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一度成为拉美地区的主流经济思想，并主导了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最近几年，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新自由主义出现“退潮”，拉美本土发展理论呈现复兴态势。 一、 新自由主义“退潮”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退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并不成功。例如，经济改革前的1961年-1981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5.5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96%；而1981年-2001年，二者的速度分别降为2.15%和0.34%，即改革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仅及改革前的38%。持续的经济低迷导致社会形势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进而引发民众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和许多国家政局的动荡。一批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和政党失去民众支持；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 2.左派政府上台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践阵地。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当政以来，一批左派政府陆续登上拉美政坛。目前，被公认为左派当政的拉美国家有8个。这些政府之所以被称为左派政府，恰恰是相对于90年代那些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而言的，并不是根据某种传统的经典左派标准来定性的。这些政府无一例外都是在民众抗议运动的支持下举起变革的旗帜而赢得了执政地位。其中，“激进型”的左派政府公开宣布与新自由主义决裂。例如，查韦斯政府收回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权，扩大国有经济；发展合作制经济；支持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推进多项改善民生的计划，并提出要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 “温和型”左派政府虽然没有打出与新自由主义“决裂”的旗帜，但都不同程度地与前任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拉开距离，如强调经济的自主性；注重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改进社会政策，关注民生等。其中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左派政府能在第一任期结束后继续获得连任，主要原因都是在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调整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从而获得民众的继续支持。拉美有些左派人士迄今认为，拉美这些“温和型”左派政府依然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其一，要求拉美所有的左派政府都跟查韦斯政府一样公开宣布“与新自由主义决裂”是不现实的。拉美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选择。其二，对大多数拉美国家而言，在不全盘否定前期改革的基础上，通过政策调整逐步纠正前期改革中的偏差与失误，逐步“背离”新自由主义，是一条更为现实和可行的道路。看不到这种积极的变化，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3．拉美新结构主义思想的复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拉美结构主义曾是拉美地区的主流发展理论。由于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拉美结构主义于70年代后期逐渐被新自由主义所排斥。在这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中，拉美结构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一方面，对结构主义理论进行反思与扬弃。另一方面，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注重采纳新自由主义的某些合理成分，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国家干预，实行对外开放，适度的私有化等。90年代初，随着《生产改造与公正相结合》〖HT3F〗（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集体创作）等代表性著作的出版，经过初步改造的拉美结构主义被称为“拉美新结构主义”。 但是，90年代正值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拉美新结构学派的学者们只能在其被“边缘化”的位置上深入观察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下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在此过程中，当时担任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哥伦比亚经济学家奥坎波先后发表了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超越华盛顿共识—来自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观点》、《再论发展议程》。这两篇文章系统总结了拉美新结构学派关于发展理论的基本主张,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其中，《再论发展议程》一文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尤其体现出新结构学派关于发展观探索的新进展。在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日渐式微的背景下，拉美新结构主义思想正试图对拉美各国政府的发展决策施加影响。 二、拉美新结构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新观点 奥坎波在《再论发展议程》一文中提出的若干重要观点是： 1．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明显增长，但高经济增长的承诺却日渐成为泡影。文章指出，人们对改革的结果日益不满；收入分配恶化遍及占世界人口57%的国家。近年在关于发展议程的讨论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如强调制度发展、强调社会保护网络、强调民众的社会归属感等等。 2．为探讨新的发展议程，首先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实现“市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新的平衡”，认为“旨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是对市场的完善和补充，而不是反市场的。二是 “公共政策”应包含为实现共同利益目标而采取的所有有组织的活动，而不是单指国家的行动，坚持这一观点是既要纠正“政府的失误”，也要纠正“市场的失误”。可见拉美新结构主义对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高度关注。 3．全球化应当更加均衡并切实尊重多样性。文章认为，迄今为止，全球化进程的方式主要是由政治决策来确定的，其最令人担心的特点是它的不完整性和失衡性，从而在继续繁衍着世界经济旧有的不对称性，并增加新的不对称性。在当前的发展日程上，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却被边缘化，以至于在快速的市场全球化的同时，却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社会议程。在强大的市场力量之下，民族国家被削弱，发展中国家单方面自由化，以及政府调控能力弱化。发展中国家应继续维护国家自主权，特别是确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自主权。诸如制度发展、社会凝聚、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的积累等，本质上都是各国的内源性进程。支持这些内源性进程，尊重多样性，确定发挥多样性的准则，是以发展为导向的世界民主秩序的关键性要素。 4．拓宽有关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反周期政策作用的视野。在处理宏观经济稳定性问题上有两大教训。一是单一地关注通货膨胀的稳定化政策，其负面冲击可能和以往忽视通胀成本的做法一样大。二是私营部门失衡的代价与公共部门失衡一样高昂。金融自由化是在缺乏调控和审慎监管的情况下进行的。繁荣与衰退的周期变化是与金融市场的运转联系在一起的。私人部门的开支扩张和大量结算赤字在金融兴盛期间累积起来，一旦特殊条件消失就引发危机。上述两大教训是紧密相连的，因为金融繁荣与衰退的周期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变化的主要根源。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用适当的反周期政策来控制周期变化。 5．强调“生产发展战略”的作用。文章认为，那种认为只要财政平衡和低通胀就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思想已经失败。因此，光靠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生产发展战略”的作用。新结构学派一直强调“生产改造”，也就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与生产设备和技术装备、与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以及这些市场如何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发展战略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一是发挥领导作用的生产部门和企业；二是“互补性”或“产业链”，即产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三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等。 6．关注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文章认为，社会进步可理解为三个基本要素的共同产物。这三个要素是：旨在增加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包容的长期社会政策；能创造适度规模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缩小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结构性差异，从而不断缩小不同部门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异。社会公平和社会包容应理解为民众能广泛地获取资源，获得基本的保护和政治参与。公平地获得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资源是机会公平的关键。社会政策应贯穿三个基本原则：普遍性、互助性和有效性。为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政策应对收入分配的结构因素—教育、就业、财富分配、人口赡养、种族和性别等施加影响。 7．重视发展观的新进展。文章认为，90年代以来最积极的变化之一是，普遍承认“发展有更为广泛的目标”，如“人类发展观”、“以自由看待发展”等，并已成为“全球价值观”。人的权利的两个层面，即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应当被视为当今制订发展政策的伦理框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今天拉美新结构学派的发展理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的这些观念更新，既是对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误的总结与反思，也体现了对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内外环境的认知与思考。拉美经济委员会现任执行秘书马奇内亚最近指出：自90年代初以来，拉美经济委员会一直在致力于创立一种与全球化世界相适应的新的发展范式。这个范式所追求的是，在生产现代化的前提下，形成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正向协同”，强调提高竞争力，关注宏观经济平衡，强化参与和包容的政治民主。可以预期，在拉美国家纷纷调整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大趋势下，拉美新结构主义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将会日益扩大。 （作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拉美所研究员） （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第6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