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处实践传统复活的大道

黄纪苏

    摘要：今天的重要任务，是在生活细节上区分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真正需要的，哪些东西是今天看上去没什么用但今后也许是有用的。书法、风筝、民乐、民居、胡同、名川大山，在小处寻找传统复活的大道，让普通人感到亲近随意，在不间不隔不知不觉中跟五千年耳鬓厮磨，发展感情。

一、有区别地对待传统文化

    我们曾经为了追求现代化而放弃了传统，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现代化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生活逻辑的一个自然发展。人们想要少得病，西医西药就得用；想要通信便利，电报、短信当然比鸡毛信快得多。所以对现代化我们得有一个正面的、一分为二的基本态度：一方面它的确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穿西服是不是一定比穿中山装舒服？那不一定，还是传统的服装比较随意贴身。但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最直接最综合的一个指标，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很多。你说全球化时代人痛苦了、“现代性忧虑”了，可是一个个的寿命延长了，这我们得承认。
    在近代大危机中，在慌慌张张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我们把一些没必要扔掉的东西也给扔掉了，今天要光复的是这些东西。今天的重要任务，是在生活细节上区分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真正需要的，哪些东西是今天看上去没什么用但今后也许是有用的，先得把这些关系说清楚。
    有些传统的东西，今天拿来就有用；另外一些可能短期没什么直接用处，但我们要做好记录保存工作，留住标本。我们既要有今天的眼光，又要有长远的眼光。用今天的眼光，我们看皮影这样的博物馆艺术就没什么用，它们已经失去了市场，失去了大众，失去了青年。但是你怎么知道再过些时间它还没用呢？它对线条、光影的极简运用非常独特，谁能担保不会给未来的艺术家提供灵感和营养呢？总之不能让它们自生自灭，这些东西真失传了，就找不回来了。有些艺术形式跟具体的细节，跟艺人的个性化手艺密切相连，过去了就没人知道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们做好标本，保存下来，过一百年没准能派上啥用场呢。俄国沙皇当时看着阿拉斯加就一片冰天雪地，没几个钱就卖给了美国人，谁想得到冰雪下面还那么多矿藏呀。我们今天眼光要长远些，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这些文化。哪怕今天看起来毫无用途的东西，只要它无害，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小的规模上把它保存下来。国家真没钱也就罢了，既然有钱搞山珍海味，拨一部分出来保护古典、民间文化是应当的。
    还有些传统，就不是保存标本的问题了，而是要让它活在今天。人家会说，从前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已经证明不行了。那会儿不行不证明这会儿也不行。晚清民初的时候，在现代汉语正处于草创阶段，你鼓吹桐城古文、同光体诗当然不着调。桐城文章写得当然好啊，陈散原的诗比徐志摩的不知强哪儿去了。但在国亡无日、大厦将倾的时候，谁还有心情赏玩那些劳什子呢，赶紧卷起铺盖卷带上现款从窗户里逃命才是当务之急。但到了今天，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获得今天这样的国力，我们应该能够平心静气地回到老宅里翻箱倒柜把老物件拿出来晾晾，能穿的改改继续穿，能用的找个合适地儿继续用。芭蕾舞人家能继续跳，我们的旧体诗为什么不能继续作，我们的戏曲为什么不能继续粉墨登场？

