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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禹青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  
  作者:张禹青    发布时间:2014-03-24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

——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

                         张禹青             

 

文章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

 

摘要:中国社会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空内,相继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共存、碰撞与交融,社会信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本土视野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作为社会信任发展的三个维度,赋予了社会信任不同的内涵。传统的软环境下产生的熟悉信任,现代的硬环境建构的陌生信任以及后现代碎片式信任关系。面对今天的社会信任危机,我们采取了更加清醒、沉着和理性的应对方式。

关键词:传统;现代;后现代;社会信任

 


人类的有一种情感是通过信任来表达的,同时信任也被作为人类行动的一种形式,信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关于信任的研究,最早从西方国家开始,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信任进行了研究,例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分别从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社会制度和组织行为等方面对信任进行了研究。社会学家认为信任不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现象,信任是在人际互动、人际交往过程中,受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影响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个过错中产生的信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任。心理学家萨贝尔(sable)是较早研究社会信任的心理学家,在他看来,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双方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1]萨贝尔对信任的定义,说明他所理解的信任就是人际交往互动双方所共有的信心、认同(对思想、理念、文化和法律规范的认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就是一种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就是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问题是当代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热点,无论在由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的东方发展中国家,社会信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要。但在很多情况下, 越是重要的东西就越容易被人们忽略。社会信任长期没有得到重视不是说它不重要, 而是因为它过于重要, 已被当成了理所当然的前提。

鉴于中国社会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空内, 经历了传统的农业文明、现代的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共存、碰撞与交融, 考虑到社会信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律性, 我们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特征出发,来观察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信任。

一、传统:熟悉信任生存的“软环境”

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特征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文化是人类历史记忆的符号。要想使社会信任成为坚定的信仰、信念和道德准则,就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追寻、挖掘和发现。

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政治上受到皇权与宗法势力的双重压制;文化上受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文化的教化, 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特殊性塑造中国国民独具特色的个性,社会信任在这片特殊的土壤中,生长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的社会信任。

  (一)受“仁义礼智信”思想影响的社会信任

就社会构成的要素以及社会关系而言,中国人特别重视以软控制的方式来调适社会关系,中国儒家的许多思想、理念就常常被用来规范、整合和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信”是中国社会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兒,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2] “言必行,行必果”[3]。孔子将“信”列入“四教”、“五德”之中,视为修身做人的重要标准。汉儒尊“信”为“五常”之一,赋予其神圣的自然法属性。孟子也主张:“君子不亮,恶呼执”。[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把“信”作为思想、行为的准则,把修身立德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诚实守信被当作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标准。人具有社会性,人要和社会上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如果能够把诚实守信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就能获得其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从而建立起相互沟通、互动的基础,自己的愿望就有了实现的保障。在人际交往中,不讲信任的人,就会丧失别人对他的信任,没有人愿意和他沟通、交流和互动,那么他的各种愿望也就很难实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倡导言行一致、诚实守信的思想,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有指导和启发作用,但是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互动都很少,社会交往的范围仅在熟人之间、小群体之间,因而他们所倡导的诚实守信仅仅局限于熟人之间、亲戚朋友之间,一个人如果不将信用,就会受到亲戚朋友的唾弃;反之,一个人如果讲信用,就会受到周围亲戚朋友青睐,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传统的社会信任是依靠人情来维系的,讲人情、讲关系和讲面子等文化在传统中国随处可见。当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大多数都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人情关系被打破,古代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信任的内容在实践中实施起来就存在一定困难。

(二)传统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熟人社会”或“乡土社会”。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中,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发展缓慢,社会流动匮乏,人们平时的交往大多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面对的常常是因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而形成的熟人关系,使得人际交往呈现出有限性、稳定性、熟人化和安全感的特点。这种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言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所以,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或如费孝通所说的是“乡土社会”。

传统中国的诚信是以小农经济、血缘经济为基础,具有封闭性、等级性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社会信任表现出一种“差序格局”的状态。对于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曾就“差序格局”进行过这样的描述:“我们的格局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5]这充分说明,中国人交往的范围与交往的空间是具有熟悉性、地方性和区域性特点,它是依赖于私人关系和熟悉程度来构建其信任模式的,人与人的交往倾向于自己熟知和信任的自己人、家里人。在整个与自己发生私人联系的关系对象中,与自己关系最亲近、最熟悉和最可靠的是自己的家人,故也是最可信任的。其次便是在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亲戚包括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缔结的姻亲关系或拟亲缘关系,如拜干亲、结义金兰、拜把子等及非血缘关系的亲密好友如现在我们所讲的死党、患难之交、知己等,对这一类人,信任度也是相当高的。再次亲近的便是通过工作关系、老乡关系等,形成家人之外的熟人关系,通过长期的交往、和互动及相互间了解的加强,而把信任关系从最初的血缘关系逐渐扩展到后来的地缘、业缘和学缘关系,诸如老乡、邻居、同学、同事、战友、上下级等。之后,便是一些只见过一两次面或仅打过一两次交道的一般朋友、一般熟人、朋友的朋友、生意伙伴、同行、客户等。最后,最远的便是陌生人。整个信任的对象圈呈现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即在整个信任对象圈中越处于中心位置,与自己关系越近的人,对其的信任度越高,而在整个信任对象圈中越处于外围、边缘的位置,离自己关系越远的人,对其的信任度越低。从而形成了又独具中国特色的熟人信任关系——熟人信任。

