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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天明 一个“编外”学生的感念  
  作者:    发布时间:2014-11-1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一个“编外”学生的感念

 

岳天明

 

2014119日,大概是晚上近十点钟,我突然接到了我的硕士指导老师——王宗礼老师的来电。他试探性地问我,最近是不是听说了郑老师的有关消息,我说没有。王老师接着说,他通过微信知道,郑老师的身体状况可能不妙。我答道:“不会的吧!前几天,我刚刚和奂平清有过联系,他什么也没有提起过。”我随即给奂平清打了电话,电话虽通,但无人应答,这是很少有过的情况。我心中似乎有一种某种不好的预感。我是一个不很现代的人,很少与人微信交流,抱着“仁者无忧”信念,我总在宽慰一切,极力说服自己:“郑老师一定不会有事的”。但,那夜,我一直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打开手机,先后接到好多条短信。20141110早上九时许,我接到了黄家亮的短信:“恩师郑杭生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已于昨晚9点辞世。恩师一生操劳,从未休息,最近几个月还一直在紧张工作,这次可以好好休息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个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先生的赫然离去,真让人有很多的触动和感慨,这种触动和感慨自然要浓缩为永久的感念。

 

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早听说“郑杭生”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在母校西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本科,有一门“社会学”的课程,记得任课老师叫杜刚。据他说,当时的书店和市面上很少能买得上有关“社会学原理”的课本。所以,和其他课程相像,这门课也没有教材只能多做笔记。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介绍国内关于社会学的代表性观点时,杜老师提到了“郑杭生”,并且很自然地提到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的定义,即关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一门科学。那时,自己也没有感觉到郑老师关于社会学学科的定义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觉得,这个说法很是上口,因此,也很容易记住,如此而已。可真是没有想到,我今生能有缘和郑老师相识,也有幸成为郑老师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到本科所读的单位,在“经济学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但深知自己在学历上还需不断提高——我经常在思磨:“一个五年级毕业的学生怎么可以给五年级上好课呢?即便也可以上得很好,但谁能相信你呢?”之后,我多次报考经济学硕士,但无一考中,这对我来说是挥之不去的“疼”。好在后经不懈努力,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我所在的单位申报的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点获批(这也是西部地区第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点),王宗礼老师不嫌我的愚笨,纳我为开门弟子。硕士求学机会的艰难注定了我将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暗下决心一定得好好学习一番,于是有了再次系统研读社会学的机缘,并细心体悟郑老师关于社会学学科的定义。结合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学科重建中的不懈努力,仔细体悟费老等对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及其中的策略的选择,在我看来,郑老师在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关于社会学学科属性的把握和认识,融入了他惊人的、深具预见性的学术远虑,这其中渗透着一个具有极度责任的聪慧学者对学科深意的具有穿越历史时空超前性的规定和把握。2005年初,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能够对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正、副所长景天魁、李培林说:“社会学的春天到了”,自然不是无的放矢。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对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一个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背景的国度,怎么能不看重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深层理念的一门学科呢?如果说,是社会建设的春光普照着社会学,春水滋润着社会学,春风吹拂着社会学,那么,有许许多多长于春耕、春播的园丁在从事着社会学的探索和研究,帮扶着社会学专业的菜畦在不断地茁壮成长和拔节结果。郑老师无疑是其中的一员。

 

我天资愚笨。2001年,我本还在为硕士学位而孜孜努力,当时的单位领导却力主我联系外地著名高校去访学提升,增长见识。我非常感谢单位能给我这次难得的机会。在征求多方意见之后,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并联系郑老师为我的指导老师。

 

郑老师儒雅、大气,有着我周围的常人不曾有的风范。他不因我来自于西北偏远地区而对我有丝毫的偏见,也不因我学识的浅薄而放任我的行为。还记得在2001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次师生见面会(聚会)上,郑老师召集他在人民大学工作和求学的弟子近二十人参加,我也有幸在其中。他还特意向其他人介绍了我,说我也是他的学生中的一员,并嘱咐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心我。当时,曾经在心目中遥不可及的学者分明又成为一位悉心照料晚辈的长者,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激动油然而生。顺便提到,当年,和我一起跟随郑老师访学的还有南国的资深律师何珊君,记得郑老师对她的介绍很有意思,这让我觉得:原来,作为社会学家的先生还有如此幽默和达观的另一面。

