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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伯清 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  
  作者:成伯清    发布时间:2016-02-2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时间、叙事与想象

——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

成伯清

 

原发:《江海学刊》201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15年第12期转载

内容提要:社会学想象力包含社会结构、历史和个人生活历程三个维度,但历史和个人生活历程长期遭到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学受限于现代时间观的视域。现代时间制度以标准化的抽象时间来统摄一切,加之资本逻辑和技术发展的交互作用,实质上导致了时间的虚空化和瞬间化。叙事取向不仅是讲述时间故事的有效策略,且可使社会学在处理时间维度上更具批判性和反身性。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可以生动地展示时间的异质性,揭示社会世界的事件性,以另外可能的想象来松动板结的现实,同时也为社会学走出目前困境探寻一条路径。

关键词:社会学想象力/抽象时间/叙事结构/历史维度

   倡导“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塞勒尼,近又撰文指出社会学面临着政治、方法和理论上的三重危机。在他看来,政治危机主要是社会学既不能吸引足够数量的学生,也越来越不能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提供远景;方法危机主要是社会学既不能真正探究因果关系,又未提供好的替代方案;理论危机则主要是对学科的核心基础缺乏共识,甚至在确认所应研究问题上也举棋不定,处在混乱的边缘。如何走出危机?塞勒尼认为社会学路径的力量在于反思性或反身性。“只要社会学回到对大多数人的关切上,关心阶层、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权力、贫困、表达、剥削和偏见,它将能找到自己的根。”①社会学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使命,必须回到批判性的宏观社会学,像古典大家马克思和韦伯那样,从事对重大社会议题的探究调查。他还认为,社会学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对所使用数据的批判性反思。惟有沉浸于社会情境之中,方能提出正确的问题、精确地描述事实以及解释社会行动者的选择。总之,在塞勒尼看来,反思性和解释性模式是值得尝试的道路。

   关于社会学之碎片化乃至解体的说法,都算不上危言耸听了。塞勒尼上述关于危机的指陈,也确乎存在。只是通过回到古典而走出危机的主张,恐怕难以奏效。社会学如何提供社会改革的远景?如何找到休戚与共的阅听人?如何在方法论上找到正当路径?如何重新厘定自己的问题领域?对于上述问题,塞勒尼均是语焉不详。所以,正如他在文中略带尴尬地承认的,这种“左倾的、批判性的新古典社会学”,迄今在社会学同仁中“没有怎么获得成功”,也是由来有自。

   不过,塞勒尼指出,“如果要将我们的社会改革成一个更好的社会,社会学也必须变革”②。这是一个应当予以正视和重视的主张。如何变革社会学,如何重塑社会学想象力,以应对时代的挑战乃至引领时代,是社会学当下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下面我们首先从社会学想象力的关键维度谈起,分析当今社会学之所以既不够抽象,也不够具体,还不够人文的缘由,通过叙事转向来拓展社会学的表征和再现空间,重新为社会学定位,最后再回应社会学的历史使命问题。

 

   社会学想象力的维度

   社会学想象力概念的提出,除了汲取经典社会学家的智识之外,关键还是源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按照米尔斯的看法,“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个体的男人和女人成功或失败的事实。……无论是对于个体的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的历史,惟有将它们放到一起都得到理解之时,才能真正各自地理解它们。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和制度的矛盾来确定他们所遭受的困扰。对于他们所享受的幸福,他们一般也不归结于他们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因为普通人极少意识到他们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③在一个信息支配了注意力并远远超出了吸收能力的时代,米尔斯认为,各色人等所需要的,是无论对内在心理生活还是对外在职业生涯都有意义的社会学想象力,惟此方能洞悉广阔的历史场景和自身的实际处境。

   “社会学想象力可使我们把握历史和个人生活历程以及二者在社会之中的关系。此乃社会学想象力的任务与承诺。”④可见,按照米尔斯的设想,社会学想象力涉及三个维度,即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历史(history)以及个人生活历程(biography)。社会结构的维度关注的是特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形态,结构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秩序,结构的持续和变化意味着什么。历史的维度关注的是特定社会在人类历史中的位置,变迁的动力,对于整体人性发展的意义,历史时期的由来和影响,形塑历史的特定方式为何。个人生活历程维度关注的是这种社会中的主导型人格类型,将会转向何种类型,形成和选择、解放和压抑、变得敏感和趋于迟钝的机制为何,这种社会这个时期形形色色的行为和品格昭示了何种人性,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人性究竟意味着什么。⑤