二、建立文化上的主体性

    有些东西是传下来了，比如书法，这要感谢我们教育体制里有书法加分这么一条政策，帮着弘扬了传统文化。书法不是简单的技巧，而是一种文化上的修炼。练毛笔字很少有写领导报告的，写的都得是优美典雅的古文。在横平竖直、一撇一捺的运笔过程中，一个人接近了一种古老的传统，窥见到另外一番天地，另外一种生活情调和生活态度。这丰富了他个人的人生，为社会生活添一点色彩，不是挺好么。
    书法是传下来了，但好多东西确实没了。没的和有的，我们现在并没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好坏也很难有个绝对的标准。首先，我们现在说不清自己哪一部分为古，哪一部分为今。比如说，大家都有种印象，大陆传统断裂了，而台湾则保留了。从某些方面看是这么回事。比如台湾人都显得行止有度，态度谦和，聊天的时候爱说“这个问题没研究过，不敢乱讲”；而大陆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什么话都敢说。但在另一些方面似乎又不是这样，不少传统会绕过五四、革命、文革，通过一些教科书上没有勾勒的秘密路线抵达我们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重私德、靠熟人网络，这就特别值得研究。现代社会是不主张仗义疏财，拔刀相助的，有事找律师，留证据，上法庭。古人当然也守法，但也十分依赖法律之外的东西，包括私德以及小社会的道德规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聂政、荆轲就会获得肯定。这种为人处世的道理是好是坏呢，真不好绝对而论。聂政、荆轲的确不太有法制精神，但你要完全说他们不好，那也说不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靠契约就能表达清楚的。再比如奥运会大家讨论体育的“举国体制”，这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中国人的传统，小到一家一户紧着老大或老幺去念书、娶媳妇，大到国家社会举四方之力办大项目，中国人比较习惯合着办事。这不是绝对的优点，也不是绝对的缺点，特点而已。在这些地方，我们先要有所甄别，然后权衡利弊，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进行通融和选择。
    要敢于当自己，但也不刻意不是别人。我在西安小雁塔遇见一群穿着古衣冠祭天的人，一打听干什么的都有，小到高中生，大到医生工程师。他们在那儿指天划地，钟鼓悠扬的，按说是件挺滑稽的事，但人家一本正经，旁观者也就不觉得滑稽。这种努力也可能没什么结果——好像他们也不追求举国上下都宽袍大袖的结果。坦率地说，我不太喜欢他们那种衣服的样式，但西装就一定好看么，中国领导人一到正式场合就齐刷刷西服领带，我倒觉得够滑稽的。如果一群中青年穿着宽袍大袖上班遛商店而不是搞爱国主义游行，自己觉得挺自在，挺舒服，气定神闲，愿意穿西服穿袈裟也没关系，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真就在随随便便、不知不觉中树立起来了。
    实践是最要紧的。民间社会现在什么都玩儿，就说放风筝吧，这是一个极富诗意的活动，奥运会没这项目。过去咏风筝的诗句像“风清日暖又三春，怅望飘摇不定身”，其实放风筝的妙趣不止一端，你不亲自去放就很难体味。我十多年前放风筝，一只蓝色的老鹰，拿到天安门去放，一放就是一下午。当这蓝风筝跟蓝天浑然一体的时候，那种感觉很难忘。有时候晚上去放，大风中一千多米的线一下子就放没了，天色深蓝，风筝像一点孤魂通过一根线紧紧牵着你，隐隐约约中你体会到一些有趣的东西。这是一种审美的实践和探索，会影响人对生活的态度。孔子说“日三省吾身”，三百六十五乘以三，这就是修炼，就是实践。人虽然也写，更重要的是活。人不是写成什么样的，是活成什么样的。我很看重民间社会的各种“游戏”活动，像爬山野营下围棋之类，它通过参与和实践在日常细节中建立人生观以及审美，包括光复传统的积极价值。你不去亲自弹奏古琴，你不去亲自写“浪淘沙”、“菩萨蛮”，你不去亲自走一回名山大川，你不一针一线地把历史文化织进你的生活方式，“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是一堆由口号组成的空话。
    对于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来说，当然要有理论上的认识，但是，更重要的是去试验、去体验、去实践。就像放风筝，我玩的不多，但经常在街头看一些人玩，他们能玩出很多花样来，他们的体验感悟自然要比我丰富得多。而且，你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虽没什么学历，但态度里透出一种硬气，有主心骨，没那种失魂落魄、成天找不着北的劲儿。总之，要靠审美实践，实践实践着，传统也就在不经意间复活了。这样的努力多了，还愁中华文明不复兴么？