 

在人大访学期间,我多次去郑老师办公室去请教问题,每一次他总能耐心地开导我,但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可是真忙,所以,也不好长时间地打扰。有一次,我请郑老师给我推荐一些书目,我好集中阅读,他随口给我说了柯尔库夫的《新社会学》、沃尔夫冈•查普夫的《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等,后经查,这些都是当时国内刚刚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于是,阅读经他推荐的这些书也就成为我在人民大学访学期间的主要任务。

 

那时,晚上我经常去教室里看书,大概不到十一点才回到住处,每次途径人大的资料楼,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抬头遥望资料楼十一楼郑老师的办公室。我是以办公室是否灯亮来判断郑老师是否外在京。我当时一直在想,一位年近七旬的长者还在如此付出,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学呢?我后来给学生讲课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起诸如此类事情。我虽讲得真诚,但学生却听得愕然!

 

访学的日子是快乐而短暂的。这期间有过一件事,我应该说出来。有一次,我去办公室见郑老师,怯生生地表达了我想报考他的博士的想法,说真的,我根本没有想郑老师会同意的,如果他口头上同意,也定然是敷衍或者搪塞。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郑老师非常直接而又爽快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他很同意,让我报考。这个回答让我喜出望外,我随即联系单位相关人员言明自己的想法,但电话那头得到的回答是:“这件事,你不要为难单位!因为按照学校的规定,报考博士一定要在硕士毕业两年以后。”我不是一个善于死缠硬磨的人,既然学校有规定,那就按规定办。可事后,有些事情的发生证明:所谓的“规定”,也只是对部分人的规定,也只是对部分人有约束力,如此而已!到现在我还在想,即便单位同意我报考,我也不一定能(或者一定不可能)在如林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可问题恰恰在于,培养了我的单位在这件事情上没再给我这次机会,我也由此而对所在的单位萌生了非常复杂的感情。这是我永远的心结。后来,我也就此事给郑老师解释过,他总是鼓励我,要我不要轻易放弃,但终因种种原因,我没再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自然也就无缘成为郑老师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我顺利地考取了兰州大学,师从高永久老师(高老师调至南开大学后,我的博士指导老师改换为徐黎丽老师)。当我把这个消息汇报给郑老师时,他由衷地高兴,并很认真地对我说,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是进行民族社会研究的天然场所,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我一直没有忘记郑老师的话,在这个领域不断地求索。2004年,郑老师在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时也没有忘记我,要我参写其中的一章(即该书的第十章“民族教育”),这让我惊恐不已,也感念至今!

 

高永久老师调离兰州大学后,有一段时间曾任南开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有一次,高老师从天津给我来电话,告诉我,他将邀请郑老师来南开做学术报告,问我有没有什么话,他有机会会当面告诉郑老师。我知道,郑老师以社会学为志业,我不愿轻易打扰他。我于是给郑老师发了问候的短信,恭祝他在天津开心、顺利!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虽然很认真地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但我知道是很粗糙的,所以虽然我在硕士毕业后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我本人也随之产生或这样那样的想法,但一切都没能使书稿的写作完全中断。20055月,我终于完成了写作,准备出版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的书稿。我想到了请郑老师为我写“序”。他在百忙之中毫无推辞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写下了下面的话,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20019月,岳天明作为我指导下的访问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访学整整一学年。我明显地感觉到,他非常看重这次机会。除了认真、刻苦学习,他还积极主动地和人大社会学系的其他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交流、学习与探讨,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表现出较好的科研精神和进取意识。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变迁”的课题研究工作和访学任务,学术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他给我总的感觉是:认真、勤奋、严谨、上进,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潜力。

 

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得到他在学术长进方面的消息,让我深感欣慰。多年来,他虽在西北偏远地区,却仍能执著于相关领域的探索,他在研读相关书目的基础上,不间断地完善和修订其硕士学位论文,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基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就是他长期不懈努力的最终成果。他写信要我为此书作序,对于这个要求,于情于理似都不好推托,同时,我也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他表示自己的祝贺。

 

在“序”的最后,郑老师这样写道:

 

