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智慧与社会空间的再造

——浙江经验的一种空间社会学解读

张兆曙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提  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通过“流动走商”、“办厂坐商”和“资本扩张”依次实现生存空间的拓展、发展空间的内敛和向资本空间的迈进，进而完成空间的再造。在这个过程中，因自然空间“倒逼”形成的“草根文化”（表现为浙江人的流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地方政策的推进，充分释放出以“流动”为内核的草根文化和草根行动的潜力，并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更新和调整其表现形式，从人员流动到产品流动最后演变为资本流动。因此，浙江经济的成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创造活力与政策性的支持相结合的产物，而不能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或由外而内的规划和设计工程。

关键词：草根；空间再造；浙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人瞩目。从1978年到2005年，浙江省经济总量从124亿元增加到13438亿元，从全国第12位跃居第4位。2005年人均GDP3382美元，居全国省区第一位，成为全国各省区中首个人均GDP超3000美元的省份；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294元和6660元，均在全国排名第三，已分别连续5年和连续21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①]面对这些辉煌的数字，浙江经验成为当下政学两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对浙江的地区发展来说，还是对区际的示范和借鉴而言，总结浙江经验都显得异常重要。但是，目前对浙江经验的总结多侧重于宏观，主要从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和产业集群的优势等方面进行讨论。本文将从地域文化传统中的社会行动入手，把浙江经验理解为一种草根智慧和草根行动对社会空间的再造。

一、走出生存空间的局限

浙江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仅为全国的1.06%。就浙江的地形分布而言，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工业基础薄弱，矿产资源等要素禀赋供给不足，一次性能源95%靠外来输入。[②]在这片“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土地上，生活着3700多万(现为4422万)人口，人口密度位居全国省区前列。同时，国家投资和优惠政策也相对缺乏。总之，在改革开放的机遇面前，浙江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处于劣势，自然空间和社会政策空间留给浙江的选择余地都不大。在这种空间的局限中，浙江的崛起必然有其特殊的逻辑和含义。

常规的观点认为，在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先行一步和率先发展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奇迹的根本原因。从浙江经济的发展过程和结构性要素而言，这种整体的论断无疑是准确的和客观的，但同时也遮蔽了浙江经验的文化内涵和实践内涵。浙江经验的文化和实践内涵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宏观社会背景，为什么浙江能够率先发展民营经济，形成人人创业的局面，进而赢得发展的先机，而其他一些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却未能有效把握改革开放的机遇？为什么空间的局限未能钳制浙江经济的腾飞？浙江人全民创业的冲动来源于何处？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需要做出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从宏观的解释回到普通人（即草根）的日常生活和地域文化传统中寻找行动的逻辑；二是浙江现象的解释起点应该从改革开放向前延伸。

