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 潘泽泉
该论文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2007
提 要 在空间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关注之前，历史决定论成功地对空间进行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这是一段空间沉寂的历史，从马克思的人文地理学到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再到后现代地理学、都市社会空间经验的发端，以及随之出现的一种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空间的转向，空间问题，似乎正在形成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或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一种新的叙事或有效理解社会的范式。
关键词 空间 新的叙事 理论转向
空间问题，似乎正在形成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新的视角，值得注意。福柯（Foucault）认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1]，“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为普遍共识”[2]。早期空间范畴的哲学命题和理论自觉谋划统辖了空间的知识理解，以其哲学命题为参照、依托和动力，空间构成了哲学家门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和倚仗的主要工具和手段，20世纪后半叶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空间的理解超越了对其本体论的探讨，人们更加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关注人们在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构成了经验现象的表征和知识系统，空间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空间，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如何理解空间？空间的演绎路径和论证逻辑如何？是寄居于源于经验世界的空间实证知识的谋划还是迷思于宰制的本体性观念的哲学逻辑演绎？这是浸淫社会科学实践已久的现代知识的普遍症候和理论困境。带着这些问题，本文思路在于：经由空间在认识论上的批判，经由空间理论的构成性要素和理论的演绎逻辑，检视不同的社会理论如何处理空间形式与社会构造的关系，提供一种针对空间概念与方法论操作方面科学活动的演练，重新去解读空间的理论论述的意义和社会性根源，重新阐述空间如何成为认识经验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新的视角。
一、空间的萌芽与发展：历史决定论语境中空间的沉寂与崛起
19世纪，是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空间观念相对湮没的一个世纪，存在一种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的历史决定论，存在着一种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性缄默，“批判阐释学仍然笼罩于一种时间的‘万能叙事（master-narrative）’，笼罩于一种历史理性的想象”[3]，历史决定论的动力来自于一种时间的阐释性语境对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成的随意性的处置，来自于历史决定论的诱人逻辑，也来自于社会存在的时间构建和经验的社会传统，即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到对诸种经验性事件的解释和诸种特定的社会实践的阐释，存在一种历史想象的逻辑优先，“历史创造”和富有生气的“历史想象”成为一种“认识论在场”，历史决定论成功地对空间进行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空间成为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空间实践的可能性更是销声匿迹，正如福柯（Foucault）所言“19世纪沉湎于时间和历史，空间被当作是死亡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 ， “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面” [4]，可以发现，从知识史的视角看，以往对于空间的描述和剖析充其量只能罗列空间存在者的清单，而绝对不可能促成“关于空间的知识”。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空间理论的边缘化背后，在一种地理学想象的沉沦和消散的进路中，在一种被湮没或边缘化的空间想象的语境中，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空间化，一种建立新的批判传统人文地理学的后续性努力，一种适应当代政治和理论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始出现，开始出现一种批判人文地理学，这一出现滋养了一种批判性的话语，这种话语开始着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空间化，涉及到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城市在理论上的特殊性、以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20世纪70年代，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必须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是我们探究问题的方法[5]”，“每个社会行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tice）[6]”，列斐伏尔（levebvre h.）开始重新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语境化，并成为系统阐述空间的辩证逻辑的开先河者，成为后来发展对空间性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许多直接根源，即成为产生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直接源头，列菲伏尔的空间理论是在不断探讨空间性和社会再生产以及对城市化“新实践”的过程中完成的。之后，现代地理学开始关注城市的空间性、社会诸过程于空间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建立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多种可能性的问题，包括对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做更加全球性型式的分析，对第三世界的落后性与依附性、国际上的劳动分工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和边缘的聚焦，以及城镇与乡村的对立、产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居住空间的划分、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不平衡性等，直接促成了一种全新的而且日益空间化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这是将地理学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复兴一种空间上明确而且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表征一种“新的”城市社会学、一种“新的”经济地理学、一种“新的”城市政治学或一种“新的”规划理论。
