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冲突

汪民安

《中国图书评论》第4期

　　《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
　　[德]哈贝马斯著，载《现代性基本读本》（上下册），汪民安等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现代性的概念

　　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解释更加纷繁多样的了。一般来说，现代性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但是，按照姚斯的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在公元5世纪就出现了，这个词旨在将刚刚确定地位的基督教同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断裂。它在欧洲的一再使用，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就是要同过去拉开距离而面向未来。它“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1]，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在查理大帝时代，在12世纪，在启蒙时期，都会出现这样为时间性的求新意志所主宰的现代。

　　但是，现在通常说的现代，在时间断裂的意义上，只是针对中世纪。只是在同中世纪剧烈的对照中，只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它自身的独特性才崭露头角。但是，现代性到底有哪些特征？可以以最简略的方式对现代性进行叙事，而不是将它概念化。现代性的序曲阶段，是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标志，这是走出中世纪的开始，正是在这个阶段，人开始了自我发现，教会受到了质疑，社会的宗教色彩开始淡化，个人主义的种子开始发芽，世俗生活逐步获得了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过程，用韦伯的说法就是除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现代社会的除魔化实践，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以及整个社会层面上表现出了它不同于中世纪的独特的现代特征。

　　而这些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性到底有哪些内容呢？首先，有一种政治层面上的现代性。从马基雅维里到霍布斯到洛克，现代国家的概念建立起来。这个国家是技术性的人工制品，而非天然的秩序法则；是人间的社会契约，而非上帝的天意；是自然权利和意志的保障，而非是对它们的限制。这个现代国家的构想，就摧毁了中世纪政治的神学基础。这个现代国家的核心是：个人是最高的价值，个人及其权利是社会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的根基。这是从自由主义政制的角度谈论的现代性。其次，还存在着一种经济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从16、17世纪开始同时得到了发展，它们相互促进，商品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庄园经济遭到了破坏。农业社会的稳定性在逐渐瓦解，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大都市在形成，到了成熟的资本主义时期，一切都被商品化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旧时代“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也开始形成，与之相伴的还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就观念而言，亚当·斯密“隐蔽之手”从理论上让市场至上的经济观念合法化。这种观念同洛克的政治观念一结合，就奠定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完整版本。

　　再次，从哲学上来说，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理性主体既是自然身体的对立面，也是自然世界的对立面。同培根一样，这个理性主体发誓要对自然世界进行征服和整饬，而这正是另一种形式的除魔实践，即清除自然界的魔法，这也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一个来源。在这里，人从自然的背景中脱颖而出，并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来驾驭自然。到了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既是神学的对立面，也是自然的对立面。一切事物和观念都必须受到理性的审判。

　　就此而言，理性的意义多种多样，它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观念。韦伯同样将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内在根基。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现代企业，其组织方式的内在脉络就是理性。但这个意义上的理性，指的是精心规划和仔细盘算。现代社会机构充斥着这种计划性。理性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它能提高效率。这样的理性无所不在，以至于现代“国家生活的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这就形成了韦伯那著名的“铁笼”。

　　到此，我们看到了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它是一种同中世纪决裂的多层面的历史进程（我们有时将这个现代进程称为现代化），这个进程是非人格化的物质层面上的，它包括政治、经济、技术和观念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这个进程迂回曲折，到了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的19世纪，也就是说，到了现代性的成熟时刻，它逐渐累积起来的形象就是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等等。但是，现代性，这种（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除了饱含它丰富的历史所指外，它还展现出某些独一无二的气质和禀赋，现代性还有自身的时间观念。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现代性。其核心内容可以表述如下：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它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欲望所主宰。这种现代性具备一种明确的时间意识，“这种现代性是转瞬即逝的———今天的先进到了明天就过时了”，它意味着，较过去的历史阶段，现在更为进步，更加成熟。“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2]。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气质。它首先是在波德莱尔那里得以表达。

