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以反思和重建现代性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和理论关怀的焦点，在重新梳理、诠释以往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重绘了一幅现代性的制度图景：一方面，现代性具有复杂而多元的制度性特征，它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国家监控和军事暴力四种元素组成；另一方面，现代性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意味着机会与效能，也包含风险与危险。现代性的全球化已经势不可挡，因此，理性的选择不是拒绝现代性，而是学会驾驭、引导这头“猛兽”，降低其风险，增大它能给予我们的机会。对于正处于建构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究竟有何启迪和意义？ 以生态文明制衡工业主义 工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元素之一，其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自然资源的榨取和利用，它为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机会。然而，伴随着工业主义的高歌猛进，现代性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固有的生态平衡：生态灾难作为现代性的风险性后果正伴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向世界蔓延、向人类逼近，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威胁着我们生存的根基。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速转型的现代中国，在近30年的飞速发展中，已经痛切地感受到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保护我们的环境已经刻不容缓。因此，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正当其时。在此意义上，吉登斯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要高度警惕工业主义这种现代性带来的生态灾难，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推行工业化以发展经济。由此来看，吉登斯对工业主义的分析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 以政治文明约束国家监控 国家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元素之一，指的是国家对被管辖人口的信息收集、信息储存以及国家对个体行为直接或间接的督导与监管。在现代性的建构中，由于公民权利与国家监控的内在关联，监控领域可能成为公民为自己的权利斗争的场所，因而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国家监控带来的正面结果是公民权利的扩展：从公民的自由权、民主权延伸至社会福利权。但国家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制度元素，离开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其后果将有公民权利遭到扼杀的危险。为此，吉登斯呼吁以民主运动作为抵御这种危险的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必须把国家监控纳入宪政民主的制度轨道，推动公民合法的维权运动，确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此作为降低现代性的风险最为有效的手段。换言之，政治文明才是防范上述风险的坚实的制度平台。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已印证了这一点。因为正是随着全能主义在中国的逐渐消解，国家监控的范围大大缩小，国家监控的手段日益规范，公民自由的空间才得以逐步打开，公民的权利才开始得以渐渐落实。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吉登斯对国家监控的分析作为建设政治文明的学理资源。 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现代性之果尚未全面丰收；另一方面，现代性之风险、危机却频频而来，比如市场经济带来的劳资矛盾、工业主义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出现。因此，在拥抱全球化，把握现代性的机会、收获现代性的物质文明之果的同时，通过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来防范现代性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将是中国现代性建设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现实课题。这正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对我们的启示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