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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海波 清朝外族王朝统治下的中国18世纪盛世  
  作者:傅海波    发布时间:2015-04-1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清朝外族王朝统治下的中国18世纪盛世

 

傅海波(Herbert Franke)著 袁剑译

 

本译文刊发于《国际汉学》2015年第2

 

译者按:本文作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德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学者。他1914年出生于科隆,先后在科隆大学、波恩大学和柏林汉学研究所求学,所学范围涵盖历史学、哲学和法学。他偏重于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论著有:《中国学:东方学第1部(科研报告丛书:人文科学专辑)》(德文标题为Sinologie, Orientalistik I, Wissenschaftliche,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Reihe)等。本文为傅海波、陶德文编:《中华帝国》(Herbert Franke und Rolf Trauzettel Hrsg., 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8)(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d 19)第九章《清朝外族王朝统治下的中国18世纪盛世》(Die Blütezeit Chinas unter der Fremddynastie der Ch’ing (18.Jahrhundert)),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多个角度分析论述了清代中国18世纪的总体状况,并提出了作者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独特论断,对于我们更好地从各方面认识清代中国的整体面貌具有借鉴意义。当然,对于文章论述中的某些判断,相信读者自有明辨。

 

一.满族统治的稳固

 

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在1636年建立大清国号的宣言不仅表述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它还通过官方宣告了一统天下的雄心,这再现了辽、金与元的榜样。但明朝却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国家日渐贫弱,民众纷纷叛乱,官僚机构在无效运行中变得死气沉沉,加之彻底的皇权专制,宫廷自我封闭并在整个社会中孤立起来。鉴于这些客观的情况,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16281644年在位)的角色就显得无足轻重,他自己也未能很好地适应所处的环境。他在各方面完全是一个平庸之辈,多疑的性格使他优柔寡断,并对周围的环境缺乏信任。例如,他在位期间,平均每年罢替六位大臣,并常常用残酷的软硬手段清除他们。他在童年时期经历了母亲之死,这是他父亲一手导致的,这很可能使其形成了多疑的态度。此外还有宦官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军事将领袁崇焕的倒台并于1630年被公开凌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当满洲人进入北京时,明朝的忠民们逃往南方。但他们私下认为他们的群体在一个秘密集团内并没有共同的意识。同时也无法辨别,是否真的有可能存在一个抵抗外族的社会基础。摆在所有汉人上层人士面前的是,与其支持农民领袖李自成,不如与入侵者联合,在那里他们将获得了充分的保证,能够在满洲人底下保全特权。每个明朝的后裔都或多或少地尝试独自达到其目标,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起名立号并大张旗鼓。

在南京,福王朱由崧这位万历帝的侄子[]被推举即位。先前抗击李自成的史可法将军效忠于他,坚守扬州。这个城市一直被坚守到16455月满洲军队围攻为止,史可法战死于此,当地民众遭受了残酷屠杀。朱由崧,在这之前已与满洲人表达了进行谈判的意图,但遭拒绝,此后由于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军事援助,南京很快就不得不投降。

朱聿键(16021646)的政权仅仅维持了一年,它一开始就流亡到福建。由于处境险恶,以及这些皇子自身的问题,可以想见它毫无成功的希望,但他得到明朝的另一位忠臣何腾蛟的辅佐,并降伏了李自成的余部。在朱聿键被俘并处死后,他的兄弟朱聿𨮁越海逃至广东,在那里徒然地建立起新的政权。到1647年年初,广东被一支清军占领,他被迫自杀。在这之前不久,他还必须抵御明朝后裔中大概最有名的朱由榔的军队,这起事件又一次表明,明朝的延续是毫无希望的。朱由榔(16231662),俗称永明王,其之后的桂王头衔更为著名,他在广东肇庆即位,年号永历。当肇庆失守后,他和他的高级官员一直颠沛流离,直到遇见一个叫瞿式耜的基督教徒。1648年,朱由榔成功地从清朝控制下夺取了中国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使清朝在西南无法取得优势。当朱由榔更加倚靠李定国和孙可望这两位将领时,他们彼此间已长期猜疑,相互间陷入公开的争执之中,孙可望最后失败了,之前他被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收为义子,孙可望投降了清军,朱由榔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他的漂泊生涯最后在缅甸终结,在那里,由于吴三桂大军压境,缅甸被迫将他交出,他于1662年被绞死。

吴三桂(16121678[]为清朝征服了陕西、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并且被任命为后两个省份的藩王,并受委托行使对所有文官的控制权,因此他的权力与封建诸侯不相上下。他的控制力实际上还延伸至湖南、四川、陕西和甘肃。与此类似,在广东也具有这种关系,此地由尚可喜驻扎,他从1633年起就为满洲效力,福建则处于耿精忠的管辖之下。可以理解的是,北京对于这些状况的统治感到不安,并且一直在设法消除弊端。它在1673年抓住了机会,当时尚可喜请求朝廷允准其晚年到其家乡辽东终老,他的藩国也一并撤销。这时吴三桂提出了在1667年就已准备好的一份关于允准他辞去所在地区总督位置的同样请求,但在表面上他过去的职位都保留着。他觉得尚可喜的例子对他是一个警告,担心清廷通过这次削藩行动使其失去所有的特权,特别是他后代继承者的特权,于是吴三桂下定决心反叛。他建立“大周”政权,并下令重新采用所有明朝的习俗和礼仪。在福建、广西和四川的一批汉族将领追随于他,与之共进退。起初他们的行动进展顺利,但是在1677年局势发生了逆转,形势逐渐对叛军不利。1678年吴三桂病死,他的侄子吴世璠继位。吴世璠一直坚守到1681年底,最后大势已去,他被迫自杀。对于所有那些当初首鼠两端、没有及时奔赴前线作战的官员,清朝现在毫不留情地予以惩罚。

整个帝国就这样都控制在满州人手中,只是在东南沿海还有一些情况需要解决,这里总是处在从台湾来的经常性袭击的不安之中。1661年,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著名人物郑成功,将荷兰人从(台湾)岛上驱逐了出去,当时他带着大约两万五千人,分乘大约九百艘船只登陆在此登陆。郑成功(16241662)于1645年第一次在福州与朱聿键取得联系,并从那里获得了使用皇族家姓“朱”的权力,因此他也被叫作“国姓爷”(Kuohsingyeh),这个称呼来源于荷兰人所称的“Koxinga”这个词。他于1647年从位于厦门前面的一个小岛反攻并骚扰福建、广东和浙江沿海地区。他从海上采取行动,但是,当他带领大概十万到十七万人的大军(在其中有不少之前明代的官员)一起行动时,陷于圈套,于1658年在南京附近与满洲人进行了一次大战,遭到重创。1662年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于1670年取消甚至断绝了与英国人的商务协定,但之后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一行动。清朝先前准备从长计议,以彻底解决这个作为动乱之源的岛屿的问题。1683年它最终通过一次成功的海战在台湾登陆,台湾因此第一次被中国所统一。

我们先前已讲到,明朝由于自身无法解决的内部问题最终走向灭亡,而满洲人只是扮演了明朝衰亡的审判官角色。李自成也许既没有能力在北京重建有效的行政机构,也没有必要的时间在此整顿,他还得任用原先的官员以获得必要的支持,因此,与整个上层社会一起,主要的关键问题被掩盖了。与满洲人相比,李自成的犹豫不决和他所作的最终决断都表明,他在远没有彻底掌握政治权力时,极少去挽救经济,而归根到底,经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对中国上层观念没有把握和举棋不定方面,吴三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满洲的辽东省份来,与那个地方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但他却无法弄清楚满洲人对当地汉人精英分子是完全没有镇压呢,还是早已彻底清除了,他本可以利用这些心怀不满的汉人,但他宁可自己动手。当他自己决定叛乱时,以私心办事,此外,也准备得太仓促。尽管当时存在一些屈辱性的法规,例如清朝政府刚刚在1645年颁布关于满洲服饰和剃发(留著名的辫子!)的规定,或者是关于通婚的规定,大部分的规定在外族统治阶层那里都能找到,尤其是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吴三桂的权力建立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上,此外,在他军队中还有很大部分是非汉族的云南土著。