　　最后，这个现代性的物质化进程绝不单单是自己孤独地前行，它毫无疑问将现代人携裹其中，并驱使着现代人不断地品尝和回味这个历史性的现代性浪潮。这就是现代性激发的个人体验。现代人和现代化进程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互动的复杂的经验关系：现代生活锻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出他们的感受，锻造出他们的历史背影；同样，这些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想象和经验。现代主义文化，正是这种感受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铭写，尤其是受到现代社会猛烈撞击的文人感慨的经验抒情，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指的就是一种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体验，以及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人们通常称此为现代主义。其中一种表达了肯定的态度，即欢呼现代性的历程；而另一种则表达了否定的态度，现代性进程引发了人的暴躁、忧郁、焦虑、呐喊和反抗。物质性的现代性进程、被这种进程席卷而去的现代人，以及这二者之间敏感而丰富的经验关系，最后，贯穿在现代时期的对这个进程推波助澜或者相反的冷嘲热讽的各种哲学观念和时间意识，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不过，层面上的区分只是叙述的权宜之计，人们往往从整体上将现代性的几个层面关联起来。确实，现代性必须被视作是一个历史化的复杂的即便是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在其中，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千钧。它像一艘巨轮一样，从16世纪开始慢慢驶离了完全由上帝宰制的那个中世纪码头。

　　这样，就存在着作为一种物质实践过程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还保留着进步主义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对这个现代性历程进行体验后表达出来的现代主义态度。现代性的每一个层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遭到了反诘和批判。它既受到先于它之前的保守主义的攻击，也受到它最新的后续效应的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同时，现代性的各个层面也彼此不合拍，也发生争执，如美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争执：美学现代性（现代主义）不断地表达出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同时，现代性作为欧洲的一种特有现象，它的普遍性也开始遭到质疑。如果说，二者都是对君主制和等级秩序的反诘，那么，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是一种现代性，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是不是另一种现代性？在哪一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现代性能确立自身的叙事？这样，另类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概念出现了。这样，人们不断地就现代性的概念发生争执，人们不断地质问是哪一种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哪一个层面。现代性就在冲突中展开了它的叙事：现代社会同古代社会的冲突，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冲突，现代技术同现代经验的冲突，现代欧洲同非现代欧洲地区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于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欲望如同现代性欲望一样，固执地在现代性的历史中浮现。今天，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是反现代性的最新的、最暴躁和最激进的表达。

　　政治现代性的冲突

　　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现代性，越是达到它的成熟期，对于它的反击就越是激烈。如果说，16—18世纪是现代性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发端于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则差不多奠定了第二个阶段高度成熟的现代性。第一个作为序曲的现代性，是在悄悄地展开自己的缓慢步伐，这不是一个遭攻击的现代性，而是一个在不断地进行悄然攻击的现代性。只是现代性到了它的成熟时期，也就是到了通常所说的第二个阶段，现代性因为以革命的方式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因而遭到了政治上的反扑。这个成熟的现代性，由双元革命这两个车轮滚动而成。双元革命奠定了对旧世界的胜利。“这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3]现代性就在这种双元革命中寻找到了它的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彻底与旧制度决裂的现代世界，那么，这个现代世界的经济基础是英国工业革命，而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则是法国革命。

　　法国革命的根源千头万绪，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启蒙思想的产物。不过，除卢梭之外的大部分启蒙思想家并没有推翻君主制的企图，而且也多半蔑视民主。但法国大革命以暴风骤雨的方式猛烈刮来，它横扫了欧洲的旧制度：不仅仅横扫了先前的政治机构，还摧毁了先前的民事机构；不仅仅改变了法律，还改变了习俗；不仅仅是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大革命，还是社会生活基础的大革命。旧制度不是一种单纯的制度，而是将所有的社会细碎痕迹都包裹进来，从而形成一个诸多器官相连的有机整体。因此，对旧制度的摧毁，就是对旧制度中的一切、对这个器官有机体进行摧毁，只有那些同旧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才幸存下来。这场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其最终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4]也就是说，大革命之前的君主制下的个人是不平等的，他们不过是在一个有机体式的等级社会中占据着不同位置的一员，这些人在这些位置中各司其职。现在，这个不平等不自由的等级社会被推翻了。