关于本书的得失,读者自有感受和评论,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透过本书,确能“窥测到(他)自己长期以来试图介入社会学学科园地的不懈努力”,也足以显示出作者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多年一贯的知识积累。当然,本书的框架结构、论述径路肯定还有继续改进的空间,但作者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作为他的导师,我为他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次提高而感到高兴。我真心地希望他能够以此为新的起点,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更进一步,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是一个不喜欢高攀的人。我虽做梦都想成为郑老师的学生,但由于前面所说的一些原因,再加上自己的愚钝,我本人对能真正从学于郑老师的各位学界朋友深表发自心腹的羡慕。常常能听到“郑门”弟子说起,郑老师在不少场合都会提起我,他可没有把我当成外人。郑老师在其主编的《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将我曾经撰写的《本土风格 全球视野——郑杭生先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评介》也列入其中,汇入该书的文章是通过多方收集、后经郑老师筛选的,是关于学术界与郑杭生社会学思想有关的评述文章,全面展示了以郑杭生为团队核心的社会运行学派的逐步发展与成长壮大,是一本系统详细介绍社会运行学派的集大成之作。但我很自知,我总是将自己定位为郑老师的“编外”学生,每年春节在问候和祝福郑老师的短信之后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我总能接到郑老师的短信回复:“谢谢问候!也祝你和家人春节快乐。郑杭生”将后的每一个春节,我将不再为先生发送祝福的短信,惟有一腔的感念留存在心头。写到此处,我心生悲情!抬头遥望窗外,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浮云。浮云如能寄托哀思,我愿随它而去,去到我心里想去的地方……

 

我是也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我也很少参加学界举办的学术会议。2010年在哈尔滨举办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的酒会招待会上,我去给郑老师敬酒,郑老师非常高兴地说:“天明好!你都来参加年会来了,不容易呀!”席间,他还把有意将我介绍给坐在他周围的一些社会学界的朋友。我真诚地感觉到,有郑老师在,真好!

 

20126月,学校调我到西北师大学报编辑部工作,于是,我联系郑老师要他为西北师大学报惠赐稿件。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接到了郑老师发于2012813219分的邮件,写到:“天明,你好!发上《走向有序活力兼具的社会》一文,太长。请你压缩。主要是社区邻里文化这一块、机制理论那一块可以大大压缩。你就大胆压缩吧。我实在没有功夫。现在是20000多字,可以压缩、修改成10000字或多一点。谢谢!郑杭生”我知道郑老师很忙,他要我压缩,是对我的信任,但我又担心自己难能领会文章的精髓,所以我在20121015日发了这样的信件:“郑老师:您好!先向您问好!最近,我们完成了学报第六期的编校工作,马上进入印刷阶段。明年第一期的稿件汇总等事宜也紧接着开始了。您的文章将在来年第一期以特稿刊发!暑期接到您的文稿后,我即抽时间压缩,现在压至17千字左右,考虑到方方面面,主编认为虽然还很长但特许以这样的篇幅刊发。只是我担心压缩的不到位,因此,今将压缩后的文稿给您发来,恐多有不妥,还劳您正之!方便时,请您将过目后的文稿再择时发来!天明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帮扶!我因能在我校学报刊发您的文章而深感骄傲和自豪!天气渐凉,多多保暖!祝您安好!也祝师母安顺!(另:主编特意要我转达对您的感谢和问候!)天明即日”一周之后,我接到郑老师20121021225分发来的邮件:“天明,你好!你压缩的很好。我只在做了少数修改,用黄色标出。郑杭生”我仔细地查看,附件里文章的题目由我当初发给他的“走向有序活力兼具的社会(天明压缩稿)”变为“走向有序活力兼具的社会(天明压缩稿)20121021郑审定”,文内也有多处用黄色标记的修改处。足见郑老师的严谨和务实。

 

20148月,郑老师来兰州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社会发展高层学术论坛”。我会前和郑老师会面,感觉郑老师依然步履稳健、矍铄达观,他还给同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建明很认真地介绍了我。我当时心想,我何德何能,也值得郑老师如此这般?!一种崇敬之情在心里洋溢。

 