   根据米尔斯的看法,通过上述诸种问题的探索,通过转换视角,也就是借助于社会学想象力,世人可以把握时势,自觉人生境遇,深刻体会到社会的相对性和历史的转化性力量(transformative power)。于是,“他们好奇的能力重又复归,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他们体验到价值的重估:总之,通过他们的反思和感悟,他们意识到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⑥。所谓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亦即社会科学所能起到的教养、启蒙和解放作用。这种社会学显然能够呼应阅听人的存在体验,易于产生休戚相关之感。

   但不幸的是,也正如当年米尔斯所言,在运用社会学想象力上最有成效的做法,是区分了“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困扰”(personal troubles)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public issues),也就是将焦点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分析上。而对于历史和个人生活历程,则出现了系统性的忽视。

   其实,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辟出了一章专门讨论“历史的用途”,既包括制度史,也包括个人史。在他看来,“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⑦。社会学即是一种书写“作为历史的现在”的努力。历史视角可以让我们充分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异,明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幅度和限度,以达到经验的充分性。一时一地的研究,经常预设或暗含了一种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如果存在,本身也应被当做一个问题!“任何社会意象,都是带有历史特殊性的意象。”⑧米尔斯还颇有先见之明地谈到对于历史的仪式性使用,或者为了摆脱历史而研究历史,所谓历史解释其实是有待解释的问题。对于“历史的相关性”(the relevance of history),米尔斯甚至提出了一种社会学原则,即历史是否重复自身,取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之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一样。米尔斯以此来说明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界何以普遍忽视历史,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与历史解释的相关程度,要低于其他社会和时期。

但无可奈何的是,随着美国社会学向世界范围的输出,社会学的非历史化(ahistorical)倾向愈益明显。这其中固然存在众多原因,包括社会学为追求科学地位而竭力效仿自然科学的模式。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表达,也许不算太夸张:当前的社会学既不够抽象(以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不够具体(以把握个人生活历程),还不够人文(以把握社会生活的意义脉络)。而导致这种视野扁平、脱离生活体验的取向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的忽视。

 

   时间:虚空化与瞬间化

   当然,社会学并未完全忽视时间维度,而是将处理时间维度的任务,似乎发包给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即“比较历史社会学”(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根据迪尔凯姆的观点——“比较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个特别分支,只要它不再是专注于描述,而注重研究事实,它就是普通社会学了”⑨,加之深受马克思和韦伯影响的米尔斯上文所引的说法,即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我们本应期待“比较历史社会学”应是社会学本身必要的维度,而非一个特殊领域或研究视角。但实际情况是,已然制度化的这个分支,成为社会学中具有历史兴趣的学者的园地,而非社会学思维中的内在构成部分。有些人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现象,不过是找到检验普遍适用的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场所而已,并非关注对象本身的时间性,他们更加关心诸种因素的构型,而忽视事件的时间序列。虽然各国情形可能有所不同,譬如向来强调历史深度和社会理论的德国社会学者多有历史关怀,但社会学本身的非历史化倾向确有更深的根源。

   所以,需从根本上反思社会学如何处理时间问题,为此,我们又需回到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尽管根据吉登斯的说法,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现代性的制度性反思——尤其是要反思社会学可能囿于现代性视域而带来的局限。

   社会学本身诞生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变(historical transition)之中,但在确认历史趋势之后,社会学就将历史抛诸脑后。事实上,从一开始,社会学就将历史想象为“阶段的序列”(a sequence of stages)或断裂,每个阶段具有自己的关键特征和内在逻辑。在孔德那里,是从神学到玄学到科学;在斯宾塞那里,是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在滕尼斯那里,是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迪尔凯姆那里,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在韦伯那里,是从身份到阶级……相应地,社会学所提出的跟历史有关的问题,多是围绕着危机、革命、转型展开。⑩但在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类型之中,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是确定的,时间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

   而这种时间观,非常契合于现代社会有关时间的制度性安排。现代时间制度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是马克思所说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11)。也就是说,在资本原则的强制下,时间就是金钱,挣钱需要时间。在这种主导逻辑之下,技术理性关注的只是效率,人本身不过是一段时间的体现而已。