　　大革命的浪潮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它使整个欧洲陷入了巨大的动荡和震惊之中。温和的吉伦特派、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独裁的拿破仑轮番登场。这已经不是法国内部的革命了，而是整个欧洲的革命，拿破仑用枪炮将启蒙的精神和革命的精神传遍了欧洲，并且根深蒂固地驻扎下来。拿破仑的失败，欧洲反动势力的卷土重来，波旁王朝的短暂复辟，尽管终结了大革命这一事件，但并没有终结大革命的精神和气质。复辟，并不能召回旧的等级欧洲的幽灵。历史的车轮在现代的轨道上是没法回头的，即便是保守的伯克也不得不承认旧时代已经是一首挽歌了。在19世纪上半期，整个欧洲的实质战争和意见争论就围绕着法国大革命而展开。如果说，自由与平等成为这场革命的宗旨——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革命是通向现代性的——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那么，这个自由与平等的社会原则，将激起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分歧。就这种新的自由平等原则而言，各种阶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三种意识形态的分歧：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三种意识形态对革命后的现实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在一个否定的意义上，法国革命催生了保守主义。正是因为革命的激进，革命所表达的现代性欲望，革命对一个新世界的追逐，才促使针锋相对的保守主义对革命进行全力的反动。保守主义最先就是在反革命的氛围中被滋生出来。它对摧毁一切的法国革命痛心不已，即便不是梦想回到革命之前的状态，也要奋力地减少革命带来的振荡和损失。对迈斯特尔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必须存在着一个原初的有机纽带，否则整个社会就会一盘散沙。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存在，等级、信仰、秩序和教会必须存在，只有他们权力谨严，不苟言笑，威风凛凛，那些邪恶的人性和欲望才会老实本分，和平和稳定才能得到保障。启蒙运动推崇的理性主义，宣扬个人自主，怀疑权威，捣毁传统，破坏等级，摒弃信仰，从而让欲望之火到处燃烧，最终播下祸乱之根源。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启蒙理性煽动起来的邪恶之举。它让人人安于其位的有序组织变得混乱不堪。保守主义就这样对变革和进步持有深深的敌意，伯克就呼吁人们撕毁和忘却《百科全书》，并葬送理性。我们看到，这是不折不扣的革命的反动。对尊卑秩序严谨的旧世界的依恋，使它对进步、求新和平等的现代性持有敌意，而这，必定是成熟的现代性滋生出来的对它的反动。

　　在19世纪初期，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是一种面目模糊的自由主义——它既是自由主义的，同时还包括社会主义的诸多要素；它既有吉伦特派的温和自由主义，也有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在革命期间，这两股势力一波接一波摧毁了王权。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明确分野只是在1848年之后。如果说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是对法国革命拒斥的话，那么它就是自由主义的敌人。自由主义的全新之处，就是要将等级秩序打破，甩掉旧制度的一切束缚，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自由地竞争。自由主义相信自己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力量，并且其呼吁同时也预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来临，在这个现代社会中，人们是服从法律的公民而非服从君主的臣民。在如何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针锋相对。保守主义对现代性充满了惊恐和恼怒，哀叹旧体制和旧传统的消逝，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则庆幸和欢呼这种消逝。同样，社会主义对旧体制也毫无好感，在这方面，它和自由主义毫无二致，从这点上来说，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一样，都推崇一个新的现代社会，都对现代社会的不可逆的进步性抱有信心。同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强调公民的平等权，强调法制，强调民主而非君主制。就此而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内在于进步的现代性，内在于大革命的现代性。它们的分歧，是现代性内部的分歧，它们的争斗，是一种现代性同另一种现代性的争斗。在19世纪的欧洲，只是因为自由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专名权才被赋予了自由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也有根本的差异。自由主义者信奉个人主义，每个人的自主性是它的基本律条，个人和个人之间并不需要强烈的纽带彼此捆绑，人们在社会中彼此竞争，哪怕是造就新的财富不平等，也不能束缚个人先天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则反对这种信念，个人主义及其私有财产导致了新的不平等，新的剥削，新的压迫。人们刚从旧制度的剥削中解脱出来，又落入资本主义新的剥削体系中。因此，应该照顾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应该将普遍意志作为主权的化身；应该将私有财产埋葬，同时将个人意志融入到普遍意志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信条。为此，它将毫不妥协地反对自由主义。在1815—1848年间，出现了三种对待大革命现代性的态度：保守主义者“尽可能地约束它们带来的危险”，自由主义者“是尽可能地以理性方式实现人类的幸福”，最后是社会主义者“通过与强大的敌对力量做艰苦的斗争来加速推动进步”。“这三种态度的每一种都使自己处于与某种东西的敌对状态。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是法国革命；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保守主义；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则是自由主义。”[5]