但是明朝的内部崩溃并不自然而然就意味着满洲的繁盛,它还远未征服中国。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次将历史转回到努尔哈赤时代。满洲当初的行政结构还没有定型。辽东在金、元朝是在叶赫部落治下,以汉族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到明朝则代之以一种纯军事组织“卫”。在满洲平原定居的汉族农民的影响下,部分通古斯人和蒙古人也逐渐定居下来,他们开始建造房屋并营建带围墙的居住区。[]这些进程中的核心是建州地区,努尔哈赤从中自发地形成一种意识。他头脑非常明智,他将汉族谋士吸引过来,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网络并获得了贵族地位。与远方的对手相比,努尔哈赤在不同蒙古部落占据有利地位。东蒙古相当乐意与他结盟,希望在对抗日益强大的察哈尔蒙古时得到他的保护。[]通古斯部落社会自身主要实行封建制,而他们的氏族只包含较多松散的亲属集团。在部落彼此间的战争中,他们一开始只是减少了封建主的数量,民众维持了他们的地位。最先深入到汉族定居地区的封建体系慢慢遭到破坏,并且由于那些新来的汉族家奴,使他们表面上变得强大起来。但他们领地的迅速扩大却使得通古斯封建制与其传统的组织形式不相匹配。1601年努尔哈赤以汉族的“卫”为模本,[]建立了通常所说的“旗”。他将他的军队划分为牛录(满语“pfeil”,汉语“佐领”)并将这些一起归入四个大的单位,称为“旗”,即——依照旗帜的颜色——黄、白、红和蓝旗。[]他于1615年将这些数量扩大到八个,那些新增单位的旗帜与旧旗的颜色相同,区别在于额外缝上的边缘。每个旗最初规定共有五个支队(甲喇,汉语“参领”),每个甲喇又分成五个牛录。尽管甲喇和牛录的数目逐渐增多,但还是属于八旗。这些八旗所领有的不仅是士兵,而且还有他们的家庭,因此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整个通古斯民族都被编入满洲的相同组织之内。起初八旗首领都是努尔哈赤的皇子,后来则来自皇族。从1651年起皇帝为了增强其专制权力,亲自统领上三旗,并进一步加紧了对八旗的控制:从1626年开始,建立起蒙古牛录,到1635年,这些军队日益增加,又建立起蒙古八旗。在第二年建立起两个汉军旗,到1643年底亦扩充到八个。

军队的数量在17世纪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机密。[]1615年估计有200个左右牛录,1634年有400个(267满洲牛录,100蒙古牛录,33汉军牛录),1644年已经有563个(278120165),而到1735年则达到1155个之多(678207270),到清朝末年,肯定还不止这些数字。在1644年之前,每个牛录统领超过100名骁勇善战的士兵,到1690年,满洲和蒙古牛录中有89名士兵,大多数是骑弓手,而每个汉军牛录只有47个士兵参加装备火器的专门集团。最后还得提一下,在16731681年吴三桂叛乱期间参战的清军约有1620万人。[]

八旗内部的社会分层结构存在差别,每个旗有“内”“外”之分,内旗的成员是家内奴隶(包衣,为满语booi音译,意思是“家里的”)。他们的地位是世袭的。社会学的兴趣点尤其在于汉族的旗人家内奴隶上。他们在皇帝跟前效力,他们能力出众,使其能走公开考试之路。他们经常会从事内务府(例如南京、苏州和杭州的纺织业)的管理和监督工作,从中获得很多特权。汉军旗人处于汉人和他们的满洲主子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获得了先前宦官所取得的位置。[]1644年起,八旗都获得法律的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他们先后获得北京及京外各省条件最好的土地。到17世纪末,八旗对土地的进一步占用才逐渐停止。

为了保持关联性,我们已经对八旗体系的起源及其他问题作了描述,现在转到我们的题目上来。显而易见,八旗早期的中心组织一定限制并瓦解了部落的封建制。为了实现额外的中心控制权,努尔哈赤将他的谋士与儿子划分为四大贝勒(满语“贝勒”,原意为“主人,王子”)和四小贝勒。阿巴亥(即皇太极),作为四大贝勒之一,还正确估计并意识到受到部族传统影响的权力的问题,于1631年依照明朝政府的模式也设置了六部。通过这些方式,最主要的是形成了皇帝之下广阔的权力划分,这最终又强化了专制君主的地位。

满洲对中国统治的起源和建立要在刚才已阐明的发展视角下方能理解。当满洲人进入北京时,不仅他们的社会结构,而且其行政机构与中原政权的情况非常相似,两个社会将有可能融为一体。因为这些关系,使得从明朝到清朝的过渡表现得既影响深远,又顺顺利利,在汉族社会深层依旧铭刻着封建结构,只是在某些部分与官僚制相重叠,但并没有被完全吸纳进去。这里特别能在官僚集团的意识方面找到众多话题。出于安全本能,当他们竭力仿效首位明朝统治者的专制制度实践及其政治先例而首次真正成功的时候,满洲皇帝在另一方面还支持宋代正统理学。同样,文臣们现在第一次成为“公仆”(Fürstendienern)。但是这些大臣处在欧洲式专制制度的主要社会层级之下,关键在于,在中国,清朝有明确的政策来构架起残酷外来统治的条件。

 

二.“开明”专制的三大统治者

 

除了这一过程的速度和动力之外,它是如何从通古斯的一个松散部落联盟形成满洲国家,它是否是满洲统治的一个特殊现象?这里一定充满着历史的魅力:当它得到几乎未曾预料到的巨大权力时,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统治者治下,更是取得了其他文明国家伟大君主不可比拟的、望而生畏的成就。努尔哈赤是一个强有力的部落领袖,阿巴亥在他即位时也差不多。年轻但又多病的顺治(1638年出生,16441661年在位)表现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花了很多精力学汉语,他还很聪明,提拔了满洲部落贵族中能干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靠他们的帮助,限制了亲王多尔衮(16121650)的权力。其后,我们进入顺治的第三个儿子以及继承人,即之后以年号康熙知名的玄烨统治阶段,他是一个硬要确信自己与忽必烈汗相埒的统治者,正如努尔哈赤与成吉思汗相埒一样。尽管当人们处于类似的位置时,基本上不会如此声明,这只会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造成麻烦。对满洲人来说,康熙是否因此就是一个机遇?要我们把他看成是一个民族突然萌生的精神的表现,在军事和眼光的狭窄方面,他到那时还只是体现了半野蛮的部落文化?历史学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说服自己,当我们自己在意识生发的形而上的范围内追查并可以说尝试时,历史理性的诡计就被揭开了。在这样的视角下,给我们的印象是,当我们要了解客观意义上的康熙及他的那些继承者时,我们必须了解先前他的汉族意识的表现,他统治角色的形象的汉族性根源。传统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许多大革命(有些以相似的方式陷入纯粹的叛乱中)的历史。在高高在上的儒家学说中,当其颂扬其无所不在的“和谐”时,在社会实践中被毫无疑问地证明是未曾斗争的社会关系的妥协。由此可见,康熙作为统治者的思想实践方式,来自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强化,来自于其对外来统治无意识的和隐然的认同,这将确保他地位的稳固,并正好推迟了这些社会所有问题的解决。

康熙(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精力充沛,他正确预计到他要成功,应归功于他本民族的军事传统。到1699年,他的行动还让近臣深为拜服,当他在杭州巡视时,亲自持弓演练,一展其马上射技。[]在他于1661年被选为皇位继承人时,情况还算有条不紊,当他还是孩子时就已经得过天花,他的父亲正死于天花,因此人们希望他能更为长寿。他很早就表现出力量和活力:1667年,他14岁时亲政,两年后他清除了权势煊赫的鳌拜。一旦觉得哪里有需要,他就有勇气为之: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一些朝臣恭推他为帝国西部、西南和东南部诸藩统治秩序的建基者,康熙将这种情况看作只是暂时的情况。当他因削藩而导致吴三桂及其追随者反叛时,康熙表现得毫不屈服:尽管起初困难重重,他也没有偏离以前所选择的道路,中央的权力始终得以贯彻。