接着，城市的政治经济学直接进入城市的空间问题。新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抨击新古典主义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方法，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分析城市空间发展规律。早期的芝加哥学派更多的是描写城市空间中的普遍性问题，更多的是将一种理论和政治的具体性归因于城市普遍性，从而陷入了一种研究城市生态学的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陷阱，如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异质性、城市失范问题、城市功能协调性以及地理集中性，这中普遍性掩盖了城市中的更基本的具体性，即城市如何成为结点性、空间和权力的结合体，“城市建设具有社会权力的工具性‘在场有效性’，城市是控制中心，是堡垒，其设计是用来保护和统治，其途径是通过‘居住地的小手法’，通过范围、界限、监督、分隔、社会戒律和空间区分的一种精巧的地理学来达成的”[7]。在这里，空间是一个具有生成能力和生成性源泉的母体，是一个自我主体性的空间，是诸种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是一个充满节点的区域化体系，以距离为秩序，以互动为存在主义场景。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关注作为国家的一种工具而得到一种批判性审视的城市规划，关注城市空间的组织和再组织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以利于资本积累和对危机的控制；关注日益全球化的空间规划过程的各种特征的征服、边缘化和剥削，对人造环境的操纵、对城市房租的榨取、对地价的调节、对为集体消费服务的城市空间的组织。城市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断进入区域和国际的空间问题，包括对区域和国际的发展的阐释，包括对地理学、区域的各种不平等以及区域主义，其中包括有“伊曼纽尔·瓦勒施泰因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的特征性结构描述；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以及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学派关于大都市－卫星城市的关系、不充分发展和依附论的论述[8]”等等。
随之，在知识史的语境中，出现了后现代地理学的崛起和盛行。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构建，而且还创造性的处于人文地理的构筑，对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构型和再构型：社会存在一种显然使历史和地理的语境化中被积极地安置于空间和时间，空间和时间一样，是一种可以揭示问题的语境。后现代是以一种颠覆者的姿态出现的，“那些坚定的后现代者言过其实地隔绝日益沉寂的时间怀抱，呆板地夸张当代空间性的批判特权，这给人一种毫无效果的反历史韵味的印象”[9]， 同样，这里需要一种更富有弹性和更加折中的批判理论。重新将历史的构建和社会空间的生产、将历史的创造与人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型富有创造性地结合，以生产各种新的可能性，实现对各种不断变化的语境做出各种有效的反应性评价。完全烙印于当代生活的经验结构，通过批判性的空间化开辟，重组历史想象，随之出现的批判人文地理学开始启动了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
后现代地理学不仅成为经验性考察的一个聚焦点（关注政治实践中的空间形式），而且从本体论的角度，从抽象层面对空间进行重新解构和重构，涉及一种空间的本体论的抗争，以期恢复对存在和人类意识进行有意义并基于存在的空间化，建构一种社会本体论，包括对“空间物化”传统观念检视，批判说那是一种表面物质性的短视，同时也对作为“透明幻想”空间（即纯粹思维过程和表征）的超越，“这种本体论的空间使人类主体永远处于一种具有塑造能力的地理位置，并激发对认识论、理论构建以及经验分析进行一种激进的重新概念化的需要”[10]。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将我们从自身中抽取出来……这种空间撕抓和噬咬着我们，这是一个异质性的空间，这是一个可以安置各种个体和事物的空间[11]”，福柯（Foucault）对于空间的创造性解释在于揭示一种关于异位的异质性和关系性的空间，以及对于空间、知识和权力的社会学考量，福柯走的是一条整合性的路径，而不是一种解构性的路径，在对话语现实的空间化描述和对权力的相关效应的解释性说明的同时，仍然抓住时间和历史不放。“我们始终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积极参与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空间的维度关牵着实践和政治”[12]，意识到人类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人类总是忙于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据所的生产，这里包括“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跨学科的空间转向。
约翰·伯杰则提出一种明确的空间化叙事，作者认为现代传播手段的范围、现代权力的规模、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剥削的规模等事实，“牵涉到一种地理的投射，而不是历史的投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使我们无法看见各种结果”。现在必须涉及一种明确的历史构造和历史投射的同时，还必须涉及一种明确的地理构造和地理投射，以重新实现对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的语境和意识的重构来完成一种新的叙事，在人文地理的创造、历史的构建和社会的构筑彼此之间进行一种恰当的诠释平衡。
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都市社会空间经验研究的发轫。都市经验研究的勃兴与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是并置的，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爱德华·索亚（亦译作苏贾，Edward , W. Soja）、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大卫· 哈维（Harvey.d.）、沙朗·佐京（Sharon, Zukin）[13]、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詹姆逊（Jamson）[14]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空间研究中的学术努力直接促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空间的第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也为社会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15]。人们在经验研究中开始关注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维度的同质性和相互关联性，关注城市空间对人的意义以及创造容纳社会生活的场所的行为，大量学者开始对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进行新的描述，而且城市空间研究的开端性预想为不断加剧的城市问题的经验研究的迷妄和痼疾注入了一剂解毒剂。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城市空间既是物质空间，同时也是行动空间和社会空间，既是人类行为实现的场所和人类行为保持连续的路径，又是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维持、强化或重构的社会实践的区域。在这里，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可重构的结构体，是社会建构的实践场所，是作为工业文明标志和象征，也是作为集体意识与消费行为表达场所，这样，空间维度为理解城市恐惧、公共空间的权力的变异、差异性空间的社会建构、不平等的异质性对待、社会的叙事性分类注入了新的思想和诠释的新模式，同时，以社会空间为演绎逻辑的空间实践，促成了一种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
二、空间的维度：空间的三维辩证法