(三)熟人信任消解了个人与团体作用

梁漱溟先生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是应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他们倚重家庭生活、注重家庭关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若无物,而家庭关系却特别显著、重要。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解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家庭位置的凸显,必然导致伦理关系的推广。

传统中国来看,中国人在初级群体里是很重视信用的,在这个群体里有各种的关系和缘分将中国人连接起来,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学缘关系等等,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不仅指中国人生活在种种的关系之中,也指中国人以种种的方式维持和发展着这种种的关系,社会信任就是维持这种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熟人社会中,要讲诚信,否则损害很大,有时甚至会付出很高的成本和沉重的代价。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同质性高,封闭性强,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同时社会流动性很低,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信任,一旦有人不讲信用,在这样一个熟人圈子中会有很多人熟知他的“事迹”,他就会失去朋友,失去信任和支持,那么他在这样一个圈子中将很难立足。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它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信念、价值观和人际之间的互动交往。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信任仅仅局限在“自己人”或“熟悉人”的狭隘的小圈子里,这个小圈子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狭隘性的特点,它压抑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并且消解了个人和团体积极性的发挥,如此场域下产生的社会信任,具有个别性、狭隘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在异质性高,开放性较大的社会中,熟人信任就难以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二、现代:陌生信任生长的沃土

现代性作为社会结构解体的动力机制,它在不断瓦解、分离传统社会结构的同时冷酷无情的把人抛向无法做出准确身份判断和识别的陌生人的社会虽然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纠结、复杂,常常是纠缠不清。但是,讲到信任问题却很纯粹、单一、简单因为对相依相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手足同胞、邻里朋友很难产生不信任感虽然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简单——合同、契约关系但是讲到信任问题就变得复杂、飘渺,让人捉摸不定,因为社会信任已经由熟人延伸到陌生人符号在陌生社会中常常是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例如个人的QQ帐号、网名就常常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

(一)现代社会中主体的价值观多样化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交往互动的圈子大多数仅限于熟人之间,社交的范围狭小,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低,人们从出生到长大成年再到死亡,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因此传统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其社会结构上的封闭性、同质性和单一性。

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组织化(或者分散化)和个体价值观多元化。也就是说,传统的社会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的单位制正在瓦解,新的组织形式正在形成和发展。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由于新的组织形式尚未形成,旧的组织已经瓦解,组织结构处于断裂或真空、非组织化或分散的状态。同时,各个利益主体容易发生意义漂移。所谓的意义漂移也就是指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转移。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的同质性降低,异质性增强;社会变迁的速度快,而且程度剧烈;社会流动性增强,业缘关系取代了亲缘、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成为人们人际互动关系与社会交往关系的主要形式,“在场”交流互动减少,生活在此环境中的个体容易发生意义漂移;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由熟悉信任变为陌生信任,社会结构也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的社会转变。

(二)社会交往的脱域性变化引起新的社会信任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行政监控和军事暴力等现代性制度的作用下,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现代社会具有时空分离及在时空分离基础上的脱域特质即抽离化机制。[6] “时空分离”和“脱域”既是现代性的动力之一,又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体验或感受,而不同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不同。所以人们的时空观念和时空体验也不同。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科技落后,现代通信或交通工具的匮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基本上是“在场”进行的。“在场”交往互动,受到场所的限制、约束,社会信任的风险极低,因为一旦失信,就会遭到人们唾弃、受到内部规则的惩罚。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的日常活动抽离原来的场域,处于“脱域”和“缺场”的时空分离的状态。 “缺场”状态下的互动交往,每个人都处于匿名状态,没有明确的个人标志,不必承担破坏规范的后果,由此而产生责任分散的心理。同时,匿名状态也使人的群体遵从性降低;而时空分离是社会身份符号化和现代通信技术信息化的产物,正是由于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超越“在场”,脱离直接的现实性,在“缺场”状态下完成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共同构建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在这种脱域状态下产生的社会信任,蕴含着较大的风险,由此也使社会成员之间互动交往的风险加大,难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把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

三、后现代:“碎片式”的社会信任

    后现代是就现代而言的,简单的说后现代就是对现代的反叛。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指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后工业革命等带入的一切新思想和新概念,其核心目标是对现代性话语的全方位的批判和反思。现代宣称解决人类一切问题,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工业革命发生后的几百年,老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反而又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也由此诞生,其是对现代主义乐观精神的质疑和反叛、批评和反省。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地位比较特殊,它们并不是纯学术研究,而是有政治目的和目标,有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影响。