康熙所有行动中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他对各种情况都深谋远虑。这不仅体现在外政方面(我们将在第三节中对此加以综述),同时也体现在其内政中。他将对中国特殊现实的实践性理解与其宽容和远见融合在一起。他精心致力于黄河和大运河的整治工程。依照旧有传统,他在16841705年间六次巡游江南,其间兴致盎然。[11]

运用“宽容”这一术语我们将能解释,我们上面以一些普遍意识力图草草勾勒的尝试得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准则,康熙利用它力求赢得汉族官员的支持。要正确理解的是它只来自于既成事实:也即意味着不是对思想自由的完全放任,而是通过支持保守的儒教,以此控制官僚集团。康熙因此在思想上“有所调整”,他作为一个外来者,适应了中国社会持久存在的状况。他在统治蒙古人和西藏人之外,尤为重视汉人。他提拔学者作为其私人秘书。在他的鼓励下出现了很多文学和艺术作品。早在1679年,他花大力气组织了一个史馆来撰写官方的《明史》。他最后任命一位叫徐乾学(16311694)的学者作为编纂《明史》的主要负责人。我们还准备说一个典型事实,顾炎武不准备对保守的儒教传统加以评论,也不参与这个项目。而他的父亲却相反,这激发起康熙对于传教士的诸多兴趣,但是他(指康熙—译者注)将这些传教士的影响限制在京城,在此地,这些传教士能够被控制住,同时要求他们只将聪明才智放到不会导致思想问题的工作中去,即放到数学、天文和历法领域中。他还熟悉他们的医学技术;1693年法国传教士用来自马来亚的奎宁治好了他的病。从1705年起,康熙与耶稣会传教士的关系大为恶化,但矛头不指向他们,而指向梵蒂冈,当时铎罗(C. M. de Tournon,或译为多罗)法团被派北京,通知耶稣会士在礼仪之争中遵守教皇的命令。

康熙自然不能阻止官僚内部结党营私,但恰好在这些方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意识到要掌控某个作为政治部门的机构,尤其是都察院。1686年擢升御史郭琇(16381715)的事件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1688年,郭绣对负责治河的官员靳辅提出强烈批评,认为当时的黄河危险重重,在此,随着康熙亲自介入此事,他的反应也并就不出乎意料。再回到郭绣,当他参控多位高官的腐败行径时,满洲人明珠被罢官,而他从1671年起就一直是兵部尚书,同时也被认为对汉人非常友好。康熙尽管得依靠勇敢的郭琇,在1689年将其提拔为都察御史,但当有人向康熙参奏郭琇自己时,他也就随之部分收回了他的恩宠,

不用解释,康熙与汉族民众的关系从根源来看相当不错,他对他巡游之中及之后的记录视而不见,而总是与民同乐,当他与底下的省级官员进行几次短暂的闲聊时,并没有说多少话。他的整个行为在这些相互关系中可以肯定是纯政治性的。也许人们能从中看到真实情况,他不遗余力地兴复佛教,也可以看成是对民众的一种迎合。在此,他仿效他父亲顺治,顺治帝首先在16511657年间与为首的耶稣会神甫汤若望进行了一次非常亲密的交流(以致于汤若望甚至希望皇帝皈依基督教),尽管如此,在随后太监和一个叫溪森的和尚的影响下,顺治最后还是彻底皈依了禅宗。

康熙1722年的驾崩始终疑云笼罩。他十五个成年的儿子争当悬而未定的皇位继承人,皇帝在晚年很明显地属意于胤禵(16881755)。有些中国作者声称,胤禛(1678173517231735年在位)为了清除胤禵和他所有剩下的兄弟,利用一个有利时机害死了他的父亲并在政变中夺取了皇位。步军统领隆科多是策划胤禛夺位的一个重要角色,雍正在从1723年到1735年间仔细地将涉及胤禵的文件封锁并清除干净。胤禛有着非同寻常的雄心和嫉妒心,他心怀怨恨并毫不宽容地折磨他的兄弟:例如胤禵在1726年被削夺了其所有的头衔,并被投入监狱,直到皇帝死后才重获自由。雍正还担心尾大不掉,于是就除去了他从前的追随者如隆科多等人。他厌恶腐败,无法忍受批评意见。从主观上看,他的个性显得如此不协调,但是从客观上看,他的政策与他的时代的主要需求相适应,取得了与康熙类似的成就,并在各个方面加以强化和改进。就帝国的内部稳定而言,雍正的意义无可争辩。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的每一个办法都具实效:他通过操控大量的间谍而将大臣们牢牢地控制住;他强化了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在宫中严密控制并监视亲王的一举一动,八旗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他在1729年取消了明朝时建立的内阁的领导地位,而代之以军机处,这一机构主要用来重组财政事务及拟定法令。当还是年轻的亲王时,雍正就已经阅读了很多汉文诗,之后则经常专注于佛教文学。他以敌对的态度对待基督教使团。他命令拆除了很多教堂并驱逐使团。他还命令给予喇嘛教资助。在雍正帝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建立了一个关于宗教问题的小学团,尽管成员几乎都来自于佛教,但中间也有一个道士。他推动了很多佛教著作的重新印刷,同时也出版了他自己的佛教文章。

对于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他治下的高压环境而言,雍正被认为不仅讨厌,而且简直是一个累赘。历史学家得从长时段去评价他的统治,并且也必须对他尽量客观地加以评判,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实情况,雍正在康熙之后的稳定时期再一次恢复了帝国本已破败的经济能量,并为其继承人所开创的盛世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1736年雍正的四子弘历(1711179917361796年在位)以乾隆年号登基。他的父亲已基本将帝国的行政体系梳理清晰,他因此要做的就变得简单许多,继承遗产,梳理最近的财政问题。到皇位更迭时,清朝国库中赢余白银二千四百万盎司。但财富不单靠片面的积蓄措施,而是一种功能性的税收,体现着后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尽管西部拓边行动(对新疆和伊犁地区的军事行动耗费了大约二千三百万盎司白银)中的开支日渐增多,并且在1782年又扩充了六万兵员,这些单独的额外开销每年要三百万盎司白银,但1786年的总赢余还是超过七千万盎司白银。

乾隆表现得胜任其责。他做事勤奋、生活规律,这样他就能够胜任每一个很长的工作日。到后来,当宫廷经常变得越来越奢侈时,他要求严加约束。人们将他的统治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以为首的大臣清晰地标示出来:在鄂尔泰(16801745)和张廷玉(16721755)时期,他一开始有两个老道而干练的重臣辅佐,他们为帝国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之后的于敏中(17141780)时期,这位历任户部和刑部尚书并于1773年起成为军机大臣的官员,在辅佐皇帝时却不幸地成为一位不敢直言的政治家,整个王朝弥漫着阿谀奉承的气氛;第三个阶段最终应该从肆无忌惮的八旗官员和珅(17501799[12]开始,皇帝七十岁之后就陷入这些灾难性的影响中。和珅在甘肃镇压穆斯林民众起事(17811784)的行动中声名狼藉,他为了能多发横财,在此地有意拖延军事行动。这一事件同样也表明,随着清朝的巨大扩张,帝国在吸纳整合外族方面产生了新的问题。早在17351736年间,在汉族行政治理下,云南的苗民就不得不被迫起事,遭残酷镇压。17461749年在四川和西藏的边境地区的土著发动了一次暴动,朝廷调集大军方才镇压下去,在17581759年间,清朝又弹压了新疆穆斯林的第一次叛乱。而清朝在1767年在云南日渐扩大的冲突中遇到了困难,缅甸也参与其中。此外还有内部的反叛,即日后所知的秘密教派“白莲教”。

在乾隆时代,清朝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衰落。由国家财富支撑起来的思想保守的官僚制度日益僵化,经济也就随之陷入停滞。人们可以说,同样的力量,既确保了清代的兴起,也决定它的衰落。这种情况在乾隆时代更是显而易见:他的画作和诗作都很一般,同时,他资助的那些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的才能也很一般。这一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在远处渐渐萌生,他们开始用思想武器去抗击,他们的继承者则将矛头直指清朝。当乾隆皇帝于1796年自愿禅位时——他不想超过他祖父康熙帝61年的统治时间——他将整个帝国留给了他的继承人,同时也在他所有煌煌大业中留下了崩溃的祸根。

 

 

