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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文•拉铁摩尔 袁剑 历史中的边疆  
  作者:欧文•拉铁摩尔著 袁剑    发布时间:2015-12-2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历史中的边疆[1]

 

 []欧文·拉铁摩尔著,袁剑[2]

 

文章来源:《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

 

边疆(frontier)是在某个共同体(community)占据一片领地的时候形成的。此后,边疆就随着共同体的活动与发展,或者因另一共同体施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由于历史是由社会发展的记录构成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边疆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对那些可能是一个原始游牧群、部落、民族,或者被当成是某种文化或文明的诸民族或国家集团边疆的研究中,边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分类,两类边疆在历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种是同类型的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边疆;而另一种则是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边疆。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类型相同的两个共同体逐步混融合一,不管这种混融是通过征服还是协商一致的方式实现,它基本上只是体量上变大,在本质方面没有什么改变,却产生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将促使社会与行政机构发生变化。

 

而当一种类型的共同体(通常通过征服手段)取代其他类型的共同体的时候,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假如两个共同体在实力与制度方面差距都很悬殊的话,那么弱者就会完全被强者一方征服。而在两个共同体的类型差别很大,但实力差别不怎么明显的情况下,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新的共同体不仅人丁更多、领土更大,而且在性质上也跟统一起来的两个旧共同体大相径庭。在这种关联当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一个扩张中的共同体占据新领地而将那些生活其中的旧居民(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赶走的时候,那些迁居出来的居民在新的领土上可能会形成一个新型的社会。在边疆史当中,这样的转变有很多,这在下文将会再次提及。

 

这就有必要对各种自然边疆略加说明。然而,至少应该指出的是,在地图上按惯例通常体现为线状的边疆,在进行实际研究时,与其说是一根线条(a line),不如说是一块区域(a zone)。一条边界线将管辖权一分为二;但是,假如两个共同体像法国和意大利那样通过这种方法彼此区分开来,或者就像印度和中国西藏那样存在明显不同的话,那么,最大的不同之处应该在各国的核心地区,而不在它们彼此的边疆。边疆的民众是边缘化的。举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货物进出口上的关税可以确定一条边疆的走向,这对于进行走私活动的边疆居民来说已经见惯不惯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边疆居民对他自己国家的政治忠诚可能会由于他越境非法牟利而发生重大转变。此外,尽管他们的动机是经济性的,但这些活动本身不可能仅仅是经济行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联系与利益共同体。身处边地的民众,都会采用这种方式一起行动起来,从而成为一个跟作为其他群体的“他们”相区别的,拥有自己身份认同的“我们”群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常常可以将生活在边疆两侧的边地民众放在一起,看成是一个联合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尽管没有组织性的定义,但在功能上却被普遍认可。边疆民众经常很明显地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都不奇怪。

 

在一个共同体的早期发展阶段,一条河流很容易就被当成是一条停止线(stopline),后来又变成一条政治分界线。之后,随着河流两岸社会的逐渐成熟,曾经作为分隔界线的河流可能会成为运输要道,日益融入河两岸的经济活动当中,而这也可能反过来导致两个共同体之间的长期争执,这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利益虽然趋向于相互融合,但它们的政治独立地位却让它们彼此分开。欧洲莱茵河的历史就是如此。在亚洲,直到一个世纪之前,黑龙江(阿穆尔河)完全无法跟历史上的莱茵河相提并论,因为它只不过是将一块广袤荒凉之地的那些弱小部落分割开来的一条大河罢了,没有什么重要的跨河活动,沿河交通更是微不足道。但是,随着中国人在东北地区以及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地区垦殖活动的逐步推进,黑龙江上的船运、沿江铁路运输以及自然资源的工业开发都蓬勃发展起来,黑龙江从此掀开了政治和经济历史的新篇章。

 

对于一个原始共同体而言,一条巨大的山岭要比一条大河更容易成为一条简单明了的停止线,但历史也改变了山脉边界的意义。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n)尽管是西班牙人,但他们同时也跟法国领土上跨比利牛斯山而居的民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人跟其他西班牙人却没什么来往,因为跟西班牙语相比,他们的日常交际语言更接近于奥克语(langue d’oc[3]。作为“自然”边界的阿尔卑斯山,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具有一种意义;当欧洲人开始学会筑路的时候,则体现出另一种意义;当工业社会能在山下开凿铁路隧道的时候,又具有新的意义;当内燃机使修筑公路变得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展现出一种意义;而当飞机能够飞跃山顶的时候,则体现出另外的一种意义。在亚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工业化并没有在当地发展起来,而是延时渗透进来,但恰恰相反,运输的历史却十分悠久。在不少地区,人们还没见过汽车,就已经出现了飞机;还没出现铁路,汽车就遍地跑了。正是在这些边疆地带,技术的发展要比政治历史的进步快得多。那些群山绵延的内陆边疆如今已经人满为患;苏联的边疆地区,如今已经拥有了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中国的边疆地区,则在不久之后就会拥有这种技术;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疆地区,尽管航空技术没有取得大发展,却面临着英国统治时代未曾遇到过的大问题。

 

对于一个变化中的社会而言,某种固定不变的自然形态的变化,在某个时期是一种边疆,在另一些时期则成为一个具有不同意义的边疆(就像一个原来是外部边疆,后来在一个扩大的共同体当中成为内部分界线),而在其他一些时期,则完全不再是边疆(例如欧洲人穿越北美大陆进行扩张而形成的西部边疆),这些情况就形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边疆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而不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只有在出现边疆观念之后,共同体才会将其与地理形态联系在一起。从属于一个群体的意识,这个群体将某些人囊括其中,同时又将其他人排除在外,比起该群体对在领地内自由生活与迁徙权利的追求,这种意识要强烈得多。而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比起任何关于地域边缘或边疆的武断定义,澳洲土著关于地域或者栖息地的观念要清楚得多。这块地域是一个没有边缘部位,但却掩盖了某种不确定性的边缘躯体,这是一块其他共同体的部落可能会遇到的不毛之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就算是一个轮廓分明的山丘,也不大可能被想象成是“边疆”,而会被当成是“随季节变化的、深浅不定的界标(landmark),我们可能会碰到当地的其他一些群体,而假如我们从他们那里强行穿插而过的话,双方要么爆发冲突,要么为过路而作交易”。

 

真正的原始社会是“未分化的”(undifferentiated)。他们会将采到的(水果、浆果、草种、果仁)和任何可以挖到的东西(根茎)统统吃掉;并将那些鸟、兽、虫、鱼一网打尽。这种层次上的进化是由各类专业化实现的。在十九世纪进化论思想的巨大影响下,人们设想所有社会都会经历一种持续不断的线性进化过程。这种假定的进化序列为“狩猎—游牧—农耕—城镇”,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验证这种演替的简单性或普遍性。比如说,爱斯基摩人社会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的”,但实际上却高度专业化。再比如,真正的草原游牧制度出现得并不早,而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而且可能是受到了那些从森林移居草原的狩猎群体和生活在草原边缘的、跟农耕社会相分离的群体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4]

 