中国的后现代思想是现代思想的叛逆,后现代文化表现出缺乏深度的浅薄和没有连续性的断裂,也就是碎片化。同时,后现代追求个性的张扬和纯粹的自由,由于解除了禁锢,道德问题孕育而生,社会信任危机比任何时候尤显突出。

(一)社会信任的“碎片化”

最早涉及“碎片化”概念的人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理论批评家詹姆逊,他对后现代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认为后现代文化的首要特征是零散化、碎片化、缺乏连贯性系统性,并给人一种拼贴感,与此相应的是情感和历史感的消失,以及内在和外在、本质与现象、隐义与显义、真实性与非真实性、能指与所指等几种深层模式的消失,这种后现代文化所表现出缺乏深度的浅薄和没有连续性的断裂,就是碎片化。

碎片化的后现代来到中国,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与传统文化产生了碰撞和对立,其特点可以用“给力”和“震惊”来形容。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韵味,强调独一无二性和意境韵味的完整性,后现代碎片化情感则试图打破这种韵味和谐,强调理性的消解、零散化和碎片化。在这种情感里,所有总体表征性图景,一元中心叙事的合法性,总体化、普遍化、本质论、基础论等种种传统的完整体系被彻底瓦解,传统文化思想所带来情感的想象和幻象全部破灭。

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是迟滞的。然而, 现代化的反现代性后果在中国已趋于显著。因此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因解构之风向新的建构之风转换并走向衰退的时候, 在中国却找到了生存的土壤, 其放逐真理肆意享乐平面化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同样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显现出碎片化特征,没有稳定统一的信任关系,人们之间信任关系随着时空背景的变化而消解。

   (二)“道德时代”所带来的社会信任的危机

现代是一个陷阱,后现代是一个雷区。这是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描述与分析时对多数人生存境况的概括。同时,鲍曼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称为后现代的一个“道德时代”:“由于‘解除禁锢’紧紧地包裹并模糊了道德自身和道德责任的现实的伦理的乌云消散现在,当道德问题从人类生活经历中出现时,当他们在一切不可挽救并且无法更改的矛盾情绪中面对道德本身时,我们有可能并且必然在它们裸露的真相中直接面对道德问题。”[7]在后现代时期,由于没有一个主导伦理道德的模式,人们只有转向他们自己的个体道德,并且注定要承受充满困境的道德生活。在这个充满困境的“道德时代”,社会信任也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个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依靠个体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维系,一旦个体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与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发生冲突、背离,个体间的社会信任关系也将发生瓦解和崩盘。

鲍曼在《后现代及其缺憾》一书中认为,后现代性的缺憾源于自由,人们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和怀疑,互不信任对方。曾经有这样一幅漫画,背景是一家小商店,顾客拿着一包香烟在仔细查看是否是真烟,而店主则拿着刚收到的钱在检查辨认钱的真伪。漫画直接折射的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到了几乎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重建道德时代的社会信任,一方面是加强公民的道德思想教育,即加强公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的教育,另一方面建立适应社会发展价值体系,制止和打击西方各种腐朽、拜金主义思潮的侵袭。

四、小结

社会信任是中国社会转型、变迁时期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在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呼唤信任,广大人民需要信任。社会信任被当作一种稀缺资源,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相悖。通过对中国社会信任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三点认识和思考:

其一,我们要努力开创一条超越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发展路径。社会信任在传统→现代→后现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断裂、脱域和碎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规范、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信任体系和机制,没有一套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社会信任体系和机制,要想处理社会信任出现的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信任体系和机制是当前我们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其二,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社会信任正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危机。中国传统的社会信任是熟人信任,社会的结构是熟人社会;而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是陌生人信任,社会的结构是陌生人的社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传统社会的信任观难以向当代社会转变,新旧信任观之间没有一个较好的衔接机制,导致社会信任的危机。因此,推动信任传统的现代转化是解决当前社会信任危机的较好的办法。

   其三,理性治理与感性回归相结合。社会信任要有理性制度安排来对社会信任行为给予奖励或惩罚,为社会信任提供理性的制度保障,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里莎修女曾经说过,如果守规矩、讲良心、有道德让你吃亏,会让你蒙受损失,遭受打击,那不是你的错,而是社会出了问题。特里莎修女的这番话,道出了社会信任应该有理性制度作为保障,让失信的人受到处罚、付出代价;守信的得到保护、奖励和表彰。但是,社会信任不能仅仅依靠理性制度安排,还必须通过感性的人文关怀构建社会信任;通过加强人们的道德教育,加强社会环境建设,去营造一个人人守信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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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平.“论语”详解[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42-356

[3]白平.“论语”详解[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293

[4]钱逊.“孟子”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0220.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

[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 三联书店.1998.9

[7][]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7][]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M]. 郁建兴,周俊,周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41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0]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 三联书店,1998.

[12][]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M].郁建兴 周俊 周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13]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阐释与现代内涵 [J].社会学研究,20031.


[作者简介]张禹青,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与社会问题。

 
  责任编辑:chenw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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