三、诗教和居住模式

    我们古代非常重诗教。诗教比政治报告可管用多了，人读着“杨柳岸晓风残月”、“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成长，内心浸染了中国的声色气味，长大了很难不是中国人，很难不是中国心。我记得当年留学海外的时候，看那边的柳树老不对劲，找不到“曾舞春风万千丝”的感觉，这样自然就不会认他乡为故乡，就会怀念父母之邦。“父母之邦”这几个字连同它的音节音调，当时觉得那么动人心弦。有了这些东西在你嘴边耳畔脑际，你自然是五千年文明的子孙。当然还会有其他社会影响进来，把人往别处拉，但是有了这个基础，它拉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诗歌的功夫在于濡染，你没法精确说出你做哪件事是受了哪首诗的影响，但它的影响肯定在那儿。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诗歌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记得文革不久，父亲在灯下读书，我凑过去看，父亲说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听他读“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觉得怎么那么好听啊，那感觉和着台灯柔和的光色永远印在了记忆里——道理和美感水乳交融，流进了你的血脉。
    当然，除了诗歌，还有其他连接今古的通道，但诗歌成本低，容易普及。有个朋友去学古琴，几千块钱一张琴——还有上万的。一个人经常抚琴，会影响他的人生观，他会离狼奔豕突的风尘大道远些。买得起古琴就买，买不起就读读诗，写写毛笔字，效果差不多。需要有人研究一下传统的诗教、乐教之类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研究它们在塑造一种人格、一种态度、一种怀抱的过程中如何起作用，这会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我们今天学校上课的时候肯定有诗朗读，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也有配乐诗朗诵，到底哪种效果好，需要实验和摸索，不是一读出来就必然对，说不定有人一念，倒把人吓跑了呢。我还记得30年前听李淑一本人朗诵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特别难听，根本受不了。也许在古代就是这么念的，但是今天确实已经受不了了，今天就要找到今天的有效方式。比如“床前明月光”，你要大声读出来，可能就了无韵味，古代诗歌也许今天只适合默诵。这些东西就都需要探讨，需要试验，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假设有5000万中国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把唐诗三百首背了一半下来，再过20年，这一代人成长起来，跟从小背雅思英语的人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姑且不说哪种好，但肯定是不一样的。构成世界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的内心结构，内心结构就像一个房子，柱子、房梁、檩条、门窗是些什么东西，就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人，决定了你这个房子将起什么作用，会对什么人开放，里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要利用优良的传统材料，搭建好中国人的内心结构。当然传统是流动开放的，我们没必要抱残守缺。
    1992年，北京的菊儿胡同得了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它的设计就是强调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的居住模式，家家户户离得比较近：左邻有什么事儿，右舍就听见了；东家端出碗菜，西家也尝尝。这事儿想法很好，可后来好像不了了之。你可能会说，这反映了人们不再需要传统的邻里生活方式，需要的是个人主义的关起门来各是各的世界。这个试验的确不一定成功，但仍有价值。你还别急着说传统就失败了，我有些朋友，50多岁了，他们都在琢磨以后到农村郊区，租一片地儿，盖几间房，大家生活在一个大院里，就像一个大家族似的，聊天、喝茶、下棋的时候在一块儿，回头关起门来，又各有自己的空间。有些高校退休职工已经成群结伙干这事了。20年前大家没房子住，三代人一间屋的情况不少见，所以巴不得去体验一下私密的感觉。现在两个人住200平米，还复式结构，看完恐怖片都不敢睡觉，家里出点什么事儿有个病有个灾，跟马季侯耀文似的没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需要在居住模式上多一些联系。那么传统的四合院围楼村寨之类就都可以参考，变通出新的模式，使个人和集体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这模式一定是多样丰富的，是民间社会自己搞出来的，而不是设计院设计好了由政府布置下来的。单由国家去设计很难切合实际的需要，因为你没那么大的想象力。今天民间开始有这能力了，你不让他搞他自己也会去搞。在这个过程中会对传统有所保留，有所淘汰。国家当然也可以起推动作用，但总地说来，人民比政府聪明。

结语

    中国应该到了用实践和细节去重建当代文化形态的阶段了。要打破传统的学术类别和简单狭隘的研究模式，理论要有自知之明，因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它往往跟不上实际，跟不上而指手划脚，那就有害无益。应该做什么，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得去实践，没有实践只能是空说。实践一定是落实在细节上面的，这就需要走出书本，走进胡同，走进录音棚，走进个人博客去感受和思考，去做社会学的调查。要在小处寻找传统复活的大道，要让普通人感到亲近随意，在不间不隔不知不觉中跟五千年耳鬓厮磨，发展感情，就像前面说到的书法、风筝、音乐、民居之类。一首曲子怎么作才既有来历又有新意，是用萧还是用笛？你会在如泣如诉的反复吹奏中，忽然发见传统正与你四目交视，就像宝玉初见黛玉时的情形：这位妹妹好像在哪儿见过。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社会科学》副主编）

● 本文责任编辑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