三.1718世纪的汉-满帝国主义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具有的与印度和苏联间的共同边界,同时作为地球上面积第三大的国家,这些都是清朝统治下开疆拓土的结果。它与俄国人对西伯利亚的开拓以及英国人对亚洲的深入几乎同时,这是1718世纪在亚洲内部进行的三个方向的殖民主义。各自的占领情况以及统治方式却非常不同,以致于实际上有助于殖民主义的条件几乎不被当成是像统治扩张的其他一些东西。当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发现这块几乎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而英国人因贸易利益的吸引向印度推进(统治机构是东印度公司,而非王室)时,中国的扩张与军事行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很多方面与喇嘛教以及蒙古问题相互交织。没有17世纪的蒙古部落世界内部发生额意外事件就不能明了中国在内亚所采取的行动,以致于之前终究还要说到13世纪蒙古所创造的欧亚世界历史,只是到了发展的后期,蒙古国家的独立才完全丧失,先前统治世界的蒙古人随之成为满-汉王朝或沙皇俄国的臣民。(可参看《费舍尔世界史》(Fischer Weltgeschichte)第16册,第252270页)

俄国人对东亚的深入使其早晚都会与清朝发生冲突,从17世纪初期起俄国殖民者和猎人在黑龙江地区毗领而居,而这块地区是清朝的发源地。[13]在几次突发事件中,中国皇帝表现出保持北部稳定的意向,但最终也并未施行,是因为当时准噶尔在帝国西北引起了动荡。在康熙皇帝的宫廷中出现了更多的俄国间谍,最终中国人与俄国人签订了条约。中国方面由满洲人索额图主持关于两国边界地点和方位的谈判,在其随员中还有提供口译服务的欧洲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徐日昇(Thomas Pereira)。在168997日(旧历八月二十七)在尼布楚(Nertschinsk)签署了协议,这是在中国皇帝和欧洲统治者之间议定的第一份条约。[14]这份以拉丁文、满文、蒙文、汉文和俄文书写的文件确定了以黑龙江河道和兴安岭作为界线,并禁止任意越境抓捕对方领土上的本国居民。在俄国和中国间的另一个条约于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在其中再次划定了(更确切地说大致地)边界,直到今天,边界走向还是相同的,就是说,沿着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恰克图成为俄-蒙骆驼商队贸易通行区的分界点;在其对面的中国领土上是贸易据点买卖城。每三年允许一支200人的俄国骆驼商队进入中国蒙古,此外俄国人在北京还建立了一个常驻商团以及一座东正教堂。《恰克图条约》确立了两大力量间直到19世纪彼此间势均力敌的关系,直到沙皇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17961855年,18251855年在位)兴起又一波俄国东亚帝国主义时为止。通过这些条约,清朝皇帝在北部边界地区对抗俄国人的形势得以巩固,这些在当初还没有被认为是严重危险。

实质上变得更困难的是与蒙古的对抗和最终的冲突。尽管满州人在其准备入主中原时赢得了东蒙古几个部落的支持。在17世纪,西蒙古表露出建立一个新的蒙古大帝国的雄心壮志。[15]西蒙古的名称从一开始就变化不定,当最后转而谈及准噶尔时,还要补充一下,即准噶尔和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合称西蒙古(厄拉特),准噶尔最初只是这个集团的一部分。西蒙古在16世纪后期有一个转而信仰喇嘛教这一“第二信仰”的过程,和硕特部落从其老据点乌鲁木齐地区向东转移至库库诺尔地区,在固始汗(1656年去世)的有力领导之下获得了西藏达赖喇嘛的世俗保护者的角色。当固始汗成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联合者及保护人时,他也是1652年北京教派首领拜访的一个重要角色。[16]满洲皇帝与喇嘛教等级制的关系必须考虑到蒙古所见及的情况,作为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1640年和硕特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西藏的主人,居于统治地位,不久之后从准噶尔的部落中退出。在噶尔丹(163216441697)治下,准噶尔首先在16781769年时吞并了整个西域并征服了当地的一个伊斯兰小国。噶尔丹利用其巨大成功改善了与西蒙古部落与首领的关系,并提高了其民望与声誉。他随后让他的年轻喇嘛在一个藏传佛教寺院修行。准噶尔的叛乱威胁到了东蒙古的喀尔喀部,因此它受到了满洲皇帝的关注,支援喀尔喀部对抗准噶尔。在蒙古各部之间进行和平斡旋的尝试失败了,噶尔丹在1686年后不久带领他的军队侵入外蒙古。这一袭击迫使喀尔喀部完全倒向清朝,1691年所有的喀尔喀部首领将康熙皇帝视为其摆脱准噶尔的拯救者,而且他们直到王朝灭亡一直忠心顺服。在与准噶尔的战争中,汉-满集团在1696年取得了一次大胜,但是噶尔丹没有投降,而在逃亡中命丧黄泉。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16431727)继续着建立准噶尔大帝国的宏图大业。他统治着整个西域地区,除此之外,还统治着从哈密、西伯利亚南部的一部分以及整个西蒙古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准噶尔插手西藏爆发的内部动荡,并在1717年到1718年间占领了拉萨和其他重要地点。他们因抢掠而引起当地强烈不满,康熙在西藏贵族的支持下加以干涉并于1720年派遣一支远征军从四川开赴西藏以驱逐准噶尔人。中国,或者说清朝对西藏地区采取的首次攻势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皇帝担心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精神领袖之后将陷于准噶尔保护者的控制之下,并且准备影响效忠皇帝的蒙古人与北京朝廷相对抗。一支中原的守备部队留守拉萨。最终控制西藏,但西藏直到于18世纪中叶(1751年)才成为中国皇帝的保护国;中国统治的形式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方式相似。在拉萨的中国官员负责使喇嘛教的中心不受外来统治,此外,并保持这片地区在同时作为世俗和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统治下高度的内部独立。[17]

准噶尔虽在西藏遭到失败,但他们的力量并未减弱,他们在西藏影响力的丧失使其进一步确立对其对面的北部新疆地区的占领。甚至与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发生冲突,这给人以仓猝计划的印象,它们迅速向新疆地区推进。在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他可能是被西藏喇嘛谋杀的)后,1738年清朝和准噶尔间订立了一个临时协议,阿尔泰山脉将成为满-汉政权和准噶尔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准噶尔在内陆亚洲统治地位的结束是在精明强干的策妄阿拉布坦死后陷于瘫痪的继承权之争的结果。他的外孙阿睦尔撒纳(死于1757年)最先联络中国人并从其对手达瓦齐那里夺取了乾隆皇帝梦寐以求的伊犁地区。然而阿睦尔撒纳想要重新从北京那里取得完全的独立,并随之发动反叛。17561757年清军夺回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这样,皇帝就一手控制了准噶尔的核心地区,随之对准噶尔贵族进行了屠杀,并亲下谕旨将准噶尔这一名字勾除,并代之以厄鲁特的称号。在平定准噶尔之后,清军围攻新疆地区并夺取阿克苏、喀什噶尔和莎车。中国于是就重新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这里以军事方式加以管制,“东突厥斯坦”,即“新疆”通过驻扎于伊犁和乌鲁木齐的大臣加以管理。到1884年新疆方才建省。