在对社会专业化及其在形成边疆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相对规范的记载上,可以将中国历史作为标准——一个经验的、而非绝对的标准——来估量世界其他社会与地区历史上的相对边疆所具有的价值。在中国文化的主要领域,就像古老世界各个伟大文明的主要领域一样,根据新石器时代和农业时代开始时期的考古记载,我们可以从一个真正原始的未分化社会那里找到某些蛛丝马迹。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记载相比较,可以概括出如下一些要点:

 

1)早期的“专业化”(specialization)远不是排他性的或者仅仅集中于一种活动,比如农业生产。当有些共同体开始更加注重精耕细作,更经常依靠农耕的时候,其他共同体还更多地继续仰赖打猎和采集为生。

 

2)通过这种早期的、尝试性的专业化,我们可以设想原来未分化的原始社会如今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为方便起见,我们可能会称之为“进步的”(农耕占据主要地位,而狩猎和采集事务则变成次要的)和“落后的”(狩猎和采集食物仍然是主要的,农耕仍然是次要的,整个社会依然处在散漫无序的状态)。

 

3)从这种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存在两类边疆:相似群体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疆。

 

4)在这过程当中,无疑存在着选择性的迁徙。那些日益专业化的群体四处寻找可资利用的土地,而那些没什么进步、更为一般的群体则仍然留在那片对狩猎和采集了如指掌的土地上。[5]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汉人居住在平原和大河流域,而“夷狄”则在山区和小河流域生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数百年,直到汉人进抵华北草原边缘地带为止。这些夷狄在汉人的眼里也许是“落后”的同类,他们当然不再是草原游牧民。至少在描述当中,他们徒步战斗,汉人则驾车而战。[6]

 

5)驯养动物是一种横向的专业化。驯鹿(只有在汉文化圈最北端才能接触到,但在游牧社会历史中却十分重要)由森林狩猎者驯养。牛羊则由定居的社会共同体养育。驴子的驯养(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地区、北非)要比马来得早。靠马来转运,尤其是在战斗中使用骑兵取代战车,则是印欧语系民众的首创。只有在混合利用马匹和牛羊的时候,真正的游牧制度才可能得到全方面的发展。直到公元前4世纪,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中还不明显,但在中亚和南俄大草原上却早就出现了。

 

6)在专业社会的分工一开始,就应该对经济层面加以重点关注,尤其要注意到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状况,这在不同边疆的分类上是最为重要的。

 

a)真正原始的经济形态,其广度是最大的。一个社会单位,尽管只有数十人,却散居在方圆数十里甚至数百里的广袤土地上;否则,兽类及其他天然食物来源会很快枯竭。[7]而当某个社会单位如此这般人丁稀少而又广泛散居的时候,就算“部落”也仍然是一个相当空泛的概念。

 

b)草原游牧制度(pastoral nomadism)的广度则要弱一些。尽管领地仍然很大,但社会单位的规模可以更大,它行动便捷,必要的时候便于集中与分散,部落组织也较为强大。

 

c)跟灌溉农业相比,雨养农业在广度上更胜一筹;与游牧生活相比,它也更具有深度。它能够维系村庄甚至城镇的生计,当地居民自己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必须依靠共同体农耕部分的剩余产品维生。

 

d)在前工业时代,灌溉农业是最具深度的经济。生产食物的单位以英亩来衡量——有时候一个农业家庭所拥有的田地还不足一英亩——的城市-乡村的复合体得以高度发展,出现了超过十万人口的城市。

 

通过上述这些总体概括,可以粗略地对中国社会史加以评述。后来成为中国领土核心地带的是黄河流域中部的黄土地带。这片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地区历史悠久,发展水平很高,但当飞机飞过宁夏、甘肃、新疆等地时,原始中国农业的栩栩场景掩映眼前。从大绿洲走出数英里,就能看见溪流泉水掩映下的小片沃土,那些小块绿洲则只有三四户人家,甚至独门独院。当我们走进一块偏远的绿洲,通常找不到耕地。鹤嘴锄和铁锹是基本的农业工具;但用它们只能开出小型的沟渠,而这在使用金属工具之前,甚至用石器工具就能做到。男人通常把时间花在狩猎和布设陷阱上。

 

古代中国的黄土核心地带(松软、易于开垦的土壤;没有岩石;适宜多种作物生长的气候条件;充沛但反复无常的雨水使灌溉变得十分必要),正是在我曾提到的中心地带逐步发展起来的,到如今,这些要件只能在边缘地带才能找到了。这种农耕活动和社会组织的混合体能够获取越来越大的可耕地,并逐步将原本与其不同的其他类型的农业方式吸纳进来。

 

持续的成功使这种日渐认可的“华夏”(Chinese)混合体的发展有了更多的选择。它最先进入那些地区,在那里,它能在不改变自身技术水准和社会组织的前提下,将这种发展趋势推进下去。随着这种混合体的扩散,它离开了那片最为依赖的土地,征服并吸纳了那些与之对抗的部落。到后来,随着优质耕地的缺乏,如今更有能力和资源使贫瘠土地的产量能赶上之前最好土地上的出产量,“汉人”才逐步占据那些“落后”群体的领地,这些群体的领地分散在汉人所居同一片广阔地域的山川、沼泽、丛林或森林地带。这些群体已经落后于那些如今已成为“华夏”的文化,他们越来越多地被划归为汉人的敌对“蛮族”范围,但他们属于跟“华夏”同族的“内部”蛮族。再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挤到华夏地域边缘的大草原上。从此,他们成为草原游牧社会的一部分,即“化外”蛮族。

 

在这种偏见之下,随着华夏文明的进一步演变,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边疆。

 

在长江以南甚至更远的地区,他们进入或者渗透进早已是农耕社会的地域。这一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来自印-缅高级文化的影响,但汉人占据着优势。他们最初控制着面积较大的平原与河谷地带,而那些古老部落仍然居住在跟汉人同一地区的海拔更高的山地中。在中国西南部,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居民实际上是新来汉人和当地土著民的混血;而这种通婚的范围甚至跃出了中国的范围,远达印度支那半岛、泰国和缅甸等地,在中国和印度古代高等文明的滋养之下,其声名远播到那些从事农耕、拥有大城市的低海拔地区,对那些高海拔地区却没有什么影响。[8]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岭上,当地那些并没有跟汉人混融的部落,他们维持着更为原始的农耕方式,并仍然在高海拔地区以狩猎和采集维生。那些弱势民众在强势文化面前日渐退却,社会影响深远。对于他们自身在社会史和边疆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专门写上一章。在这种退却当中,普通部众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他们的首领却因祸得福;为适应之后的严峻形势,他们的部落结构反而更加稳固,首领的权威也得以强化。一个人假如在面对蜂拥而至的汉人时,跟他的一些部众四处躲避的话,那他不过就是一个小村落的头人,不堪大任;而如果能组织撤退并向汉人发起最后一搏的话,那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首领,而正是在这一后撤的共同体中,这些人获得了某种之前所未知的权威。

 

