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优势的代际复制:精英中学选拔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以南京F学校为例

李习凡　何　雨

本文发表于《学海》2011年第5期

内容提要：教育机会的配置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受教育者的家庭背景存在紧密关联。本文以F中学为典型案例借助抽样调查技术手段来研究当前教育不平等现象中的重点中学的精英选拔机制。研究发现:借助于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地位资本与权力资本的社会转化机制,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在优质教育机会获得上占尽先机,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公开招录进入重点学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能通过渐趋为重点中学主要入学选拔形式的扩招录取占据优质教育资源。

关键词：重点中学制度　教育机会配置　精英选拔机制

问题、文献与方法

1.问题的提出

在“教育决定命运”的社会流动逻辑下,为了让子女将来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有一个好的职业前景,中国家长从孩子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为子女争取尽可能好的教育条件,以使得自己的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对优质中学教育资源的争夺成为家长们的主战场,特别是围绕考取重点中学的竞争变得愈加剧烈。作为一项特殊性制度,重点学校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目标而建立的,目的在于集中力量选拔一批精干的优秀学生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为了培养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政府采取了集中稀缺教育资源重点办好若干学校的人才培养制度。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①重点学校制度对于加快精英人才培养,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实现义务教育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满足了国家和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渴求,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时至今日,重点学校也人为地扩大了义务教育学校间在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上的差距,由此而形成的教育不公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2.文献回顾

正如Deng and Treiman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②可以说,教育选拔机制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最关键性的、最重要的机制,而教育机会的社会阶层配置则处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中心位置③教育机会在社会群体中的分配形态,相当程度地型塑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作为社会流动领域由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的开创人,1967年,布劳-邓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以家庭资源秉赋为微观视角的地位获得解释模型,借助于两个核心概念———先赋性因素(父亲职业地位、父亲教育程度)和自致性因素(本人教育程度、初次职业和现在职业)———作为自变量,把个体在社会流动中获得的社会地位作为因变量,建立了一个多变量的因果模型。研究假定:如果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主要由先赋性因素来决定的话,那么其社会封闭性强;反之,如果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主要由自致性因素决定的话,那么社会开放性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美国,较之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要更大,其中,教育是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流动中的主导性因素。④布劳-邓肯的研究不仅在其提出之时产生了轰动性效应,而且也成为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经典性议题。事实上,现代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地位获得的两种基本倾向(或者强调地位获得先赋性因素,如布尔迪厄等人的研究;或者强调地位获得自致性因素,如现代化理论家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机会均等、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将日益盛行,“先赋性”家庭背景因素在子女教育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⑤)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布劳-邓肯的研究模型中,因为正是在这一研究中他们指出:一方面,大约2/3人的职业获得可以由其本人的教育程度来解释;另一方面,在另外1/3的先赋性影响因素中,父亲教育程度也是子女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实,早在1960年,特纳亦曾在一篇题为“庇护流动、竞争流动与学校体系”的文章中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流动模式,即庇护流动(sponsoredmobility)和竞争流动(contest mobility)。前者对应的是英国君主式的学校教育,其精英成长道路取决于精英或精英机构的选拔,精英地位的获得不是靠个人努力能够企及的,而是基于某些认定的价值标准,个体向上流动类似于加入某私人俱乐部必须经由俱乐部成员推荐才能进入一样;而后者对应的美国自由式的学校教育,精英地位是公开竞争的奖赏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不需要既有社会精英的提携。在英国学校系统的庇护逻辑中,贵族和精英阶层的子弟从小就被送进了专门性的贵族学校,然后保送到一流大学,进而确保其子女日后的精英地位。⑥

在现代中国社会,教育成同样为代际继承或社会流动的中介,也是社会阶层结构性不平等传递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教育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利用其各种资源优势,确保其子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机会。教育在现代社会的流动中扮演一种双重角色:它既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来源,也是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的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李春玲研究了自1940年以来的60年里,家庭背景与制度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影响的变化。作者指出,执政党与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是中国社会的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断裂为两个截然相反阶段的一个分水岭:1978年之前,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教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重要手段;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均等化推进趋势停滞,导致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力不断增强,教育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在具体的指标选取上主要有两类:家庭背景与制度因素。前者包括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父亲职业地位)、文化资本(父亲文化水平)、经济资本(家庭收入)和政治资本(家庭成份);而后者则包括户口制度和单位制。

李煜提出了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化模式和政策干预模式3种模式来概括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讨论了其各自发挥作用的特征、机制及其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文化再生产模式借助于教育期望、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3个机制使得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资源转化模式强调家庭可以将其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资源包括父辈的经济能力、权力特权和社会网络资源等;政策干预模式指的是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进行了直接干预,如使用配额的方式优先录取工农子弟,等等,以削弱代际不平等的传递。⑧