清朝对准噶尔和新疆的控制,以及18世纪其他军事行动的故事都被生动地传给了后人。在北京宫廷共事的传教士制作了大幅铜版画,将战争的细节场景原原本本地再现出来,并将欧洲制图技术与中国传统人物画相互结合起来。其中的一部分现在收藏于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和收藏室。它们因其细节而成为中国军事问题的一份重要资料。[18]但也许中原人和满洲人的最大军事成就是在西藏东部边疆地区“金川”的军事行动(1776)以及对廓尔喀的战争。廓尔喀军队于1790年侵入西藏南部并劫掠当地的寺院。没过多久,中国就加以反击。以筹画金川之战和镇压台湾起义而声名显赫的满洲将领福康安(1796年去世)率领一支汉-满联军穿越西藏山隘,不仅将廓尔喀军队驱逐出了西藏,而且进逼到尼泊尔山谷。这次战争最终与廓尔喀和解,廓尔喀被迫承诺每五年去北京进贡一次。由此乾隆皇帝不仅加强了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且中国的权力还向延伸至喜马拉雅南部。他获得了一片较之中国历史上先前的统治者更大的领土。对外藩,清朝统治的程度当然有所不同。在蒙古地区,清朝消除了旧有部落和八旗之间的差异,蒙古王公和皇帝之间的一条封建性的和个人化的忠诚纽带在这里成为决定性的要素。在西藏,清朝通过驻藏大臣行使统治权,并通过少量的驻守部队来加以保障,在其内部则高度自治,而此时的新疆则被施以军事统治。中国也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行政方面也是如此,尽管很多权威的文件不仅用官方语言满文和汉文书写,而且还用藩地语言——蒙古文、卡尔梅克文(西蒙古文)、东突厥文(用阿拉伯子母)和藏文书写。清代因此发展出了多种语言的文学,在这下面有很多种语言词典以减轻与殖民地民族书面交流的困难。[19]清朝还将喇嘛教作为西藏和蒙古全民信奉的宗教加以支持。北京准备在17世纪后半叶发展出一个佛教蒙文和藏文印刷活动的重要中心;同样,也资助将佛经从藏文转译为蒙文和满文。所有的措施都使帝国中央和朝廷能利用这联接外界的狭小接口。[20]18世纪末,中国统治着整个东亚和中亚,是世界上的多民族帝国,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上无可争辩的大国。满州人统治下的中华帝国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利玛窦(Matteo Ricci)时代起,欧洲人通过耶稣会和其他使团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大量知识。

 

四.中国的西方印象

 

出生于科隆的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是在明朝灭亡之际留在北京的。早在1644年,他就被摄政王多尔衮恳请用西方基础创造一种新的历法,并在次年将钦天监的主持工作转交给他。1651年清廷准许在北京的传教团建立一座教堂,即通常所说的“南堂”。尽管满洲统治者看到了汤若望的显著成绩,但传教团的形势在之后时好时坏,时常遭受危险,他们在那里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优待。在钦天监,耶稣会士利用严谨科学的方法,能精确地预计日食,其他的钦天监官员为之羡慕而又心生妒忌,特别是伊斯兰学者对汤若望暗施诡计,他在1661年被指控,并被判处死刑,但最终被赦免。他的继任者南怀仁(Flame 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在16681669年间在历法之争中获得成功,他的对手,一个叫杨光先(15971669)的汉族大臣,自从1659年起就与传教士势不两立,终被罢官流放。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天文和历法在中国具有深远意义,远远超出其实际功用。因为中国的宇宙学要求在自然和人世间有一种全面的联系,统治要被认为合法则首先需要和谐,这也正是皇帝个人直接能接触到的。因此也就一点也不奇怪,钦天监一直到大概1827年都在西方人监正的主持之下。在南怀仁之后在那里任职的学者我们至少还能举出几个:闵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16391712),刘松龄(Augustin von Hallerstein,17031774)和安国宁(André Rodriguez,17291796)。

但是这些耶稣会传教士的真正使命,以及后来的圣方济各会(Franziskaner),圣奥斯定会(Augustiner)和圣多明我会(Dominikaner)都没能发挥作用。环境对传教使团来说一点都不乐观:皇帝必须考虑到儒家官员的情况,而佛教信仰则深深扎根于民众中,人们总是在回忆中将之作为例证,用以说明作为思想动力的外来宗教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基督教)最终因为洗礼问题而与一夫多妻制的要求格格不入。传教团最后的没落也直接导致了欧洲对耶稣会教团的攻击,在这中间詹森教派(Jansenists)非常出名,他们反对耶稣会对待忏悔的变通观点。那些对形势有着正确认识的耶稣会传教士容忍儒家礼仪和祖先崇拜,并将之作为借口。当教皇随后禁止教士顺从儒教礼仪后,传教使团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最终,它随着耶稣会的解散(1773)而彻底消失。

耶稣会传教士关于欧洲精神世界的报告却获得了未曾预料到的传播。欧洲对中国的主要发现来自于马可波罗。鲁布鲁东(Wilhelm von Rubruk)在13世纪也已经意识到马可波罗的Cathay(指中国——译者注)和Serika(希腊语Sinai/Serica,指中国,此处为德文拼写形式——译者注)与旧有的希腊源头彼此相同。现在已有一些不一致的材料,一本在1585年由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áles de Mendoza),一个圣多明我会士,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成为一部欧洲的“畅销书”。可以肯定的是,来自耶稣会士观念中的中国新印象完全是最初由利玛窦报告,由金尼阁(Trigault)在17世纪初翻译整理而得到的。在随后出现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只能列举几个:阿塔纳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e)(阿姆斯特丹,1667),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也可译成《关于中华帝国及满蒙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及物产等的记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la Tartarie chinoise)(巴黎1735以及莱布尼茨Leibniz)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temporis illustratura)(1697)。此外还应关注拉莫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ayer)的作品《论异教徒的道德》(De la Vertu des Payens)(1642),他对儒教的第二部分“中国的苏格拉底(指孔子——译者注)”(Socrate de la Chine)的论述试图尽快到达这样的目标:让黎塞留(Richelieu)在这次争斗中为反对詹森教派提供支持。在18世纪获得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对启蒙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那些儒家官员和学者的理想化想象深深地印入欧洲思想之中。从中国文明中得出的观念被掺入了一个乌托邦的因素,影响了启蒙运动的自然法则。这只是一个虚假的悖论,历史精神视野的拓展和全球史的启发并不源于历史本身的需要,而是在形象化中作为《新约圣经》中某些人的模范表现而发展出的《旧约圣经》事件,终归暗含着积极进取的人类普遍的道德体系,以及自然和理性彼此融合。显然,这些与之平行的本该反历史的观点,无时无刻都在被努力引导着。儒家中的人物被与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保罗相互比较,并且还将伏羲的神皇形象与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或者玛土撒拉(Methusalem)的父亲以诺(Henoch)相比。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发现中国泛灵论学者的一个亲属有着斯宾诺沙(Spinozas)的思想,而莱布尼茨认为其二进制与《易经》的卦象至少有内在的关联。但关键的是,莱布尼茨、伏尔泰(Voltaire)和其他很多人强调中国道德体系的实践意义。

对中国诸如瓷器、漆器、刺绣工艺、建筑以及园艺对艺术的多方面影响,我们这里无法述及。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农学上有重要启发性的理论来自中国,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从尚未完全弄清楚的中国农业体系的观念中获得。人们也不会忘记,欧洲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那些与莱布尼茨紧密联系的思想,是在中国孕育的。总之,人们或许会说,中国影响了18世纪欧洲思想史的发展,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也正是这一时期开始对中国现实有了异议。紧接着,就是在欧洲作为中国发展的表现而被赞美的类似于儒家官僚制度的功能,早就失去了其在中国的进步性角色,并成为其现代化发展中的障碍。[21]

 

五.行政、经济和社会

 

满洲人基本上继承了那些先前已运作的行政机构。他们对其进行了少量的修改,使之与基础结构相适应,同时,在一个中国王朝中也很难取消其他的机构,因此整个官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

1729年建立的军机处[22]是主管部门,内阁的最重要的功能转移到它的手中,随后强化了逐渐失去的重要性,并形成半是总理机构、半是档案部门的格局。军机处的建立源于雍正皇帝保密的需要。灵感来自于对军事行动的筹备,为了应对甘肃和硕特接连不断的侵扰的需要,皇帝也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小的指挥部以便进行决策,所以军机处的位置也被置于内廷。军机大臣每天一起被召见,他们准备所有的军事和民政基本问题,总是由总领大臣出面。他们被皇帝单独委派,1729年雍正任命了三位军机大臣,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平均有五到六位,满汉各占一半。还任命有人数相等的秘书职位(起初是十人,乾隆时为十六人,1799年后增至三十二人)。