权威的新特征看似跟作为其部落代表的首领的职能直接相关,汉人之所以承认这种地位,是为了给汉地社会与部落社会的共存提供某种制度与惯例。而汉人让他成为双方中间人的事实,又强化了首领对其属民的控制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世袭原则得以强化,首领的家族也获得了一种特权,使整个部族永远处于隶属地位,从而维持自身权力。这种情况跟那些在对抗属下部族反叛时临时受命的情况是同时并存的。边疆的这类现象可能是封建制度(feudalism)的来源之一。在西藏历史上,这种情况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值得将其与其他地方的边疆史加以比较,比如说,苏格兰高地氏族的历史。

 

在南方,汉地边疆在暗地里进一步扩张,并将那些残存的部落孤立起来。

 

在北方,汉人社会受到某种农业活动和行政组织的特殊复合体的约束,形成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边疆。

 

从华北一直到蒙古高原,随着地势的升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以南,地表径流终年不断,最终汇入黄河或者流向海洋,灌溉农业借此得以发展;而在边缘地带,则存在一种集约化程度较低的雨养农业。在这以北,每年的降雨量都较少,也更无规律,因此地表径流不大,它们流入内陆,并逐渐干涸。这个地区大体上可分为三大区域,有些则是海拔、盐碱或者沙地诸要素混杂的地区。比如,热河省[9](其地表径流流入大海)的南半部,就是一块古代游牧与中原文明相互渗透的区域,两大文明经常彼此轮流控制这一地区。

 

在第一块区域中,农民不得不放弃灌溉而仰赖雨水;其风险不在于季节性的不规则降雨,而在于降雨量非常少。农民必须面对每英亩土地的低收成,这就转而需要拥有更多的土地,进而又意味着更为广泛分散的定居。北部区域则是一种混合经济,与单纯依靠耕作的经济相比,这种经济类型更为安全可靠。假如土地足以承载那些牲畜的话,那里通常就会有足够的雨水供养牧草,却不足以养活粮食作物。在最后这块区域中,畜牧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形态,尽管在小块地区存在着一种断断续续的农业形态,但对于这样一种小规模经济形态来说,如果农作物能成熟的话,就算是额外所得,要是没成熟,也不会造成严重损失。

 

随着汉人向北方移居,从大约公元前4世纪开始,他们进入这块蒙古前沿地带,驱逐了挡在前面的各种“落后”群体,这些群体数百年来一直被当成是“夷狄”,但他们还不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一旦汉人继续深入那个无法进行灌溉农业生产的地带,他们就必须抛弃那个逐渐向越来越紧密定居的乡村-城市生活转变的既定演进趋势,而转向一种拥有更分散经济形态的更为散居的社会。他们的制度力量非常强,无法实现这种转变,因此就限制了他们自身的扩张。在这块区域内,他们试图停止的地带就成了长城线,这实际上是一块区域,而不是一条界线,这是因为在各个时期,那里都存在着外围的城墙防御和内部的辅助防御。“夷狄”受汉人驱驰,他们进而(和一些后来从中原社会边疆地带独立出来的汉人)进入草原地区,融入了真正的草原游牧社会,而这一游牧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则来自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森林地带、以及西域绿洲边缘地带。

 

这样一来,在南方和北方,汉人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边疆。地理学家可以通过纬度、地形、气候、植被以及动物方面的差异来描述这些边疆。而从社会学和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可以用下面的交替过程来加以描述:社会要么继续这种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的特征已经进一步凸显、强化和复杂化,却并没有改变社会的类型;要么转向另一种趋势,在此趋势下,将会形成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

 

以此来看,汉文化的南部边疆可以说是动态的(dynamic),而北部边疆则是静态的(static)。的确,北部边疆在实际上并不是永久静态的;夷狄不时会闯进来,而汉人也会向外发展,力图征服或惩罚那些夷狄;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再没有什么比长城更为静态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在南部,存在一条包容性的边疆(a frontier of inclusion),而在北部,则存在一条排他性的边疆(a frontier of exclusion)。

 

在中国的这些边疆中,就像在一个主要文明的故土一样,进化出一种与它自身相分隔的或者说蜂窝状的结构,这是一种对标准单位的无限扩充。在这些结构当中,最小的单位是村庄(village)。其范围包括了周边的土地以及在上面劳作的农民;单门独户的农户虽然也有,但不具有典型性。除了在当地生产像丝线这样的专门商品之外,手工业出产的只是用来跟外村交易的少量剩余品。

 

规模更大一点的是地方集镇(district town),这是众多村庄的中心。在这里,有更多的手工业制品,贸易量也更大,此外还有一个非生产性的行政机构,以及一个必备的要塞。

 

更大的则是地区城市(regional city),地区的大小取决于交通运输的设施(尤其是可资利用的河流和运河所处的位置)以及交通运输的难度(特别是翻山越岭使粮食和其他大件商品的运输费用激增)之间关系的恰到好处。总的来说,行政性的省份往往跟某块地理区域相重合,因此,地区城市也就成为省会;而在一些非常富裕的地区,可以建设不止一座大城市。

 

在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国家首都。如果将中国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国家首都理所当然也是一个地区的集散中心所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大都市区域,要么是最重要的经济区,要么是最重要的战略区,要么两者兼而有之。[10]

 

在这种单位比较的重复结构中,要着重关注的是城市中心和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地形学上的重合现象。在一个工业文明中,我们自然而然会认为,农产品产出最高的地区会远离消费的城市中心。而在中原,最集中的耕作区围绕着城镇与城市形成了一个同心圈。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城市对食物的需求所致,而是因为城市排泄物需要向外排放的缘故。这种粪肥从城里向城墙外的田地转运的距离越短,施肥的费用就越低;反之,食物从城外向城内运输的距离越短,运输费用就越便宜。正因如此,一座由城墙围起来的中原城市,如果从空中俯瞰的话,可以发现它并没有像某座工业城市那样,被一圈近郊住宅区所环绕,而是被正对城墙的深绿、浅绿色同心圈所围绕,这从经济角度精确地表明了从城市转运粪肥的开销情况。[11]

 

城市和农村的这种紧密互惠关系有助于阐释古代中国的地方化问题。事实上,那里只是近乎存在一个全国市场,其中有像金属(尤其是铁器)丝、茶这类的商品;盐总的来说是一种地方性商品,而非全国性商品,尽管有时候它会被长距离转运。村庄只有少量剩余产品可供给地方集镇;而地区城市则有更多的剩余商品,这些商品是从地方集镇的剩余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有少量的剩余商品进入全国贸易流通当中。最重要的市场是区域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国家市场,它依赖对更值钱的小件商品的运输能力;因此,这种市场更多的是奢侈品市场,而非生活必需品市场。在运输经济当中,粮食方面的消耗是最为重要的。在一个前工业文明中,由于粮食要么靠消耗口粮的驮夫来运输,要么靠食用谷物的挽畜来驮运,因此,在大约100英里的范围内,差额利润实在微不足道。故而,所获利润或多或少取决于地势平坦还是山路曲折。真正廉价的大宗货物运输只可能通过河道、运河或者海道进行,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尼罗河和地中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恒河、黄河和长江(以及所有这些地区的辅助运河)在这些古代世界伟大文明的历史中会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就跟其他伟大的前工业文明一样,增加粮食产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力,更加精耕细作;但由于粮食生产者本身也是粮食消费者,因此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使他们交出足够的粮食以维持大城市的需求,这就经常导致农民长期食不果腹这种残忍的两难局面。奴隶制就是其中的一种强制手段;但是在中国,最重要的手段则是分成租佃制和强迫劳役。分成租佃制强迫粮食生产者通过在向地主提供一定份额粮食(通常是50%,有时甚至高达70%)方面的相互竞价,来获取土地耕种权。强迫劳役则迫使人们向各地、各省或者国家无偿提供劳力,以开挖运河、构筑堤坝、建造道路;而且,各种强迫劳役的方式都强化了中国经济中的地区区隔。[12]

