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是伴随着社会现代性出现而产生的一门学科。广义而言，它是指一切关于社会构成、持续和变迁的理论思考以及关于这类理论思考何以可能的认识论探讨，涉及传统的社会哲学与直接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是两者的结合。狭义地讲，它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现代性社会的形成、发展和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社会理论以现代社会的产生为前提条件，它是现代性的产物。其伴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形成而产生，伴随着现代性社会变化而不断得到修正或重建。
    现代性社会，从一开始就为其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所困扰。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性社会趋于成熟，这种矛盾和张力日益显露；与此相应，在西方社会思想界先后出现了一些对后世颇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系统和经验观察开辟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以应答社会最突出的现实问题。
    不过，尽管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现代西方社会，但映入他们脑海中的社会现实图景却不同。现代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奥古斯特·孔德最先发现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断裂”现象。他认为，人类社会正在从过去封建的、尚武的和神学的阶段向现代的、工业的和科学的阶段过渡，并把这两个性质和类型明显不同的社会对立起来。马克思认为，与过去的社会类型相比，现代社会确实是工业和科学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现代性的断裂而带来的问题上，没有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和矛盾置于中心地位，而是把视线聚焦在社会制度上。他将其所处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张力置于自己思想的核心地位，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主要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剥削带来的社会对抗和“异化”现象，这是社会内部制度和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
    涂尔干和韦伯各自建构了力度不相上下的社会理论。涂尔干继承了其法国前辈的理论传统，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物一样的客观事实对个人的强制作用，并试图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他把现代文明社会或制度的性质和问题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他在《社会劳动的分工》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从我们的社会看，人们可以不无理由地说，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或者说倾向于基本上是工业社会。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占有这样一种地位的活动方式，即使不引起最大的骚乱，显然也不能停留在如此无节制的状态。这明显地是道德全面败坏的根源。”显然，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秩序的问题主要不是资本主义的性质问题，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中，而是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他认为，在现代性社会，真正的问题是他所说的以社会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因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协调造成的“社会失范”问题。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和工业主义越发占有凸出的地位，导致了宗教的、伦理的、精神文化的功能日益衰退，这才是道德败坏和社会紊乱的主要根源。
    韦伯也常常使用“资本主义”一词，而不是“工业主义”。但在理论视角和关键的方面，他更接近涂尔干。韦伯以“理解”个人社会行动意义的方法著称，开创了从多种文化视角来研究传统与现代性的研究范式。他虽然在某些方面认同马克思的观点，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他讲的是“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承认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种种问题，但他认为这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他甚至多少有些认为，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源自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和控制的情况下，社会日益呈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二难抉择问题。
    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注重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或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而涂尔干，尤其是韦伯所研究的则是“现代”社会（突出社会的现代性质,即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前者探究的是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后者研究的是相对抽象的一般的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应该说，对于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韦伯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此，而是把视角对准了另一层面，即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张力和矛盾问题，以及涂尔干阐述的现代性社会的失范问题。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不仅存在异化问题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造成的问题，而且还存在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张力问题，随着现代性的演进，后者正在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主要问题。韦伯认为，世界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因素，而且从更基本更深层上看，还有理性化因素。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是“表”，而理性化才是“里”。在现代社会，人们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的某些形式，但却无法消灭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本身（消灭私人资本主义，但还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等）。因此，任何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不管其社会性质如何，都无法回避这种基本张力和矛盾。
    韦伯所说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张力和矛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益突显出来。这是现代文明最突出和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现代性的程度不同，社会性质不同，这个问题在不同类型的国家表现程度也不同。
对于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韦伯比较悲观。他认为仅仅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即消灭