20世纪后半叶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以前，对空间的思考大体呈两种向度：空间或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或被解释为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唯物论迷思则视空间为具体的、实在的并且是可以测量的，唯物论者把空间指涉为物质的客观存在形式，物质的存在形式按现行的空间范畴被定义为长、宽、高，即“三维空间”范畴，三维空间倚仗三个空间变量来刻画和描述物质在机械空间中的状态和所在位置。爱德华·索亚（Edward , W. Soja）通过提出“第一空间”概念来涵摄这种元素，“第一空间”是指空间形象具象的物质性，是“真实”的空间，是一套物质化的空间性实践，强调空间中的物体，在根本上是一种唯物主义方式，被物理地或经验地意识为形式的过程，其认识对象在于感知的、物质的空间，这里的空间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来做直接把握。唯心论迷思从意识和存在的一致性出发，视空间为透明、可了解的，这种空间型态可以主题为爱德华·索亚（Edward , W. Soja）“第二空间”[16]，第二空间指涉一种思想性或观念性领域，是一种想象的“构想性空间”，是一种“思维的图示”，在那里存在一种主体性想象和“构想性的社会现实”，是一种“空间中的思想”[17]，“第二空间认识论[18]”倾向于主观性，是思想性和观念性领域，是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其注意力是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可以说，第二空间形式从构想的或者说想象的地理学中获取观念，进而将观念投射向经验世界。
二元区分的思考模式削弱了空间及人类空间其他形式的复杂性和活力，把生活空间的特殊性简约为某种固定的形式，人类生活内在的、动态的充盈问题的空间被固化。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 W. Soja）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提出了“第三空间”概念，在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同时涵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了大门。爱德华·索亚（Edward , W. Soja）的“第三空间”，是一种真实又想象化的存在，既是结构化的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经验的结果，这里的空间具有空间性、社会性、历史性[19]，第三空间力求抓住观念、事件、外观和意义的事实上不断位移的社会背景，第三空间“有种相关的内隐的历史和社会维度，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历史联姻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第三空间“本身就是植根于这样一个重新组合极为开放的视野”[20]。这种空间的理论成果为探索空间的差异性或异质性、以及空间的边缘性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第三空间也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用爱德华·索亚（Edward , W. Soja）的话来说即是，“它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不仅是为了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思维方式，也是为了通过注入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掌握空间知识的手段恢复活力，这些可能性是传统的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的[21]。” “第三空间”认识论在质疑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向先者注入传统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把握空间知识的手段重新恢复青春活力。为此，爱德华· 索亚（Edward , W. Soja）强调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第三空间”鼓励人们用不同方式去思考空间的意义底蕴，思考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家园、城市及人文地理等相关概念，力求抓住观念、事件、外观和意义的事实上不断变化位移着的社会背景，“第三空间”试图探讨人类生活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三维辩证法”，这样，空间性的维度将会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在经验研究中思考历史、社会和空间的共时性、物质性及其相互依赖性。
三、空间的转向：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空间转向
哲学上的空间解决了空间的普遍性和本体性问题，却无法凿通生活本身，无法“嵌入”到“在场”的日常生活情境，作为经验现实问题研究的社会科学需要一种互异的切入角度来演绎、役使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和深层底蕴。
“空间与社会”的问题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都市社会学”的发展，禀持着人文地理学界与社会学界兴起的“空间与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统辖20世纪以来都市与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建筑设计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成果，构成了“空间–社会理论”的知识图景，尤其是加入了建筑符号学、后现代空间论题、女性主义地理学以及新文化地理学等知识与话语场域后，其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益显视野宏阔，空间从而也成为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和社会生活经验现实的表征。
列斐伏尔（levebvre h.）不仅开拓了社会空间无穷尽的维度，并且有力地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联系在一个策略均衡、超学科的三维辩证法中（这是爱德华·索雅的“第三空间”的理论源头），而且将主观性引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空间的理解，将空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思考引入空间的生产过程，将空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融为一体，正如他所言：社会空间并非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亦非众多产品中的一种…它是连续的和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因而不能降格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是过去行为的结果。列斐伏尔（levebvre h.）引入了社会空间、生活空间以及社会实践、空间实践的概念，并利用黑格尔关于“ 生产”的思想，形成了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形式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实际感知集为一体的一元化的空间理论，（社会） 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品，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人们应该关注的是空间的这种生产过程，而不是空间自身或空间内部的事物，他还引入了“日常生活”的概念以试图说明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并且在社会调查中把对“异质性关注”提到重要的地位。列斐伏尔（levebvre h.）还进一步整合空间的物质尺度和社会尺度，将人类实践作为物质空间的关联域，人们对于物质空间的感知、创造和使用都应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实践。