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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伯•德士菲 影子的社会学  
  作者:蒂伯•德士菲    发布时间:2016-02-2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影子的社会学

蒂伯·德士菲

 

原发:《学术评论》2015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15年第12期转载

 

   生态技术

   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

   ——卡斯特尔

 

   技术的社会影响,用尼尔·波兹曼的话来说,应有如下两种方式。其一,附加模式,亦即技术创新被简单地附加到现有的社会生活中。譬如,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原先使用铜管,后被聚氨酯管所取代,而即便使用了这种塑料管。我们依然生活在同样一个世界里。

   与之相反,就其影响而言,一定的创新在效果方面可以描述为具有生态性,因其过程类似于自然物质的结合。如果在一杯水里滴入一些血液,在我们面前就不再是水和血了,而是一种全新的、之前未曾有过的混合物。波兹曼认为,技术的作用大体如此。假如将电视“添加”到社会里,其结果并非分立的电视和社会,而是一种完全转换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技术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生存方式乃至我们追求梦与爱的方式。这种无所不在、相互交织的过程给我们生活带来的质变着实让人震撼,因为我们周围充满着大量的信息技术,正如前述所言,创新以生态的方式显著地改变了世界。

   这种特殊的结构转换反映在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之间著名的对话里。一向温文尔雅的菲茨杰拉德犹豫片刻后说:“富人跟你我之辈不一样”,而性格刚烈的海明威反驳道:“是不一样,他们有更多的钱”,足见其反击力道之强。不过,判定孰是孰非,离开了特定语境,便无从谈起。譬如,当我们检视后共产时期精英的行为模式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仅仅赚取更多的钱未必会带来《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所揭示的复杂世界。菲茨杰拉德的方法与技术背景有关;手机、电脑及互联网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技术工具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被转换了的世界,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方式、享乐方式、决策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充满新技术的世界?

 

   一、你都变成什么样了?

   判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往往离不开与晚期现代性有关的理论。事实上,这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已渐次走到了一起。由于评价晚期现代性的理论尺度不一,那么技术评估结果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怪了。

   下文我们来探讨具有广泛影响的乔治·瑞泽尔的韦伯式理论,通过其提供的反实证法,我们可以探讨信息革命一些惊人的教训。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看到了理性化扩张进程中古典现代性的本质。在韦伯眼里,这一进程最重要的载体便是官僚体制。它独特的逻辑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官僚体制已成为扩大生命周期管理决策圈和社会其他领域的主导力量。这些都是韦伯著名的“铁笼论”的基本要素——在现代性祛魅的世界里,官僚理性成为主要组织者和先导力量。

   当乔治·瑞泽尔将当前社会描述为“麦当劳化”的世界时,其理论是建立在韦伯的理性论基础上的。在瑞泽尔看来,连锁快餐店成了晚期现代性的隐喻;它阐明并扩展了韦伯笔下的理性不足。

   瑞泽尔认为构成这种理性现象循环的要素有四:效率、可计算性、或然性和控制。

   效率:瑞泽尔与韦伯一样,都将之定义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策略选择。虽然效率在商业生活和官僚运作过程中始终具有一种内在价值,但也被视为其他领域的一个巨大力量。此外,我们过去呈现的效率名义上似乎是服务于顾客或人民的利益,但实际上却是受害者的利益。而现在快餐店里没有服务员:我们要做的是服务员曾经做过的事,而且我们也很乐意接受这种餐饮服务,因为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在自助加油和网购过程中,我们也同样自愿把他人的工作包揽过来。亚马逊网上购物商城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购物者甚至可以在这里撰写书评,以换取免费购书的机会。但机会并非都是让人吃惊的,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获得新技术,不得不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对于自动拨号服务,不管喜欢与否,我们都得把所有选项听完;我们已被自动化系统及其给出的选项所控制。