   众所周知,时间观随文化和历史而变异。在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通过钟表和日历来测量的线性进程的时间观。其中涉及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波斯通在重新诠释马克思的批评理论时,曾经就时间是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作出了一种区分。凡随事件而变化的时间为“具体时间”(concrete time),这种时间涉及自然节律,也与人类生活以及特定任务或过程的周期有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崛起之前,盛行的都是各种具体的时间观,时间并非独立于事件的自主范畴,而是在性质上各不相同,或好或坏,或神圣或凡俗。具体时间的计算方式并不依赖于固定时间单元持续的前后相继,而是基于事件或不同的时间单元。与之相对的则是所谓“抽象时间”(abstract time),是指均匀的、持续的、同质的、空虚的时间,独立于事件。抽象时间是一个独立变量,构成了一个独立框架,运动、事件和行动发生于其中。抽象时间可以分为均等、固定和没有品质差别的单元,或者分为可通约、可互换的节段。(12)当然,这种抽象的时间观,惟有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现代时间制度将时间标准化和统一化,实际上就是将时间空洞化或虚空化(13),抽离时间的质性差异,变为可以出售的匀质的片段——尽管价格可能因人而异。

   不惟如此,“现代”本身即意味着“新的时代”(14)。与过去决裂,与过去保持距离,乃现代性的立场之一。现代性本身是面向未来的规划——尽管如韦伯所言,未来的允诺多是“浪漫主义的骗局”(15)。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也浸透着现代性的精神。超越和撇开传统,既是社会学所预测的社会发展方向,也是社会学自身的惯常做法。所以,社会学之轻视历史,根源还在诞生地。随着西方现代性向全球的扩张,相对于西方(the West)的其他地方(the Rest),则沦为“没有历史的民族”——除了西方所昭示的普遍发展规律,其他的历史,都是时间之矢无谓的停顿或者偏离。

   当前时间制度又有新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资本原则的调整,一是新技术的发展。当然,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资本可使新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和推广,而新技术也可改变资本流动和营利的模式。随着资本在剥削生产者受到限制之后,转向了剥削消费者。而消费需要时间,于是,生产时间与休闲时间被区分了开来。在休闲时间中需要挤压进尽可能多的新异刺激,在确定好的计划中体验不确定性。可以说,休闲时间制度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时间制度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在消费主义的世俗精神主导之下,“每一个瞬间都是一条小小的通道,由此,弥赛亚可以获得现身”(本雅明语)。消费的瞬间即获得救赎的时刻。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导致了卡斯特所谓的“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一方面压缩了时间,比如全球金融的瞬时交易,在给定时间内安排更多活动的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另一方面则是模糊了社会实践的时间序列和界限,包括弹性时间制度。(16)于是,一种即时性(instantaneous)时间观愈益盛行:存在(being)取消了生成(becoming),视瞬间为永恒,现在就等于一切!甚至消解了未来。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快的高速时代,首先排除的就是反思时间,因随时需要即时反应。在这种态势下,得心应手的也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快思手”(fast thinkers)(17),他们提供的都是平庸而缺乏反思的常识之见。

 

      叙事:存在样式与表征策略

   从现代时间制度的特征,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学有关时间维度的呈现和表征,与之存在着一种类似共谋(complicity)的关系。换言之,社会学在处理时间问题上,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也没有找到恰当的讲述时间故事的策略和方法。要将历史维度真正引入到社会学思维之中,我们首先需要突破社会本体论层面的现有预设。所谓社会本体论层面的预设,即是关于社会如何构成与运作、社会领域中存在何种实体和秩序、具备何种属性和趋势的基本观点。

   自实证主义以降,在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观,或可称之为单一和线性的现实观,即存在着唯一真实的社会世界,由具有特定属性的固定实体构成,事物的演变遵循着不变的因果关系之流,属性之间具有一种确定的影响,实体或属性之间各自独立,脉络无关紧要,也不存在顺序效应。(18)这种现实观,恰恰是现代治理术的结果,是主导性秩序试图制造的效应。社会建构论虽然对之提出了挑战(19),但在主流社会学研究中依然是盛行的潜在假设。

   而在重构社会本体论时,我们首先需要纳入的就是时间维度。事实上,放在时间之流中,任何现实(“现在”,历史即“过去的现在”),理论上都是无限广延和无限密集的,可能交叉重叠乃至相互穿插。所以,根本而言,现实是异质的、多重秩序的,总是存在着隙缝,蕴含着多种可能性。韦伯早就指出,任何社会研究,不过是从无限之中抉择出貌似有限的文化现象来加以考察。(20)