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概念之核心则在于空间之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22]，他提出了空间之三位一体的分析架构，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属于感知（perceived）之层面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牵涉到生产、使用、控制和改造这个空间的人类行动、社会空间实践中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属于构想（conceived）之层面的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泛指某种空间的呈现方式包括空间本身的样貌与意义，以及我们呈现它的种种方式，包括模型、影像、文字、其它符号以及概念，思维方式等等；属于生活经历（lived）之层面的表征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则是透过意像与象征而被直接生活（lived）出来，因此是属于“居民”或“使用者”的空间，也是一个被动的经验空间[23]。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明显提出了一种扩大空间概念内涵的理论，把空间的代表和空间中的日常生活经验都列入空间实践的领域，在空间的社会生产标题下，力图证明物质的空间与城市规划人员、城市化决策专家和科学家所设想的空间有某种联系，许多表面上的空间的相邻关系混淆了我们的视听，使我们看不到这些表面的空间背后闪烁着更复杂纵横、当然也更真实的空间结构。社会理论里，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而加以定义，空间不仅只是一个物质产物，而是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而牵涉于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意指空间把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拢起来[24]。
对于空间的社会实践理论探讨，大卫·哈维（Harvey.d.）也有所指涉，他指出，对于“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应该代之以“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与使用不同的空间概念”，空间是包含在客体之中，客体只有在他本身之中包含并且表现了与其他客体的关系时，此客体才会存在[25]。大卫·哈维（Harvey.d.）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时间与空间的客观概念必然通过物质实践与过程而创造出来，而这些实践与过程再生产了社会生活……因此,在一般层次上，我们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界定空间是什么[26]。”哈维（Harvey.d.）在《城市与社会公正》一书中明确提出社会空间统一体概念，对于哈维而言，关键问题在于空间组织是否是一个独立结构，或是“嵌于”更广阔的结构之中的一系列关系的表达[27]。
在空间向日常生活实践的转向中，舒尔茨·罗伯（Rob, Shields）更加具体的提出了四种“空间化实践”（the practice spatialization）策略。微观个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导致宏观社会行为的空间定向趋势，即空间化实践的四种策略：边界策略、门户策略、重心策略和分化策略[28]。边界策略指社会活动所涉及或许可的空间范围；门户策略指社会活动被设定的“门槛”，以“门槛”为界，社会活动而被允许、包容或被拒绝、排斥；重心策略是指社会活动和过程受重视的程度。受到重视，得到较多的资源支持，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在空间分配中就会获得较多的生存空间；分化策略是指空间性质和功能分区，这是人类社会活动分化、深化的表现。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空间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关注之前，历史决定论成功地对空间进行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空间成为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空间实践的可能性更是销声匿迹，这是一种空间沉寂的历史，正如福柯（Foucault）所言：19世纪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社会空间概念，像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也从其学科角度研究过空间问题。但是，他们所使用的空间概念，大体上是地理空间，属于“自然空间”，而不是明确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概念至今仍在探索和形成的过程中。但是，从马克思的人文地理学到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再到后现代地理学、都市社会空间经验的勃兴，以及随之出现的一种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空间的转向，空间问题，似乎正在形成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或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一种新的叙事。
参考文献:
1. Michael. Dear，2000，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Oxford: Blackwell.
2. Davis, M., 1984,Urban Renaissance and the Spirit of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Vol.151.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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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arvey, David , 1989,Time-space compression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7. Harvey, 1990 ,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Oxford: Blackwell.
8. Harvey, Davi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9. Shields, Rob, 1991, Places on the Margin: Alternative Geographies of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该论文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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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编号：05&ZD037）；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基金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1]米歇尔·福柯，2001年，《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第18~28页。
[2]Michael. Dear, 2000, P.4.
[3]爱德华·W. 苏贾（索亚），2004年，《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6页。
[4]福柯，1997年，《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2-153页。
[5]Davis，1984，p.144.
[6]大卫·哈维，2002年，《时空之间》（王志弘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明文书局，第50页。
[7]爱德华·W. 苏贾（索亚），2004年，《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34页。
[8]爱德华·W. 苏贾（索亚），2004年，《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57页。
[9] 同上，第17页。
[10] 同上，第12页。
[11]Foucault, M., 1986, p.23.
[12]爱德华·W·索亚，20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