　　文化现代性的冲突

　　上述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一现代性的核心事件所引发的三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尽力地去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推动历史的走向。结果是，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它的实践形态是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压倒性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它表现为现代性的日臻成熟——并不意味着使对手沉默无语。对现代性的不满像寄生虫样地一开始就附着在现代性的轨道上。这种不满随着现代性的高涨而高涨，现代性在突进，反现代性如影随形地也在突进。现代性有多少个层面和主张，反现代性就有多少个层面和主张。如果按照贝尔的区分，“把整个社会分解成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的话[6]，那么，我们可以区分出针对这不同层面的各种反现代性的面目。同时，这几个层面的现代性本身还相互冲突：文化的现代性在不知疲惫地攻击技术的现代性。事实上，韦伯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悖论：技术系统的现代性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的悖论。技术现代性（工具理性）成为一个自主的非人格化的领域，并编织成一个牢固的铁笼，它在不断地侵蚀人的自由。

　　技术现代性巨大的但又让人不安的冷漠成就，成为形形色色反现代性主张的基本凭据。一方面，它在政治经济上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对头，另一方面在文化上成为了浪漫主义——它的后期激进版本是现代主义——的反动，最后，在哲学上遭到了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全面清算。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了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在《资本论》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肌理，以及这种肌理不可阻挡的衰败性。这是共产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击。这种反击并非针对纯粹的技术本身，而是要针对资本主义体制和技术组成的压迫性同谋，这种压迫性同谋来自追逐私利的个人主义，它血泪斑斑地造就了一个赤贫的占多数的工人无产阶级。来自左翼的对现代性的反击经卢卡奇、葛兰西在法兰克福学派这里达到了高潮，他们相信，“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一步步地增长，这种荒谬的处境彻底揭示出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已经不合时宜”[7]。而法西斯主义则是启蒙现代性合乎逻辑的顶点：“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8]前者可以肆意地操弄后者。法兰克福学派敏锐地抓住了韦伯的悖论遗产。在韦伯这里，这种悖论取得暂时的妥协性平衡，但法兰克福学派则将这种悖论的荒谬性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加以强化和扩大化——它干脆就拒绝了整个启蒙技术和启蒙现代性。

　　同时，另一种对技术现代性的文化主义反击绵延不绝。在卢梭那里，对技术的现代性——它主要的形式是工业主义都市——的反击就拉开了序幕，卢梭对人工矫正自然的技术充满着偏见。卢梭的自然主义为大革命期间所爆发的形形色色的浪漫主义奠定了基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数的浪漫主义。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用主体的激情来取代启蒙运动中至高无上的理性。浪漫主义者受不了理性的单调、沉闷、僵化，他们重新唤醒了激情。A.施莱格尔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9]启蒙理性是针对着宗教的非理性的信仰，也针对着非理性的对权威的盲从。但是，这种算计的理性却又开辟了一个尽管是世俗经验的但还是乏味而平庸的秩序趣味。针对这种多少有些压抑的理性，出现了浪漫主义的反动。各种反理性的浪漫激情都有自己的目标：要么去质朴的田园乡村（华兹华斯），要么亲近泛神论的自然（诺瓦利斯），要么返回宗教的神秘主义（威廉·布莱克），要么经历一种爆炸性的非凡生活冒险（拜伦）。这些浪漫的目标无疑都不再将理性看成是人的全部世界，它们一再强调内心的复杂和不可估量，并将人性往充满奥秘的心灵深度拓展。

　　在浪漫主义看来，显然，理性将人简单化和数学化了。他们的各种行动主张和观念，就是将平庸的理性外壳炸开，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显露出来。而现代性——尤其是它的技术—经济体系——恰好是驱动人在简单化和机器化的路上奔跑，它造就出来的最后产物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如果我们说，双元革命是现代性的成熟时刻，那么，作为革命的氛围的浪漫主义则是对技术现代性的第一个逆动。这种逆动的基础既可能是自然的、神秘的，也可能是现代的——宣称生活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激情和狂喜的拜伦开辟了现代人审美式的生存方式。他的这种现代人模式，由波德莱尔和福柯一路传承下来，这种现代人在人群中表现得冷漠、孤独而高傲。他们“制造了诗人被冷酷无情的社会所毁灭的传说；由于庸众的迫害，他们在骄傲中殒灭，但因独立不羁而受到敬仰”[10]。这样的现代英雄，恰恰冲破了技术现代性设置的奴役，开放出来一朵朵“恶之花”。

