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复兴谈起，叙述了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西方主要的网络理论及其研究的领域，并对其在中国社会中的适用性简单加以论证，最后评述了网络分析的局限和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文化`制度和网络三位一体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社会网络　嵌入性　制度

一、经济社会学的新视角：网络分析

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她可以被简单的定义为“运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经济现象”。（1）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的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经济社会学的思想，如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熊彼特`波兰尼等的贡献（2），但其形成主要是在本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帕森斯和斯梅尔塞的《经济与社会》的出版，“不仅标志着现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开端，而且为后来的经济社会学学科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3）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行动者的假设；经济行为；行为的约束；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的目的；方法的运用；学科传统等方面。（4）也正是因为这些的不同，才使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存在的意义。但“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elism）的兴起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也就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试图在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重建其他社会科学。格兰诺维特对此曾有描述：（5） 

象所证实的那样，对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认为的分工发起挑战的最先是经济学家他们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一些学者，如Gary Becker和Anthony，他们认为政治课题可以用经济模型加以分析，这是他们做的第一步。60年代，这种新的方法被扩展到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历史，法律和人口统计学。到了70年代中期，它出现在所有的研究中，“经济学帝国主义” 逐渐被用于形容这一行为。1976年Gary Becker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出版，这本书或多或少的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 

而在此同时，经济社会学的两位大师帕森斯和斯梅尔塞多年努力经营的，并在《经济与社会》中建构的一般社会系统理论（即AGIL模式），虽然具有：避免了传统经济分析将经济现象置于狭隘经济领域的局限，而是一个社会的子系统；是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唯一通拦全局的方法。但它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缺乏微观分析和经验分析的基础；技术方法上缺乏弹性；注重静态——均衡分析而忽视动态——历史分析等。(6)与此对照的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完全是‘经济人’理念介入的产物。这是经济学对社会学领域扩张的结果——使 社会人隶属与经济人。(7)

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帕森斯和斯梅尔塞的“哥伦布式的尝试”的失败，同时也随着近几十年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各学科相互融合趋势的加强，使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发展轮廓也渐渐清晰：(8) 

“他们认为，面对60-70年代以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入侵，当务之急是要对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的论题予以社会学分析。为取得与经济学家对话的地位和权力，社会学家不求对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的分析的完整，只求这种分析的独特。也就是说，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应当对‘经济学失败的方面’进行研究。在他们看来，经济学从古典到现在，一个显著失败的方面，就在于假设个人决策是孤立的或独立自主的。因为，事实上，个人生活和行动（包括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的。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从现在的`具体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出发，社会学能够取得对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的更好的分析。因此，新经济社会学的宗旨即在于从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即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对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进行研究。” 

在新经济社会学家斯威德伯格和格兰诺维特看来，新经济社会学作为传统的经济社会的的延继，应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建议：（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2）经济行动由社会来定位；和（3）经济制度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9)而这三个方面毫无例外的牵涉到“嵌入性”（embeddedness）。

也只有先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使社会网络分析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中获得合法性。而格兰诺维特的那篇《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中提出“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的一般假设，并加以论证，以求社会网络作为新的分析工具的合法性。

在这篇论文中，格氏发展了波兰尼在《伟大的转折》提出的“经济嵌入社会”这一特定概念，格氏坚信“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并采纳网络学者的观点，社会网络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结构，而处于其中的人的经济行为必然受社会网络的影响：“镶嵌观点分析经济生活的信任与秩序问题时，在过度社会话的普遍道德以及低度社会化的非人性制度安排之间，发展出对具体的社会关系形态的分析方法。”（10）

这篇论文的发表，虽然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却在经济社会学界产生了共鸣，不仅仅是网络分析的合法性地位得到承认，使新经济社会学有了新的解释范式，更是吹响了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反攻的号角。 

二、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的研究一般被认为产生与英国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使用了“社会网”概念，（11）但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以网络描述社会结构，网络在这里只是一个隐喻（metaphor）。本世纪5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如S.F.Nadel,J.A.Barnes开始系统地发展网络概念。1954年，J.A.Barnes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去分析挪威一个渔村的跨亲缘和阶级的关系。不久后，Elizabeth Bott第一次发展出了网络结构的明确测量工具——结（knit）。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使得网络分析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注意。而深受齐美尔（Georgy Simmel）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在英国人类学家著作的传播下，也兴起了网络分析的热潮。到70年代中期，“网络分析的国际网络”得以形成，“社会网络”杂志成立，网络分析成为社会学中有影响力的领域。（12）