无论是先赋性因素还是自致性因素,职业地位获得都要受到教育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而教育绝非一个纯然的自致性成就,相反,教育机会的配置是和特定社会群体的家庭背景存在紧密关联的。或者说,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而这个过程又是如何随社会历史变化而变迁的?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借助于各类统计数据从比较宽泛的社会整体层面上来探讨教育不平等中结构性因素,而本项研究把教育不平等集中在重点中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场域中展开,以南京F中学为典型案例借助抽样调查技术手段来研究当前优质教育资源的阶层配置、运作机制、社会功能及其影响等问题,尝试性揭示不同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重点中学这一特定的教育场域来实现社会结构的代际传承,抑或如布尔迪厄所言的“继承人”的“再生产”问题。⑨

3.对象与方法

F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于1963年创办的全国首批外国语学校之一。除了每年都会在国内外各种比赛和竞赛中涌现出大批竞赛高手外,还有大批学生被国内外著名大学如国内的北大、清华,国外的哈佛、麻省理工、耶鲁、斯坦福、剑桥、牛津等大学录取。F学校最大的魅力在于每年只有10%左右的毕业生需要参加高考,其他90%的人或者被国内知名高校提前录取,或者到国外大学深造,见表1。可以看出,自2008年起,其毕业生出国留学的几乎占到了年度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以上,通过国内保送上大学的也在40%左右,真正参加高考选拔的不足10%。

关于研究方法,采用的是整群抽样方法,实际发放问卷435份,回收有效问卷429份,内容涉及学生的基本情况、求学经历、家庭背景等方面。

研究发现

F学校的招生方式主要有3类:一是公开招录部分;二是优录部分;三是扩招部分。表2显示了F学校学生入学情况,可以看出,“摇号考上”的学生比例为42. 4%,“提前签约”的比例为20·0%,而“扩招录取”的比例为34.7%。实际上,F学校每年小升初的指标大约在700多人,公开招录为280人,优录大约150人左右(其中含转为公开招录部分),剩下的全部是扩招录取。一般而言,最终的扩招部分占年度总录取人数的一半。公开招录的学生属于“国家统招计划”,而“扩招录取”则属于计划外指标,除了需要向学校缴纳国家规定的1.5万元扩招费外,还要再加上一笔不小的自愿捐资费。在F学校的年级构成中,前6个班属于计划外班,后6个班属于计划内班。不过,这仅仅是分班管理上的需要,两者在师资、教学方面都是相同的,学校实行一个老师带两个班,一个统招班,一个扩招班。

　　公开招录的选拔标准相对单一,主要是依靠考试成绩来进行选拔。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由于报名人数众多,在实际的公开招录中主要采取“摇号+考试”的方式。所谓“摇号”就是根据报考学生编号以电脑随机生成号码的方式来决定最终谁有资格参加该校的入学选拔。按照最近两年的经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这一环节就已经被剥夺了考上F学校的权利了。显然,“摇号”直接枪毙了那些运气不好、没有上天眷顾的人。学生个体的真实能力在电脑派位面前已经毫无意义了。如果通过了“摇号”,那么接下来的是再参加录取比例大约在1∶8的F学校组织的考试。提前签约就是人们常说的“优录”,即对于具有某方面特长、特别优秀的学生在正式考试之前入学机会。招生人员根据申请学生的基本素质条件进行素质判断,采取以“综合素质”为核心的弹性选拔标准,主要包括各类竞赛成绩、获奖情况、社会活动能力,等等。一旦和F学校提前签约就意味着已经基本上跨进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即使他们在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中发挥失常也不影响其最终入学。

和基于公平竞争的公开招录与基于特殊能力的提前签约不同的是第三种类型的入学方式———扩招录取———主要是面向那些既非个人极具天赋亦非能够通过正常的公开选拔考试的人。扩招录取的实质是以父母的地位、资源优势来弥补候选学生在资质禀赋、勤奋程度上的不足。通过扩招录取进入南外,他们就再次和这些优秀学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一般来说,扩招录取是秘而不宣的,对社会公众来说是一个极为神秘的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东西,其录取的学生大概占到全部学生的3成左右,选录时间大致安排少为人们关注的暑假。

进一步研究显示,中小学教育的阶层分化日益鲜明:来自优势精英阶层家境优越的孩子上的是名牌中学、重点中学;而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上的则是普通中学,正如侨联南京市委员蔡蓓向人们描述的学前教育阶层化现象那样:“有权的进公办幼儿园,有钱的进私立幼儿园,没钱的进非法幼儿园”。⑩换言之,在教育机会的配置上,那些享有先赋性社会地位、身份优势的人往往能够取得“起跑线上”的优势。对于像F学校这样的重点学校来说,借助于文化资本、政治资本、权力资本和地位资本等,优势社会阶层成功地复制、再现了其子女在教育获得上的强势,具体情况参见表3。