2014825日,我所在的单位设宴招待郑老师一行。开宴之前,我和奂平清出酒店为郑老师买了兰州的土特产以表心意。刚回到酒店,就听到有人大声地叫我,原来,是大家纷纷在和郑老师合影留念,郑老师特意说道“天明怎么不在呀!”他说:“今天在这里的,是我的西北军,一定要留一张影,很好!”当时的珍贵照片,李锁成老师还没有给我发来,我自然定会要来珍藏的。席间,趁给郑老师敬酒的机会,我又向他约稿。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迟疑了一下,随即就说:“好!好!”我心里暗自高兴——他答应了别人的事情无论如何是会做到的。可万万没想到,这将是一次永远不会兑现的应答。

 

2015年是费孝通先生去世十周年,“西北师大学报”将会在2015年第2期集中刊发一组(四篇)“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的专题类文章,我本想到时候在刊发这四篇文章时邀请郑老师发表高屋建瓴的文字,没想到这个遗憾也终将无法弥补。

 

我手头有多部郑老师的著作。郑老师在其大部头的著作上签写:“天明惠存 郑杭生 2010.10.5 北京”,字体是那样的遒劲、潇洒而飘逸。这些书是他托奂平清给我寄来的(对我长长的感谢邮件,郑老师没有回复),但坦率地说,对于先生的学术思想的学习,我还需不断地努力。我现在可以做的是,一方面好好学习和体悟其学术精邃,另一方面,及早约组相关的学者,在合适的时候,在“西北师大学报”刊发“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的专栏文章,让先生的学术思想得以不断传承,学术影响得以不断广大。

 

我自信,自己是郑老师几百名学生之中最无名的一位,但我也自知,和郑老师其他的学生一样,我也得到过先生的扶持和栽培。我在十多年前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后记”中写过这样的话:“如此三番的犁播过程让自己深深地体悟到:自我的引水、浇灌固然很重要,但也无法代替导师园丁般细致而独具慧眼的点拨——怎样保墒和耕作、何时下种和松土、如何选苗和栽培都远远超出了我作为试播者的经验范围。”老师永远是老师。如今,我也开始指导属于自己的学生。饮水思源,不能忘记的就是不该忘记。即便是点种时的几多轮回,即便是自己的田园在浇灌时总遇旱情和面对收割时的清贫,也要在内心亮起一道另类的风景……

 

本学期,我给研究生开设“政治社会学”。前不久,我开始给学生开讲“政治文化”专题,但我却迟迟没有涉及到关于“政治文化”的话题,而是用了四节课的时间阐释了如下的观点,那就是:重视文化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传统,社会学的实证化是有它的特殊背景的,社会学的过分实证化倾向应该得到全面的纠正;如今,再也不应该忽视文化研究和文化视角的社会学意义了,其间自然会穿插解放前我国早期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学科的文化倾向的认识和追求,这样就很自然地会提及费孝通先生和郑老师。这些不同阶段中,中国社会学界的旗帜性人物为我们认识和体认社会学的现状和发展走向提供了航标性的指导。可谁曾料到,正当我集中讲到费孝通先生关于社会学的学科认识之后,郑老师驾鹤西去。作为对先生的纪念,我在后来的课堂上简略地回忆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每一位学生都听得出奇的认真。也是在这节课上,我给学生宣读了郑老师在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颁奖会上的获奖感言和评委会对他的评价。对于郑老师的社会学贡献,评委们有着这样的评价:“郑杭生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思想,并在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和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和概念。通过组织和编写的社会学教材,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他注重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组织撰写基于大规模的经验调查资料的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体现了社会学的社会关怀和实践取向。他挖掘本土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努力进行理论探索,为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41110日,我向郑杭生先生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发送了这样的唁电:“ 惊悉先生辞世,静呆半晌,曾经随先生求学的一幕幕情景清晰地从眼前掠过。我曾也有缘从学于先生,多年来以另一种方式领略着先生的大度为人和宽厚人格。先生送于我的大部头著作还没来得及细细玩味,怎料如此!沉痛哀悼郑老师!郑老师安息、千古!”同日,我所在的单位在唁电中写到:“中位互构携促后生竞相成长,大道运行推助群学气象万千。”

 

我内心十分清楚,作为郑老师的一个“编外”学生,我对先生的感念是长久的,我希望自己能将这种感念化为“编外”学生不断前行的动力,让一路的跫音,伴我永不停止……

 

先生千古!

 

  岳天明

 

20141118日写就于兰州

 

 

 

作者单位】岳天明,《西北师大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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