   那么,面对多重现实(multiple realities),我们该当如何把握呢?或者,我们可以怎样的恰当方法来表征这种特性呢?我们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分别基于变量(variable-based approach)、机制(mechanism-based approach)与叙事(narrative-based approach)(21)“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可以描述与解释符合大数法则的现象,特别是复杂系统层面的共时性特征。而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不仅要比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更加深入,也更加贴近实际的社会生活。一般说来,特定的社会机制都有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在机制中也已经带有时间的因素,而且机制的研究属于中层理论的范畴。以叙事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则适用于两个相隔甚远的层面,一是个体的生命之流,一是宏大的历史之流,并且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同其他两种取向相比,叙事无疑可以更加妥善地处理人类体验的时间维度。”(22)

   可见,叙事取向是讲述时间故事的恰当策略。且不说“叙事是时间的一个守护者”(23),就是叙事认知作为一种正当的探究方式,也日益得到认可。(24)社会生活本身就是高度故事化和情节化的,人本来就是讲故事的人。“叙事人”(homo narrans)假设(25),与我们前面所主张的社会本体论也是若合符节。

   叙事取向不仅可以揭示人类社会存在的样式——所有社会化的人都是故事讲述者,当与他人互动或相遇时,总是处在一种潜在的讲故事的情境中;绝大多数的言语行为和自我呈现都包含了叙事要素;叙事和叙事情景既可能是冲突和竞争的场所,也可能是合作和共识的场所;所有的叙事都可能是理性的说明,但因语言的含糊性和差异性,所有的叙事又都是不完全的;叙事存在于各个层面,从个人的、制度的到文化的,存在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且总是处在变化之中(26)——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表征时间中的存在的策略。当然,正如前面塞勒尼所强调的社会学在使用资料时的反思性,我们也必须清楚,所有社会学的资料都是已然经过诠释的资料,所有的社会学事实,都是经过叙述的事实,只要它们经过了以故事形式将事件变为事实的加工。社会学者从事资料收集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进入回答者生活的行动,而回答者的生活是由尚处在展开过程中的故事构成的。因此,在诚实的名义下,研究对象极有可能就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和针对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故事。(27)

   上述考量并非仅是技术层面的,也关乎学术的文化意义乃至政治意蕴。一旦引入叙事,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众声喧哗,即多重叙事之间的竞争。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处理事件性时间(eventful temporality)(28),但有关何谓关键性事件的争论(the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the defining events)的潘多拉盒子也就此打开了。个人的叙事与群体的叙事,不同世代的叙事,局部的叙事与整体的叙事,民间的叙事与官方的叙事等,势必出现分歧。这不是让已然濒于混乱边缘的社会学雪上加霜吗?但我们认为,这种貌似后退,是为让社会学立足于更为稳妥和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要我们不是假装在讲述关于社会世界的终极真理,我们就必须以切合社会世界本身的方式进入其中,去聆听不同的声音。每个故事,也许只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特例(a particular case of the possible),但在耐心聆听中,我们可以接近故事可信的内核。

当然,更主要的,在不同的讲述中,我们认识和体察到不同的可能性,辨识出更多的转化性事件(transformative events)——即导致结构性变迁的事件。现实的多重性和时间的异质性,会在我们面前生动地展现。

 

   现实与想象

   叙事取向之导入社会学,还不仅仅是可以更好地处理时间维度。以叙事取向来变革社会学,或许还是社会学走出目前困境的一条路径。社会学对于一般公众之缺乏吸引力,无外乎既不能提供动人的故事,也不能提供有关时代的诊断和认知标绘(cognitive map)。而叙事的引入,不仅可以讲述攸关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的故事,也迫使我们反思关于时代的宏大叙事何以乏味。也就是说,从微观层面看,叙事可以体现常人的喜怒哀乐,使人共鸣于富有寓意和韵味的故事;从中观层面看,周遭人群的成败沉浮,势必牵连于社会情境的云谲波诡,间或也迫使人直面结构性制约的无奈;从宏观层面看,时移世易,回首来路,也许让人深切领悟机缘汇聚的必然,但展望未来,歧途重重,不确定性中潜含着众多的可选择性。这种叙事社会学,即便不能提供未来社会的远景,也可为阅听人建构自身的愿景提供智识支持。而埋首于复杂数据展示和抽象命题体系建构的社会学,显然难以亲近一般公众,难以有助于公众理解自身的处境和探寻可能的出路。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叙事社会学并非仅能提供“软故事”,它也能阐明“硬道理”。事实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分别基于变量、机制和叙事的研究取向,不是并列关系,可各凭喜好任意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基于叙事的研究取向更为根本和彻底。以变量或机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都是通过聚焦于研究对象的局部而试图揭示整体背后的规律性或规则性(lawfulness or regularity),但是这种让焦点变得清晰而使背景变得模糊的透视方法,恰恰可能是因局部的清晰而导致整体认识的扭曲。其实,任何研究,从对象的选择到操作路径的落实,都是基于特定的理论假设,或潜含,或自觉,而且理论假设中必有涉及研究对象乃至研究实践本身的叙事。基于变量或机制的实证研究,大多对于有关总体性背景的叙事结构缺乏明确的自我澄清,基本上是沿袭现有的主流假设,甚至是屈从于学界的集体无意识。所以,阐明局部操作背后的叙事框架,方可准确地为这项研究进行定位,也才能让我们准确地理解对象的生成和研究的意义。而在我们的日常社会学实践中,还有太多的潜在叙事有待自觉的阐明,特别是支配社会学思维的各类导向型叙事。这也可谓是叙事取向带给我们的一种方法论上的警醒。