都察院保留它原先的职能,它甚至被期望能制衡军机处的权力。统治者直接领导的六部也依原样保留着,但增设了一个新的被称为蒙古事务衙门的殖民部(理藩院),此外还主管西藏和喇嘛教上层人物事宜,并始终由旗人负责。就基本原则而言,在总体行政中满汉混杂,尽管如此,满洲人的特权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注意到,在1668年禁止汉人移居满洲,而且此地的三省(黑龙江、吉林和奉天)被排除在一般的省级行政结构之外,但同样也与纯粹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蒙古和西藏不同。狭义上的清帝国领土被分为18省。在其最上面每省有一名巡抚,同时还有一位管理军政事务的总督,大多数总督同时管理两省,有些管理三省。他们一般会在军事和民政方面仔细地加以区分。

在八旗军队之外,清朝还建立起一支人数在60万到70万之间的强大的汉人省级部队,被称为“绿营”,更多地充当警察力量的角色,主要负责控制内部骚乱,但在必要时也在居民中履行缉捕职能。

在机构重建中,满洲人从明朝全盘继承了科举制度。每个在当地通过初级考试的人获得秀才头衔。这些最底层的读书人也被称为生员,其中最优秀的作为贡生参加特别考试并因此得到读书资助。每隔三年的冬天进行乡试,考取者称举人,这些人有机会在来年春天参加会试以获得进士的最高学位。但是在平均数千名参考者中,录取比例很小。每一考试年份允许大概250300人及第。以下为进士的总数:1655401位进士,1673138位,1685169位,1703104位,1822210[23]18世纪没留下资料[24])。1689年有106名出自于三代中已有一个或几个进士的家族。成功者大多数还来自清朝东南部,且他们当中只有极少部分是旗人,这些人一般没必要参加这类考试。与值守军机处的汉族进士相比,满人一般只有五分之一。在剩下的中央机构中情况也一样。旗人最常见的是以“异途”得利,尽管为官的可能性根本无法与汉人相比。下等文官头衔的捐例也是官方批准的。进士关系到什么,这是满洲的一个有意识的控制措施,它保持如此小的比例,使得这个特殊社会中的大量落榜生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在考试中碰运气。在现有的社会流动性中出现的恶化现象是最有意思的:它并不意味着考试制度的彻底弱化,而只是声誉上的损失。职业工作的成绩并没有提供几乎具有同样价值的替代品。在儒家的特殊关系中重新明确地表示出来的是:这里没有尝试进行持久地进行改革。卡尔文教派与中间阶层的联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完全没有的。

在总体性的经济问题中,尤其是清朝财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学习的例子,在清朝后期,其经济始终是政治经济。从1683年开始的税收体制,在帝国安定之后,只有当把它看作是对待汉族的安抚政治的一部分时,才能被真正理解。不言而喻,这里还有着那些曾导致明朝的倾覆与战争的困境。清统治者首先取缔了服务业,并对荒地免征赋税;此外确定税率,不再超过1570年的额度。遇到灾年,就会持续降低税额,在1683年后通过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到1711年总计超过一亿盎司白银!)。康熙在1712年将丁赋冻结在1711年数据基础上,与人口增长脱钩。但直到雍正时期,赋税体系才发生关键的变化。1727年,清朝在明代一条鞭法之后又将丁赋和地赋融合在一起,成为所谓的地丁银。在其中,丁赋比重估计占地赋水平的大约10%到20%,无地的农民从税赋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脱。粮食的完纳也得以变通执行。通过现金交易的偿还方式也促进了农民的手工业经济。对于税收官员随意要求抬高金额这一传统的弊端,雍正用两种办法加以应对:他提高了官员的薪水(一位总督每年能拿到一万到两万盎司白银),并将陋规合法化为“耗羡”,他以此对哄抬税额的行为规定了最高界线。这一方式不仅取得了成效,而且官员自己原先也未曾注意到要负担那些经常作为“礼物”孝敬的额外支出。雍正额外增设了一个规范化的会计体系,让他极为信任的同父异母弟、怡亲王允祥(16861730)主管。

雍正朝的国家总财政,到那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尽管带有明显的雍正时代的烙印,但是与乾隆朝农民奋力反抗其正统官僚制度的情况相比,当时的农民还始终甘愿忍受着统治者的盘剥,有时则以神圣的儒家道德借口消极怠工。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忽视雍正时期的体系从建立之初就存在着的问题,政治上的紧张使得社会压力无处释放。清朝总是提防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大改动,它们重新摸索处理地面上的财产关系而不再改变对土地既有政策,在这之后直到1685年一直在给旗民圈地。一位叫顾琮的干练大臣在1743年上奏,要求每家占地最高以3000亩为限,但没有得到回应。帝国的新君主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权力互相勾结,并从旧有的土地占有者那里巧取豪夺。大地产在南方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动乱和16401683年的战争使得这种土地集中进程再次顺利进行。[25]相比之下,在北方,由于明代开始的大迁居,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小块农地,而到十九世纪初期土地则越来越集中。从乾隆朝后期起,农民开始出现暴动,经常至少将减轻地租作为公开宣称的目标,而在南部水稻种植区则开始了一场严重的革命性震动。随着土地被快速地自由收购,导致了价格的增长。在1644年一亩地只值23盎司白银,1736年后,人们得花20盎司才能买到。还要注意到,供私人支配使用的农业面积几乎没有扩大(在18世纪后半叶估计不足八百万顷),因此对内亚草原地区的占领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从农产品的价格曲线来看,是一条尽管不是同样走向,但却不可阻挡的上升线。中国最终总体发展的巨大意义在于人口的快速增长:1741年中国总计有143411559人,而到1800年则为295273311人。[26]18世纪期间,相当部分的财富集中在商人的手中。清朝统一台湾后,东南沿海的港口重新开放,到1685年已经在广东所谓的粤海关监督(Hoppo)的督察之下设置了海关机构。只是在那里,直到1757年才允许与国外进行海外贸易。对中国方面来说还有限制,只有很少的一些富商被允许作为国外贸易参与者(1745年起)。最终于1760年新建起名为“公行”的垄断组织。在欧洲商人中,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冲在前面,他们在关键时刻由东印度公司代为行事。在贸易利益的驱动下,1793年马嘎尔尼率领一个著名的英国使团到达中国,还受到了皇帝的接见,但是在回国时没有带回任何皇帝的口头承诺。[27]

海外贸易自然还是无法与国内贸易相比。在广东的外贸关税每年收入大约65万盎司白银,而内贸税额整整高达四百万盎司。国内贸易经常会间接地改变整个地区的国民经济。到十八世纪初期,广东大米紧缺,那里越来越多的种植甘蔗、烟草、麻、水果树等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很多省份(甘肃、陕西、四川、湖南、山东、直隶等)引进的烟草种植业,必须由国家加以部分限制。在另一方面,清朝从一开始就鼓励棉花种植。高额利润使安徽盐商的巨大财富在中国这段时期简直家喻户晓。随着众多行会屋舍建立起来,其日渐增长的声望以及商业意识得以明显展现。

 

六.传统文化的盛世

 

清朝统治下的官方印象完全以理学为标志表现出来。蒙古人在1314世纪还尚未尝试从内部掌握儒教,满洲人通过不懈努力将传统融入到经典著作中。我们甚至能大致地说,理学其实是清代的一个发明。它成为当时皇权专制的支柱,并借此建立起稳固的控制。八股文限制了学理性的思考,从内容上看变得一文不值。理学提供了与宋学的形而上学术语同样的内容空间。随着以后的文学考试中八股文盛行,再无法指望从候选者那里得到形式上或者内容上的自由抒发,只是熟练的在圈子里作些长而无当的空话,并能用毫无瑕疵的书法写出文章而已。

这些迂腐的学究受到了晚明最杰出的人物如王夫之和黄宗羲的批评。所有人都将感谢这些1718世纪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贡献者,那才够称为“人”,他们坚定站在异端一旁并经常与当局发生冲突。书院不仅是科学和哲学进步的中心,也是政治反对派的中心。教育的另一个重心是家境富有及自由的男子,他们也能成为聪明的考试候选人(他们的才华经常并不是最差的)。当时出现了社团,可以将之看作是文学沙龙,还有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资助私人方式。这些地方总是最为活跃的,这里有着巨大的财富,催发着个人的闲情逸致,也促进了文化教育,最突出的是长江下游地区,此地在清代经济观念上最具活力。相比之下,首都北京在经济上是一块需要财政补贴的地区,在思想领域则部分受着既有的停滞性的影响,部分则受到皇帝的专门资助。

