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最近几十年中，许多国家收入急剧增长，而同期平均幸福却保持不变甚或下降了。此一“幸福悖论”迫使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刻反思。

　　“幸福悖论”的理论解释

　　幸福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
　　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zero-sum）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因此，地位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
　　黄有光提出了“东亚幸福缺口假说”及其解释。所谓“东亚幸福缺口假说”是指东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有高收入水平而且具有高增长率，但却比其它地区的幸福水平低。“东亚幸福缺口假说”事实上是“幸福悖论”在东亚的体现。对于这一现象，黄有光提出了五种可能的原因：1、由高增长和高消费所引致的拥挤、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环境破坏；2、正如“寻求幸福生活是直接通向不幸的道路”所启示的那样，无论在个人水平上还是在社会水平上，非常高的竞争程度可能有害于幸福；3、东亚人的教育方法和普通文化影响可能有害于真实创造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幸福；4、东亚文化过分强调一致、秩序和集体利益而有害于个人主义、自由和幸福；5、东亚文化太强调外观，强调不丢面子，而较少重视真实内容和真实情感。

　　幸福函数研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问题

　　平均而言，那些生活于富足国家的人们要比那些生活于贫穷国家的人更幸福，似乎表明高收入是幸福的原因。但从原则上讲，反向因果关系也是可能的。例如，那些生活满意度越高的民众，可能越努力工作，因而也就出现越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或者说，幸福的人们可能更具有创造性和更富进取心，从而导致更高的收入。CharlesKenny的研究翻转了幸福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得出是幸福促进增长而非增长促进幸福的结论。在Kenny看来，更幸福的人是更诚恳的关系的创造者，他们创造了“关系物品”和“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Kenny那里，经济增长是被解释变量，幸福是解释变量，是幸福决定了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决定了幸福。
　　BrunoS.Frey和AloisStutzer考察了幸福与结婚的因果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结婚意味着配偶双方达成一种具有强烈承诺的互利的长期关系，配偶期望从对方所表达的爱情、感谢、赏识中以及从安全和物质回报中获得某种益处。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结婚在经济方面的好处。贝克尔（Becker）认为，结婚不仅为应付生活中不利的事件提供了保险，而且也为利用家庭中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提供了可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的研究业已证明，与单身的人相比，结婚者的身体和心理更健康，寿命也更长。大部分幸福函数的经验估计显示，结了婚的人报告的主观福利或幸福水平，比从未结婚的或已离婚的、分居的和寡居的要更高。但是，这个发现并不意味着反向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人们可以这样争论，那些幸福、快乐的人更容易找到婚姻伴侣，这种自我选择效应对从婚姻到幸福的单向关系提出了挑战。

　　幸福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试图发现影响人们幸福的不同因素的权重序列。不同的研究所强调的重点不同，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个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情趋向、特质与认知倾向、年龄、性别、种族、健康、婚姻、受教育程度、宗教等因素；2、微观和宏观经济因素，包括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因素；3、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条件，如直接民主权利指数、地方自治程度指数等。
　　在经济和政治因素方面的经验研究的基本发现归纳如下：1、收入对幸福的影响：（1）平均而言，那些生活于富足国家的人们要比那些生活于贫穷国家的人更幸福。这个结果与传统的经济理念是一致的。（2）在一个国家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平均而言，富人比穷人的幸福水平更高。（3）近几十年中，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等西方国家人均收入急剧增加，但平均幸福水平却保持不变甚至下降了。

　　2、失业对幸福的影响：（1）失业者自我报告的主观福利水平要比那些同等条件下的非失业者低很多。有研究发现，失业对幸福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因素，包括诸如离婚和分居等重要的消极因素。失业对幸福的影响依不同的人群而有差异。例如，失业对男人幸福的影响比对女人的影响大，对较高教育水平的人的影响比对较低教育水平的要大。（2）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总失业率增加一个百分点（从欧洲平均值的9％到10％）就会降低0.028个单位（满分为4）的生活满意度。失业率的这种小幅增长相当于2％的人口从一个生活满意度类别下降到另一个生活满意度类别，如从“不是很满意”到“完全不满意”。
　　3、通货膨胀对幸福的影响：经验研究显示，通货膨胀对人们的幸福水平存在显著的负效应，不论它是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
　　4、制度对幸福的影响：自由与幸福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它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而且因为好的政治制度确实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
　　5、不平等对幸福的影响：Morawetz等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个人自我评价的幸福就越低的假设。Alesina等人的研究显示：在欧洲，穷人的幸福与不平等强负相关，而富人的幸福则不受不平等的影响。

　　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毫无疑问，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无论对经济科学的发展还是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概而言之，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
　　其一，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促使人们反思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经济理论。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采取“客观主义者”的立场，是以观测到的个人选择为基础而推断个人效用的。仅取决于有形的因素（产品和劳务）的个人效用是从显示行为（或偏好）中推断出来的，而反过来被用于解释所作出的选择。这个“现代”观点受实证主义运动的影响，它否认主观主义者的经验（如由调查所获得的）；经验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是不可客观地观测的；假设做出的选择提供推断结果效用所需的全部信息；公理化的显示偏好方法不仅用于推导个人效用而且用于衡量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比较基于家庭的消费行为。其主导优势也反映在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之中。但是，并非所有的当代经济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向决策、个人效用和福利理论提出挑战。例如，经济学中存在大量的非客观主义的理论分析例子，他们有将情绪、后悔、自尊、目标完成、掌握和意图、身份以及超越效用标准应用得更宽泛的考虑。
　　其二，幸福研究为经济学命题的检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的考察。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与凯恩斯主义相联系，认为衰退意味着可观的损失——投资能力的低水平使用，失业者的情感损失以及分配不公。另一种观点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联系，认为凯恩斯主义者高估了经济周期的成本：衰退之后是繁荣，经济周期不影响经济活动的平均水平。幸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源于衰退的损失很大：不仅仅是GDP的下降和更多的失业，而且更重要的是，失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长期失业可以改变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并降低他寻找工作的愿望。事实上，幸福的经济学研究对传统的痛苦指数提出了质疑。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还表明，将GDP等同于福利显然是不适当的；垄断或市场势力除了造成GDP的损失之外，还会以其他多种方式使消费者感到郁闷和不快。源于垄断或市场势力的这些郁闷和不快，或许可以通过幸福函数的多元回归分离出来。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无人沿着这个思路去估计垄断的福利损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研究路线！
　　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政策含义也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幸福经济学研究促使我们对如何促进人类发展和公民福利的传统观点进行反省。快乐、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从而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幸福，而不是收入，应当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注目标。因此，衡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一些比GDP、收入、财富更加全面的指标。
　　总之，幸福的经济学研究有助于消除狭隘的GDP崇拜，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关注人民的幸福。幸福方程的经验研究有助于发现和确定效用函数中不同影响因素的权重，有助于测度和追踪人民快乐和幸福的变化，有助于政府和政治家更有效地关注失业、离婚率、真实收入、不平等、友谊、交通堵塞、犯罪、健康等问题，从而制定更合理更科学的公共政策。

（王继平 陈甬军天津商学院经贸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