　　浪漫主义既通向了神秘的直觉、创造和想象，也通向了狂暴、倔强、奔突或者痛苦呻吟的现代主义。波德莱尔将现在置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重要位置。现时压倒了过去，它成为现代主义的强烈欲望，并以一种伯格森式的方式往未来绵延不绝地前进。用帕兹的说法，现代主义者渴望在场，这是他们的隐秘主题。未来主义者通过宣言的方式将此演绎得不仅大胆，而且淋漓尽致。他们号召用锤子去砸毁古老的城市，用火将记载传统的图书馆付之一炬。在这样的现代主义者中，求新和进步的时间意识，对科学潜能的乐观，是他们所具备的现代性气质的绝对根源——这一点同工业技术的现代性信念并无二致。未来主义者和科布西埃就同时在文化上和技术上推崇时间的进步。

　　但是，还存在着另一种美学的发端于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他们同社会的现代性拉开了一道巨大的沟壑。如果说，社会的现代性是理性的，那么，这样一种现代主义则是非理性和反理性的；社会的现代性是乐观的，现代主义则是悲观的；社会现代性是进步的，现代主义是怀疑进步的；社会现代性是物质的盛大积累，现代主义则在这种物的丰盛积累中看到了衰败和怪异。社会现代性滋生出这样一种不妥协地怀疑和批判自己的死硬对头——文化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者不仅对社会现代性表现出充满紧张的悲愤，而且还愤怒地攻击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资产阶级的清教伦理被现代主义的狂暴和忧郁撕裂了。用阿多尔诺的说法，“损毁的胎记就是现代派的真实性证书。它也正是借此绝望地否定着一成不变的封闭整体性。爆炸就是它恒定的本相之一。反传统的能量成了吞噬一切的漩涡。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派是针对自己的神话；其超越时代性成为了打破时间连续性的瞬间的灾难”。[11]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冲突，就是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技术现代性组织起来的社会中，由于强烈的不适而难以抑制的狂躁成为现代主义的冲动。

　　现代性在遭到政治上的共产主义、文化上的现代主义的攻击后，在哲学上还遭到尼采发端的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当然，列奥·斯特劳斯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也是现代性的望而生畏的对手）。尼采哲学的后现代性恰好是通过美学的现代性得以表达。尼采将美学上的现代主义和哲学后现代性嫁接起来。在尼采这里，美学的现代性观念被强行挪用为哲学的出发点：审美不仅仅发生在艺术领域中，而且还发生在现世的生活领域。要以审美的方式——而非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和人生。尼采推崇一种风格化的个人，推崇一种创造、自由和充满激情的格调，这无疑同拜伦、波德莱尔等高傲的现代主义者相距不远。尼采的超人是进取的、生机勃勃的、并满怀着一个乐观的未来远景，这是典型的现代态度。同时，他以高亢的声调对基督教展开批判，并对世俗经验和感官性的身体赋予了充沛的热情，这显然是启蒙主义升级的激进化版本。

　　但是，尼采又处在启蒙传统之外，他对理性的攻击绝不逊于对基督教的攻击，他的活跃的对抗式的权力意志概念使得牢固的本质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松动，透视主义取代了普遍主义。世界无非是力和力的竞技性结果，而不是一种深层的埋藏着某个基础的派生性结构。启蒙理性的普遍图式让位于力的嬉戏。尼采，通过海德格尔，直到德里达，这个传统使整个现代哲学的大厦坍塌了。后现代性首先是从观念上对现代性的反动。既可以将后现代性称作是现代性的激进表述，也可以将它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抛弃和拒斥。在后现代性的凝视之下，现代性的暴政一如它一再铭写出来的伟大自由成就一样夺人耳目，它变成了一个难以驾驭的双面巨兽。这样，今天的思想事件就是，要么像列奥·斯特劳斯那样，以回到古代并且将古代神秘化的方式来拒绝现代；要么像哈贝马斯那样，充满信心在现代性传统中来改造现代，将现代性一分为二，然后去芜存菁；要么像福柯和德里达那样，对现代性失去了耐心，最终毅然地跨过现代性，来到一个全新的蛮荒之地，并承受着风雨飘摇般的打击。现代性，正是在这里，踏上了末路。

参考文献：

[1][2][11]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见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08，109，109。
[3]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2。
[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59—60。
[5]沃勒斯坦，《三种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见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241。
[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56。
[7][8]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6，7。
[9]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3。
[10]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4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