显然,由上表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文化资本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作为知识传承与生产的入学选拔考试,对于那些享有家庭文化资本优势的人来说具有先天性优势。调查结果显示:在南京F学校中,学生父亲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只有4人,约占调查样本总数的0.9%,高中和与之文化程度相当的中专类占11%,文化程度达到大学的为49.2%,研究生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为38.9%。F学校学生父亲文化程度在大学及其以上的人数达到了样本量的88.1%。可见,进入F学校与否和他家庭的文化资本密切相关,在相当程度上,父辈的文化资本优势已经通过入学选拔承继与再生产到子辈身上。

　　其次,政治资本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正如Parkin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有意推行某些政策(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使教育机会的分配以及教育模式向着更有利于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倾斜,同时歧视资产阶级或专业人员家庭出身的人。○11时至今日,公然以政治身份作为入学选拔依据的做法已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身份就退出了重点学校的入学选拔。调查结果显示:在学生家长的政治身份构成中,25.2%的人为群众、55%的人为中共党员、4.4%的人为民主党派成员,以及15.2%的人不详。学生家长具有党派(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属性的人达到了6成之多。显然,对于重点学校来说,教育的代际承继与再生产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具有明确政治归属家庭的教育褒奖,只不过褒奖的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改革前的向工农子弟倾斜转为向官僚子弟倾斜。

再次,地位资本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F学校学生父亲社会地位中36·6%的人为单位主要领导,45.7%的人为单位一般领导到,只有17.7%的人为普通职工。如果把前两者合并起来的话,那么F学校学生父亲具有中高层社会地位的比例高达82.3%。可见,那些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子女越有可能进入较好的初中就读;反之,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越低,子女在差的初中就读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四,权力资本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权力总是和特定的位置、资源相联系,在此,我们引入了父亲工作单位性质。调查结果显示:科教文卫类(含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所占比例为22.3%;(准)公权力部门类(含军公检法、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为43.5%;非公企业类(含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所占比例为23.3%。考虑到现在科教文卫主要采取事业单位性质,具有部分公权力色彩,而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其政治、经济权力丝毫不亚于其他公权力,故,在F学校中,学生家庭背景为事业单位或者(准)公权力部门的已经达到了近7成,其中(准)公权力部门超过了4成。由此,在重点中学中公权力与准公权力对教育机会配置的影响已经非常鲜明。

结论与讨论

如果说重点中学、名牌中学是社会成员进入上层社会、获得精英身份的准通行证的话,那么,现有的重点中学招生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次系统化的社会选择与社会排斥:有权有背景的家长可以让成绩平平的孩子成为名校的“条子生”、“共建生”;有钱有关系的家长可以让学业一般的孩子成为名校“缴费生”;无权无钱无背景的家长或者直接放弃了对名校的追逐而就近入学,或者痛苦地活跃在“小升初”的择校战场上。在开放社会中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重点中学新的选拔机制在客观上也体现、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全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结构格局。基于市场化配置逻辑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已经或直接或间接地投射到各类重点中学的入选选拔之中去了,并且通过本应充当平等化载体的教育而完成社会阶层结构的代际承继与再生产。正是通过重点中学的入学选拔,阶层分化已经由经济社会领域开始全面向教育领域渗透、扩张并固化。变迁社会中的阶层分化不可怕,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可怕的是这种阶层结构的跨代际固化,特别是当作为教育社会平等化最有效手段不能再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地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希望时就更值得人们进行深入思考。

作者简介:李习凡,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08;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

会政策所助理研究员。南京,210013

参考文献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②Deng, Zhong and Donald J. Treiman,“The Impac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

lic of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1997, Vol.103, p.391.

③Treiman, Donald J. and Kam-Bor Yip,“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 in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Sociology,edited byMelvin L. Kohn, Newbury Park: Sage, 1989,pp.373-394.

④Peter Blau&O. D. Duncan,TheAmerican OccupationalStructure.NewYork: Wiley, 1967.

⑤D.J. Treiman,“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O. Laumann (ed.),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forthe1970s.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0, pp. 207-234.

⑥Ralph Turner,“Sponsored and Contest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0. pp.855-867.

⑦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⑧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⑨参见布尔迪厄《再生产》,商务印书馆,2000年;《继承人》,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⑩金凤:《南京政协委员批评幼儿园阶层化》,《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