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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辰婷 后现代社会学的知识分子研究  
  作者:宋辰婷    发布时间:2014-05-15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后现代社会学的知识分子研究

宋辰婷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509

 

【核心提示】后现代社会学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通过引进“场域”作为中介,将宏观结构因素和知识分子公共干预模式连接起来,将分析视角从忠诚问题转向知识分子的干预模式问题。

  和社会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样,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也出现了后现代转向,即逐渐走出价值判断逻辑而走向一种解释性逻辑。这种转向在布迪厄、鲍曼、福柯等人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布迪厄将“阶级”(class)概念转化成为“场域”(field);鲍曼将知识分子的定位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福柯将“真理”(truth)转化成为“讨论”(discourse),将知识分子的定位从“普遍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后现代社会学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再给知识分子预设大量的实在特性,而是基于一个空间架构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探究。通过引进“场域”作为中介,将宏观结构因素和知识分子公共干预模式连接起来,将分析视角从忠诚(allegiance)问题转向知识分子的干预(interventions)模式问题。

  知识分子场域研究

  布迪厄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较具代表性。他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忠诚”问题上,而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场域的分析,研究相对独立的场域间斗争如何引起特定场域的变化,包括场域内从属关系的变化或联盟和敌对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即使是看起来最自主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也嵌入在场域之中。这与经典社会学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后者通常认为,知识分子拥有极其珍贵和罕见的结构条件,包括初始资源的积累、较高的进入门槛、动态的竞争和同行之间的认可等,这些条件保证了其自主地位。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法国大学的场域由其内部结构形塑,而其内部结构又由更大的社会空间中的特权和支配力形塑,且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处在既统治又被统治的矛盾之中。他们有力量是因为占据文化资本,有能力证成或批判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但在文化场域(intellectual field)之中,知识分子内部存在较严重的等级差别,这使得知识分子不再具有普遍性,无法构成统一的整体。

  场域中的位置差异影响干预模式

  借鉴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萨皮罗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参与模式的变化与知识分子在场域中的位置差异联系起来。根据其在知识分子场域中位置的不同,不同的文化生产者有不同的公共介入模式。比如,在包罗万象的法国文学领域中,作家的政治参与形式(如抗议的类型是宣言、请愿、讽刺还是其他)是由他们在文化场域中占据的位置(是先锋、美学家、名流还是记者等)决定的。

  萨皮罗利用三个结构性变量具体分析了知识分子在场域中的位置差异对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参与模式的影响。首先是符号资本的总量。符号资本越多,以个体形式介入模式的可能性越大。其次是来自外部的政治需求的独立程度。此独立程度影响了用自治话语形式干预的可能性。最后是专业化程度。专业的行动者倾向于在专业背景下进行干预,而有组织的团体倾向于在“普世价值”的观照下进行干预。基于这三种结构性因素,萨皮罗以类型学方法提出了7种知识分子干预模式:关键人物、普适性知识分子、道德准则的托管人、有争议的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从属于机构或者政治组织的知识分子、专家、特定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集合。

  文化市场视域下的知识分子研究

  波斯纳提供了另一种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的干预模式类型。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模式由市场供求规律决定,在文化市场里,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的知识即商品。波斯纳将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模式分为:自我大众化(将个人的学术观点转化成为普通大众所能理解的形式)、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即时评论、预测性评论、悲观主义预测、一般性的社会批评、专门性的社会批评、社会改革、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政治讽刺文学、专家证言。更重要的是,他运用市场模式解释了现代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原因——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充斥着意义暧昧不明或低质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商品,这源于公共文化市场已经出现了“市场失灵”。“失灵”具体体现在:文化市场的进入门槛太低,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质量控制机制,公共知识分子预测性意见的准确性或有效性很少被审查(如提出愚蠢的意见或虚假的预测并不会实际受到惩罚)。

 

【作者简介】宋辰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chenw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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