 

在采纳前述标准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种等式,这种等式不仅有助于厘清中国的地区结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中国的边疆结构。这种等式的术语是包含在下述一些内容的地理学范围之中的:

 

a)军事行动的统一性。

 

b)统一民政管理下的中央集权。

 

c)经济上的融合。

 

对于这些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些条件并不仅仅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十五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开启海洋之旅之前的整个旧世界都很普遍。

 

a)军事行动的范围要大于民政管理的范围。军事行动所涉及的范围可分为内径(inner radius)和外径(outer radius)。在内径中占领的土地可以并入国家版图,而在外径内的领土,虽然可以侵入,以获取战利品或者奉供,或者达到消除夷狄对国家巨大威胁的目的,但却无法永久强占这片地区。

 

b)民政管理更倾向于地域性而非全国性。国家的团结稳定跟各地区是否有类似的行政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王朝兴衰的周期性历史中,甚至在一个王朝覆灭的乱世,尽管整个帝国分崩离析,但有些地区还是维持着稳定的局面;也正是依靠这些地区,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可能再次“中兴”。

 

c)经济的融合所涉及的范围最小。它取决于运输大宗物品(尤其是粮食)的能力。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经济的融合就意味着在一个帝国内部航运的有效性,它将各个地区联系到一起,跟那些主要依靠马车、挽畜和驮夫运输的帝国相比,这种依靠航运的帝国要大得多,也稳定得多。

 

在一个政治边疆同时也是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边疆的地方,经济融合范围内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在南部,汉人能够将新的地区性“部分”纳入到他们统治地域当中,这是因为尽管这一新地区对于虚弱的国家市场所作的贡献越来越小,但至少跟国家其他地区有着经济和行政上的一致性。

 

北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最为偏远的汉人农庄具有两个市场:中原境内的市场以及夷狄境内的市场。假如他们将谷物运往南方,他们就必须穿越农业地带。在这途中没有牧场,运输的牲畜就必须在旅店过夜,而且还必须自备饲料。除非市场在一百英里之内,否则根本无利可图。如果谷物在偏远地方被酿成酒的话,就能运到更远的地方。(正因如此,在铁路建设的刺激下,汉人在蒙古地区的垦殖活动大增;最近的市场不再是最近的城镇,而是最近的火车站)。

 

夷狄的市场地理距离更大。谷物可用骆驼载运,它们在空旷无垠的大草原上可以食草过夜,而无需寄宿旅店,因此只要距离在八百英里之内,依然有利可图。这种贸易成为夷狄与汉地边疆之间一桩互惠互利的事情。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边疆上的汉人经常会(在中原政治混乱和市场萧条的时候)依附于夷狄统治者。[13]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边疆与跨境贸易问题也值得加以讨论。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敢于冒险离开自己所在地区做生意的商人往往需要很巧妙地迎合当权者的幻想。精确的簿记术之后逐步发展起来,这是因为生产费用、运输费用的影响因素以及对市场需求的预测都成为可计算的东西。这种长途跋涉的冒险不在乎大宗货物的多少,而更在乎珍稀物品和奢侈品的数量。不管是所遇到的危险,还是可能获得的报酬,都取决于那些反复无常的贵族和专横独断的统治者。因此,这些商人就寻求那些能够给予恩惠并提供保护的人。假如他运气不好的话,他的货物就会被抢劫一空或课以重税;而要是他走运的话,他就不需要花费什么代价,就能获得大批商品。

 

长期以来,这种古代甚至中世纪贸易的氛围被那些传统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忽视。例如,在梯加特(Teggart)那部边疆研究的名著中,尽管“边疆”(frontier)这一词汇并不在书末索引中,也没有讨论边疆的形成和功能问题,但他在对中国和罗马边疆历史事件之间“关联”(correlations)所进行的研究中强调指出,“贸易的中断”是边疆战争和入侵的重要原因;但他心中的假定似乎是:贸易活动是如今被我们称之为“常态”的经济供求关系的事例。[14]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说得更明白,尽管他也意识到运抵草原蛮夷地带的汉地商品部分是“贡品”,但还是断定:“中国在汉代尽力通过市场销售商品,关于丝织品贸易的历史记载明确证明了这一点”。[15]不管其是否有可靠的证据,但对一位历史经济学家而言,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这种情况只能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产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剩余部分不得不靠对外贸易进行“处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潜在事实,即,丝织品贸易和其他贸易的结构更多的是一种朝贡体制,而不是一种贸易体制。中国内部的特殊情况形成了一种各地特产的朝贡体制。像丝绢这样的奢侈品一部分成了皇室财产,其中的一些则被当成馈礼转赠给了朝臣、贵族和官员,有些更当成礼物,让那些夷狄使节带给他们的游牧首领以及塔里木盆地绿洲城邦的君主。这种交易逐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被称为特权者之间的“朝贡贸易”。像丝绢这样的商品被商人投入跨境贸易当中,更多地是因为他们知道“哪些人才是大客户”,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买卖商品的资金实力。确实,那些使节本人也会把这类贸易当成自己的副业。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这么多关于夷狄请求(有时是要求)进贡的记载,原因就在于此,更多的时候,他们获准向中原“纳贡”,在一开始,皇帝的“馈礼”要比“贡物”的价值多出好几倍;到了第二个阶段,朝贡使团被赋予的,除了那些远超过进贡品价值的馈礼之外,还有优先进行贸易的特权。在汉人和那些周邻的草原游牧民、西域小国之间直接进行的贸易活动也采取类似的方式,直到汉地的商品抵达地中海地区,远在西方的当地物品才逐渐进入中原地区。

 

从国家财政收支状况良好的角度来衡量的话,中国两千年前所流行的传统看法,与欧洲在从中世纪到世界贸易时代转变过程中所兴起的重商主义理论之间,尽管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不同的地方更多。跟那些重商主义者一样,汉人也乐于囤积黄金,其中的很多都来自境外;但他们并不认为促进对外贸易是一桩好事。他们的基本看法可能是,通过将汉地所生产的商品留在中原,进而促进国内的繁荣。而假如产品能够出境的话,那么,一定是基于某种政治性理由,而非经济性因素。张骞在公元前二世纪出使西域,这一非凡举动在西方作家笔下常常被看成是伟大丝绸之路的肇始,但在实际上,他没有这种意图,而是为了找到盟友,以实现反击侵袭长城边疆的游牧力量这一政治目的。

 