当人们能够从1718世纪所有思想者的基本趋向看出一种反传统主义时,为了让复杂多变的官僚机构和宫廷不去找碴,他们有时就只得掩盖他们的想法。重要的是表现出对传统制度的批判并进行科学形式的评价。自由并不表现在自然科学上,而是通过体现为对僵化传统的反抗形式体现出来。在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在清代还几乎不能展现独立的效用。这里也有一些明显过时的西方知识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传播过来,这一点也被中国学者所公认。人们任用手艺精湛的和博学的耶稣会传教士作为技术-科学专家,就像他们今天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技术助手一样,两者区别不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局,就像耶稣会地图集(Jesuiten-Atlas[28]一样,这是中外通力合作的结果,但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成绩居于首要地位。人们所从事的本国科学表现在诸如音韵学、训诂学、文学与史学批评等原则问题上。考证学正是这样,反传统主义的冲动从中生发,同时,语文学的大多数著作也从中而来,从它那里还维系着当今东西方的汉学。科学的文本研究将因此采取措施对抗官定哲学的干涉。顾炎武(16131682)可以被看作是这些思潮的鼻祖。他的《日知录》中包含着大量从批评笔记到经典、历史著作以及制度方面的内容。一部从经济战略性的观点撰写的国家地理学著作证明顾炎武还是一个对经济关系的敏锐叙述者。对音韵学的主要贡献也应归功于他。之后的作者甚至还运用语文学的方法对儒家传统的主要部分进行仔细检查。阎若璩(16361704)认为《书经》这部经典流传久远之后有些部分有讹误。胡渭(16331714)揭开了在理学的臆测的形而上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宇宙学简图“河图”和“洛书”的真相,他认为这并不怎么古老,而只是宋代初年的作品。另一部著作《周礼》的内容也受到质疑,也就是说,经万斯大(16331683)考证,它并不是能从中吸取传统的出自于周代初年的“宪法文件”,而充其量只在周代末年才出现。从这里到对那些最古老传世著作的普遍质疑完全只是一步之遥。崔述(17401816)对神圣的始皇帝在未来发展上的成就作了详尽的说明,他发现当帝王传说第一次在文学中出现时,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晚,其表现出的原始帝王就越早。马伯乐(Maspero)和夏伦(Haloun)的现代研究结果则是对这一发现的逻辑延续。对那些作为圣典的不少书目进行研究时,还必须关注戴震(17241777),他是位广博的学者,以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名世。章学诚(17381801[29]无疑是十八世纪的原创思想者之一。章学诚在其官场生涯中成绩平平,但他的著述却影响深远。他主张在方法方面进行彻底革新,例如,他是最先在其著作中放弃从对朝代的老一套划分的中国人之一。他开创了一门以思想史为指向的目录学;他还在他的著作中给予思想发展史以叙述空间。他批评考据学沉聚于语文学的小结裹中,正走向危机。对他来说,语文学只是一种工具,他利用它加深对历史问题的精神思考。

还很难弄清楚中国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目录学的研究和整理。在清代,当很多私人和官方的大规模图书馆和图书业处于盛世之时,出版了大量丛书,有很多被认为没什么价值或者极少有作品值得发掘。碑铭的编纂也深有意义,一些石刻被刊行,很多广为使用的一手的历史资料也得以刊行。这一时代的类书和百科全书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提供了了个人语文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此类巨大行动当然不会单独而缓慢地完成,它们的完成应归功于官方有组织的团队工作。所有在皇家机构效力的学者都尽心尽力地编纂大型作品《图书集成》,这是一部对知识分类编纂的类书,共有一万卷。康熙时期还编纂了《康熙字典》和以韵部编排的《佩文韵府》。乾隆皇帝较之先辈更胜一筹。他自认为是赞助者,还不知疲倦地从事诗文和书法创作,并在艺术方面资助薄弱的学术研究。在他统治时期进行了对文化的全面整理,当然,口头文学和佛教、道教的宗教文学被排除在外。不仅使用皇家图书馆的现有藏书,而且还利用了手抄孤本类书《永乐大典》,还特别参考了省藏和私家图书,很多藏书者为了获得荣誉,将其所藏珍本图书献给皇家图书馆。从1773年到1782年进行的这一行动,在纪昀(17241805)的主持下,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有所成就的官员参与其中,官员们尽管位高权重,但具讽刺意义的是,学者们对其不屑一顾。当丛书最后完成时,收录了超过一万种著作,其中大约三千四百种呈请皇帝原原本本地复制下来;对剩下的则制作总目提要。丛书的名称是《四库全书》。它的两百章到今天还是研究汉学书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书。纂书行动当然不只具有学术意义。通过这一行动同时还进行了一次文化审判,专门搜检那些看起来对清廷有害的,首先是那些忠于明朝的人的著作,但也搜检之外的持有异端思想的著作。[30]在这过程中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在一个具有理学特色的僵化正统并杂有警察手段的儒教观念团体中去搜刮更多的皇权专制。

当皇家图书馆将口头文学拒之门外时,它也就因此失去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在1661年被处死的异见者金圣叹,他将小说《水浒传》以及剧本《西厢记》毫无顾忌地与屈原、庄子、杜甫和司马迁并列,意图也是要由自己进一步发展文学批评。在18世纪出现了一部继承明代小说伟大传统的续篇——《红楼梦》,它是一部建立在个人经历之上的家庭史,一部中国的《布登勃洛克一家》[31],同样具有真实的细节描绘与心理刻画的特点。有很大差别的另一类作品是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它是一部讽刺小说,有时与斯威夫特[32]一样讽刺那些无能的和不通世故的书呆子。表达对当时社会很多方面的不满也是李汝珍(17631828?)写作《镜花缘》的动因。这部小说假托传说的材料批评社会,并从全方面对中国社会中女性备受歧视的现象加以抨击。在清代剧作家中特别要提到李渔(16111680?),他自己长期带着他的剧团四处奔走,在剧本之外还创作小说,并对日常生活中经历的问题进行风趣的讨论。在很多方面他与袁枚(17161798)类似。[33]袁枚是一个典型的风流才子,终其一生,同时也在其文章中都有着“性灵”般的与众不同的气质,他自己对儒家道德也因此深表怀疑,他的目标是要让女性也享有高等的教育,一些年轻女性聚集到他周围,他跟她们一起推敲诗文。在文学作品的传统类别中,袁枚以其博学多识,用古典诗文的笔法写成了充满才智和魅力的鲜活的中短篇小说和轶事,这就是他的《子不语》。提到中短篇小说,蒲松龄(16401715)也是声名显赫。他的《聊斋志异》以其所听到的鬼魂、奇事和浪漫爱情故事而成为中国文学中被翻译得最多的著作。[34]他以大众语言在他家乡山东所创作的诗歌不是很出名。

清代的绘画艺术完全不愿承认对西方,并且部分的也是对数十年前日本的附庸风雅,更不会回溯到宋代风格。在绘画中也可能有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伟大成就,但首先要归功于17世纪后期的天才僧人画家八大山人、石涛和石溪[35]。他们自发创作的画作对中国典型的绘画天才来说是极好的学术作品,为皇宫所收藏。有影响的贡献还在于18世纪向“文人画”的转变,这将元代后期发展起来的风尚引领到一个新高度。清代的手工业首先以不可思议的技术令陶瓷表现出艺术的完美。康熙时代的青花瓷也被整船整船地出口到欧洲,在那里不仅促进了瓷器的新发展,而且还影响了代夫特[36]的制瓷业风格。我们试图弄清楚在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清代中国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说是行进在凝固而乏味的羊肠小道上。在皇权专制主义影响下取得的成就则更保守,并且参差不齐,精神和艺术创作虽则种类繁多,但是与社会相比,作为一个古老传统的继承者,这些价值已经受到怀疑,而能从这些怀疑中得到什么,是否对未来有所助益,还不得而知。对现存事务的多方面批判不会带来绝然相反的思路;其社会相比,中国的思想观念,已经稍有微恙,要在治疗时加以诊治。[37]

 

译者:袁剑,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

 



[] 要了解清代所有著名的人物,可参见恒慕义(A. W. Hummel)编:《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2册,华盛顿,19431944