私有制，还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作为现代性文明特征之一的官僚制下，权力的消极负面作用不可小视。官僚并不拥有或占有行政管理的工具，但官僚可以“占有权力和权利”，没有形式上的所有权，对于垄断和控制世上的财产并不形成多大妨碍。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可以在实际上不拥有或占有任何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官僚在“并无所有权”的情况下）变得腰缠万贯和强大有力。韦伯虽然看到了现代性社会中从工具理性化导致的自我运行的控制机器的“铁笼”，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技术统治”对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威胁和风险，但他只是“客观”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并未提出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涂尔干是一个功能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观察到在现代工业社会，“以往只起着次要作用的”经济职能“现在却跃居首位”。对于经济和商业的过度追求是“道德全面败坏的根源”，因此，“人类的私欲只能在他们所尊重的道德力量面前有所收敛。假如这一类权威不存在，便要靠强权法则来统治……”。涂尔干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社会的“协调一致”：既要承认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正确性，又要尊重集体（社会）准则，认为把社会尊为上帝，使具有自主、思考和选择的（个性得到发展的）个人融合在社会里，在更高更自觉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整合和道德秩序重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则。其具体方法，
重建作为国家与家庭两者之间媒介的职业集团，并通过这种社会团体直接影响和调节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培养个人的道德情操，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显然，涂尔干所主张的是一种“行会社会主义”，过去也称“基尔特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它在某种程度上为“第二国际”后期以来的西方社会党或工党所继承，并付诸实践。
    从社会的建构和变迁来看，20 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社会理论当属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总体而言，除了解构性质的后现代理论外，从建设性方面看，人们尚未超越他们的范式。一方面，现代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20世纪50 年代以来，一些试图按照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重建自己社会和国家的实践活动，也与韦伯的社会理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确切地讲，主要与源于韦伯理论的、通过T·帕森斯等人综合的现代化理论有联系。两种社会建构和发展模式一度呈现竞争的态势并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
    社会理论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旦其形成模式和模式化，在缺乏反思的机制下，一般易于教条化和僵化，甚至极端化。于是，便出现了冲突论、新一代批判理论、社会建构论、后现代理论，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它们有的对韦伯维度的以帕森斯范式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和模式进行反思和批评，有的对马克思维度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进行反思。在社会变迁的情形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不顾及社会-文化因素的情况下，把帕森斯理论和模式普世化，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给予单线论的片面理解，都是有问题的，它们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危害的。20 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和社会变迁，发展中国家对传统现代化理论和模式的批评和抛弃，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发展和改革，便是这种认识的反映。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变革的展开，一种以“轴心时代文明”为文化基础的“多元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视角应运而生。它要求人们回视自己的轴心文化，不是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而是注重它们的契合点，从多元文
化的角度看待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在承认N·J·斯梅尔瑟所说的世界“公共理性”之存在的前提下，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自己生存环境的合理反应，现代性文明在世界传播过程中必然带有各自的文化特色。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趋同与多元性现象是同时存在的，它们是当今世界一对彼此相关而又矛盾的发展趋势。
    因此，在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和融合性十分重要。实际上，自从全球逐渐形成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体系”以来，先后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中心或次中心地位的地区与国家，其崛起与文化融合分不开。不仅西方是这样，东方也是如此。从深层上看，西方的崛起是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形成张力，并有机融合和再创造的结果。东方尤其是东亚的复兴或崛起，也是一种类型的文化融合和再创造过程。在这方面，当代中国的发展尤为明显。这给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复兴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这些理论和学科的复兴和发展，又必将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定型化。
    当代，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全球化的加剧，许多人开始追求工具或功能合理性，淡化价值或实质合理性；注重道德的功能层面，忽视实质道德。这不仅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而且也在非西方和某些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当年被世界各种保守主义者称之为“放荡”或“越轨”的种种行为，现在满目皆是，习以为常，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现代消费社会虽然在物质方面达到了十分发达和较为富裕的程度，但在精神方面却有进一步衰退的迹象。这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是典型的现代人类或现代性的问题，主要属社会学研究的范畴。
    现代性显现为“一种双重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种种机会的同时，又使我们处于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之中。在这种情形下，谁能在未来世界竞争中取得先机，占有优势，将取决于谁能更好地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即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消除或减少现代文明中病态的东西。只有那些在促进经济和消费社会发展的同时，且有效地避免了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的文明，才能真正主导世界的未来。对此，西方社会似乎无可奈何，继续强调其过于个人主义的文化模式（当然，西方也在用宗教，尤其是新教文化试图抗拒那种趋势）。非西方国家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力图把这种经济和消费社会纳入自己文化的运行轨道，以抵制现代性的负面作用。对于像我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现在就必须有意识地做好准备，即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文化模式至少应当是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三者形成张力、融合和再创造的产物。我国文化传统中历来有一种“包容”、“中庸”的精神与“和而不同”的观念，若对此加以重新诠释，它们便会在社会理论的探讨和社会建构的实践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过程和融合是文化的本质。然而，只有在适当的张力中才能产生这样的过程和融合。因此，现代社会理论认为，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中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必须的。这也符合“和而不同”的思想。只有沿着一种保持必要张力的多元文化融合的路径前进，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有益的文化变异，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人类进化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