从中原边疆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主要考虑的(罗马帝国的边疆管理也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是跟夷狄贸易的管控问题,其中至少包括以下的公共与个人问题:在这些中原统治者的管辖之下,从境内输出的大量商品是否就意味着财富的流失?边疆地区所生产的非奢侈“消费品”的出口是否就像粮食那样,使那些在其统治下的民众以及会影响到对他治下国家的忠诚的游牧力量之间建立起联系?以及,作为一种个人行为,他是否能够通过提供馈礼、贿赂以及向商人所征税收令那些游牧力量心动,使自己能够从危险重重的边疆地带脱身而出,而重归都市的温柔迷醉,并能在他有生之年保持边疆的稳定?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边疆的另一方面,以便将一个国家的边疆问题和其他国家的边疆问题联系到一起加以思考。我们可以用一种制图学的术语,将那些日渐增多的真正汉人向长城边疆一线的推进说成是“纵向”(vertical)推进。在这种推进过程中,他们驱逐了华北地区那些挡在面前的未被征服或吸纳的夷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些夷狄中的一些或者大部分,都跟中原人的血统相同,但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方面却落后不少,而且也没有像中原汉人那样发展出一套高度发达的乡村-城镇复合体。这些夷狄,正如我们在一些史籍中所看到的,数百年来一直纵马养羊,但他们还不是真正的草原游牧者——但中原的历史学家早有定例,在更早的历史阶段,他们会“重述”这样一个假设,即,他们这些人是草原游牧者。无疑,他们是采取混合经济的部族;他们像汉人那样进行农耕,尽管他们的农业比汉人的落后,却比汉人拥有更多的牲畜。只有当他们进入真正大草原的边缘地带之后,他们才真正摆脱了最后一丝农耕色彩,开始草原生活,几乎完全依靠经营畜牧生活,成为真正的草原游牧者。

 

我们知道,边地的一些汉人也开始走这条同样的趋异演化之路,而长城的建造,目的是为了让汉人能留在中原,而将那些新式的游牧者挡在中原范围之外。[16]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强烈的发展态势。在那些新式游牧者往北纵向撤退并放弃农业生产后,边疆或跨边疆地区草原游牧的新体系如今就成为横向运动的一种新的和战略性的重要功能。利用这种新的移动能力,他们能够直接劫掠汉人;当强大的汉人远征军出击时,他们会迅速撤退;而且,他们还会跟内陆亚洲之前早已存在的其他草原游牧社会打交道。

 

边疆战争如今就展现出一种新特征。在这之前,战争是决定哪种制度最适合在中原生存的一大因素:它与农业专业化、城乡平衡、社会组织以及行政效率诸因素彼此互动。

 

后来成为“一种”中华文化(Chinese culture)的东西,是在跟那些最终成为同一种文化类型的远亲变体的竞争中出现的。在这种竞争性的变革过程中,军事成就跟经济成功与机制改进相互结合在一起。战争的效果,特别在是从更多落后群体夺取领土并更有效地加以利用的时候,并不会减弱社会和经济活力,反而会增进社会和经济的活力。

 

而长城边疆一旦形成之后,对汉人来说,战争就不再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往往会虚耗无度。在这种新型的战争中,中原的农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都市农业)社会与内陆亚洲的草原游牧社会往往胜负互见;但中原无法夺取整个草原地区,而且在农业生产、城市农村人口比例以及跟一种文化和文明趋同的其他特征方面使草原逐渐与中原融为一体;而草原游牧民即使在成功侵入中原之后,也无法将这片地域变成牧场,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比农耕社会更具适应能力的草原游牧社会。

 

然而,尽管游牧力量的人数跟巨量的汉人相比少得可怜,但他们还是具有某些优势。在前工业时代的战争中,骑马的射手代表着机动性与火力最大程度上的结合。从中原出发的远征军极少有机会能够俘获营帐和畜群,对这些游牧力量真正造成威胁;游牧力量常常能趁机逃脱。在另一方面,一旦游牧力量发起进攻,他们会攻击固定目标;会在收获季节劫掠农田,抢走谷物;而当他们成功地切断城市补给,并一举攻占这座城市的话,所掳掠的物资数量就非常庞大。此外,他们还经常用进攻的恫吓来勒索赎金。

 

因此,在新型战争中,只有当国家能精心规划,并细致谋兵布局,在迅速出击、一击制胜的情况下,汉人才能取得大的胜利。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么边疆战争就会断断续续、迁延日久,中原的边疆省份就会被拖垮,国家的声望也会被侵蚀殆尽,而游牧力量则会在经济上获利,日益强大起来,在部落首领的彼此征伐中,最终出现了像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他不仅能率领一帮勇士四处出击,而且还能将形形色色的部落都纳入自己的麾下。在大约两千年时间里,其历史法则一直就是:庞大的中原王朝在国家的核心地带建立起来,并通过强力推进到边疆,建立起游牧和半游牧的相关设施,稳健而又大范围地深入草原地区,并用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摧垮了草原社会,从而形成维持两代或者更久时间的“中华和平”(Pax Sinica)局面。而在对中原边疆数十年逐步入侵之后,同时伴随着部落自身之间以及最高层首领之间的小型战争,出现了游牧力量的大征服。

 

这些情况也远远延伸到中国边疆之外。这些部落的横向移动能力使其能够沿着从中原一直到黑海的各个以农立国、建有城市的国家的整个前沿运动,并找到其中的缺口,一举突破。人们通常会认为成吉思汗的惊人征服仅仅缘于他的军事天才,但更理性地看,他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刚好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1213世纪之交,从中原一直到近东这片区域内,所有文明大国都同时进入了一个王朝兴衰循环的阶段,这就使它们的边疆虚弱不堪,游牧蛮族得以趁机闯入。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将讨论的重心从作为一个类型的中国边疆史转向对整个历史中边疆特征的比较研究。要进行这种必要的比较,就必须超越单个作家对相关素材的有限使用能力。历史学家需要处理那些多语种资料,因此,单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社会和政治组成单位的看法就受到了语言的限制。通过对有限资料的分析解读,他自然就会对他所关注的领域的特殊性加以强调。考古学家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所处理的手工艺品,不仅不受语言的限制,而且可以通过功能的相似性而非语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而水到渠成地对社会加以分类。他们的作品从使用工具和产生器物的手工艺层面上阐明了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本质,因此,就为后来史书中所记载的社会产品的占有与分配方式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某些方面,与文字可考的历史相比,那些古代世界文明共同体的起源在史前史上要清晰得多,这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有些主题却十分明显。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古代文明世界重重设防的北部边疆之间,存在着一条联系纽带。最古老的边墙出现在伊朗地区。[17]西罗马帝国在不列颠以及莱茵-多瑙河畔的边墙所面对的是森林、高地和草地部落,而不是草原游牧力量。在那些罗马帝国、希腊和中国境外部族的横向活动中,森林部落与草原部落之间互动模式究竟如何,仍然无法知晓。在匈奴王阿提拉(Attila)之后的混融现象就值得加以关注。在伊朗-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世界,地理与社会类型比起西罗马或者中国边疆的情况要混乱得多,其中的一个主要现象就是,草原游牧力量不仅在北部被排除在外,而且还被围困在那些文明所能波及到的沙漠、半沙漠、草原以及高地国家。在这里,就有必要对那些被排斥和被接纳的游牧民之间的区别、相似之处以及偶然互动情况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18]

 