   可计算性:一方面是指量化管理。在无法获知具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量化和计量的方式来表达事物。如快餐店量化的概念体现在某些“菜单”项目的名称里,诸如巨无霸、大杯可乐,等等。这种量化方式使人们能够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根据尺寸和重量来判断大小不同的汉堡。通过表达有关智力表现、美貌以及功利上艺术价值的集体观念,在数量化迷思之后,这种可衡量性就开始盛行起来。评估的另一方面是追求工作计划、组织和消费的快速性。不管你接受与否,节省时间享有绝对优先地位,这样就避免了浪费时间所带来的额外费用。我们不能像与传统饭馆伙计闲聊那样与快餐店工作人员聊天。再者,室内装潢与灯光设计也促使我们迅速吞噬巨无霸并快快走人。

   或然性:该因素与节奏加快也有关系。由于我们要消费的是菜单中相同标准的项目,根本没时间辨别其中的地区差异。一块巨无霸汉堡应该是到处都一样。早期这种普遍性仅在机场较为典型,时至今日,从大型购物中心到餐饮连锁店,再到多屏电影院,这种普遍性概念在全球各地似乎已成为标准。

   控制:最后,控制的维度对上述作了补充。控制的主要工具是以机械和数控工作来替代人力资源,这样可以排除人为因素带来的意外开支。所有产品都是预制的、预切碎的或预先包装的,因此降低了(剩余)人工费用。在此过程中,一切以电脑为中心,从商场的条形码、快速面包店一直到飞机的自动驾驶,等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瑞泽尔式的“麦当劳化”论述,描绘了晚期现代时期我们的生活场景,但并未对未来提出乐观的理由。他认为技术的作用是不确定的,而在新技术影响方面,认为它是基本的、负面的和不人道的。瑞泽尔依托韦伯式的合理化理论并进一步加以思考与拓展,以期对后工业化社会进行描述。在他的后期著作中,除了涉及人力资源市场改造、大学教育、贸易与旅游外,还对美国社会学及社会理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研究。瑞泽尔的论述着实令人尴尬,但“麦当劳化”理论引发了一系列风暴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反应强烈,感到局促不安,主要源自自己矛盾的心态。不过,虽然我们经历了瑞泽尔所描述的过程,但这种矛盾心态或多或少都是显而易见的。

 

   二、未来的启示

   信息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教训,用卡斯特尔的话来说,就是创新环境中的知识密集型生产,它决定了信息革命的议事日程。与此有关的知识中心有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硅谷公司以及诸如斯坦福大学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加州地区的大学。一家名为“家酿计算机中心”的俱乐部,是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这家俱乐部里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工作狂,他们自娱自乐,为一台名为“牛郎星”的计算机编写程序。众所周知,他们都是计算机历史上的倡导者,俱乐部成员中,就有比尔·盖茨、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和微软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脱颖而出。此外还有二十家俱乐部成员创立的颇具影响力的企业。

   这些创新者对于反传统文化、时代价值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身着牛仔裤、留长发、蓄胡子等外表未必是他们明显的特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这些特征。但事实上,他们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一直贯穿了这一时期的加州,为研究机构和创业公司营造出生机勃勃的气氛。对于程序员和开发人员而言,它还确保了拥有不拘于常规的自由创造力所需的氛围。

   显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都参与了这场信息革命。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无论看起来多么的复杂,都难以决定甚至无法解释“信息革命的历史”。所有这些年轻的发明家或程序员,留长发的或不留长发的,他们都具备出色的技能、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直觉,加上一批深具胆识的企业家,造就了今日的辉煌。没有这些人,就没有这些创新,今天的世界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模样。假如当初五角大楼真要建立一套分散的通信系统,那么这套系统迟早也会出现。但事实上互联网现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人人都能上网浏览信息,而这并不在项目的规划之列。当然,后续的发展则要归功于温特·瑟夫、蒂姆·伯纳斯—李以及鲍勃·泰勒等人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他们都是“阿帕网络”(互联网的前身)的创始人。同样,沃兹尼亚克与史蒂夫·乔布斯在车库里捣鼓出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而盖茨则决定去做比上课更重要的事,但这些事实并未显示他们所捣鼓的就是必需品。至于个人电脑,相对于早期互联网的利他主义,赢利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而微软公司能够压制住蓝色巨人IBM公司,并不仅仅是依靠法律和作为必需品来完成的。