   另外,叙事即讲述故事的方式和角度,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叙事社会学展开的是一种受限制的想象力,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讲述。一般来说,非虚构的叙事会受到双重限制。一则是客观有限的可能性。叙事必须基于一定的事实素材,可信的叙事必须符合一定的事实逻辑。而事实无非关乎事态和行动者。由于系统的涌现及系统要素的交互依赖,限定了事态可能变异的范围;不同行动者转化事态的可能,则受限于行动的规范、能力以及所拥有的资源。一则是叙事结构的制约性。任何叙事都意味着有限的结局,这不仅是由历史经验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当时已被阐明的叙事网络决定的。特别是学术话语中的叙事,任何创新倘要获得承认,定会受到种种机制的审查和制衡:既要足够新颖,以让人感兴趣,又要足够熟悉,以让学界的共识清晰可辨。一般来说,领先于时代的研究,往往要等主流的叙事结构发生转变以后才被接受。

   所以,不难看出,叙事结构限制了想象的空间。而叙事的转变,有时攸关秩序正当性的争夺。事实上,无论何种统治,都试图将现实自然化和命定化。任何有效的统治,都依赖于削减统治对象选择的可能性,甚至提供唯一的选择,即迫使统治者认命于现实,除了服从别无出路。当然,这种限制往往成本太高,柔性而经济的符号统治,莫过于想象力的支配。

   关注时间,既不是为了缅怀辉煌的过去,也不是为了期待缥缈的未来,而是为了深刻地透视现实。增强历史意识,不仅是为认清社会的演变是路径依赖的(path-dependent),而且也是为揭橥历史演变存在着另外的可能性。专注于“现在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且以谱系学探索见长的福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告诉我们,时间是异质的,我们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偶然产物。但非常奇怪的是,福柯仿佛开启了后现代的空间转向,而他在时间维度上的探索,似乎在时代的选择中遭到遮蔽。

   学术的作用之一,即在昭示和呵护另外的可能性,乃至拾取被遗忘的可能性。讲述不同的故事,好比铸造历史的时间之犁,用另外可能的想象,来松动板结的现实。

 

   [本文受到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立项项目“当前社会心态的成因诊断与引导策略研究”(项目号:BRA2013203)资助]

 

   注释:

   ①②伊万·塞勒尼:《社会学的三重危机》,吕鹏译,《江海学刊》2015年第3期。

   ③④⑤⑥⑦⑧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2000,pp.34,p.6,pp.67,p.8,p.146,p.149.

     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0页。

   Elisabeth S.Clemens,"Toward a Historicized Sociology:Theorizing Events,Processes,and Emergenc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7,33,pp.52754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7页。

   (12)Moishe Postone,Time,Labor,and Social Domination: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01202.

   (13)参见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载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15)转引自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6)Manuel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7)参见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Andrew Abbott,Time Matters:On Theory and Metho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19)参见伯格、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王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格根《社会建构的邀请》,许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参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1)参见Peter Hedstr m & Richard Swedberg(ed.),Social Mechanism: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2)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23)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ume 3,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241.

   (24)参见J.Bruner,Actual Minds,Possible Worl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5)W.Fisher,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Columbia,SC: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6263.

   (26)(27)David R.Maines,Narrative's Moment and Sociology's Phenomena:Toward a Narrative Sociology,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34,Issue 1,1993,pp.2122.

   (28)参见William H.Sewell Jr.,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命政治的谱系——当代欧洲激进哲学研究”(项目号:13JJD71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成伯清,1966年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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