然而,除了那些区别之外,在所有这些边疆史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19]比如在中国,其军事进攻能力所及的范围要超过征服及合并能力的范围。统一的民事行政范围要超过经济融合的范围。北部边疆,也就是那块企图将夷狄排除出去的地区,也是这样的一个边界;在这之外,那些同样开垦的地段及相关城市和设施无法并入这个国家;国家所接纳的那些千篇一律的贡品在种类上没什么变化,而且在运输中也花费不多,此外,贸易活动也远离中心区域,尽管也会带进来一些商品,但整个国家的财富正被耗尽。

 

很明显,罗马的莱茵-多瑙河边界(limes)是如何符合这一领土范围的,即,它之所以以此为界,是因为在经济上能够将地中海和黑海的廉价水路运输整合起来——可以说,在更宏大的层面上,它们是罗马人的长江和大运河的结合体。运输经济的重要性在罗马帝国之后日耳曼人向斯拉夫人的东进过程中凸显无疑,在那里,问题不仅仅在于军事优势,更在于通过利用河流和波罗的海的港口,逐步发展出将征服领土从经济上加以融合的能力。[20]这标志着从一个排他性的古代边疆向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新边疆的转变。

 

早在前一阶段结束之前,一个新历史时代的先兆标志常常就早已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始于8世纪的维京人看成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者。他们最早(至少在西方世界如此)放弃沿海航行而深入大洋,同时也最早将航海活动跟陆上活动结合起来。随着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活动,其范围都大为扩展。欧洲人如今已经拥有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武器装备,对付他们在亚洲、非洲或者美洲的对手可谓绰绰有余,此外,他们的船只已能运载大宗货物。最初,他们运回黄金、珍品和奢侈品,但不久之后,他们开始将原材料和半成品运回欧洲的工厂作坊进行加工,进而将其投入贸易领域。工业经济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金银供应量的增加,增进了现成而又易于转换的资本的数量。大宗货物的运输将商品贸易的数额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原料供应量的增长刺激了机器的发明。

 

其结果,就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边疆,即海外边疆,其类型或许可以以多种方式加以划分。一方面,一个欧洲国家可能会声称拥有一块几乎荒无人烟,或者没有形成强大国家的部族所居住的土地,例如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巴西、阿根廷、南非、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些地区成了一个新边疆,也就是说,它必须奋起抵抗欧洲竞争者。其趋势则是用来自声索国的殖民者移居此地,有时候也会用被捕获或买卖的奴隶来充实这片土地。除了奴隶制被作为一种新制度引入,以及阻止将制造业发展的重商主义理论付诸实施之外,这类殖民地成为统治国家的原材料供应者,这些殖民地将会复制殖民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在另一方面,一个欧洲国家可以征服一个已具有高度文明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全部或一部分,比如在印度和中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征服者一开始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统治阶级,随后则采取这样一种维持两方面差别的制度:其一是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之间的社会差别,其二则是被征服国家与统治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别。诸如,从一开始就避免引进工业这种先进生产方式;后来,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引入了一种比统治国家要低一个层次的生产方式,这样一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就仍然维持着一种差别。

 

在这两类海外领土中,边疆史的旧规则之一仍然有效:与地理与物质条件相比,新边疆的形成更多地取决于创造这种边疆的民众的文化动力与冲击力。确实,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多地掌控物质环境。在20世纪以前,中原与蒙古地区无法融为一体,这是因为中原社会无法在不改变其经济活动和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在非农业地区确立起来,而要是转变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制度的话,就不再是原先的汉人了;但到了20世纪,由于铁路、汽车和航空运输的发展,随着蒙古地区的工业采矿业的发展以及蒙古畜牧产品和中原农产品的工业化过程的推进,这两个社会作为彼此互补的组成部分,融合为一个更大、更为一体化的社会共同体。

 

然而,那些没有多少历史的社会似乎自然而然地会强调他们自身社会的特殊性,以此来弥补他们历史短暂的缺憾。在美国,特纳(F. J. Turner)创立了一个边疆理论学派(其影响波及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类似国家),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说: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它的前半部历史可以说是对自由土地拓殖过程中边疆的推进史,边疆活动的大环境对形成一个整体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1]他被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称为“并非研究边疆的历史学家……而是站在边疆的制高点上研究整个美国的历史学家”。[22]

 

在一篇令所有边疆史学者关注的文章中,特纳十分推崇边疆环境中出现的边疆人(frontiersmen)的生活方式,因为文中所描述的身处矛盾境地的“边疆民众”(man of the border),也能在中国的长城边疆、俄国的哥萨克边疆、日耳曼人跟斯拉夫人的边疆那里找到:

 

移民受到荒野完全的控制。在荒野里发现移民的人穿欧洲的服装,拥有欧洲的工业,运用欧洲的工具,表现欧洲的旅行方式和思想。他从火车车厢里出来,钻进一条桦皮船里。他脱下了文明的外衣,穿上打猎的衬衫和鹿皮靴……要不了多久,他就习惯于种植玉蜀黍,用一根尖木棍犁地了;他叫喊厮杀,也剥人的头皮,跟地道的印第安人没什么两样。一句话,边疆的环境首先对这个移民的人来说,影响是太大了……渐渐地,他改变了荒野,但是改变的结果不是变成旧欧洲,也不单单是日耳曼根源式的发展,哪怕从最初的现象来看,它也不是一种仅仅恢复日耳曼标志的情形。事实是,这里形成了一种新的产品,那是美国的产物。[23]

 

但是,这种有限的讨论并没有坚持下去。特纳批判性地指出:

 

“我国早期的历史是研究欧洲根源在美国环境中得到发展的问题。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过分关注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对于美国本身的因素却注意得十分不够”,[24]但是不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美国因素”(American factors),从英国移民到来的那一刻起,就阻止了北美部分地区在机制上发展成为英国的复制品呢?他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当英国人带着他们的文化与社会包裹登上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已经抛弃了一部分;在他们所抛弃的那些东西中,就包含了那些更多地跟王权密切相关而不是跟英国复杂制度的遗存相关的世袭式的、贵族化的、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体制。英国本身就已经开始从一个由拥有大片土地的贵族绅士所统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最初商业化的,后来又逐步工业化的社会,但由于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这种转变过程非常缓慢。而美国人,由于他们不受那些既有机制的束缚,能够轻装上阵,同时也要拜新移居边疆上的自由土地和丰富的原始资源所赐,使他们一旦摆脱了殖民枷锁之后,能够跟英国人齐头并进,甚至比英国发展得更快。这就能从大致上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直到如今仍然非常类似,但同时又彼此区别。

 

特纳实际上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但他也明确指出,他是反过来看问题的。在很大程度上,当他思考的时候,他注意到了边疆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他也真正发现了社会对边疆所造成的影响。他反过来又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实,即,他对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美洲边疆只是浮光掠影而已。(他确实提到,当英国人占据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加以开垦的时候,法国人正在旁边的加拿大跟印第安人做生意)这也就是为什么西班牙和法国在美洲的边疆(尤其是加拿大的边疆,在地理位置上紧挨着新英格兰地区)没有形成一个跟美国相似的社会——很明显,除了魁北克以西的加拿大西部之外,英国人会在此定居?除了远赴美洲的西班牙人、法国人文化动力和影响方面的不同之外,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能充分阐释这些巨大的不同之处?他们在土地所有制上的显著差别,也能够进一步解释法属美洲、英属美洲和西属美洲之间的不同之处。

