的人。特别是在社会学重建恢复时期，更需要社会上的支持力量。全国性的学会有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学会下两级学会有乡村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会等。全国（不包括台湾，下同）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 个计划单列市建立了社会学会。

    （二）专业研究机构　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外，有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室），9 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还有民间的社会调查研究所两个，接受机关或企业委托的社会调查研究项目。专业研究机构在社会学的研究上起着带头、协调、交流和组织的作用，承担国家或地方分配的科研课题，直接为国家建设服务。

    （三）各大学社会学系　全国有15所高等学校设置了社会学系（或专业），在校博士、硕士和研究生班的学生约160人，本科生约900人，已为国家和社会输送研究生约150人，本科生约300人。在专业设置上，除社会学专业外，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还设置了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专业。这是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提出的新需要而设置的。

    （四）图书资料中心　这项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始。各研究部门、各大学社会学系都有自己的小型图书资料中心，但都很不完备且互不通信息。在管理、运作手段上也较落后。因此，创造条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图书资料中心还是必要的。这所中心在对外交流中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出版物　包括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目前有公开出版的社会学刊物6种，内部不定期出版物10种。社会学丛书有天津、 浙江、山东3家人民出版社的3套丛书。另外在一些其他丛书中，也还有一定比例的社会学书籍。

    根据《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和1989—1993年两本书的统计，十四年来发表的有关社会学论文至少已有3600 篇， 出版的书籍已有500余种（包括翻译的书籍在内）。就论文说， 综论与理论两项合起来的比重要占全部论文的四分之一，而婚姻与家庭，青年、老年和妇女方面的占到36％，其他的如城乡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也是研究的重点。就书籍说，理论同样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其次为婚姻家庭，再次则为社会学方法、城乡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但可以一提的是社会学辞书也出版了17种，“辞书热”过去在出版界曾盛行一时，社会学也适逢时令。

    现在再谈六腑。所谓六腑，是说一个社会学系应当能开出六门基础课程。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国外社会学说。社会学概论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基本的基本，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加上原来较有基础，可说基本上已经初具规模，即教材、大纲、参考文献等已较完备。其次是社会心理学，已有比较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教材。城乡社会学可以分成城市和乡村两方面考虑，目前仍缺乏具有中国城乡特点的教材。社会人类学的教材，目前可说仍处于空白状态。最后，关于国外社会学学说、资料和书籍已经不少，但理想的观点正确、资料全面的教材尚付缺如。就培养一个符合要求的社会学专业人才说，这六腑还要作较大的努力。

    五脏六腑的说法，不过是从学科和学系发展的条件，提供一种衡量的方法，既不全面，也看不出质量。因此有必要从学科的学术成就来进一步说明16年来社会学发展的情况。按学科分类说，我们大致在社会学理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城乡社会学、婚姻家庭问题、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研究五个方面作出了较大的成就，获得了较多的成果。此外我们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部门（或曰分支）社会学三个多环节的领域中获得了较多的发展。为篇幅计，我们只好割爱，不能把这16年来的突出成就，一一作出说明。现在结合前述一百年来不同阶段的情况，可以概括看到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是：

    　　（一）为国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性

    中国社会学从它萌芽、襁褓时期起就强调独立自主，强调学术思想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与一百多年来饱受外国侵略产生的反抗情绪结合起来自然而然的学术上的反映。社会学虽然是从国外引进的，但中国学者一直强调自身发展的主体性，强调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

    　　（二）基于传统哲学观点的应用性

    受中国传统哲学观点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主流不尚空谈。早期的社会学，康有为把它归之为“经世之学”；中期的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精神，可以名之曰“拯救中国之学”；恢复以来的社会学，可以名之曰“建设社会主义之学”。

    　　（三）研究工作的群体性

    科研体制与工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特征。16年来社会学研究充分体现了群体性。例如雷洁琼教授领导的“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是组织了京、津、沪、宁、蓉五城市所属许多单位的专业人员完成的。费孝通教授领导的“小城镇研究”，自1983年开始，得到江苏等十余省市专业队伍的分工合作，集体研究，协同攻关，取得空前成就。

    　　（四）社会学知识和观点的扩散性与普及性

    社会学恢复时间不长，但已广泛影响到各个学科，产生了诸如医学社会学、军事社会学、文艺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各校社会学概论的听讲人数都在几千人次。广播、电视各种所谓“热线”节目，大都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材料来解答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五）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性、创造性

    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如果有什么优势的话，那首先就是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许多学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吸取马克思主义的阳光雨露，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目前中国社会正在急遽地巨变过程中，也是中国社会学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施展才能的最好时机。这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时代呼唤着中国社会学兴旺发达，走向世界。

    注释：

    〔1〕陈树德：《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 《社会学研究》1989年4期。
    〔2〕李兴华、吴嘉黄编：《梁启超选集》（上）， 《西学书目表后序》第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5〕费孝通在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1995年7月。
    〔6〕严复：《原强》。
    〔7〕章太炎：《原变》，载《＠②ｑｉú书》。
    〔8〕均见“京师大学堂旧档”， 转引自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17—18页，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
    〔9〕《清华大学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10〕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
    〔11〕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为日本社会学年会报写》，《社会研究》第7期，天津《益世报》1947年10月。
    〔12〕〔13〕赵承信：《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社会研究》第23期，天津《益世报》，1948年1月。
    〔14〕费孝通：《社会学的探索》，载《费孝通社会学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页。
    　　　　　　　　　　　　　　　　　　　　　责任编辑：王威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雄字左半部分）加羽    　＠②原字为九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