社会网络只所以能被做为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是因为这一概念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网络分析的有五个基本原则：（一）结构化的社会关系较社会成员的特点（arributes）是社会学解释更有力的源头（source）；（二）规则源于社会关系结构体系中的位置（location）；（三）社会结构决定二人关系的运作；（四）世界是由网络组成的，而不是由群体组成的；（五）结构方法替代和补充个体方法。（13）

社会网络分析从兴起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和众多人的努力，在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变了以往的单纯的分析工具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分析盛行的美国，从60年代网络分析刚刚开始时，就存在着不同的两个领域。一种是以林顿.弗里曼（Linton Freeman）为代表，它采用社会计量学的传统，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小群体研究；第二是以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等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社会学的范畴，以网络作为社会结构，来看待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14）对经济社会学而言，社会网络分析就是指第二个研究领域，而下面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第二个研究领域。

虽然同属于结构主义范畴，但网络分析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流派，国内外的学者也曾对这些不同的流派进行归纳分类，如肖鸿曾把它们分为网络结构观`市场网络观`社会资源论`社会资本论和结构洞理论等（15）；罗家德则分为七大部分：弱连带优势理论`强连带优势理论`结构洞理论`镶嵌理论`人际信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系统崩溃理论。（16）

由于本文的研究只关注于与经济社会学有关的网络分析，所以本文不对各种理论加以分类，而只是对其比较有影响的几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加以介绍。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崛起的带头人，格兰诺维特不仅仅为网络分析的合法性提供的合理的解释，同时，做为一个身体力行者，他对社会网络的理论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早在1973年，《美国社会学刊》就发表的格氏的另一著名论文《弱关系的力量》（17），在这篇论文中，格氏不仅提出了弱关系作为传递信息的有效的桥梁，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关系和互惠交换。通过对关系强弱的界定，格氏提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连接的纽带，而弱关系则是群体之间的纽带。群体内部由于身份地位的相同性，导致信息的重叠；而由弱关系联系着不同的群体则掌握着不同的信息，弱关系充当着信息桥的作用。桥（bridge）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是不同群体间信息流通的关键。这就是弱连带优势理论。见下图：（18）

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中，格氏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重新提出嵌入性，同时也强调人的自主性，揭示信任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在经济生活中，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是人置于其中的社会网络产生信任，虽然它不是保证信任的充分条件。从而展开对新制度主义带头人之一威廉姆森（Williamson）孤立看待组织或个人的批评，提出了组织间信任问题。

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源被定义为“财富`地位`权力和与个人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那些人的社会关系”（19）他把社会结构想象为按照某种规范的荣誉和报酬而分等的人作成的社会网络，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在同一等级中，接近和控制荣誉和报酬的机会相似，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强关系；不同等级拥有接近和控制荣誉和报酬的机会就不同，他们之间是往往弱关系。而弱关系却将不同等级拥有不同资源的人联系在一起，并且，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信息的沟通，资源的交换也是通过它进行的。边燕杰曾概括（20），社会资源理论表明“资源不但是可以为个人所占有的，也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所以可以通过关系网络涉取。林南认为，弱关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弱关系是涉取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并推出了三大假设，“当人们趋求工具性行动时，社会职位越高则涉取事实资源的机会越多（职位强度假设）；通过弱关系涉取事实资源的机率越高（弱关系强度假设）；社会资源越多则工具性行动的成功率越高（社会资源效应假设）”。而对于社会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区别，林也做了区分，“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源是在社会网络中嵌入的，可涉取的（access），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mobilized）社会资源。”

近期，林南在《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21)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表述和测量及其模式的建构做了详细的论述。在指出学者们两种不同的研究焦点后，林把社会资本当作网络中的资产来测量：

在讨论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澄清了测量和抽样中的某些争端`识别了回报类型和简要地假设了因果影响的不同模型后，他提出了一种建立社会资本理论的模型：

其中，不平等代表上资本的前提和先兆；资本化代表了社会资本要素；结构则表示社会资本可能的回报。从不平等向资本化的过程描述了结构中的结构要素和位置要素影响了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的机会；在资本化中描述了存在一个把社会资本的两种要素——涉取社会资本和运用社会资本——连接起来的过程，既社会资本动员的过程；最后，连接社会资本和结果的过程描述了社会资本产生回报的过程。

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科尔曼把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等人的观点纳入自己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去，并做了以下的发展。2）对社会资本下了个功能性的定义：社会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不同的，为了区分两者，科尔曼做了说明：如图，A，B，C代表三个人，人力资本存在于各点之中，而连接各点的线段代表了社会资本。