 

这些问题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过往的历史,更涉及将来。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开启了一个边疆史的新阶段。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形成了一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疆是能够将那些彼此在程度上有所差异的同类社会区分开来的边疆。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疆,跟苏联-中国-东欧国家集团各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在类型上是不同的。此外还有第三类边疆,印度是典型代表,或许可以说,这种类型的边疆具有成为与其他两类都不相同的边疆的内在潜力。

 

美国-西方和苏联-中国-东方集团之间的边疆,并不属于长城类型的边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种将经济与社会组织结合起来的体系,这种体系有接纳整个世界的能力,并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全面包容性的领域(orbis terrarum)。印度类型看来并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来接收整个世界,但它确实有能力将其他两个集团分开,而假如它能相当长时间这样做的话,也许可能会有一个磨练的过程,进而使不同但又互为组成部分的世界融为一个整体。

 

在这样构成的世界里,边疆、边疆接触以及跨境交流都是至关重要的。

 

 

 


 

[1] 这是拉铁摩尔边疆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之一,该文以全球史的视野,分析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的边疆类型、边疆结构和边疆比较研究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然,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拉铁摩尔的这篇文章中的某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尽正确,还望读者能够明辨。本译文英文文本名为“The Frontier in History”,选自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469-491。该文在19559月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CISH)上发表,并收入《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集》(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 Scienze Storiche)(佛罗伦萨,1956)。本文为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度校级自主科研项目——《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概念的范型与流变》(立项编号:2015MDQN03)的阶段性成果。

 
 
 

[2] 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边疆研究、中亚研究以及海外民族志(侧重内陆亚洲地区),译有《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巴菲尔德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著有《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 

 

 

 

 

 
 
 

[3] 中世纪法国南部的一种方言,后发展为普罗旺斯语。——译者注

 
 
 

[4] 关于草原游牧社会的众多文化起源,以及对一些部族在体型方面所体现出的多样性的论述,主要基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中的发现,参见鲁金科:《斯基泰时期戈尔诺阿尔泰居民的文化》(S. I. Rudenko, Kultura naseleniya gornogo Altaya v skifskoe vrenya)(莫斯科-列宁格勒,1953)。其年代可能从公元前8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

 
 
 

[5] 在李希霍芬19世纪70年代对内蒙古高原边缘地带的叙述中,就生动地展现了这种“自养化”(eutopotrophism)的一个近代例子,这时,运输经济还没有因为铁路建设而发生革命性转变。在各种土地之间、农耕与畜牧之间,汉人和蒙古人之间的边疆是彼此一一对应的。汉人一路推进,并沿着高原边缘前行,只有到了“斑驳的黄土地带……才从沟壑底部向山脊顶部四散开来。很奇怪的是,在穿越了数座山峦之后,当登上最后一座山峰峰顶后极目远眺,掩映眼前的是一片巨大辽阔的草原,绵延起伏。在边界线上,矗立着最后一个汉人村庄;后面则是点缀着蒙古包的大草原。”他接着描述了草原的地质状况:“在火山高原上,总的来说,水流汇集在浅盆地当中,并在此蒸发。所有分解的产物都沉淀在这一高原内部的山谷和盆地中,[不会流向海洋],而且,尽管气候干冷,但还是能够为蒙古人的生计提供丰富的草木植被。”他还叙述了从高原下来直到汉人垦殖地区的“非常明显的”反差:“在看惯了几天到处都是孤零零蒙古营地的辽阔大草原之后……不经意间……在高原的边缘处,俯瞰铜牛关(Tungniukwan)这片辽阔盆地,出现了大量散落的村庄……尽管这些村庄只是坐落在离高原边缘250英尺低的地方,但它们的河水流向大海,其底部是花岗岩。这些汉人居民……数年前就已经从更下边的地方迁居到这个山谷,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习俗、工业和农业工具,以及他们的商业精神。”参见《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Baron Von Richthofen’s Letters [to the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第2版,(上海,1903年,1914年北京重印),第119-120页。(从1869年底开始,李希霍芬得到上海西商会(Committee of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提供的在华旅行4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用英文写出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煤矿资源的报告,所以从第五次考察开始,他在旅行间歇时间及时地将所见所闻以信件的形式用英文写出,寄给了上海西商会,后来汇集成册,名为《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Baron Richthofen's Letters1870-1872,又译为《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关于此书的详细论述,可参见郭双林、董习:《李希霍芬与<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译者注)

 
 
 

[6] 这种分析被戴闻达J. J. L. Duyvendak)在他的《中国的万里长城》(De grote Chinese muur)(他曾任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院长,1953年)中所采纳,并引用了我所著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纽约,1951年第2版)第348361页的内容。(该书中译本见[]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7] 在北美地区北部,野火鸡这一物种要生存下去的话,每只需要大约1200英亩的土地。参见《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54116日,第11版,第4栏。

 
 
 

[8] 西藏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而非真正的例外。其整体文化并不是印度式的,在宗教方面,西藏人也对印度佛教作了彻底改革。

 
 
 

[9] 是中国旧行政区划的省份之一,19142月划出,19289月正式建省,1955730日撤销。省会承德市。位于目前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 现包括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内蒙的赤峰地区、辽宁的朝阳、阜新地区。——译者注

 
 
 

[10] 这一主题正是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Chi Ch’ao-T’ing,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伦敦,1936)这一意义深远的前瞻性研究的题目。(中译本参见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译者注)

 
 
 

[11] 这在邵甫所著的《中国土壤地理》(James Thorp, Geography of the soils of China)(南京,1936)第430-432页中有生动叙述。

 
 
 

[12] 这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式解释,即,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一定可以在每个文化历史的特定时期发现。这种原则的武断应用导致写出来的历史很糟糕。因此,吉谢列夫的《西伯利亚南部的古代历史》(S. V. Kiselev, Drevnyaya istoriya yuzhnoi Sibiri)(莫斯科,1951年第2版)(这是本有价值的书,尽管在细节方面需加批判)第309页对匈奴与汉朝(这是边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之间关系的讨论作了介绍,认为在汉朝早期,中原的奴隶制就已经“渗透到小规模经济单位当中”。为加以佐证,他引用了著名的美国权威学者韦慕庭《中国西汉时期的奴隶制》(C. Martin Wilbur,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206 B. C. – A. D. 25)一文的内容,见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出版的《人类学系列》(Anthropological Series)第34卷(芝加哥,1943),第206页。但提到的引用页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别的地方也无法支持吉谢列夫的看法。恰恰相反,在第177页,韦慕庭指出,这些数字可以用于计算,但“既无科学性,也不怎么具有历史性,……而……只能模模糊糊地说明总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受奴役。可能不足1%”。在第241页,他指出,中原奴隶制跟希腊奴隶制相比,可以说截然不同……尤其是跟西汉同时期的罗马奴隶制相比的话,而两种文明之间的类比已经从很多其他角度探究过”。为了对不同之处加以论述,韦慕庭在第245-246页认为,强迫劳役(corvée)与奴隶制(slavery)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文化选择”之一。我自己的尝试性结论跟韦慕庭相近。要确立所有文化中社会史的完全一致的沿革阶段的话,就会使思维过于僵化。我们更可能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各个阶段在功能上相同,但在机制上却并不一致。我倾向于认为,农业的集约化可能是中原类型的农耕奴隶与租佃农户之间的关键不同之处。拥有了那些肥沃的灌溉土地,地主就可以使农民争相充当自己的佃户,以便从收成中抽取相应份额,并迫使那些佃户在田地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而这,对于那些监管成群成对农耕奴隶的监工来说是难以做到的。