“草根”一词源自于英文“grass-roots”，是指非国家、政府、主流、精英和决策组织层面的普通人和大众。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草根包含了两层意涵：一是群众的、基层的，二是基础的和根本的。浙江经济的构成主要以民营经济为主，民营经济的比重已超过80%。而且，浙江的民营经济主要不是外资推动的结果，也不是国有和集体经济转制的产物，而是由家庭作坊式的“个私”经济演变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草根经济,即便是穿梭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风云浙商也基本上出身于草根农民，或者是农民企业家的继承人。就改革开放初期的草根生活生存状况而言，很难想象人均耕地不足全国平均水平一半（0.68亩）的浙江农民会变成行走天下的企业家。经典农民学的理论认为，农民具有非理性的行为特征和传统主义的社会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草根农民与市场经济中的经营性人才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改革开放不会使浙江农民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性转变。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全民创业的事实及经营性人才优势的形成与浙江的草根文化传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地少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空间的局限，在流动中寻找生命的路线图，从而孕育了浙江人“流动的传统”。当直接取自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固守在土地上，维持基本的生存和个体再生产，他们只得怀揣着自己的家庭梦想，带着谋生的家什，向犹太人一样出没于任何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角落。对浙江人来说，在流动中求生存作为一种自然空间“倒逼”下的选择，经由不断地延续和积累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草根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中，“流动”是一件十分正常的现象，是实现个人才智与社会资源及机会之间优化组合的必要手段。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外出和流动并不符合人民公社制度的安排，因而受到严格控制。不过，恰恰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低效率强化了浙江人“流动的传统”和外出谋生的冲动。于是，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1970年代，温州人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义乌人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不怕进“学习班”和“罚没”，走乡串户“敲糖换鸡毛”。[③]几乎在浙江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部人民公社制度下“投机倒把”的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外出流动和“投机倒把”并不是浙江独有的现象，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是浙江人的流动是在自然空间和社会制度空间双重压力下的产物，由于自然空间的局限无法解除，改革开放对社会制度空间的释放并没有使浙江农民回到土地的怀抱，反而加速了浙江人“流动走商”的规模、速度和范围。一种非制度化的流动方式突然失去了原有的禁锢并获得了制度的认可，所释放出来的激情和进取精神是难以估量的。在一些发展空间较大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到来，人民公社时期“投机倒把式”的流动实现了向土地和农业的自然回归（当然后来发生的民工潮另当别论）。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民并没有表现出对土地和农业的眷念，浙江人的流动反而如开闸之水，温州的修鞋匠、理发师、弹棉郎；东阳、诸暨、上虞的建筑工；义乌的流动商贩、货郎；永康的五金匠；台州的豆嫂、工匠等等不断涌向全国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对浙江最大的意义在于，使浙江流动的草根文化得以放大，其内在的潜力得以充分释放。伴随着浙江农民大规模“流动走商”的脚步，浙江人也就走出了“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空间局限，从而埋下了率先发展民营经济进而赢得市场先机的种子。因此，浙江在市场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中的“先入”优势，并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先入”，而是一种地域性的草根文化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天然亲合性促成的“先入”。

二、从生存空间的扩展到发展空间的内敛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农民大规模“流动走商”的结果基本实现了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但是与家庭承包制所解放的农业生产力相比，走乡串户的货品买卖、流动的地摊交易以及手艺人的外出务工等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不过，非农化的流动却为浙江人打开了一扇财富之门。浙江农民在大范围的“流动走商”过程中，除了保证日常生活和补贴家用之外，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个意外的副产品，即发现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刚刚走出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业生产的格局依然是重工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造成了诸如针头线脑、衣鞋裤袜、锅碗瓢盆等工业性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单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此类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还是购买力都长期处于不足状态，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而且必将进一步提高社会购买力，但是重工业化格局的惯性无法及时提高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浙江人在日常生活必需品短缺时代的“流动走商”，不仅亲身感受到这种巨大的社会性需求，而且掌握了这种需求所包含的品种、价格、质地、购买能力、利润空间等等市场信息，从而找到了土地和农业之外的康庄大道——“办厂坐商”。这标志着浙江迈进了工业化时代的门槛。

如果说自然空间的局限“倒逼”出来的“流动走商”实现了浙江农民对生存空间的拓展，那么发现和掌握市场信息之后的“办厂坐商”则使浙江人实现了发展空间的内敛。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一部分外出谋生的浙江人做出了新的选择，从“流动走商”转变为依靠最原始最简单的家庭作坊实现“办厂坐商”。在家庭作坊中，私人住房既是生活场所又是生产车间；家庭成员既是生产者也是经营者和管理者。家庭作坊的生产主要是依靠简单的手工制造和简单设备或报废机器的再利用完成的，生产方式极其简单和原始。但是，这并不妨碍家庭作坊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就那个年代的一般购买力而言，最需要和最短缺的是各种工艺简单技术含量低的日常生活必需的小商品，而不是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的大件耐用消费品。市场需求肯定了家庭作坊这种浙江工业化时代的萌芽形式，同时也肯定了浙江人“重事功”的务实精神。