为了说明什么是社会资本，科尔曼研究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能构成对人有用的社会资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等。并且社会资本由于是存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的，而社会结构使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存在，不仅使积极参与建立规范的人受益，而且使处于社会结构中的所有人受益，因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同时，网络的封闭性`社会机构的稳定性和意识形态对社会资本的创造`保存和消亡产生影响。科尔曼贡献在于：“第一是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从三个角度做了定义：（1）社会团体即社会资本…；（2）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3）网络涉取即社会资本…。第二是将社会资本的概念与人力资本的概念联系起来，认为社会资本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条件。”（23）

博特（Ronald Burt）《结构洞》问世，第一次明确提出，关系的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结构洞，是社会网络的两种类型中的一种，即“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或关系间断（disconnection）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象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24）结构洞的重要性并不与关系的强弱有关，因为在结构洞存在的时候，处于两者连接状态的第三者拥有拥有两种优势：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而为了保持这两种优势，第三者希望保持着结构洞的存在，不会轻易的让另外两者轻易的联系起来。根据结构洞理论，博特认为，“在竞争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家要如何取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利益，端看其能否掌握较广的非重复的网络关系。”（25）也就是说，想取得竞争中的优势，关系资源是很重要的。“换言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保持和发展优势，就必须与相互无关联的个人和团体发生广泛的联系，以争取信息和控制优势。”（26）

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在《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一文中，边燕杰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了与格氏截然不同的强关系假设。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同，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承担着桥梁的作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中，边总结认为，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谋职在中国的计划体制下不是一个自由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情的强弱就会产生不同效果，因为：“一是义务问题。人情的实质是情意`实惠的交换。强关系往往表明这种交换已经在主客双方长久存在，相互欠情`补情的心理，使得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尽力在对方请求下提供帮助。二是信任问题。人情关系的交换是违背正式组织原则的，但如果是强关系，主客双方的信任度提高，就能降低由‘东窗事发’所引来的不必要的麻烦。”(27)在经过对天津`新加坡等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进行比较后，对三个假设进行检验。第一个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是市场化假设；第三个是劳动力供给效应假设。边的实证研究证明：“（1）求职者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求工作渠道，（2）直接和间接关系都用来获取来自分配工作的实权人物的帮助，（3）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通过中间人建立了间接的关系，中间人与他们双方都是强关系而非弱关系，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的关系越熟，则最终帮助者的资源背景越高，对求职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4）求职者使用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28） 

三、网络理论的具体运用

目前国内外对网络理论在经济社会学中的运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

（1）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主要运用格氏的弱关系优势`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及其边燕杰的强关系理论来探讨社会资本在求职`社会地位的获得及其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中国关于社会网络的应用研究多为此类。代表性文献如：《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力市场分析》，《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力量：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网和职业流动》等。

（2）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运用相关的网络理论探讨社会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学者研究比较多的一个领域。代表性文献为：《繁荣的社区——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等。

（3）社会网络与企业发展：探讨社会网络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代表性文献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社会资本制胜》，《网络家庭与乡村私人企业的发展》等

（4）社会网络与企业管理：把社会网络的各种理论具体运用到企业内部的管理，企业之间战略的联盟，企业间关系合同的制订等问题上来。这也是国外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领域，代表性文献：《再访寇斯；现代经济中的企业集团》，《组织形态与管理哲学：叙述与分析》，《竞争的社会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等等。

（5）社会网络与经济`社会发展：属于宏观层次的研究，具体的研究涉及经济`文化`政治与社会等多方面。有的也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代表性文献：《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资本分析》，《创新`社会资本与新经济——美国联邦政府出台新政策支持合作研究》，《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等。 

四、社会网络分析之于中国 

起源与欧美的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工具，是否适用于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中国呢。其实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但在此仍须在学理上加以证明。

如果说西方社会崇尚个人主义，那中国的儒家文明则属于结构主义。这一点可以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得到论证：（29）

“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如果说上面的只是一种中国社会宏观的社会结构，在微观层次，在研究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在具体到中国人在社会行为取向上，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学者都曾作过大量的研究，台湾的一群研究中国人心理行为的学者，在总结了众多的东西方对中国人行为取向的研究后，总结了以下的共同点：（30）

指导社会行为的原则是：（1）集体或群体利益先于个人；（2）完成外界的社会义务先于满足个体的需要；（3）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安身立命先于表达自我；二.回报的规范，使互动中的每个个体无法跳出错综复杂的义务与亏欠系统外（人情，人情债）；三.社会行为具有高度的导他性；四.社会互动的规范性模式可维持和谐和睦，避免公开冲突；五.个体对社群的取向特点在从众，而不在敢于白表。 

在对各种文献的归纳之后，他们最后对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取向定位于关系取向：（31） 