 
 
 

[13] 在中国边疆,究竟效忠哪一方并不是由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在5世纪,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参加了一个觐见阿提拉的东罗马使团,他在匈人(Hun)领地上遇到了一个希腊人,这个希腊人之前曾是一名富商,后来成为匈人的阶下囚。他成为一位匈人首领的奴隶。不管是对罗马边疆,还是对中国边疆来说,他在主人命令之下参战,以获取战利品,最终以此赎取自由之身。“他与其当一个费米拉孔城的富商,更愿意与匈人生活在一起。现在,他告诉这位历史学家,他如果还生活在东罗马帝国的话,他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他说,在战争时代,由于军事首领昏庸无能,大批罗马人死去……然而,在那些财富法则破坏者手下,赋税无度、民众无助,和平会比战争更卑鄙、更悲惨。”换句话说,在那些时代,蛮族的“法律与秩序”比起文明的所谓“法律与秩序”更胜一筹。而作为文明的外交代表,普里斯库斯该怎么回答呢?它“几乎都由哲学思想上令人无法相信的虚幻和学究式短语构成。他说,形成罗马性格的那些人都是明智、友善的。其中的一些人将成为法律的捍卫者,一些人将会成为拿起武器的战士,有些人将会投身农业生产以养活那些保卫他们的人,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等等。一位汉人官员也会跟一个投奔匈奴的汉人说这样的话。参见汤普森:《阿提拉与匈人的历史》(E. A. Thompson, 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牛津,1948),第185-186页。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情况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蛮族就很容易借助罗马帝国或中华帝国之手来对抗他们自己的亲属。

 
 
 

[14] 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F. J. Teggart, 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uman events)(伯克利,1939)。(中译本可参见[]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译者注)

 
 
 

[15] 吉谢列夫前引书,第313页。在重要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文献中,吉谢列夫所引用的则是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柏林,1910),该书中隐含着类似的假设。

 
 
 

[16] 参见拉铁摩尔前引书,尤其是第340页以后的内容。

 
 
 

[17]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W. Barthold, Histoire des Turcs d’ Asie centrale),由丹思基斯(M. Donskis)译为法文,遗憾的是原来的脚注没有翻译(巴黎,1945)(中译本为:[]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译者注);摩尔根:《波斯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J. de Morgan, Mission scientifique en Perse)(巴黎,1896),第四部分,第 128页,引自阿尔纳:《土库曼草原及其古迹》(T. J. Arne, “La steppe turcomane et ses antiquités”),载《斯文·赫定七秩纪念文集》(Hyllningsskrift tillagnad Sven Hedin)(斯德哥尔摩,1935)(我很遗憾没有查到原文);格拉多科维奇:《中亚地区的古代农业》(V. F. Gaidukevich, “K istorii drevnego zemledeliya v Srednei Azii”),载《古代历史杂志》(Vestnik drevnei istorii),第3期,第25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马森:《撒马尔罕地区的古代史》(M. E. Masson, “K periodizatiss drevnei istorii Samarkanda”),载上述刊物,第4期,第34页(1950);图尔斯托夫:《古代花剌子模》(S. P. Tolstov, Drevnii Khorezm)(莫斯科,1948)。

 
 
 

[18] 参见拉斐尔•巴泰:《游牧制度,中东与中亚》(Raphael Patai, “Nomadism, Middle Eastern and Central Asian”),载《西南人类学杂志》(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新墨西哥大学,阿尔伯克基,第7辑(1951),第401-414页;以及伊丽莎白·培根:《中亚与西南亚草原游牧制度的类型》(Elizabeth E. Bacon, “Types of pastoral nomadism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Asia”),载同一期刊,第10辑(1950),第44-68页。除了人类学家对游牧制度类型的分类之外,还有必要对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各类游牧制度的多样性及其与众多定居社会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

 
 
 

[19] 由于疏忽,我没有对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史加以评论。但是,至少要提到诸如印加人的边墙及其令人惊叹不已的御道,这些除了有助于军事一体化外,还维系着经济的融合统一。由于缺乏马匹,欧亚类型的草原游牧社会就无法在美洲人那里形成。关于引进马匹的重大意义的权威论著,可参见克拉克·威斯勒《马匹在平原文化发展中的影响》(Clark Wissler, “The influence of the hor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lains culture”)一文,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 S., 16N. 1(兰开斯特,宾夕法尼亚,1914);但是,他的处理方法更多地是人类学的,而非社会学的。他指出:“马匹作为掠夺性战争的一大重要推进因素,扩大了战争的范围与强度”。假如白人骑着仅装备有弓箭的马匹,而印第安人已经驯服了绵羊和北美野牛的话,那么。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就很值得期待。北美辽阔大平原上的一个印第安草原帝国可能会像中原长城以外的匈奴帝国那样迅速崛起。

 
 
 

[20] 开启这类问题讨论的材料可在J·W· 汤普森《封建制德国》(J. W. Thompson, Feudal Germany)(芝加哥,1928)一书中找到,但他对于城市和运输经济只是一笔带过。

 
 
 

[21] 广为引用的是特纳的著名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该文在1893712日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宣读,并收录于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F. J.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1920年版权)(纽约,1945)一书。(中译本可参见特纳著,黄巨兴译,张芝联校:《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载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38页。——译者注)

 
 
 

[22] H·S·马杰:《美国精神:对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思想与性格的阐释》(H. S. Commager, The American mind.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t and character since the 1880’s)(纽黑文,1950), 294页。

 
 
 

[23] 特纳前引书,第3页。(特纳进一步指出:“开初,边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说起来,它是欧洲的边疆。向西移动,这个边疆才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边疆。正像一层一层的堆石是由冰河不断地流过而积成的一样,每一次的边界都在它的后面留下了痕迹,而一旦形成定居地以后,这块地方仍然保有边界的特点。因此,边疆不断向西部推进就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逐渐增长美国特有的特点。因此,研究这一进程,研究在这些情形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以及研究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果,就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译者注)

 
 
 

[24] 特纳前引书,第3页。(特纳还认为,不同于英国传统的美国精神的形塑也离不开边疆。“美国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依靠边疆形成的。粗暴、强健,加上精明、好奇这种特性;头脑既切实际又能独出心裁,想的办法快这种特性;掌握物质一类的东西,手脚灵巧,不过艺术性差,但做出来的东西使人产生伟大有力的感觉这种特性;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这种特性;个人主义突出,为善为恶全力以赴这种特性;同时热爱自由,华而不实这种特性——这一切都是边疆的特性,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有了边疆,别的地方才有的这些特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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