 

   三、影子的社会学

   伯特兰·罗素曾断言,经济学是教人们如何做决策,而社会学则是要证明为什么人们在社会力量的作用下会缺少选择。信息革命和互联网引人入胜的叙事应该让我们学会去尊重个体的表现,并怀着社会学的谦卑态度,去重新发现人的自由。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或可改写为:人们生活在社会条件压力下,他们依然在这些条件下,运用自己的想象和技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我并非刻意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类似尼采“超人”学说的理论上。用社会学解释技术容易忽略个人的作用,这就暗示我们应该要取代这一缺失的要素,而不是用另一个缺失来替代目前的缺失。如果缺乏与社会因素及“社会学”因素的辩证互动,那么仅仅依靠个人天赋、创造能力和人们自身的选择是无法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种辩证关系也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加以观察。信息革命的神话和历史不仅是指主观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指认识现代性的核心的关键原则。

   十几岁的百万富翁和无私奉献的天才也有故事的另一面:瑞泽尔—韦伯“铁笼”式的顶尖学府机构、大公司和大企业在这一变革当中已被证明是脆弱的,而且是相当脆弱的。

   人们应该记得,当时五角大楼对“阿帕网”数百万美元的去处并不十分清楚,更别说国会知道这件事了。数字通信网络技术、软件包、容量划分以及各种不同的网络协议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致军方及政界领导人干脆把所有细节都丢给研究人员去研究,而委托他们的理由仅仅是根据他们的魅力人格特质。在我们以课题为导向、以最终报告为形式的研究环境里,那种自由在今天看来依然还是那么令人羡慕。正如约翰·诺顿所概括的那样:“‘如果互联网不曾存在’,其中一位奇才1998年这样告诉我,‘我们今天不可能会有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账本底线’的严控下。我们曾经愉快地留给梦想者的空间已被分割成会计师的办公室了”。

   或许国家机构的冷漠与无知并不那么让人意想不到,而对于东欧人来说这应在意料之中。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商业大亨在信息革命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失误和差错。这些企业巨头,其研发费用相当于一个欧洲小国的国民收入,经营理念也遵循发展与开放创新,然而却忽视了这场革命,他们本来一开始就应该要认识到并且主导这场革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多次拒绝参与“阿帕网”的开发和运营;万维网的主张中他们只看到一些理想主义工程师非营利的一面。当IBM意识到个人电脑经营已经失败,尤其受到苹果个人电脑业绩的触动时,便急忙让比尔·盖茨对其整个操作系统进行开发。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微软因忽视互联网和浏览器的开发,也几乎落入了同一个陷阱。

     将信息革命的历史放进瑞泽尔的“麦当劳化”的模式里是不可能的:理性化的“牢笼”部件不匹配,闸门关不拢。如果我们想到苹果电脑是在车库简陋的条件下组装的,最畅销的软件由大学生编写,商务会议由比尔·盖茨主持,那时候他看起来才16岁左右,似乎尚未成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不会经历瑞泽尔式管理控制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了。

   当初若是在现代性的传统学府机构范畴里,则不可能发生信息革命。梳理一下实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就会发现,信息革命实际上发生在现代性的学府机构周边,也就是在它们的影子底下。

   影子的隐喻使我们可以抛开对于网络乐观、浪漫的天真想法,即信息时代的世界属于资本主义,与晚期现代性的学府机构密不可分。不过,虽然是用这些机构学府来评估,但信息革命的基本过程则始于学府机构之外。主力选手们翻过围墙,就在墙影之下开工运作。因此,通过“影子的社会学”,我们得以理解信息时代的网络社会。

   这一新的社会学所围绕的主题并不局限于技术发展。这种发展的基本过程既产生也影响着无所不在的变革。派卡·海曼在其《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一书中阐释了韦伯的经典理论,这并非偶然。