“人的性格发展不能脱离社会背景，人际关系在文化层面上的重要角色是社会心理学家有目共睹的。但中国式社会生存论的影响并不就此止步。人际关系除了在人类性格发展过程中承担了历史使命外，它也在个体有生之年，为生命定出人之为人的意义。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只有透过与他人的共存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身份本色便失却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社会生存论是关系中心的。” 

也许是中国这种特殊的文化历史环境，许多早年受过西方正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学者，很早就采用社会网络或关系网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林耀华的《金翼》对中国宗族制度的分析中，更是贯穿着网络的视角：（32） 

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客观地用图表说明。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出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每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就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络便立刻松弛。 

上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不论是宏观的中国的社会格局还是微观的中国人具体的行为取向，网络分析做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对于解释中国社会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然，也由于中国人有自己的行为模式并有别与西方社会，所以网络分析的一些具体做法，在具体的运用中也还要加以改进。但总的说来，它作为新的分析工具是很有说服力。 

五、社会网络分析的评述 

对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层面评述，肖鸿曾经把它的优点和局限分别概括为：（33）提出一系列概念`命题`基本原理和理论，在社会关系层次上把微观和宏观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创造一系列测量手段`资料收集和分析技术，摆脱了范畴或属性分析中的困境等；弊端是有些学者过于注重网络的形式，不再分析关系的性质；过于热衷于发展精巧的数学技术`数理模型和图表符号描述假设成分越来越多的网络结构等。

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学的范式，社会网络分析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复兴起来巨大的作用，但自身仍然有方法论上的缺陷，汪和建曾一针见血的指出：（34）“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的假设未能得到逻辑和经验的确证，而更可能得到逻辑和经验证实的是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套，导致经济社会学研究空间的缩减；嵌入性分析未能把对人的行动的目的性（理性选择）分析与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有效的结合起来；只求实证分析而漠视规范分析，总是回避两个问题：一是当事者运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从事其对己有利的活动时，是否给他人或社会带来了外部影响尤其是负外部影响，二是当考察正式结构（法律`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结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对经济行为（如信任和秩序）的影响时，如何判断和选择哪种要素或哪种要素的配置最佳？

在我看来，网络分析只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视角，追溯经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可以发现，韦伯那里依然存在着另两个传统：文化和制度。（35）《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强调文化的因素，《经济行动的社会学基本范畴》则依循“行动”到“秩序”的分析，可以看作对合理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理性经济活动中的强调。

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根本，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36），它有利于建立全社会的信任，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三种视角中，网络和制度是受文化的影响的，在观察中西方具体的文化环境时，可以看见，西方经历嵌入`脱嵌目前到了再嵌入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起步很晚，现在仍处于脱嵌阶段，当然也有再嵌入的因素渗入其中。具体的说，就是西方的网络分析是建立在他们市场发育完善，制度健全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运用是以不与现存制度相抵触`不损坏全社会的利益为前提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社会本身是“差序格局”，中国人的行为取向是以关系为中心，忽视制度的建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应该关注制度因素的作用，不应该过分强调社会网络。很显然，在中国，正式制度由于社会网络的侵蚀而变形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也正是过多的关系运作，阻碍了中国市场化的完善和制度建构，从而导致全社会的信任危机。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情况下，制度和社会网络是相互补充`相互受益的；又在什么情况下，两者呈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局面。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社会网络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全部，占主要地位的我个人感觉是制度的建构，它只有和文化`制度两个视角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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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melser,Neil J.,and Richard Swedberg..(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n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1

（2） 同上：8-15

（3） 朱国宏，《经济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84

（4） 具体见（1）：4

（5）Granovetter Mark , and  Richard Swedberg..(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2: introduction:1

(6)  汪和建，《现代经济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243-246

(7)  帕特里克.贝尔特著，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99

(8)  汪和建，《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经济社会学的定位问题》，第14页，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研讨会第3期，2001年9月27

(9)　同（5）：6

（10） Granovetter Mark  1997/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中译本见《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格兰诺维特论文集。罗家德主编。第8页

（11）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1页

（12）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4-66

（13）同上，1999：66-69

（14）同（11）：1-2页

（15）同（11）：2-5页

（16）罗家德，《NQ风暴——关系管理的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8-53

（17）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中译本见　《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39

（18）同（16）。第39页

（19）林南　沃尔特.M.恩赛尔　约翰.C.沃恩　《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力量：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国外社会学》张文宏译　 1999年第4期　第15页

（20）边燕杰　《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　《国外社会学》 1999年第4期　第6-7页

(21) 林南 著　 张文宏 译　《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　 《国外社会学》  2002年第2期 

（23） 同（20）第7页

（24） 同（20）第7页

（25） 同（16）第42页

（26） 同（20）第8页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