随着家庭作坊不断发展和换代升级，浙江开始从一种“流动走商”的发源地转变为小商品供应的货物源头，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各种专业市场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百货、温州的皮鞋和服装、永康的五金、嵊州的领带、海宁的皮革等浙江制造的工业产品借助这个平台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从生存空间的拓展到发展空间的内敛，为浙江的工业化过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市场根基和发散性的市场动力，一种社会性的创造力开始逐渐彰显出来。同时，浙江草根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依靠简单而原始的人口流动谋求生存转变为依靠制造业及其产品的流动实现新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浙江人创业的冲动来自于草根文化和草根行动，但是绝不能将浙江经济的崛起理解为一种“无为而治”的结果，实际上地方政府在其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依靠、激发、顺应、支持和强化带有草根血统的社会创造力。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开创了多个先河：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中国第一个官办小商品市场、中国第一个村级工业开发区、中国第一条地方投资修建的铁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的品牌认定和保护条例、中国第一例强县扩权等等，这些地方性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为浙江经济发展的空间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潜力。

从生存空间的拓展到发展空间的内敛不仅更新了地域性草根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社会性的“联带效应”。“联带效应”表现为，生存空间的有效拓展带动和启发了更多的人弃农外出和“流动走商”，其中一部分富有远见和创业精神的走商（或流商）者通过“办厂坐商”实现了发展空间的内敛，并进一步带动新的走商者不断加入到坐商者的队伍。这种“联带效应”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浙江的草根农民沿着“土地和农业——流动和走商——办厂和坐商”的路线图进入了由农而工的时代，过去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逐渐进化为一种市场型的经营人才，实现了英克尔斯所说的“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办厂坐商”者犹如一列动力十足的车头，带动着“流动走商”者转向创办实业，“流动走商”者则引领着更多的人告别土地和农业，不断扩充走商者的队伍。反过来，不断壮大的走商队伍又带着浙江产品走南闯北，不断开拓和占领市场，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延伸到海外。生存空间的拓展与发展空间的内敛，使天然的流动文化与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最大限度地挖掘和释放出浙江工业化的潜力。

随着发展空间的不断内敛和“联带效应”的不断强化，浙江的制造业出现了高度的地域分工和产业集群化，比如义乌因袜子出名、温州靠制鞋起步、永康由五金而著称、海宁以皮革为优势等等，几乎形成了一地一产的产业格局。地域分工和产业集群化的结果产生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吸纳效应”。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但是制造业的扩张产生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需求与消化能力。在计划经济时代，资源和能源的短缺一直制约着浙江的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外部资源和能源及其初级产品则自动流向浙江。只要留意一下自西向东进入浙江的高速公路，很容易发现一道景观：进入浙江方向的路面要比离开浙江方向的路面损坏得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进来的货物主要以沉重的资源能源及其初级产品为主，出去的则是比较轻便的次级产品。正是由于浙江工业化对资源和能源的吸纳效应，才有了温州、义乌等地“无中生有”、“零资源”的发展模式，资源和能源的短缺已经不再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短板”。此时，“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一次性能源外部输入率95%”等自然空间的局限已经荡然无存。

三、迈向资本空间的时代：1990年代后期以来

浙江真正成为全国的经济明星是在上世纪 90年代末，整个中国经济几乎都受通货紧缩的折磨，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中小企业发展受限；而浙江却未受通货紧缩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依然强劲，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继续提高。《国家金融报》2002年10月17日发布的消息称，2002年全省平均每天新增加118家私营企业，创历史最高增速。[④]浙江与中国经济整体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标志着浙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末期，浙江人经过20多年“流动走商”和“办厂坐商”的不断积累，培植出一种藏富于民的经济生态和经济土壤，民间资本异常雄厚。民间资本的优势逐渐替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流动优势和后来的产业集群优势，构成浙江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资本优势不仅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资本占有，而且为浙江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资本空间。随着浙江向资本空间时代的迈进，经过“流动走商”时代的艰难起步和“办厂坐商”时代的高速行驶之后，浙江经济开始腾飞。