[] 关于吴三桂及其叛乱可见郝爱礼(E. Hauer):《吴三桂将军》(General Wu San-kuei),收录于《亚洲专刊》(Asia Major1927年第4期,第563611页;海西西(E. Haenisch):《吴三桂叛乱》(Der Aufstand des Wu San-kuei),收录于《通报》(T’ oung Pao1913年第14期,第1130页。

[] 参照和田清(S.Wada):《关于满洲王朝创建者太祖崛起的一些问题》(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ise of T’ai-tsu, the founder of Manchu Dynasty),收录于《东洋文库欧文纪要》(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oyo Bunko1957年第16期,第3573页。

[] 参考拉铁摩尔(O. Lattimore):《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第二版),纽约,1951年,第129页。

[] 参照梅谷(F. Michael):《满洲统治的起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重印版),纽约,1965年,第6279页。

[] 对八旗军队的创建的论述见梅辉立(W. F. Mayers):《中国的政府》(The Chinese Government)(第三版),上海,1897年,第5563页。另见布兰内特(H. S .Brunnert)和黑格尔斯托姆(V. V. Hagelstrom):《当代中国的政治组织》(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上海,1912年,第323336页。

[] 下列所示数目参见房兆楹(C. Y. Fang):《估计早期满洲军队数量的一种方法》(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收录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50年第13期,第192215页。

[] 参考房兆楹(L.S.Yang)上引书,第201页图表。

[] 参见史景迁(J. D. Spence):《曹寅和康熙皇帝》(Ts’ao Yin and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纽黑文-伦敦,1966年,第17页。

[] 参见史景迁上引书,第130页图表。

[11] 康熙南巡可参考史景迁上引书,第124165页有详尽的描述。

[12] 关于和珅及其在清宫中的地位,可见倪德卫(D. S. Nivison):《和珅和他的控告者:十八世纪的思想意识与政治行为》(Ho-shen and his accuser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收录于倪德卫(D. S. Nivison)、芮沃寿(A. F. Wright)编:《行动中的儒教》(Confucianism in Action),斯坦福,1959年,第209243页。

[13] 对关于中俄早期关系的总结性的巨著首推巴德利(J. F. Baddeley):《俄国、蒙古、中国》(Russia, Mongolia, China),2册,伦敦,1919年。以及加恩(G. Cahen):《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巴黎,1912年。

[14] 关于尼布楚条约缔结时流传下来的文稿问题,见福彻斯(W. Fuchs):《1689年俄中尼布楚条约:一个文本评述的研究》(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Nertschinsk vom Jahre 1689. Eine textkritische Betrachtung),收录于《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19404,第2期,第546591页。

[15] 古恒(M. Courant)的著作《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L’Asie central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Empire Kalmouk ou Empire Mantchou?)(里昂-巴黎,1912年)作为对此事的总结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本书主要利用中文资料。对准噶尔及西蒙古的早期历史和谱系问题,伯希和(P. Pelliot)在为巴德利的著作而发表的一份评论集《卡尔梅克史评注》(Notes Critiques d’Histoirs Kalmouke)(2册,巴黎,1960年)中提供了很多材料。(该书中译本可见:[]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评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译者注)

[16] 对于达赖喇嘛在北京的访问,均见于柔克义(W. W. Rockhill):《拉萨的达赖喇嘛和满清皇帝的关系,16441908》(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收录于《通报》(T’oung Pao1910年第11期,第1104页,并可见傅海波(H. Franke):《源于1651年的北京黄寺三体文字》(Die dreisprachige Gründungsinschrift des »Gelben Tempels« zu Peking aus dem Jahre 1651),收录于《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1964年第114期,第391412页,另《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1965年第115期,第222226页。

[17] 对中原人进入西藏的当今权威性的著作是伯戴克(L. Petech):《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原与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莱顿,1950年。另见同作者的《18世纪西藏历史评述》(Notes on Tibetan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收录于《通报》(T’oung Pao1966年第52期,第261292页(不仅利用了汉文资料,也利用了藏文资料)。在克拉夫特(E. Kraft):《18世纪的准噶尔战争》(Zum Dsungarenkrieg im 18. Jahrhundert)(莱比锡,1953年)一书中提供了有价值的满洲资料。

[18] 具体的铜版画可见福彻斯(W. Fuchs):《作为历史资料的1765年来自于突厥斯坦的战争图》(Die Schlachtenbilder aus Turkestan von 1765 als historische Quelle),收录于《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19394月,第1期,第116124页。在同一期第85115页还有方立中神父(J. van den Brandt)和杜伯秋(A. dubosq)的文章:《作为乾隆战胜图的一份满文秘密材料》(Un manuscrit inédit des »Conquêtes de K’ien-long« )。

[19] 关于1718世纪的多语言文学的发掘工作,海尼士(E. Haenisch)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参见《〈汉-阿尔泰研究〉中的书目:海尼士八十寿辰纪念文集》(die Bibliographie in Studia Sino-Altaica, Festschrift für E.Haenisch zum 80. Geburtstag),威斯巴登,1961年,第311页。

[20] 基础是海西西(W. Heissig)的著作:《北京的蒙文喇嘛教印刷品》(Die Pekinger lamaistischen Blockdrucke in mongolischer Sprache),威斯巴登,1954年。

[21] 关于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理解可参见利奇温(A. Reichwein):《中国和欧洲:18世纪的思想和艺术关系》(China und Europa, Geistige und Künstlerische Beziehungen im 18. Jahrhundert),柏林,1923年。罗波坦(A. H. Rowbotham):《儒教在17世纪欧洲的影响》(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收录于《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45年第4期,第224242页。

[22] 内阁的历史、组织和功能可详参何国樑(A. K. L. Ho):《清代的军机处》(The Grand Council in the Ch’ing Dynasty),收录于《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52年第11期,第167182页。

[23] 所引数字参考何炳棣(P. T. Ho):《帝制中国内成功的阶梯,社会流动性的视角:13681911》(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纽约-伦敦,1962年,第112页图表。

[24] 原文如此——译者注。

[25] 参看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 to 1953),麻省剑桥,1959年,第220页图表。

[26] 所引数字参考何炳棣上引书,第281页。

[27] 对这次出使行动,马嘎尔尼和使节团其他成员所作的详尽描述可参见克莱姆·宾(J. L. Cranmer-Byng)编:《对中国的一次出使:在17931794年对乾隆皇帝的出使行动中的马嘎尔尼日记》(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伦敦,1962。以及小斯当东(G.L.Staunton):《对大不列颠国王派向中国皇帝的使团的一次真实的叙述》(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册,伦敦,1797年。

[28] 典范性的著作是福彻斯(W. Fuchs):《康熙时代的耶稣会地图集》(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北京,1943年。译者注:此应指《康熙皇舆全图》。

[29] 参照倪德卫(D. S. Nivison):《章学诚的生活和思想(17381801)》(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1738-1801)),斯坦福,1966。以及戴密微(P. Demiéville):《章学诚及其历史叙述》(Chang Hsü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收录于比斯利(W. G. Beasley)和蒲立本(E. G. Pulleyblank)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伦敦,1961年,第167185页。

[30] 关于此问题的权威性著作是富路德(L.C.Goodrich):《乾隆朝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巴尔的摩,1935年。

[31]《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早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社会地位和道德等方面的衰落和瓦解,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市民社会灭亡的必然趋势——译者注。

[32]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18世纪英国著名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33] 关于他可参看韦莱(A.Waley)所著的同样有趣的学术书籍:《袁枚:18世纪的中国诗人》(Yüan Mei: 18th Century Chinese Poet),伦敦,1956年。

[34] 对于清代的小说文学应特别参看艾伯华(W. Eberhard):《1719世纪的中国小说:一个社会学调查》(Die chinesische Novelle des 17.-19. Jahrhundert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阿斯科纳,1948

[35] 即常称的髡残(1612—约1692),俗姓刘,字石谿,一字介丘。号白秃、石道人、电住道人、残道者、天壤残道者,湖南常德人。中国明末清初画家,与石涛、弘仁、朱耷并称“清四僧”——译者注。

[36] Delf,荷兰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37] 类似叙述可参见巴拉兹(E. Balazs):《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伦敦,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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