   相较于黑客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冲突,影子的隐喻在这个意义上则更加丰富,因为它不仅为技术大师提供空间,也让任何没有为技术做好准备的人终结于影子下面。

   若干年前,在一部美国青春肥皂剧广告里,一位演员似乎为了让其父母也能听懂,一字一顿地暗示说:难道不知道真实的事情只有晚上才会发生!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说真实的事情只有在影子下发生。如果我们审视信息革命的历史,那么引人注目的则是这个影子下所发生的一切。

   做得比说得更好:这位年轻人在车库与合作伙伴用自己捣鼓出来的机器撼动了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IBM的起死回生并不仅仅归功于公司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拥有一批新的怪才,他们不是一般团队的成员,而是来自于1978年的微软公司。

   “影子的社会学”并非仅仅要着力评价这一主体的作用,亦非旨在探索不同的亚文化群。但在关注规模庞大学府机构的影子下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时,不应该忽略形成影子的结构因素。为了理解这个关系,我们宁可使用另一对概念,即可欲后果与不可欲后果的范畴。鉴于可欲后果以古典现代性理性化过程为典型特征,晚期现代性可以描述为咄咄逼人的不可欲后果。这就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

   在信息时代的社会里,可欲后果与不可欲后果、显性和隐性的可操作逻辑、被封锁的现代性机构组织及其影子下繁忙的活跃分子是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影子的社会学”的实际内容有:重新发现个人的解释与操作,审视文化、经济与政治亚文化等活动以及思考伴随着经典的现代形态的产生而出现的不可欲后果。

   影子世界的隐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颇有启迪的。我曾经说过,我们并未主宰我们生活的世界,而是宁愿面对大量无限的反思行为和事件。强调现代性的反思特征,则是许多作者的中心思想。信息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卡斯特尔,将这些行为称为网络动荡。在缺乏意愿表达和明确目标的情况下,网络逻辑与操作会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如股市崩盘。不管我们思考的是贝克的环境灾难或是卡斯特尔的网络动荡,让人吃惊的是,缺位的都是一个特殊要素,即希望。

 

   四、悲壮的希望

   如果我们采纳枯燥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倡导者的主张,那么可以说,在世俗的现代性中,只有一个幽灵一直在社会科学领域游荡。这个幽灵已被弗洛姆引用过,但不在引用的段落中,而是在他的书名里。我们文章的开头便是这个幽灵,即希望的幽灵。随着社会的分工,它落在了社会学的肩膀上,要么用于解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荒诞故事或不公平事件,要么用以呈现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彰显发展的机遇和希望。

   到了二十世纪末,这个提升希望的功能已经从各个方面被完全摧毁。卡斯特尔自己也指出,社会主义的衰落使得左翼思想家陷入了一个不利的局面,即处在一个“没有替代品的世界”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右翼理论突然间成为更受欢迎的提升希望的主题。

   与之相反,右翼在新权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试图说服社会,把信仰和希望寄托在国家、政府或企业等机构组织身上。“影子”的概念一方面表明,左翼人士在哀叹他们缺席社会活动时,革命性的变化却一直在他们迷失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转向传统的、往往是偏离正道的机构组织,亦即带有东欧怀疑论观点的右翼人士所指的机构组织,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是不会在毫无希望的沙漠中终结。为了美好世界的来临,换言之,为了积极的社会变化的出现,我们应当依靠银行家和大企业家的支持。不过,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更人性化的世界,我们已经从信息革命及“影子的社会学”的世界里学会了如何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寻找这些变化。象征着希望的蓝鸟隐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隐藏在晚期现代性的影子下面,虽然可能会给那些羡慕蓝鸟飞翔的人们带来痛苦。但另一方面,它又会给那些失去了所有希望的人们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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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蒂伯·德士菲,匈牙利 蒂伯·德士菲,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授。

 者:潘林峰 潘林峰,福建社科院副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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