所谓资本空间，就是以资本的绝对占有或资本优势为基础，跨越地域、疆界、场所、产品、行业、体制、种族、文化的局限完全按照资本的逻辑而重新组织起来的空间。简单地说，资本力量渗透所及的范围就是资本空间。就资本空间的一般特性而言，首先是一种优先向资本开放的地带；其次是一种概念化、符号化、信息化和想象力的空间；最后是一种形态上虚拟但却包含着真金白银的现实经济生活领域。当然，资本空间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浙江地域性的草根文化（即流动的传统）失去了其固有的活力，相反，浙江向资本空间的迈进恰恰是“流动”这种草根文化所结出的一种新果实。草根文化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适应、吸收和积累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充实、调整、演变、更新、发展和改变它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初期以前主要表现为比较原始的人员流动；之后的“办厂坐商”时代主要表现为产品流动；1990年代末期之后则主要演变为一种最具渗透力的资本流动。

随着资本空间的到来，“浙江”这个行政和地理上的区域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符码，“浙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省区，而且被贴上了“资本”的符号，并成为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的对象。浙江人（资本）开始像外商（外资）一样享受着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和身份上的尊敬，过去的竞争对手变成了争取的对象与合作伙伴。为了吸引浙江的资本，“浙江节”、“温州节”等本以为是浙江当地的文化宣传活动却屡屡在浙江以外的地区上演；浙江的民营企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浙江的“七山一水两分地”，浙江人投资、合资、控股、收购、兼并的企业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带有负面效应的“温州人炒房团”都受到各地开发商的欢迎和恭请。当资本的影响和辐射范围开始及于全国乃至海外，浙江人一改“流动走商”的小商贩形象，挤身为中国经济领跑者的角色。于是，浙江人获得了外地矿山的开采权、外地旅游景区的开发权、外地企业的经营权；浙江资本可以复活圆明园的华贵，可以打造出“东方好莱坞”的魅力。

浙江经济向资本空间的迈进，不仅率先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抢得一席之地，而且也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促进了浙江社会基础的变革。据相关报道，2005年，浙江省全省累计核准境外投资企业达2160家，居全国各省市之首。[⑤]借助资本的力量，浙江人改写了单纯把浙江产品从小商品市场输送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贸模式，坐上国内海外投资的第一把交椅。资本空间所赋予的全球化视野和经济一体化意识，使浙江人在分享全球贸易蛋糕的同时，也萌生出浙江经济的自发组织及通过组织表现出来的自治力量。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把习惯单兵作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在“善分不善合”的文化传统中产生了“组织”、“合作”、“联合”等现代意识，组建起一个个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自治性的民间社团组织，主动地学习陌生的世界贸易规则，以军团作战的方式应对各种反倾销、反补贴。一万多个民间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不仅意味着浙江人商业行为方式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浙江社会基础的变化。除此之外，迈进资本空间的浙商，在全球化的遭遇中不断提高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懂得了什么叫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知道了消防设施不全、使用童工违反世界通行的贸易准则。[⑥]

如同 1990年代末期以前“办厂坐商”对浙江经济的“联带效应”一样，在迈向资本空间时代的浙江经济中，资本逐渐替代产业成为新的“火车头”，经济发展的链条再一次向前延伸。浙江经济的列车在“资本”的带动下，经由土地和农业、“流动走商”、“办厂坐商”、资本空间的依次跨越，构成了浙江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十七大报告提出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按照权威机构的解释，“财产性收入”就是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私人拥有的动产和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不动产的出让、运营所获得的利息、租金、红利和其他增值收益。就本文的角度而言，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入资本空间的时代，享受资本空间带来的新福祉。从浙江现代化的路径和经验看，这个目标离浙江并不遥远。

四、结语

总得来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就带有明显的草根文化血统和草根智慧的结晶，草根出身的开拓者在不同的时代分别依靠“流动走商”、“办厂坐商”和富集起来的民间资本不断克服自然空间的狭小和资源的短缺，实现了社会空间的再造。浙江经验表明，空间、资源和地理区位等自然条件并不一定构成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地域性文化传统和体现这种地域文化的草根智慧和草根行动则构成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根基，因此，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脱离了草根文化和草根智慧，而变成一种自上而下或由外而内的规划和设计工程。浙江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部 “人民创造历史”的历程；浙江经验是人民的首创精神与政策支持相结合的经验；浙江经济的成就是依靠人民自主性、调动人民创造性、凝聚人民力量、吸取人民智慧的成就。

（原刊于《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